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讲述了一位年轻的法国少女寻求爱情的故事。作者塑造了一个叛逆的——往往被视为不道德的——女性，她不遵守社会既定的游戏规则，不愿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试图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她不肯认同为财产和门第所支配的婚姻制度，不信任男子在女性面前表现的虚假礼貌和殷勤；她希望深入到男性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真实面貌，于是她女扮男装，外出闯荡……

主人公莫班小姐出身富贵人家，父母相继去世。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她仍然对男人一无所知。她隐约感到男人在女人面前和在男人之间表现得不一样，她想在真正了解男人之后再把自己的心奉献。于是，她穿上男装开始游历，以男人的身份观察男人，以两种眼光、两个自我去看待世上的男人和女人，——为了找到理想中的男子。途中她遇到了罗赛特和诗人达尔贝特，一次独特的感情经历，莫班小姐收获了一份独特的感情体验，更收获了一份独特的发现，同时她本人也代表了女性中一种独特的对待自己、对待生活、对待情感的行为方式。

作者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亲爱的朋友，你抱怨我写信太少，可你要我写些什么呢？无非是说我身体健康，一如既往对你满怀友情。这些你早就知道了。在我这样的年龄，以你这样的资质，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让人从四百公里之外送去一张毫无新意的可怜纸片岂不有点可笑。我想要搜寻值得向你报告的事情，可惜什么也找不到。我的生活是世界上最平淡的，没有任何事物来打破它的单调乏味。日复一日，用不着以预言家自诩，我也敢在早晨预言晚上的事情。

我一天的安排如下：起床，不用说，这是一天的开始；早餐，习剑，外出，回家，晚餐，访友或阅读；然后像前晚一样准时就寝；没有新事物的刺激，入睡后也只能做令人起腻的旧梦，和现实生活一样单调平庸：你知道，这不怎么解闷。不过，和六个月以前相比，我已较适应这里的生活。我厌倦，这是事实，但以一种平静且顺从的态度，此中不乏某种程度的惬意，我愿将它喻为秋天的暗淡与柔和。夏季的炎热过后，人们可以从中寻得一种神秘的魅力。

这里的生活，虽说我表面上已经接受，却并不是，或至少不大像我所梦想的那种适合于我的生活。也许我弄错了，也许我生来只配过这种生活；但我难以相信这一点。因为，如果这真是命中注定，我在这匣子里会觉得更自在些，而不至于被它那么多的锐角所伤，害得我如此痛苦。

你知道，奇遇对我多么有吸引力，我多么喜爱所有奇特、超常和惊险的事物，我以何等的贪婪狂吞乱咽那些旅行故事和小说；世上能有比我这种更疯狂更不着边际的幻想么？唉！不知是何种宿命的安排，我从来不曾有过奇遇，从来不曾外出旅行。对我来说，环游世界就是在我所在的城市转悠；我能从四面八方触碰到所在天地的地平线，在现实中感到掣肘绊手。我的生活好比沙滩上的贝壳，缠绕树干的常春藤，壁炉里的蟋蟀。真的，我奇怪自己的脚居然还没有在地上生根。

画里的爱神都蒙着眼罩；命运之神也应该画成这样。

我的仆人是个举止笨拙、相当愚蠢的家伙，可他走过的地方和北风所到之处一样多，他去过很远的地区，不知在哪儿，他亲眼见过我的美妙构想中的一切，却像对待一杯水那样满不在乎；他置身于最奇特的环境，有过天下最惊人的奇遇。我有时让他讲讲这些事，想到这些美事都让这个蠢货遇上，我不禁怒火中烧，他既不能感受又不思考，只会做他做的那点琐事，也就是说：拍打拍打衣服，刷刷靴子。

这无赖的生活显然应当属于我。他却认为我非常幸福，且因见我如此忧伤而惊诧莫名。

可怜的朋友，所有这些都没什么意思，不值得大书特书，对吗？既然你一定要我写，我只好给你讲讲我心中所想和所感，没有事件和活动，只讲思想的经历。我所说的可能既无条理又无甚新意，可这只能怪你自己。是你硬要我写的。

