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她世纪丛书》之一。

《多罗泰娅之歌》有一句话：“每人都有自己的歌。有痛苦的歌，有欢乐的歌，有绝望的歌，有希望的歌……”

主人公多罗泰娅从到死亡始终被贫困、愚昧、自欺欺人、害人与被害、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社会氛围所裹挟。而这样的氛围恰恰是由权贵阶级和特殊利益集团制造和掌控的。只要这个阶级和统治集团存在一天，这个“一切都是假的，只有假的才是真的”的社会风气就不会改变。而一个单枪匹马的多罗泰娅无论多么能干，都触动不了控制她自由的黑恶势力。更为可悲的是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是被别人操纵的。直到死她还不知道自己是死在他人玩弄和自己愚昧的合力之下。

《多罗泰娅之歌》总体上是一首悲观和绝望的歌。

大学教授奥雷利娅雇用女仆阿德利塔在乡间别墅照料她瘫痪的父亲。女仆虽然身材矮小、形容丑陋，但她能说会道、办事利落，深得教授信任。因此，她就成了别墅的长期看门人。父亲去世后，教授很少回别墅来，但就在回来的有限几天里，她发现阿德利塔行踪诡秘，言语矛盾，而她放在保险箱里的结婚戒指也不翼而飞。失窃事件报案后，警察、律师和珠宝店老板互相推诿，使案件不了了之。奥雷利娅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回到别墅，终于揭开了事实真相：女仆不仅撒谎偷盗，还以多罗泰娅为化名从事卖淫活动，以至把别墅变成了纵欲狂欢的妓院。真相大白后，女仆很快死于非命，而奥雷利娅教授也被一个神秘人物所挟持。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昨天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了几辆汽车，那是怎么回事？”

“我跟您说过了。一辆是老大的，是个朋友转让给他的。那位朋友又买了一辆，他说旧的卖不了几个钱，还不如让给我大儿子呢。”

不错，我想起她和我的那次谈话了。

“可是你告诉我是你大儿子买的。”

她脸色不变。

“对啊，那是一种说法，因为虽说没有给那位卖车朋友钱，可是老大帮了他的忙。比如，现在，老大在帮助他粉刷房子。他很会粉刷，他是个好人。”

她仍然注视着我。我低下头，说道：“是吗!”

我俩面面相觑，沉默不语。我打算还回到钻戒的话题上去。

我很不情愿地说：“这么说，是没有人进来了。那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没有人进来，那……等一下!让我想一想。等一下。”为了恢复注意力，我向距离最远的房间走去，也就是距离路边最近的那个房间。那扇窗户像往常一样，白天总是敞开的。一道带花饰的窗帘在迎风摇摆，拦住了十二月上午的阳光。“阿德利塔，这扇窗户怎么回事？”

“这扇窗户怎么了？您说过上午敞开着，让室内通风。”

“人能从这里进来，很容易。可以从铁栅栏上翻过来，这地方的栅栏是最低的。再登上廊檐，就跳到室内了。对不对？”

“有可能。”阿德利塔同意。“可是我总是在家里啊。再说狗也会听见啊……”

“也许那人认识你的狗。”我不大肯定地指出来。

整个下午我都在思索：谁能从窗户进来而狗又不叫呢？据阿德利塔告诉我，那狗是数月前别人送给她的；谁能知道保险箱放置在什么地方呢？而且那人还知道保险箱没上锁，里面有枚贵重的大钻戒。虽然我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却翻来覆去地想啊，想啊，浪费了好几个小时。是赫拉尔多帮助我从谜团里走出来了。

那天夜里我和赫拉尔多通电话的时候，我讲了钻戒丢失的事情。他说：“是阿德利塔干的。”

“怎么会是阿德利塔呢？”我问他，“从前她可以偷窃很多东西，可是她没偷。她来这个家有好多年了。你别说蠢话了。”

“肯定偷过什么东西，就是你没察觉罢了。她开始偷东西的时候不会这么轻率的。表情怎么样？”

“正常。丝毫没有不安的苗头，也不惊慌失措，什么异常都没有。”但是，我渐渐回想起来有些小东西无缘无故就不见了，有时还带有神秘色彩。比如，那个刀具架，阿德利塔就想不起来放到哪里去了。还有那张面值一百元的美钞，那是贝克曼夫妇在这里度假时放在床头桌的抽屉里的，找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找到，结果是阿德利塔发现钞票被折成几叠放在地毯下面了，还有阿德利塔说可能丢失的那张支票，结果有人在巴塞罗那兑现了，还有……

心里着急让我满头大汗。

赫拉尔多问我：“你还听着吗？奥雷利娅，说话呀!”

“听着，听着，对不起，我听着呢。”

“你现在应该马上去村里的国民警卫队报案。”

“你说有用吗？”

“有用。我想有用。总会有用的，会有结果的。你要是不报案，那就永远没结果了。”

阿德利塔坐到轿车前排座位的时候，表情非常严肃。不仅是严肃，可以说是怄气。我侧目而视，不完全是因为怀疑她，不是暂时怀疑或者不愿意怀疑她的问题，而是因为我觉得我对她说“咱们去警察局吧”的时候，她立刻按照自己的方式生起气来。  我一挂上电话，就把去国民警卫队的想法跟她说了。

“当然要去，我也这样想过。让他们去找吧。咱们不找了。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到吧。那些警卫队员都是废物。您不知道我有多少次去告诉他们夜里狗叫的事。可是他们呢，好像这类的事很平常。还有电话也是这样。总是有人问：多罗泰娅在吗？多罗泰娅不在吗？整天是多罗泰娅，真受不了了，这么多的多罗泰娅让我脑袋疼啊。好像非得整天守着电话不可。警卫队很不负责任。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

