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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南京大屠杀与日本战争罪责--高兴祖文集
分类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作者 高兴祖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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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高兴祖教授是我国最早从事南京大屠杀事件研究并取得杰出成就的学者之一。他潜心搜集和比较各种史料,不辞辛苦地做实地调查,亲自找大屠杀事件的见证者谈话,直到最终把全部精力都投注到这项事业中。他的这种选择,在当时相当不容易,因为当时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学术研究刚刚起步,其研究环境和学术地位自然无法与今天相比,一般人也难以真正认识到这一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平心而论,一个学者如果没有高度的责任感、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敏锐的学术眼光,是难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的。

内容推荐

高兴祖教授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这一专题的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不乏筚路蓝缕之作,更有醒人世目的振聋发聩之见。如《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不容抹煞——驳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不容抹煞——评田中正明的九大疑点》、《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容圈”真相》、《侵华日军细菌战和用活人实验的罪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真相披露经过》等著名学术论文。

目录

前言 …………………………………………………………(1)

“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不容抹煞——评田中正明的九点质疑

…………………………………………………………………(3)

关于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历史资料…………………(19)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及其现实意义——兼驳石原慎太郎的谎言

……………………………………………………………(29)

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在南京的血腥暴行……………………(43)

侵华日军进攻南京的兵力部署………………………………(54)

日寇在南京的文化大屠杀……………………………………(57)

日军大屠杀后的南京 ………………………………………(59)

南京大屠杀中的栖霞山难民营和南京农村的惨状…………(63)

五十八年回顾:日本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争论…………(73)

1937年《纽约时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99)

日军第十六师团南京中山门外屠杀真相……………………(105)

抗战初期国内外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报道和著作………(118)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序幕——从上海杭州湾到南京……(123)

“南京大屠杀”事件研究现状和今后的课题………………(138)

纪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军南京大屠杀案件五十周年

…………………………………………………………………(144)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金陵大学的暴行……………………(149)

侵华日军南京幕府山大屠杀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159)

驳“虚构”论者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新攻击………………(167)

七十年代以来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三起重大事件

…………………………………………………………………(174)

日本京都十六师团和南京大屠杀……………………………(186)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193)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真相——日本军国主义有预谋的恐怖政

策………………………………………………………………(197)

南京大屠杀中栖霞、江宁、句容农民的苦难和德、丹友人的国际救

援活动…一……………………………………………………(210)

南京大屠杀中国际友人的大规模救援活动和为人道与维护正义作

证………………………………………………………………(217)

日本军部和第七三一细茵部队………………………………(231)

日军南京“荣”字一六四四细菌战部队的罪行……………(239)

从日本资料看日军在江苏常州地区的暴行…………………(253)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慰安所惨况……………………………(259)

论日本军部进行细菌战的罪责………………………………(266)

侵华日军一六四四细菌战部队活人实验受害者遗骸的考证(277)

日本军部进行化学战的罪责…………………………………(288)

美国强令日本和台湾当局缔结的“和约”…………………(299)

“参拜靖国神社”的来龙去脉………………………………(304)

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偿…………………………(31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不会过时…………………………(319)

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来龙去脉………………………………(324)

杀人者状告揭露杀人者的怪事——关于日本东史郎的“败诉”

…………………………………………………………………(337)

日本右翼才是“世纪谎言”的制造者………………………(345)

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真相………………………(350)

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词》有感………………(363)

东史郎日记真实可信——读《一个应征士兵的体验

 ——南京大屠杀》…………………………………………(366)

读《南京大屠杀图证》………………………………………(372)

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写在《拉贝日记》出版之时(380)

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383)

为东条英机翻案的影片《自尊:命运瞬间》………………(388)

从《中岛日记》、《拉贝日记》看《东史郎日记》的真实性(392)

后记……………………………………………………………(402)

试读章节

    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在南京的血腥暴行

1987年,原日本军第十六师团士兵东史郎先生会见记者,公布了他1937年在南京战场上写的手记,以极大的勇气和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了日本和世界人民,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也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谅解。可是,东史郎先生的这一正确行动,却遭到了日本某些人的忌恨。他们煽动原十六师团的一些人攻击东史郎先生损害了日本的名誉,并诉诸法庭,还叫嚷要“粉碎南京屠杀的虚构,恢复日本的名誉,改写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气势汹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早有历史定论,他们的叫嚷,不过是上演又一出丑剧而已。为使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不致上当,有必要对此作一点简单的评述,来揭示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2月初十六师团在南京究竟干了些什么!