你是我儿时的好友，我和你一起长大，我们曾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已习惯了交流最隐秘的思想。所以我能毫不脸红地向你吐露我那无所事事的脑瓜里掠过的所有傻念头，既不添枝加叶，也不截留躲闪，和你在一起我不考虑自尊心。因此我将绝对真实，甚至在一些渺不足道或不光彩的事情上也是如此；肯定的，这可不是在你面前包装自己。

我并不总是能保持忧伤带来的温和而伤感的平静，适才谈到的让人无精打采和意气消沉的烦闷的裹尸布里，有时会晃动着一种比死亡更麻木的思想。我多次旧病复发，一再陷入烦躁不安。世上没有比无目的的躁动和无目标的冲动更消耗精力的了。这几天，虽说我像别的日子一样无事可干，却在日出之前早早起身，好像十分忙碌，时间不够用；我匆匆着装，似乎屋子着了火，我胡乱穿衣，因浪费了一分钟而叹息。别人瞧见我，以为我要去赴约会，或者是去挣钱。不，我不知道要去哪儿，可我必须走，如果留在这儿，我的安全就受到危害。仿佛有人呼唤我到外面去，仿佛此刻我命中注定要上街，仿佛我的生活即将做出定论。

我沿街而下，神色慌张而惊愕，衣冠不整，头发蓬乱；人们遇见我都转身发笑，心想这是个放荡的青年，在酒馆或别的什么地方鬼混了一夜。我虽没有喝酒，但的确像是醉醺醺，我甚至像酒鬼那样步履踉跄，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我像一只和主人走失的狗，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靠撞大运寻觅着，悬着心，保持高度警觉，一点点声响就会让我回头；我钻进每个人群，毫不在乎受到被我碰撞的人们的粗暴对待；我东张西望，比任何时候都留心观察。突然，我认为自己弄错了，肯定不是在这儿，应该走得更远，知道吗？应该去城市的另一端。于是我跑起来，仿佛魔鬼想要逮住我。我身轻如燕，仅以足尖点地。我一副忙忙碌碌、风风火火的神情，挥舞双臂，发出含糊的叫声，那样子想必十分古怪。到我冷静下来想一想，自己也觉得可笑，可这也拦不住下次——请你相信——重新开始。

倘若有人问我为何这般疯跑，我肯定满脸尴尬，不知如何回答。既然我不知道去哪儿，自然不必急于到达。既然我没有确定时间，也就不必担心迟到。没有人等着我，我没有理由这般匆忙。

这是一次艳遇，一段奇遇，一个女人，一个创意或一笔财富，还是某个生活中缺失，而我为模糊的本能所推动，正在下意识地苦苦寻觅的东西？是我的存在本身需要补充的东西？是走出家门，走出自身的渴望，或是对自身处境的厌倦和对另一种处境的向往？是某个诸如此类的东西，也可能是所有这一切的总和。老是这种令人不快的状况，激奋冲动之后往往是最呆滞的麻木。

我常想：如果我早一个小时出发，或步伐加快一倍，就能及时到达；我走这条街的时候，我所寻找的东西或许正从另一条街经过，一次堵车就足以让我错过很久以来苦苦寻觅的东西。你无法想象，当我看到自己一事无成而青春已逝且前景渺茫时，我是多么悲伤和绝望；我闲置的所有激情在内心隆隆作响，因没有其他食粮而相互吞噬，如同管理员忘记喂食的那些动物园里的野兽。尽管每天都暗自为沮丧所窒息，我身上仍有某种东西支撑着不愿死去。我不存希望，因为要存希望就得有所渴求，有某种宁要这个而不要另一个方式运转的癖好。我无所渴求，因为我渴求一切。我不存希望，或日不再存有希望；这太蠢了，某个东西是或不是，对我来说完全是一回事。我等待，等待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等待着。

这是一种令人战栗的等待，充满焦躁，夹杂着惊悸和神经质的动作，活像一个情人等待他的情妇。什么也没有等到，我开始愤怒或者臾泣。我等待天庭开启，一位天使自天而降，给予我启示，于是天旋地转，人们给我戴上王冠，拉斐尔笔下的圣母离开画布来拥抱我，一些我所没有的亲人去世，留下了能够让我心血来潮的念头在金河中航行的财产，一只半马半鹰的怪兽驮着我，把我带往未知的领域。总之不论我等待什么，肯定是非同寻常、不同凡响的。

