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编齐红深先生长期从事日本侵华殖民奴化教育口述历史的研究工作，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本书从中精选了近五十位老人的口述资料，汇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再现了一部真实的、生动的、立体的、直观的日本侵华教育史，部分内容和图片是首次公开发表。全书内容丰富，且具有宝贵的历史资料价值和权威的说服力。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运用口述史学方法记述日本侵华殖民奴化教育历史的著作。收录了近五十位老人的口述历史资料，他们都从自己在历史中所处的一个特定“点”上，以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历史事实和内心感受，揭露和控诉了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铁证如山、罪责难逃的日本分化教育史。亲历者回忆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面极为广泛，包括教育制度、学校设置、培养目标、学校管理、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各种校内外活动、军事演习、师生关系、反对奴化教育的斗争等方方面面，还有对社会教育、文化战争、民俗、民情等的回忆，具有宝贵的历史资料价值和权威的说服力。本书的口述者都具有多元的文化背景、曲折的人生经历，使书中收录的口述历史资料具有了被不同民族、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所接受的穿透力。随书还配有上百幅保存了几十年的珍贵历史图片。本书是编者对中华民族的口头文化遗产进行抢救的成果，对于弘扬和振奋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研究”课题报告……齐红深(1)

  上编

阎家仁 “关东州”教育亲历记／29

张福元 “关东州”教育的经历和体验／53

蒋智南 我在日本人学校上学／70

王有生 恐怖的记忆 无形的忧虑／76

王士平 对旅顺高等公学校的回忆／88

张福深 我经历的“关东州”教育／96

金成国 满铁附属地的朝鲜族教育／106

杨乃昆 从我的体验看奴化教育的目的和效果／112

刘环斌 在大连电电社员养成所学习／122

陈宝桂 台湾“国语运动”中的“五毛钱”／133

  中编

夏德远 在伪满洲国当教师／139

许承构 走上抗战流亡之路/148

姚吾越 我经历的四所中学／162

关乃英 从女子中学学生到女子国高教师／174

赵家实 在反满抗日的风雨中前进／182

赵振生 “我是中国人”／196

颜秉海 伪满洲国的优等生／207

聂长林 我经历的奴化教育和对建国大学的看法／218

陈义龄 在忧伤而无情的环境里生活／255

程茂林 屠杀．劳工．求学／274

张文翰 我感受到的学校气氛／28l

刘鹏抟 风风雨雨十四年／288

姜景兰 东北沦陷时期我的思想变化／300

刘汉中 从益华小学到陆军军官学校／309

白应平 中日师生和中日同学间的关系／322

张维谦 我是日语检定双料一等／336

李晓南 在奉天农业大学求学轶事／343

朱尔纯 我看奴化教育／356

张鹏云 我在东北沦陷时期的经历／365

臧永昌 辽南地区的爱国文学读书活动／383

林树梅 培养“中坚女性”的私立女子国高／404

赫梅生 日本殖民教育的表现／414

周靖寰 回忆中只有饥饿和寒冷／423

石桂朵 伪满女学生的遭遇／450

  下编

陶布新 我当伪蒙疆政府教育处长的经历／46

谭月华 修女院派我当日语教师／480

姜铁容 在青岛东文书院的见闻／488

那顺乌尔图 北满蒙古族学校教育的发展／494

朱景岚 回忆河北省黄村农业职业学校／500

吴宝林 在青岛商学院的经历／507

彭兴文 日本对我家乡的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516

汝 信 我的中学时代／524

苏云峰 日本在海南岛教育的非人性本质／531

彭永福 在香港丽泽小学校读书的回忆／540

后 记 …………………………………………………………(549)

           芍药花正开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同年10月，庄河沦陷，不屈的庄河人民燃起遍及全县的抗日烽火。我父亲的很多学生，在他的鼓励支持下，纷纷投身到抗日救国军、义勇军、大刀会中去，打击日本侵略者。1932年初，伪庄河县政权成立不久，3月16日，抗日救国军三千多人攻人县城，俘获日寇伪庄河县自治指挥部助理菖西满男和伪县长王纯暇等九人。3月20日，日本关东军五百多人从城子疃赶来救援，并派飞机轰炸县城。救国军撤出，转入山区。此后，日本侵略者对庄河地区的抗日活动进行了血腥镇压，县城北门经常挂着许多所谓“土匪”的首级。

我清楚地记得，在1932年6月，芍药花正开时，一队三十多人的日本骑兵，在一天上午8点钟左右闯入我们在小营屯的家中翻箱倒柜，用刺刀到处乱捅，房耙、草垛、炕洞、灶坑都不放过搜寻着什么。两名日本兵用半生不熟的汉语，拍着枪问我：“家里这个的有?”我吓得直摇头。这时，面色苍白的父亲被两名日军和翻译从距家三百米远的学校押到院里，日军队长通过翻译问父亲什么，父亲在回答，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日军闹腾了半天什么也没得到。他们走后，父亲从房后菜园芍药花丛根部，取出一包东西放在炕洞内烧掉。以后听母亲对来探望父亲的姑姑、叔叔们讲：“老张家祖上有德，如果那包东西被鬼子翻去，我们全家就没有命了。”日本投降后我才知道，那是一些“违禁”的抗日书籍、传单。后来得知是汉奸告密，说我父亲支持学生参加抗日救国军，家里藏有枪支和“反满抗日”的书，这才引来日军的突袭搜查。父亲虽然脱险了，但刚过了生日的三弟，却因惊吓抽风夭亡。