     一、 对俘虏的疯狂屠杀

十六师团作为日本上海派遣军的一部,1937年12月10日向南京附近阵地发动总攻,占领了紫金山。接着一面向南攻击中山门,一面从紫金山北迂回南京城北。1938年元旦,日本中央人事局长阿南到南京,告知司令官松井石根说:“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战斗指导是违背人道的。”由此可见十六师团的暴行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十六师团迂回紫金山北面的支队,由该师团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率领,13日上午10时向下关进攻。当时南京三面被围,要逃离南京的大量中国平民和士兵聚集在下关地区。佐佐木支队三十八联队占领了城北的五个城门截断了中国军民退回城内的道路,三十三联队和轻装甲车中队疯狂射击下关地区的群集在江岸边准备渡江的中国军民;南面,日第六师团一部分从水西门、江东门沿江向下关追杀;江面上,日海军溯江而上,扫射顺流而下的中国船只,下午2时到达下关;江对面,前天在芜湖渡江的日第五师团一部分13日下午四时到达浦口;靠近城墙的日本军,则向城内扫荡。下关四面被围,日军在这里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关于这一屠杀的情况,1939年,佐佐木就根据自己的手记、笔记等写了作战记录《华中作战篇》,1986年在其所著《一个军人的自传》出增订新版时,改为《进攻南京记实》。请看他们的自白:“那天(1937年12月13日),在我支队的作战地区内,遗弃敌人尸体一万几千具。此外,还有在江面上被装甲车击毙的士兵加各部队的俘虏,如加起来计算,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人三万以上,下午2时左右扫荡大致结束…一边整顿部队,边前进到达了和平门。然后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十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

第二天(14日)的情况,佐佐木是这样写的:“城内外的扫荡,全由两个联队的部下掌握,潜伏在各处的残兵败卒都被拉了出来。他们的武器都已丢弃或隐藏起来。五百名,一千名,大批俘虏接连而来,……虽说是残兵败卒,但他们有的曾潜伏在村庄和山区里,继续进行狙击。因此,进行抵抗和不愿顺从的人,当即被无情地杀戮。整天可以听到各地传来的枪声。死尸填满了太平门外很宽的护城河。被日军逮捕的“残兵败卒”已经丢弃武器,成了丧失抵抗能力的俘虏,而他们都被“无情地杀戮”了。这就是十六师团的所作所为,白纸黑字,难道还有什么可以辩解的余地吗?!

中岛师团长也记有“阵中日记”(1984年发现)。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时“大体上采取不保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十六师团三十八联队原队长助川静二对《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的作者铃木明说:“师团长吩咐,不要保存俘虏。统率这些部队的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的情报主任参谋(兼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勇,在1938年4月初就承认:曾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全部杀掉俘虏”的命令。可见,屠杀俘虏不是这个或那个日本兵的自发行动,而是从上到下,从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到各个联队士兵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

十六师团13日在下关屠杀后的情况惨不忍睹。日本著名学者洞富雄教授引用了第六师团小队长高城守一的记述。他14日赴下关被给粮草,看到情况是:“在长江沿岸一线,尸体像漂流的木头波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差不多像是来自南京的难民,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死尸的情况活生生地说明,从南京逃出来的老百姓,无论是老人或儿童,他们一律遭到机枪、步枪的扫射,遭到杀戮。一路上枕藉着尸体,连他们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士兵,是男是女也无法辨认,因为这些死尸遭到射击后倒在地上重叠在一起,并被浇上重油,点火焚烧。在焚烧过的尸体中,无疑也有许多想来是儿童的尸体。总之……我从未见过如此悲惨的情景。大量屠杀的痕迹展现在眼前,我觉得日本军犯下了严重罪行。”这就是同是日本军的高城守一的目击记和他对十六师团的评价。高城还看到这样的情况,当时在下关兵站仓库作为苦力劳动的俘虏中,相继有人倒下,“倒下后起不来的人,就无情地遭到枪杀,被投入了扬子江”。他说:“我在下关虽时间不长,但这段时间里。已目击了有十名左右的苦力被枪杀。”