我的疯狂发展到这种程度：一回到家，我少不了要问：“有人来过吗？有我的信吗？什么新鲜事也没有吗？”我明知什么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但人们照常回答“没有，先生，什么事也没有”时，我依然十分惊讶和失望。

有时候——不过很罕见，想法越来越清晰。可能是某个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的美女，我在剧院或教堂遇见过，她可能根本没注意到我。我满屋子跑来跑去，甚至打开每一间屋的房门，我几乎不敢说出——简直是发疯——我希望她来，希望她就在那儿。不是我自鸣得意，按别人的说法，由于我和纨绔子弟极少共同之处，颇有一些女人情意绵绵地关怀着我，我自己并没注意，也从未刻意地想什么。全是听别人说的。

在我不因厌烦和气馁而发呆时，我的头脑又清醒过来，重新获得往日的活力。我希望着，爱着，渴求着，我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致想象它能将一切吸引到我身边，好比一块吸力极大的磁石，能将很远的铁片吸引过来。因此我等待着我所期待的事物，而不是去追寻它，且经常忽略展现在希望面前的大好机遇。另一个人也许会给他心中的女神写一封充满柔情蜜意的短笺，或者找机会接近她。我呢，我却想从邮差那儿得到我所不曾写过的一封信的回音，把时间花在构建我头脑中的美妙情景，好让我在那个最意想不到、最走运的日子看到我所爱恋的人。我构想着一部比波利比奥斯的《计谋大全》更厚也更巧妙的大书，所设想的全部计谋都是为了把我带到她身边，向她表白我的痴情。事实上，只要对一个朋友说句“请介绍我去某夫人家”，来点天花乱坠的恭维，再恰到好处地穿插若干叹息，也就足够了。

知道了这些，人们会认为我应该进精神病院；然而我是个相当理性的小伙子，并没有多少疯狂的举动。所有这些仅仅在我的头脑里运作，所有这些荒唐古怪的念头都小心翼翼地藏匿在我的内心深处，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我被认为是个沉稳、冷静的青年，对女人不大容易动感情，对年轻人热中的事情也不太关心。但这和世人惯常的判断一样，与事实相距甚远。P1-5

译本序

本书的作者，泰奥菲尔·戈蒂耶(1811—1872)，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坛是个相当引人注目的人物。一八五七年，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出版时，卷首一段充满仰慕之情的献辞便是题献给他的：

谨以万分谦卑之情，

将这些病花，

献给

无懈可击的诗人，

法兰西文学完美的魔术师，

我敬爱的师长和朋友

泰奥菲尔·戈蒂耶。

C.波德莱尔

能从波德莱尔那里得到这样的赞誉，当然不会是凡庸之辈。他是才华横溢的诗人，风格奇妙的小说家、随笔作家，还是名重一时的剧评家、画评家和当时绝无仅有的芭蕾舞评论家；他是法国唯美主义的“始作俑者”，法国浪漫主义向唯美主义过渡的转折性人物，对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法国象征派诗歌乃至世纪之交的现代派文学都曾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法国文学史谈到他时绝不可能一笔带过。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这位作家和他的作品已经从中国读者的视线中消失了大半个世纪。据资料记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有他的三四种小说译介到我国，但经历了近百年的沧桑，如今有迹亦难寻了。

泰奥菲尔·戈蒂耶出生在上比利牛斯省塔博市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祖父是农民，父亲是税局职员。他三岁时，父亲谋得巴黎入境处的一个职位，举家迁至巴黎。因此泰奥菲尔得以先后进入巴黎著名的路易大帝中学和查理曼中学受教育。他热爱诗歌，更酷爱绘画，曾利用课余时间在画家里欧的画室学习。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强烈吸引着这批新生代的文学青年，后来戈蒂耶在《浪漫主义回忆》中写道：“那真是奇妙的年代，《(克伦威尔)序言》在我们眼前进射出灿烂的光辉，在我们看来，它的论证是无可辩驳的，它掀起了一场类似文艺复兴的运动。”

