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篇章，大部分都曾在国内的下列报刊发表或转载过：《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新华文摘》、《人民日报》、《文汇报》、《苏州大学学报》、《中文自学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从二十世纪的经济状况与文化背景切入，探讨古典文学向新文学转化的根源与契机。构想新颖，独辟蹊径，能道人之所未道，发人之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从二十世纪的经济状况与文化背景切入，探讨古典文学向新文学转化的根源与契机。构想新颖，独辟蹊径，能道人之所未道，发人之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

前言

序

缘起

上编——经济篇

一、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文学兴盛的契机

二、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

三、社会形态的嬗变与文学主题的流向

四、文体革命的要求与艺术形式的创新

中编——文化篇

一、“五四”时期现代文化心理的觉醒

二、对现代文明的反拨与民粹主义思潮

三、大后方文学：五四精神的全面萎缩

四、延安文学：农民文化的时代选择

下编——人才篇

一、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读者群体的转变

二、现代与古代不同的作家队伍状况

三、“五四”和新时期两代作家的知识构成

余绪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确是自《诗经》以来我国数千年漫长的文学历史中极其特殊的一个文学阶段。近代新闻、出版业的兴盛，使文学传播手段大大提高；1905年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新教育”在改变着人才培养方式的同时，也大大地扩展了作者队伍与读者群体；稿费制度的确立，使作家的精神产品可以直接转化为生活资料，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拥有了真正意义_上的职业作家……这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根本区别于传统文学的地方。如何来观照这些特殊的文学现象?并如何使自己的研究能够建立起与这一时期文学崭新的有机联系?一切偏重于文学本体研究的批评方法与体系，诸如精神分析方法、原型(神话)批评方法、形式主义、语义符号学、结构主义、诠释学，等等，都可能会偏执于一端而不能全面地作出评价。因为它需要回答的是一个“它是为何产生并如何生成”的问题，而不是对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个文学流派进行的具体研究。这自然就需要一个涵盖面极广、并能真正体现与这一时期文学存在对应关系的分析视点与研究手段。

在这里，率先在西方兴起的文艺社会学极具启迪意义。法国当代评论家埃斯卡皮认为：“一方面是文学的专业化，另一方面是文学的广为传播，两者在1800年前后达到了临界点。正是在这时，文学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尺度。”埃斯卡皮是在评价著名文艺社会学家斯达尔夫人时说这番话的。在1800年，斯达尔夫人出版了《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一书，首次尝试把文学与社会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做系统的研究，被誉为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专门论述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巨著。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知识的专门化促使科学和技术活动逐渐脱离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学的范围缩小。然而同时，由于印刷术的改进，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文盲的逐渐减少，从前作为一小批文人贵族所垄断的特权的文学变成了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文学成为提高广大民众智力水准的手段。正是在这样大的社会背景下，将作家当做职业的人来研究，将文学作品当做传播方式来研究，将读者当做文化商品的消费者来研究——这种在人们传统的眼中颇有渎圣之嫌的研究方法，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成为一种必需的工作。继斯达尔夫人之后，特别是自法国哲学家孔德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创立实证社会学以来，文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展深入。在不断完善着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相当准确地映现出了西方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文学面目与文学流派。

P2-3

1992年，这本小书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由于当时在大陆没有公开发行，因而经常有朋友来电索要或当面垂询。

前不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来上海。席间，他对我说道：“你那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还有吗?我正在准备写一篇有关《丛刊》百期纪念文章，你那篇谈稿费制度的文章是国内第一篇从外部关系研究现代文学的论文，想参考一下。”我赧然地摇摇头，答道：“都是十几年前出版的了，哪里还会有?”见他失望的样子，我又补充道：“前几年我在国内出了本《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内容上有些相同之处。”后来，我将广西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寄给了他。不过，严格说来，这两本书是完全不同的。

也是在前不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勇先生打来电话，说他有位博士研究生正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与发生问题，从网上搜索到我在台湾出版的这本小书，但到处寻找都无法获得，问我能否给他寄上一本。我和刘勇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前几年在俄罗斯进行学术考察时同居一室，相谈甚欢，似乎理应满足他的要求。但面对手中绝无仅有的一本样书，最后也只是给他寄了一本《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敷衍塞责。

说起来，最先向我索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的，应该是现任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领头人的刘纳女士。那是1992年，拙著刚刚在台湾出版，我为了在大陆有些反响，于是便将《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一章试着投诸《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并起了个副标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之一”。没过多久就收到了素昧平生的刘纳女士的来信。她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信的一段是这样的：

今天拜读了大作《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丛刊》编辑部送来稿件的审稿单上，董炳月对大作大加赞赏，并用红笔画了个很大的五星以作让我注意的记号，我还感到莫名其妙。但读过之后，便完全理解了他的红五星。我读了两遍，并且琢磨了好一会儿。您所说“他们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忽视了当时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与职业作家大量产生这一根本的社会基础”，也包括我以前所写的一些东西。大作不但有说服力，而且有震撼力，许久以来，读文章没有这样的感觉了。不知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什么时候能见书，我非常想得到一本，当然，是买……

刘纳女士自谦地说“想买”，不过当时自己是个穷书生，除了少许样书之外，我并没有到台湾业强出版社去购书，因而当时并没有给她赠书请她指正，这是非常抱歉且惭愧的事情。——这次大陆版出版后，当首先给她寄上一本，以了却我这长长十五年来的一块“心病”。