 不久，父亲被强令到庄河所谓的“新制师范讲习科”进行短期学习，培养日伪需要的“合格”教师。11月，仍回小营村学校丸教。12月的一天傍晚，他教过的学生——大营屯许仁章等四人，到家看望父亲。他们每个人都带着长一尺半的长刀，刀把上拴着尺长的两条红布。他们走后，父亲嘱咐我和二弟，千万不要对外人讲看过刀的事，说是日本人知道了要杀头的。第二天下午，在小营学陵读书的堂兄堂弟们，跑到我家来对母亲讲，“小鼻子” (指日本人)大头头叫大刀会夜里给砍了，并赞佩说：“大刀会的都是好样的。”1983年7月，我到庄河县地方志办公室做修志工作时，才知道这是指大刀会在1932年12月15日土城子战斗中，打死日寇少将森秀树那件事。许仁章等那天晚上是奉大刀会总部命令到旅城山集合，顺路探望了我父亲。午夜，他们包围袭击了驻土城的日军“靖安游击队”，大获全胜。  第二年，正月十五刚过，日伪把当地青壮年强赶到山上，让乡亲们手持各种家具或木棒，同伪军警一起“拉大网”剿捕抗日救国军和大刀会，见到不是本地口音的人就抓。大营村拉网时，也搜捕出十几个外地人，个个是五花大绑，牵到小营学校操场上，审讯毒打，人被打得在地上翻过来覆过去，浑身是血和泥。二十多名学生由父亲领着，被强令站在一边观看。我当时随父亲在学校中，吓得把头拱在父亲怀里不敢看。打完后，日伪又把那些人像绑猪似的拴成一串儿押走了。  我入学前，目睹的事实、受到的教育，促成我的早熟、多思，性格变得沉默寡言。亲戚、邻居反都夸我：“这孩子长得像个大人样。”殊不知是我心灵所受的刺激、震憾改变了我的性格。

            跟着父亲上小学 1934年3月，我九岁人小营初小，跟随父亲读书。学校是四阶年级的一个复式班，在小营屯西岗上，五间房，西头两间是村政府占用，东头三间是学校。课程有国语、算术、修身、图画、手工、唱歌、体育。这时，中国原有的教学内容和教材全被废除，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教学思想和方法。国语中有日本是“友邦”“盟邦”，“日满不可分”，“满洲国是王道乐土”，“虔心诚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满洲国皇帝陛下”等内容，竭力贯彻殖民主义教育思想，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推行奴化教育，使我们这些孩子不知自己是中国人，而只知是“满洲人”。

修身课中有“卧冰求鲤”“单衣顺母”等二十四孝内容，还有什么“修身、治国、平天下”等，用封建意识麻痹教育我们。教室里挂着“满洲国”地图，黑板上方贴着孔夫子画像，每天到校都要先向画像行鞠躬礼。春秋两季祭祀子L子，各放假一天。

在自习课时，父亲经常讲岳飞、杨家将以及文天祥等的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都听迷了。长大后才知道父亲用心良苦，目的是暗示我们：我们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不是什么“满洲人”，让我们学习古代民族英雄。

            父亲参加救国会

1936年3月，我l1岁读三年级时，父亲调到青堆子镇高小任教，家仍住在小营屯。4月，父亲和青堆子学校教师一起，秘密加人“庄河抗日救国会”，每月缴工资收入的百分之五做会费，用来支援抗日武装，体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抗日救亡精神。1937年1月，“庄河抗日救国会”被曰伪破获，会长宋良忱等13名领导人被捕。他们未在酷刑下屈服，保全了全县七百多名教育志士。宋良忱等被捕时，父亲从青堆子赶回家，又一次烧了大量的书。母亲忧心忡仲地告诫我与弟弟，不要在外面多嘴多舌地乱说。这时的我，经过日军抄家、拉大网、毒打群众、父亲几次烧书，已经知道轻重好歹。我向母亲点头，表示知道，没说什么。

1938年的农历二月初一，母亲带我和弟弟到屯北路边点香烧纸，像是悼念亲人，以后每年如此，一直延续到日本投降。当时我门问母亲“为什么”，母亲只说：“小孩子问这些干什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事庄河县修志工作时，方知道宋良忱等六名志士在1937年3月13日于沈阳浑河岸边就义，这天正是农历二月初一。宋良忱是父亲的老师，杨维硒、王道全、徐锦轩等志士是父亲的同窗好友。我才懂得父亲让母亲用传统习俗代他悼祭烈士，寄托自己的哀思。......P366-369

本书是从我十多年来搜集整理的一千多件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资料中精选编辑而成的。