一八三○年初，他结识了心仪已久的浪漫主义大师雨果，在雨果的鼓励下，他决定放弃绘画，专事文学，从此成为浪漫主义运动中的一员猛将和雨果的坚定支持者与追随者。《艾那尼》的首演式(1830)上，十九岁的戈蒂耶身穿鲜艳夺目的红背心，伙同一帮拥护新文学运动的青年，为捍卫浪漫主义戏剧呐喊助威，压倒了反对派的嘘声、倒彩声，吸引了全场观众的注意。《艾那尼》的演出，被视为浪漫主义和伪古典主义的一场决战(在浪漫主义运动史上，称“《艾那尼》之役”)，两派势力、两种舆论围绕此剧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最后以浪漫派的胜利告结束，戈蒂耶那件意味着与传统决裂的标新立异的红背心也随之名垂青史，从此人们只要提到戈蒂耶的名字，没有不联想到那件红背心的。

但戈蒂耶真正在文坛引起高度关注是在五年之后，即长篇书信体小说《莫班小姐》及其长篇序文的出版。这部离经叛道、骇世惊俗的小说和更加离经叛道、骇世惊俗的序文，以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勇气挑战了诸多传统观念，提出了艺术不应受制于任何道德、宗教或功利目的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标志着法国文学中唯美主义思潮的诞生。为此波德莱尔将此书的出版称做“一件真正的大事”。

可以想见，这部小说，特别是那篇被波德莱尔颂为“光彩夺目”的序言，在当时不可能受到温和的接待：霎时间乌云翻滚、雷声’隆隆，来自四面八方的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作品被形容成“狂犬症患者的狂吠”。“不堪人目的垃圾”，“连公共便池也不能接受的龌龊东西”……

戈蒂耶之所以会犯“众怒”，其重要原因是捅了报界这个马蜂窝。正如阿赛讷·卢塞所描述的：“由于《莫班小姐》序言猛烈攻击和嘲讽了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报纸，各派报刊便像秃鹫般一齐扑向泰奥菲尔，无情地啄拔他的羽毛……”卢塞自然没有参与这场围剿，但也认为小说固然文笔绚丽，描绘生动，但情节缺少起伏，人物形象不够丰满，认为戈蒂耶更适合当诗人，而不是小说家，且批评作者为不道德的行为做辩护，描绘了某些淫猥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代的两位大师级人物——巴尔扎克和雨果——却对这部作品及其作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满腔热诚。巴尔扎克正是因这部小说和它的序文才想要结交其作者，尤其赞赏作者辛辣俏皮的文笔及对巴黎新闻界的痛斥，他立即吸纳这位文坛新秀加入自己的《巴黎纪事》团队，并与之结为终身的挚友。雨果则撰文指出：“《莫班小姐》是一部值得读，特别是值得反复读的书。读第一遍您也许不喜欢，读到第二遍却会发现它极具魅力。初读的时候，一般人往往注意情节、事件和轶闻趣事，戈蒂耶却忽视和蔑视这些，如同以莫里哀、拉封丹为代表的许多天才人物一样。但是读到第二遍，成就这部作品卓越价值的种种长处便显示出来了：优美的文笔，无懈可击的技巧，丰富的思想、形象和感受力(对才智高超的人来说，这些比情节曲折有意思得多)，对事物发展的恰到好处的描述，无比瑰丽的精雕细刻，匠心独运的表达方式，连最小的细节中都倾注着作者的心血……”

雨果肯定戈蒂耶的文体是他见过的“最优秀的文体之一”：“简洁、纯净、生动活泼而坚实有力，犹如美妙的波浪，有起有伏，但从不拖沓。它雄浑、精确，如同路易十三时代的漂亮文体……”雨果认为戈蒂耶“具有一种真正的独创精神，正是这一点使他与众不同。他讨厌平庸、从俗、一般化。在任何事物上，他都要找出其他人很少注意到的特殊、超常、幽默、荒谬、奇异甚至古怪的一面”。