当然，也还是有一些大陆学者看到了这本小书。广东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修己先生在1999年第6期《文学评论》发表的一篇《拐弯道上的思考——二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点随想》一文中，认为近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有一种“向外拐弯”的趋向，并且认为“这是现代文学研究继续前行的新潮流，并且反映了思维方式的变化”，同时将拙著列为“成果初显”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承蒙黄先生的厚爱，在他受教育部委托重新修订《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教材时，主动邀请我承担《“前五四”文学》一章的撰写工作。现在这部教材已经出版，作为面向二十世纪的教材一种，受到了众多高校中文系师生的欢迎。

或许有人会问，当初这部拙著为什么不在大陆出版而是选择了台湾?或者，也有人这样说，既然拙著受到了较多的关注与肯定，为什么不早点就拿回大陆出版，而让它成了一本不易寻找的书?其实这里面也还有些原委。

当时我写作这部拙著时刚刚三十岁，在学校里还只是一个区区讲师，在学术著作出版极其艰难的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要想独立出版专著显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记得是在1991年秋天，台湾业强出版社社长陈春雄先生到苏州来游玩(当时我在苏州大学任教，2003年才调入复旦大学)。见面是在竹辉饭店，我隐约表达了有一部专著试图在台湾出版的愿望，因为学术著作海峡两岸都难以畅销，当时陈社长只是含糊其辞，没有明确答应。第二天，我陪他去宜兴旅游，当时苏南一带还没有高速公路，在途经崎岖、弯曲的无锡太湖边“八道湾”时，颠簸的车辆使平常本来就晕车的我终于支持不住，在车辆里吐了个七晕八素。不过，考虑到陈社长是第一次到江南来游览，我还是打起兴致，满面笑容地给他讲述无锡太湖、锡山的传说，以及宜兴茶壶的种种知识与掌故。

晚上回到苏州，出乎意料的，陈社长主动对我说：“把书稿给我，几个月就出版!”我先是一愣，后是开心地笑了起来。他看着我说：“你不简单。晕车、呕吐已经很难受了，然而，你还能回过身来笑着给我讲话。”隔了一阵，他又补充了一句：“大陆版最好晚几年出版，否则，我的台湾版就不好卖了。”在当时，大陆的书很便宜，如果出口到台湾，对他肯定是个冲击。

1992年4月，业强出版社非常守信地将拙著出版了出来；而我，后来似乎也有好几次打算将拙著在大陆出版的机会与冲动。不过，我都控制住了。对于豪爽、义气的陈社长来说，我这十五年的守候是值得的，也是应该的。

非常感谢郑纳新先生的诚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的业绩与口碑，常常地打动了我，让我再次萌发了将这部拙著在大陆出版的兴趣。

为真实记录下我青年时代在学术上的足迹乃至难免的粗糙与轻狂，除了个别校对中的错别字外，在内容上不作任何的改动，是非、得失就全赖读者诸君的判别与指正了。

栾梅健

2006年5月12日于上海复旦大学

还是在1987年烟花三月的扬州，由潘旭澜、叶子铭、曾华鹏、许志英、芮和师、李关元和我的导师范伯群共七位先生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对我的硕士论文《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流变》进行了答辩。在答辩评语中，记得有这么一句：“如能着力揭示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流变的原因，可能会使这一课题更富理论与实践意义。”这话给我启发，也给我鼓励。其后不久，我便着手加工、修改，于是便有了现在这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这里面的篇章，大部分都曾在国内的下列报刊发表或转载过：《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新华文摘》、《人民日报》、《文汇报》、《苏州大学学报》、《中文自学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对于这些相识或不相识的编辑，首先应该致上我的谢意。

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我的导师范伯群教授给了我最大的影响。除了传授给我许多知识和宝贵经验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培养了我的学术气度与胸襟。作为刚刚踏入文学之门的青年，在最初写作时，常常拣一些偏僻的、不为研究者所普遍注目的论题，生怕在凑热闹时贻笑于大方之家。师从范先生之后，在他的亲身感召与不断鼓励之下，逐渐鼓起了勇气，敢于在权威结论与学术权威面前独自发挥自己的识见，表现自己的想法。如果说这本拙著还有些新意的话，那么深层的原因，便是我从范先生那里学来的学术勇气与魄力的结果。

就性格而言，我可能属于热情、好动的一类。因而，在与同样热情的贾植芳先生一见之后，我们便成了忘年之交。尽管年龄相差近半个世纪，然而在一起时我们却总有谈不完的话题。1989年，在苏州大学召开的全国现代文学理事会临结束时，会务组人员三番五次要给他归还房间钥匙，他都执意不肯，而是一定要坚持交到我的手里。我也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非常宝贵的东西。这次，他又为我的这部拙著奋笔作序，并多溢美之词。他这种奖掖后进的精神，更让我感到可亲、可敬。

业强出版社社长陈春雄先生不计利润，积极扶持学术著作出版的“义举”，令我非常感动。陈信元总编辑和陈思和先生也都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如果没有他们真诚的帮助，拙著肯定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版。

一代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顿使本书增色不少。这是需要特意致上谢忱的。

当然，还应该非常感谢我的太太朱静宇女士。如果没有她对家务的辛勤操劳，我将会失去从事学术研究的良好心境。这部拙著的出版，也可以算作对她辛勤操劳的一点点报答。

栾梅健

1992年1月26日于苏州大学东吴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