佐佐木15日以后的日记是这样写的:16日,“奉命扫荡紫金山一带地区,……两个联队把几百名残兵败卒拉出去处置了”。

佐佐木支队的卫生兵外贺关次也写有随军日记,记述了十六师团在南京的暴行。他写道:12月13日,“三十三联队的一个大队转入进攻,一边逼近手举白旗的敌人,一边继续进行射击。……途中,遇到二三十名残兵败卒,便枪杀或刺杀了他们,在通向南京的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为数甚多”。15日,“太平门城门口,堆有中国军人的尸体五百具左右,好像全是被杀害的。尸体的附近,许多敌人使用过的武器等东西,零乱地丢着,惨不忍睹”。17日,“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离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就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1938年1月24日,“下关……一走出南京城,就发现有数千中国人死在马路两边。微风吹来,臭气扑鼻,给行军带来很大困难”。他在1月24日调离南京时的日记中还说:“实有难以描写的令人不快的事情。”

至于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和第九、第二十联队在中山门外的暴行,请看师团长中岛的阵中日记:12月13日,“在天文台附近的战斗中,俘获工兵学校教官工兵少校一人,若其同意告知地雷埋设位置,那可向其询问全部设雷情况,但步兵已将其砍杀,对士兵真无办法。本日正午,高山剑士来此,恰有七名俘虏,当即由剑士试斩,敝人之刀亦于此时供其试斩,估计砍下两颗首级。败逃之敌大部分出现在十六师团作战区内的森林与村庄地带,还有从镇江……逃来的敌人,俘虏到处皆是,即使一点点地收拾他们亦很困难。一千、五千或一万名俘虏集聚一处,连解除武装也很难办到。好在他们全无战意,络绎不绝地来到,因此是安全的。但是,他们一旦搔扰起,将难以对付。故向部队增派卡车,以便承担俘虏的监视与疏导。13日傍晚,卡车曾大规模调配,然而,刚刚获胜,行动非常迟缓……后来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即处理俘虏约一万五千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长处理掉一千三百人”。"“七八千俘虏集结在仙鹤门附近,投降者还陆续增加。收拾这七八千人需要相当大的壕沟,怎么也找不到,遂提出意见,预定把俘虏按一二百人分开之后,诱到适当地方处理。”

这就是十六师团中岛部队在占领南京的最初几天内所犯的滔天大罪。师团长、旅团长在他们当时的手记、笔记中都毫不隐讳地写下了这些罪行,原十六师团的某些人过了半个多世纪再来否认有什么用?不是师团长、旅团长带着干的吗?已经干过了的事是抹煞不了的。时至今日,为什么还不敢讲出来,带着花岗石般的脑袋去见上帝有什么好处?人们不会同情他们,人解脱只有靠自己,讲出来,承认历史,正确对待历史,这样才会得到别人的谅解。作伪证,妄图把血的事实从历史上抹掉,那是新的犯罪,人们不会原谅这样的人,这种人将永远受到历史的谴责!

    二、1937年12月21日以后的暴行

尽管阿南人事局长指责“中岛师团长的战斗指导是违背人道的”,但中岛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任命为南京地区警备司令。这充分说明了日军当局欣赏、支持十六师团的暴行,继续实行恐怖政策。

1937年12月21日,日军其他部队都撤出了南京,只留下十六师团,由中岛担任警备司令官。南京地区的警备工作分东西两部分,西区由十六师团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担任。他们的警备司令工作,担任到1938年1月22日由第十一师团天谷少将接任为止。

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持续了很长时间,当时留在南京的马吉牧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誓口述中说:“12月21日,田中副领事对我说……到12月24日左右,可能事态会有明显好转,但即使到了12月24日以及在以后的日子里,决无迹象表明情况有所改善。”他说,日军对普通老百姓施加暴行,“六个星期后,这些情况逐渐有所减少,但一些个别人犯的暴行层出不穷”。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博士也在国际法庭上说:“令人战栗的期间持续了两个星期半到三个星期,后来又发展为六个星期到七个星期,情况更为严重”,“从二月六七日左右开始,情况有明显好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陈瑞芳女士在国际法庭的宣誓口述中说,对妇女的暴行,“最严重的行为是发生在起初四五个星期里……使这种情况有所收敛,花了四五个星期,而到消除危险,则花了几个月时间”。