对《莫班小姐》的序文，雨果也做了积极的评价：“这是一篇强有力的抗议书，风趣、诙谐，表面上有时过分胡闹，实际上很有见地。在这篇序文中，戈蒂耶先生针对当今充斥报端的那些粗暴愚蠢的专栏文章，堂堂正正地为当代文学出了一口恶气。”

应当说，雨果的评论既中肯又有分量，虽然没能明显改善戈蒂耶当时倒霉的处境，毕竟挑明了一个事实：即《莫班小姐》这部小说和它的序文，无可争辩地奠定了其作者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坛上的地位，从此人们再也不可能忽视这位青年作家的存在了。

实事求是地说，被雨果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抗议书”的《(莫班小姐)序》，通篇以讽刺、挖苦的笔调写成，原本就不是一篇论点缜密的理论文章，要想挑剔其中过分绝对和有失偏颇的提法真是俯拾即是；倘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不考虑此文的针对性，甚至会给人以“满纸荒唐言”的印象。但若对十九世纪前期法国浪漫派文学在官方和习惯势力打压下艰难成长的过程稍有所闻，便会对这位青年作家的愤怒生出几分理解，若进而知晓了当时戴着各色正人君子面具的文学判官们的嘴脸，则多半会从理解过渡到同情，即使不完全认同作者的某些说法，也会为其诙谐风趣的嬉笑怒骂和痛快淋漓的辛辣讽刺拍案叫绝。

作者首先将矛头指向标榜道德和宗教的正统评论家，痛骂他们愚蠢而虚伪的说教：“每个专栏都成了布道台，每个记者都成了布道师，就差剃发和披道袍了”。他以伏尔泰、莫里哀等大师的作品为例，说明尽管浪漫派的新作令那些虔诚的专栏作家十分气恼，可他们每天推荐给人阅读和模仿的古代经典，就“轻佻放荡”和“违背道德”而言，与浪漫派作品相比，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莫里哀那里，“神圣的婚姻制度在每一场景中都受到嘲弄，变成笑料”，“父权更是备受奚落”：丈夫总是既老又丑，赢弱不堪，满嘴傻话，净干蠢事，注定要受到年轻漂亮的妻子和奸夫的欺骗与作弄；父亲往往好比吃人妖魔、百眼巨人、狱卒、暴君，他们吝啬、顽固、愚蠢，活该被儿子偷盗，挨仆人痛打；总之，古典主义大师之一莫里哀让监护人上当受骗，丈夫戴绿头巾，侍女大胆放肆，仆人刁钻狡猾，小姐沉溺于谈情说爱，儿子放荡不羁，妻子与人偷情……于是作者质问，相比之下，“难道《印第安娜》和《瓦朗蒂娜》里对婚姻的指控有什么更过分的东西吗？”既然古典主义大师可以嘲弄社会道德规范，为什么要以此为由谴责当代作家不道德呢？作者滑稽地高呼：“唉！老天呀！布道师先生们，倘若没有恶行，你们怎么办呢？如果今天大家都成了道德君子，从明天开始你们就得靠乞讨为生了。”

戈蒂耶痛恨传统和当局强加给文学艺术的种种清规戒律，痛恨批评家们对作家们的围剿，他列举一系列事实说明，当代无论多么无害的作品都被千方百计地贬损，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要受到批判和谴责。他声言世风的败坏不能归咎于文学艺术，因为“书籍是社会风习的产物，而社会风习却不是书籍的产物。布歇笔下的小牧羊女袒胸露臂，涂脂抹粉，是因为那些娇小的侯爵夫人袒胸露臂，涂脂抹粉。画像是按照模特绘制的，并非模特按画像打造”。他将批评家对诗人们的敌对态度，解释为无能之辈的“嫉妒”，刻薄地嘲笑他们是“无所事事者对有所作为者的反感，黄蜂对蜜蜂，阉马对种马的反感”。

作者的另一个矛头，指向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下，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进步性的批评家，抨击他们以文学应解救下层人民苦难、推动文明和进步为由来扼杀艺术家对艺术的追求，他挖苦地写道：“一本书是做不出浓汤的，一部小说不是一双无缝长靴，一首十四行诗不是注射器，一出戏也不是铁路，但一切本质上是文明的东西，都能使人类走向进步。但要通过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权威们的羊肠小道走向进步，那却是不能，万万不能的。”