编排的方法，首先将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部分是台湾、大连、满铁附属地，是日本殖民统治时间长而且比较稳固的地区；中编部分是东北，是被日寇和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蹂躏了十多年的地区；下编部分是内蒙、香港和关内的沦陷区，多是日寇立足未稳之地，奴化教育还未完全展开。而每部分中，则以口述者出生的先后为序。

日本战败以后，倾全国之力相继编写出版了长篇巨制《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和《满洲国史》，为日本侵华罪行歌功颂德，总结所谓经验教训，以便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从整理编辑资料、撰写出版学术著作等方面把日本殖民地教育研究推向了高潮。我国的一些研究者尽管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进行努力，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作为日本殖民教育的受害国，在研究力量、研究规模、研究手段等方面，都不尽如人意，又长期无力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教育出版社继出版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终端成果《日本侵华教育史》之后，又决定出版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研究”成果，就更加难能可贵。这对于保存资料、推动研究工作深入展开以及正确地认识历史是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的。这也是对我和经历过日本殖民教育的耄耋老人所进行的口述历史调查的最大支持。

本书收录了近五十位老人的口述历史，他们都从自己在历史中所处的那一个“点”上，以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历史事实和内心感受，揭露和控诉了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铁证如山的、罪责难逃的日本侵华教育史。其内容几乎包括了教育的方方面面，并且涉及与其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情等社会背景．尽管本书只是我们搜集的口述历史中的几十分之一，但仍然具有口述者多元文化背景和回忆内容广泛性、多样性的特点。

记忆不仅是生理现象，而且是社会文化现象。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教育是一个人一生文化积淀的基础。但亲历者现在对青少年时期的回忆，并不是当时的记忆原本，而是经过日本战败后的“再教育”和几十年时间的不断修正才形成的。我们在每篇口述史前介绍口述者的背景资料，就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记忆形成的原因，解读记忆变化的过程。

我们在记录和整理口述历史时，为了使其能够经得起较长历史时间的检验，被不同国家(包括日本)、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接受，具有留存于世的认识价值、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尽量摆脱政治化、概念化的束缚，完全尊重历史、尊重口述者本意，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进行能够影响其记忆内容、记忆质量以及表述习惯、语言风格的加工修饰。这样做，不仅真实地保留了奴化教育在受教育者个体身上残留下来的历史烙印和痕迹，而且使口述历史洋溢出著述史学所难以具备的个性化、人情味特征。读者不难看出，有的口述者仍难以避免地使用日本或伪满洲国的年号、称谓，如“康德”“满洲国”“国歌”“国境”“乃木大将”等，这是奴化教育造成的后果在不经意中的一种反映。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培养对伪政权和日本占领的认同感、亲近感、敬畏感，这是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的着力点和根本目的。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经济掠夺、细菌战、大屠杀、劳工等在可见层面可以量化的曰军暴行，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更具隐蔽性、欺骗性的奴化教育。我们不仅要保存历史事实，还要如实地反映这种教育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摧残，对人的思想、观念、意识甚至潜意识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改变，甚至经过几十年岁月也未冲刷干净的后果。这里，确实有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我们还正在进行探讨，更希望得到广大专家、学者的指教。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为每篇回忆都加了题目和小标题。对于简单的需要说明的问题和口述者叙述明显有误之处，在文中的括号中注明；对于知识性和史实方面或较为复杂的问题，则采用页下注的方法；而对于读者通过阅读全书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则尽量不加注释说明。

本书使用的历史照片和实物照片，是由口述者本人提供或我费尽心机四处搜寻的，是历经多次浩劫残存在民间的历史遗物，并且多数照片都是日本殖民当局拍摄的，其殖民色彩和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些图片仍能够传递出文字所无法表达的信息，可以从中破译出许多历史的密码。

应当看到，中、日两国关于二战历史的不同记忆已经构成各自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重要元素，正在制约并将继续影响这两个亚洲重要国家的走向和发展。把埋藏在中国老人心中几十年的历史记忆发掘整理出来，不仅可以保存很容易就蒸发掉的民族口头文化遗产，为培育民族精神提供历史的营养，而且能够让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包括日本人民)了解中国人民在二战期间所遭受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巨大损失和伤害。

把历史的记忆留住，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和谐进步——这便是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搜集、整理、研究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的宗旨。

在我进行全国教育科学“九五”“十五”规划的这两项重点课题研究的过程中，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直对我所从事的工作予以高度关注和巨大支持。人民教育出版社文化教育分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值此书稿付梓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当读者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最希望看到本书的编委会部分顾问、编委以及亲历者中的一些老人，却没能够看见它，他们脆弱的生命没有办法坚持到亲眼看见我们把中国人民的历史记忆传播出去的那一天，因为采访、记录、搜集、整理的过程太艰难、太漫长了——这是我深感遗憾和永远愧对于他们的。“生者或余悲，死者长已矣。”如果中国民众对于二战历史记忆的这些口头的和非物质的遗产能够唤醒人们的良知和责任，相信他们也会含笑于九泉了。

                     齐红深

                   2004年11月1日初稿

                   2005年3月20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