马吉牧师、贝德士博士、陈瑞芳舍监当时都留在南京,是日军暴行的目击者,据他们所说,日军暴行最为疯狂的时间,是占领后的六七个星期之间。如果说,从1937年12月13-21日,是十六师团和其他日军部队共同的犯罪时间,那么12月21日以后就是十六师团单独的犯罪时间了,直至他们撤出南京为止。十六师团必须对这期间的暴行负完全责任。

这其间,十六师团在南京实行所谓的难民登记,屠杀中国的青壮年。如马吉牧师在给其在上海的妻子的信中写道:“12月24日,开始办理登记了。日军当局认为,难军区内还藏有中国士兵二万人,他们定欲肃清这些‘恶鬼’。我们向他们表示,剩下来的中国士兵恐不到一百人了。但无论如何,许多无辜的难民必须还要受难,他们都觉得恐惧不安。”所谓“登记”,日军一般先作宣传,说如果当过中国兵的,出来自首,就可以保命,罚做夫役。不然,查出来就要杀!结果,一些人受骗站了出来,一些劳动人民因手上有硬茧而被查出来,也全被捆载而去,一部分用枪射死,一部分作为日军劈刺练习的靶子。这些,都是十六师团干的。当时,被害者的妻子和他们的父母,恳求国际委员会设法寻找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但是,面对十六师团有计划、有组织的凶残屠杀,国际委员会又能做些什么呢?

佐佐木自己也说,从12月24日至1938年1月5日,在十三天中,他就查出“散兵”两千人左右,收容在旧外交部里,其余在安全区牧师那里的中国伤兵,也作为俘虏收容起来。不用说,这些人都被屠杀了。他还说,逮捕了南京近郊的数干名“散兵”,在下关进行了屠杀。在日军暴行期间,从12月16日至1938年2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几乎每天都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就日本军人所犯暴行提出报告,并为保证难民的安全发出公开信。这些文件,1939年由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编为《南京安全区档案》共171页。其中,12月21日至1938年2月初的报告从第一百零七件至第四百四十三件,共三百三十六件,占全部报告的76%。这些暴行,都是十六师团单独干的,今引几件如下:

第一四六件 12月23日上午三时,两个日本兵闯入汉口路小学收容所,搜索财物,并强奸女职员黄小姐。我们立刻报告特别宪兵队,宪兵队到达收容所时,日本兵早已逃逸无踪。他们便把黄小姐带去,作为人证。黄昏,又来几个日本兵,轮奸王太太的女儿。七时左右,又来三个日本兵,强奸两个姑娘,一个仅十三岁。

第一五三件 12月25日,日本军官一人和两个日本兵,绑去鼓楼新村十四号内十五岁的李小姐。

第一七六件 1月2日上午十时半左右,一个日本兵闯入陈家巷五号刘培坤(译音)住宅,全家七口,日本兵向刘妻缠扰不休,刘妻正想脱身,刘培坤因气愤而掴日本兵的面颊,日本兵怀恨而去。下午四时,日本兵携枪重来,邻居跪求无效,刘培坤被击毙于灶间。

第一七八件 1月3日,据报告,日本兵在几天前架去铜银巷六号内的妇女六人,名义上是给军官洗衣服。其中一人于12月30日入鼓楼医院,据她报告,日本兵把她们带到城中某处,那里好像是伤兵医院。白天洗衣服,黑夜遭强奸,年纪较大的每夜被轮奸十次到二十次,年纪较轻的和面貌漂亮的每夜多被轮奸四十次。1月2日,两个日本兵又把她绑到一所荒凉冷落的学校内,戳伤十处,计后颈四刀、臂腕一刀、面部一刀、背上四刀,日本兵以为她已伤重毙命,舍之而去,后经旁人发现,再送入医院,也许可望恢复,但颈项恐难灵活旋转。  第一八五件 1月9日早晨,克鲁治和哈兹两人在山西路中央庚款大厦东首,目睹一个日本军官和一个兵士虐杀池塘内的一个平民。水(齐)腰部,冰块冲身。军官下令,日本兵伏在沙袋的后面射击,第一枪中肩部,第二枪未中,第三枪结果他的性命。

第二一九件 1月13日、14日两天,日本兵杀死城南某百姓家中十一人,妇女被奸污后,再加以残害,只有两个孩子保全性命。

第一九五件 1月15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收容所内,有一男一女同返城南住宅,日本兵一人欲加以奸污,她坚拒不肯,当遭日本兵戮杀。这类事例太多,举不胜举,都是十六师团干的。