戈蒂耶以玩笑的口吻，夸张的文笔，无情嘲笑傅立叶主义信徒的空想，但着眼点其实不在傅立叶主义本身，而是想阐明美是人类的一种精神需求，与人类的物质需求不可同日而语：“没有任何美的东西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人们铲除了鲜花，世界不会在物质上受什么折磨；但谁会愿意从此不再有鲜花呢？我宁可放弃土豆也不肯放弃玫瑰，我相信，世上也只有功用主义者干得出拔除花坛里的郁金香改种白菜之类的事情。”他声称：“尽管会让这些先生们不高兴，我仍属于那种把无用之物视为必需的人，我喜爱的人和物，恰恰与它们能为我提供的服务相反。我不喜欢为我服务的便壶，而喜欢一只绘有龙和官员的中国古瓶，其实这古瓶于我毫无用处……只要能看到一幅拉斐尔绘画的真迹，或者一位裸体美女：——例如摆好姿势让卡诺瓦塑像的博盖斯王妃，或者正要入浴的朱丽·格里西，我会高高兴兴地放弃我作为法国公民的权利。”作者甚至极而言之：“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真正美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它表现的是某种需要，而人的需要是龌龊和令人作呕的，如同他孱弱可怜的天性一样。——一所房子最实用的地方，就是厕所。”

在戈蒂耶看来，艺术不同于科学和道德，艺术的目的只能是艺术本身——即对美的追求，美的天敌是实用观念，艺术一旦以功利或道德为目的，艺术就会衰亡。他把对美，对精神享受的追求，视为人与兽的最大区别：诸如饮酒作乐，吟诗品文，谈情说爱，均系人类独享的“特权”。人们若只求维持生存，每天二十五个铜子就够了，可是，“不让自己死，并不等于活着”，“住在一个按功用主义原则安排的城市，不比住在拉雪兹神甫公墓更愉快”。

总之，《(莫班小姐)序》不仅对种种扼杀艺术个性的政治、宗教或道德说教提出了强烈抗议，还鲜明地表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这一思想，戈蒂耶在他的诗集《阿尔贝杜斯》(1832)的序言中已经有所表露，《莫班小姐》的长篇序文则进一步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当然，“为艺术而艺术”并非戈蒂耶的发明：古希腊罗马文化早已充分体现了古人对“纯艺术”的追求，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雕刻家毕达哥拉斯曾称“美即形式”；十八世纪，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曾谈及“审美快感是惟一独立且不计利害的一种自由的快感”；莱辛和歌德也曾提出文学是“独立有机体”；这些都为十九世纪后期的唯美主义思潮奠定了思想基础。不过，将“为艺术而艺术”明确地作为文学纲领来阐释，理直气壮地要求艺术摆脱一切控制，维护艺术自身的独立和主导地位，戈蒂耶确系文坛第一人。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理想的幻灭和信仰危机的产生，法国浪漫主义逐渐走向衰落，唯美主义的人气上升，特别是戈蒂耶的诗集《珐琅和雕玉》(1852)出版以后，在诗坛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些诗写于一八四八年前后法国政局激烈动荡的年月，诗人却“不管那狂风暴雨敲打我紧闭的窗子”，躲进小楼精心制作他的“珐琅和雕玉”。如标题所示，这些诗以尽可能精致的形式，尽可能完美的技巧，表现一些纤巧细腻的题材，无非是写景咏物，描述和赞颂自然美、人体美与艺术美。诗人一方面有意排斥重大题材，另方面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创新，他甚至挑战绘画和音乐，试图让诗歌能像绘画一样产生视觉效果，像音乐一样产生听觉效果……这样一种文学取向，对于那些在现实社会的矛盾斗争中感到困惑，在生活中感到迷茫的人们说来，的确不失为一种聪明的选择。于是戈蒂耶的名声和影响愈来愈大，六十年代，法国出现了第一个唯美主义文学流派——帕尔纳斯派(也称“高蹈派”)，戈蒂耶理所当然地被奉为精神领袖和前驱。同样，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象征主义和世纪之交的现代主义，也从他那儿吸取营养。不仅如此，唯美主义从法国发轫，很快就传至欧美两洲乃至亚洲。美国作家爱伦·坡于一八五。年在《诗歌原理》中提出，“为诗而诗”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宗旨；英国作家佩特于一八七三年在《文艺复兴史研究》中继续发挥“艺术至上”的思想，不仅强调艺术的价值在于过程，在于赋予形式的行为本身，而且认为艺术是生活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唯美主义已从一种文学理念发展成一种生活观、人生观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英国唯美主义发展到高潮，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肖像》序言系统地表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点，他的作品如《道林·格雷的肖像》、《莎乐美》等则是唯美主义视形式为艺术生命等理念的具体实践。二十世纪初，唯美主义在日本一度(明治末至大正初)成为文坛主流；在中国，经周作人、邵洵美、徐志摩等的翻译介绍，唯美主义也曾在文坛赢得一席之地，不过随着社会政治矛盾的激化和战争的迫近，这种悖离现实生活的文学理念很快就在中国销声匿迹了。总之，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和流派，唯美主义主要活跃于十九世纪中后期，但作为一种文艺理念，唯美主义则渗透在法国乃至欧洲后来的许多文化潮流中，影响十分深远。

