金刚经讲义发挥般若要旨，既详且尽，又复旁通诸大乘经。其指导学者观照法门，不第禅宗之向上，净宗之一心，皆有所阐发而已。其尤具法眼，发前人所未发者。而居士独判为至圆极顿之教，即使是为常人所忽略者，居士辄能发明其胜义！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般若经大部六百卷之一卷，文约而义精，喻为金中之刚，良有以也。六百卷文，汪洋浩瀚。而本书发挥般若要旨，既详且尽，又复旁通诸大乘经。其指导学者观照法门，不第禅宗之向上，净宗之一心，皆有所阐发而已。其尤具法眼，发前人所未发!

序一

序二

例言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附录一江味农居士传

附录二《金刚经》校勘记

附录三《<金刚经>校正本》跋

校勘说明

台宗判本经为通、别兼圆，贤宗则判属始教，亦通于圆，皆不免拘牵名言，与经中义趣，未尽吻合也。今欲判定本经教相若何，不得不先明本经之义趣。

佛说此经，盖以开众生本具之如来智慧觉性，而复其本来面目者也．正是绍隆佛种．传授心印之无上甚深法宝。即此一点，已足证明其为至圆极顿之教法矣。至圆极顿，故所谓通、别，所谓始、终之义，无不摄尽。安得见其有通、始等义，遂拘牵文字，颠倒其说，谓其兼圆、通圆乎?

本经主旨，惟在“无住”，无住即是不著；不著，所以破我见也。何以故?我见即是妄想执著故。以如来智慧觉性，为我见所障。今欲显性，必除其障。故惟一主旨，在于无住以破我也。夫智障不并立，将欲开显智慧觉性，固在破除我见之障。然开、破一贯．能破便是能开，能开便是能破。然则此智云何为开耶?前已言之，发同体之大悲是已。悲智双具，即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

此心是同体悲，故广修布施六度，以灭度所有众生，同证如来智慧觉性，而不著空。证如来智慧觉性，即是入无余涅桀也。此心是理体智，故虽度众生人无余涅桨，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而不著有。不著有，无相也；不著空，无不相也。无相无不相，正如来智慧觉性之真实相也。故本经启口即明此义，且明明示之日：“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此约空、有二边不著言也。一有所著，则我见存，一无所著，则我见破矣。

盖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是无我、人等相也。实无灭度，则虽广行六度法，而无法想，是无法相也。虽实无灭度，而度之不休，是亦无非法相也。无我、人等相者，无人我见也。法与非法皆无，无法我见也。换言之，无我、人等相，所谓我空；无法相，所谓法空；亦无非法相，所谓空空，亦日“重空”——此约一空到底言也。

由是观之，本经之空，是并空亦空，所谓一空到底。一空到底，即是双遮二边、双照二边，所谓空有不著，圆之至矣。岂可以但观于空之始教，相提并论乎?而观开经所言，是三空之义，一时并具，亦即一修一切修，又岂先修从假人空，次修从空出假，隔别不融之别教义乎?且一空到底，二边不著，所谓离一切相也。必离一切相，方为发菩提心，而离一切相，则名诸佛矣。

盖空、有一切相既离，则心清净。心清净，则实相生。实相生，即是无明我见破，而真如法身现，故日“则名诸佛”，故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不但圆极，亦顿极矣。

夫离一切相，为发无上菩提心者，以其遮照同时，宛合中道也。乃至菩提心亦不著，是则中亦不立矣。乃至日：“一切法皆是佛法。”所谓一切法者，亦复“即非”而“是名”，此正台宗所说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至极圆融之义也。而日如来者，即诸法如义。又日：“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此又贤宗所明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至极圆融之义也。全经所说，皆是此至圆极顿之义，乃判日“兼乎圆”，“通于圆”，一若经义有不尽圆者，何耶?

总之，全经之义，莫非阐发圆顿之无住，但前半多约境遣著。境者，一切相也，六尘、六根、六识，乃至空、有、双亦、双非．皆摄在内。故前半之义，可简言以括之日：“一切皆非，于相不取。”因不取，故皆非也。皆非而不取，则无明我见破，而观照般若之正智，焕然大明矣!

P31-32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晚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击与太平天国的起义冲击下，各种内忧外患的矛盾加剧。处于如此的“衰世”与“乱世”之中，富国强兵、救亡图存，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旋律．有识之士纷纷锐意改革，出现了“中体西用”的洋务派、君主立宪的维新派、以暴制暴的革命派、保皇复辟的复古派。这时期，无论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无不竞相研究佛理，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佛教专家、学者、法师、居士。佛学的出世超越与入世济渡的两方面都对当时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取向产生了巨大影响，佛学不仅作为个人出世超越的方法，也成为大众救世普渡的途径。佛学博大精深的哲学理论给他们提供了精神支柱与思想源泉，他们无不希望从佛学里寻找思想的出路与救世的良策，这种思潮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相当有代表性的趋势与现象。

作为这场佛学复兴运动的奠基者，杨仁山当时认识到，就“目前世界论之．支那之衰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在西欧各国旅居多年的杨仁山认为，“泰西各国振兴之法，均有两端．一日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通商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设有人焉，欲以宗教传入各国，当以何为先?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无悖者，莫如佛教”。他提出“佛教渐兴，新学日盛，世出世法，相辅而行，僧道无虚縻之产，国家得补助之益，于变法中寓不变之意，酌古准今，宜情宜理”!在这里，杨仁山把佛教作为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了!

中国从秦汉以来，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家鼎立又会通融合的格局态势。近一百多年来，正是西方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但却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几千年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杨仁山生活的时代正是“西学”大举传入的时代，而同时佛教的衰颓之势日益明显，杨仁山认为，“我国佛教衰坏久矣，若不及时整顿．不但贻笑邻邦，亦恐为本国权势所夺”!指出“盖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弛，以至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西来的旨，无处问津矣”!特别是“近代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隳坏之时”。正是由于杨仁山对晚清佛教的各种弊端现状的深刻观察分析，激发了他改革振兴佛教的热切愿望。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者，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作为近代佛学复兴之父的杨仁山主要开展了刊刻经籍、重兴义学、办学教育活动，先后有太虚、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高鹤年、梅光羲、谢无量、欧阳渐等人从杨仁山修学佛法，其中颇多当时政界、学界、教界一流英才。

因此，在杨仁山的带动下，中国近现代佛学复兴中逐渐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人物，他们是以太虚、虚云、弘一、谛闲、印光、能海等为代表的出家高僧，以欧阳渐、韩清净、江味农、高鹤年、蒋维乔、丁福保、梅光羲、杨度等为代表的在家居士，以章太炎、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汤用彤、胡适、陈垣等为代表的学者专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批对当时与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学术文化名著，它们以其丰富的内涵、睿智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惟其如此，历代关于大师及其名著的编印层出不穷，成为我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突出的现象。我们今天重新阅读这些大师的各类佛学名著，有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二十世纪近现代社会的这一特殊的社会思潮的形态与动向，对瞻望二十一世纪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与教益。

                    本书编委会

                    二零零六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