路上，我俩都没有说话。

一进警卫队的大门，一个士兵接待了我俩。阿德利塔突然变得非常饶舌，对那个士兵说话的口气甚至有些咄咄逼人。

“我多次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有人打电话骚扰我们，总是要找什么多罗泰娅，然后就挂了。结果就发生了以前也发生过的事情。我一直在对你们说：一年内不会发生的事情，一天里就能发生。”

那个士兵毫无兴趣地望着她，好像她说的话不是给他听的。他转身问我：“您想为这电话的事报案吗？”

“为电话的事？不。我要报案的是，我的一枚钻戒不见了。”

他们让我俩到里面一个房间去。一名国民警卫队员面对打字机好像在等着我们。我俩坐下来。我报出姓名、磨房之家的地址、马德里的住址、我的电话号码。接着，讯问就开始了。

“您原来把首饰放在什么地方了？”

“住宅一楼我房间后面的更衣室。”

那队员专心地写着，一面咬着舌尖。打字机的声音穿透了灯光的光环。

“放在衣柜里，还是放在衣柜里面的盒子里？”

“放在珠宝盒里，珠宝盒是在保险箱里，保险箱没上锁。”

“没上锁？”

“没有设置密码，只是用钥匙锁了一道，可钥匙是留在锁孔里的。”

他做了一个讽刺性的奇怪表情，但是继续问道：“您估计钻戒值多少钱？”

“我不知道现在值多少钱。二十年前我结婚的时候，值一大笔钱，我想得有一百万比塞塔吧。”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我丈夫仿佛谈及什么重大秘密似的对我说他父母在钻戒上花费的钱数。是的，那个时代的一百万就相当今天说的一堆金银财宝了。

在阿德利塔关注的目光下，我回答了很多问题。问讯一结束，他把那张纸从打字机下面抽出来，说：如果同意文字的内容，请在下面签字。我签了字，他把副本给了我。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另外一个国民警卫队员走过来对我说：“请过来一下，行吗？伊达尔戈军士长等着您哪。”P34-37

在一首优美的诗中，何塞·安赫尔·瓦伦特写道，重要的“不是看见什么而是看本身；不是眼睛而是目光，是尚未看到的状态”。看世界远远大于看见世界；看世界是观望世界领悟世界，以我们的思维水平和我们的感觉理解世界。看是中性的，而目光则总有一个角度、一个方向。

我们所有人都在学习看世界和思考世界。假若开列一份曾经教我们区分生活细微差别，教我们理解我们的存在、环境以及我们自己的作家名单；假若思索这些作家在作品中向我们展示的人物与情景，我们将很容易地证实，目光确实不是中性的。

有多少作家多少作品中的人物为女性？在这些女性人物中，我们在多少人物的身上曾经找到认同感？为什么？是因为她们拥有与我们这些女读者，作为“女性的”而不是“客观的”读者具有相同的态度、愿望和梦想吗？男性们，他们也会和我们一样，经常感到被排除在外吗？

不难回想，我们最初接触阅读时读到的大多是男作家的书，书中的人物如同一面扭曲了镜中人五官的镜子，呈现出男人和女人固定的形象。少女及年轻女性在这面镜子中无法辨认出自己。出于好奇、诱惑或是神秘感，出于自己的需要或是他人的推荐，她们在选择读物时开始将女性作者纳入阅读名单。

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那些令人陶醉的伟大文学、伟大作品，是不能依据作者的性别来分类的，然而性别确实能左右作品中呈现的某些生存方式，这些方式启发读者或是抵达出乎自己意料的境地、或是永远脱离原本属于自己的位置，从而束缚或开拓我们的个人现实。尽管文学作品是虚构的，它还是教给我们如何体验新的情绪感觉，如何唤醒沉睡的那部分自己。

我们女性过去一直缺乏榜样和参考。当我们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毫无疑问那些作品在我们的心灵和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在那些作品中，女性有时更接近那些社会“定义者”所赋予的形象，而不是假如我们自己懂得选择或者能够选择便会选择的形象，最后甚至我们自己也接受了这种被定义的形象。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一面女性自己的镜子，并在看这面镜子的时候，清楚性别之分无非是一种社会概念，与那句容忍了许许多多失望和失败的格言“男女有别”无关。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人性随着我们的理智和情感对它的关注而变得更加坚强。

我认为世上没有比书籍更好的老师。我找不到比出版一套丛书更加实用有效的方法使这一切开花结果，我能为此丛书作序感到非常荣幸。这套丛书将收录西班牙当代女作家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由此中西两国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对话将不再只是一个愿望。

这无疑是把我们引向“自己房间”的最短路径，这间私密的、个人的、不可转让的房间使我们成为——“人类天性”的奇妙悖论——接受并把握现实的男性和女性公民，因为我们可以对一切怀有梦想，甚至那些仿佛不可能的梦想。

祝贺这一出版计划的两位发起者——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易玛·孔萨雷斯·布依女士和西班牙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卡门·莫雷诺女士。祝贺塞万提斯学院全体工作人员、西班牙大使及使馆的所有男性和女性职员，祝贺那些在“雄辩的沉默”①和“光明的黑暗”②中工作的人们，你们使这项倡议成为今天即将出版的实物。

作为西班牙一位女性副首相，看到那些写作的女性再次伸出友好的手，使中西两国从此联系更加紧密，合作更加顺利，是一种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