应当说，唯美主义虽然在浪漫主义运动中诞生，却和浪漫主义的主流意识有所偏离。十九世纪前期的浪漫主义，原是在对抗波旁王朝的文化专制主义中产生的，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并不是什么脱离政治、脱离社会现实的纯文学活动。作为浪漫主义旗手的雨果，终其一生都十分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从来不曾规避作家的社会职责，他强调“诗人担负着灵魂的责任”，作家自己首先应“怀有道德和美的理想”，“为人民发出呼声”，文学的战斗任务是“赞成善而反对恶，表白公众的愤怒，辱骂暴君，使坏蛋绝望，使不自由的人得解放，使灵魂得救，使黑暗退缩……”总之，雨果所主张的，是“为进步而艺术”，“为民众而艺术”。不仅雨果，十九世纪前期的法国文坛主将们，大都对人类社会的不断改善满怀期待，一般都十分关注时事政治和社会问题，且将抨击黑暗、弘扬正义引为己任；戈蒂耶尽管自认为是雨果的私淑弟子，但他的艺术追求显然有别于雨果等同时代作家。他虽然年轻(写这篇序文时不过二十三岁)，却已对任何色彩的政治都感到厌倦，他疏离革命，疏离社会现实，惟独热中于形式美。

……

小说的作者戈蒂耶何尝不是如此，美是他永无穷尽的追求，是他惟一的生活目标。对他而言，诗的本质就是“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因而“原地踏步等于倒退”，恰如雨果在悼念戈蒂耶的诗中谈到的，他明白“艺术必须日新月异，才能不断前进”，所以他毕生在美的探索和创新方面从未止步，永远在朝更高、更美的境界攀登。可以说，他是以打造艺术品的心态来写作的，对每一部作品，他都像雕塑家对待手中的大理石那样，细细打磨，反复加工，力求做到艺术上无可挑剔。这就是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之所系，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实现他生命的价值。

戈蒂耶是以风格完美、文体讲究著称的作家，他的文辞优美、典雅而不做作，精致、细腻而又准确、简练，波德莱尔为此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他为“语言和风格方面最可靠、最杰出的大师”。何况他擅长状物写景，叙事妙趣横生，对话机智俏皮，人物刻画鲜活生动；因而，尽管戈蒂耶的作品除了对“美”的赞颂与追求，没有更多的社会内容或更深刻的哲理，读他的作品却是一种艺术享受，犹如欣赏大师们的美妙乐曲，令人心旷神怡。正因如此，翻译他的作品也格外感到有压力，无论怎样努力，总觉译文难以曲尽其妙。迟疑再三，才壮着胆拿出来接受读者与专家们的考核，我诚挚地期待着有识者的批评指正。

译者

2006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