     三、中国受害者的血泪控诉

日本投降后,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审理侵华日军南京的暴行这一案件时,南京的受害者、目击者向法庭控诉日军的暴行。他们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在这些控诉中,很大一部分是控诉中岛部队的,原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在国际法庭上曾说:十六师团指定进行扫荡的地区,划定为“太平门、上元门、下关和中山路”,即城内以中山路、中山北路为界的东北部地区,和城外从太平门到长江边的上元门、下关为止的地区。可是,从中国受害者、目击者和控诉来看,十六师团士兵并不以此为限,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这里,根据中国历史档案馆资料,摘引部分陈述如下:

1945年12月11日,南京上元里保长杨开基陈述:“1937年12月15日,中岛部队将上元里农民及其他村庄平民多人,驱于鱼雷营地方,施行集体机枪扫射,尸集如山,惨不忍睹。”上元里被害者农民有胡桂林、李元龙、张玉山、李兴托等人。

1946年4月,张汪氏陈述其子张德亮等被中岛部队集体枪杀:“吾子德亮,于日寇到京时与余避居于中山北路司法训练所内不幸于二十六年冬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被中岛部队拉去,余哭泣哀求无效,并被日寇以木棍击头。……吾子被拉至四条巷塘边被集体枪杀,闻之痛不欲生,遗下两代孀居孙女二人,毫无男丁……”

南京杂货店零售商尚德义,住难民区上海路华新巷一号。12月16日上午十一时左右,他与哥哥、堂兄以及姓名不详的邻居五人,被中岛部队日本兵逮捕,押往下关,那里已有一千以上的普通男子。从下午四时起,日本兵开始对他们进行集体屠杀,他幸免于难。战后作为证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石养喜致南京政府呈文:1937年12月16日,“在清凉山附近,胞兄石养才(44岁),嫂徐氏(44岁),次侄小二子(9岁),被日寇中岛部队用刺刀戳死”。

1937年12月15日,“估衣廊一二一号爆竹店老板丁学文,由难民区回估衣廊店内搬取物品,适遇有日军中岛部队小兵,将其杀死在店中”。

1937年12月14日,“日军中岛部队一士兵,在韩家巷六号,将一妇人奸淫。适值戴呆子进店,被该部队日本兵用枪击毙”。

1937年12月21日,吴学林与妻吴胡氏“欲携家返乡,至下关了解可有渡船,路遇中岛部队,以为吴学林为中央军,开枪将其击毙”。

李秀华陈述:1937年12月24日,“中岛部队于上午九时在玉带巷二十二号敲门,未开,即向屋内开枪。祖父前往开门,被拖出门外,戳十余刀而死,惨不忍睹。叔李学挫在里面房门口,日军举刺刀直刺其胸膛,又开枪击中咽喉死亡”。

阮春山陈述:“1937年15日下午三时,中岛部队士兵三人,突然闯入家中,将弟阮成先拉至管家桥三十三号门外枪杀。”

陈光红陈述:“1937年12月15日下午三时,中岛部队两士兵进入金陵神学院内,强拉我子陈坤源,不肯去,当场被日军刺杀,肚肠也流了出来。”

××氏陈述:1937年12月18日,我“夫x×荣四十一岁时,……迎面门前遇日敌,加之言语不明,惨遭日敌连刺二刀,当时气绝毙命。查日敌部队系中岛部队士兵”。

陈云龙陈述:1937年12月14日,“陈吴氏被日军中岛部队士兵强奸杀害而死,遗有孙一人,家境清苦”。

孙宝庆陈述:1937年12月19日,“日寇中岛部队暴兵……拥至民宅,将嫂孙陈氏轮奸,当夜身亡”。

徐陈氏陈述:“子徐德宝被敌中岛部队于二十六年(1937年)犯京时打死,女徐秀英亦遭敌同时轮奸身亡。”

石筱轩陈述:“本人居住大石坝街五十号,(1938年1月初)突然有敌军人先后进入民之宅内,大肆抢掠以致民家业被劫罄尽。继复将民之住房放火焚烧,计烧去头进会客室、司阖室三问、二进大厅三间、三进上房三间、披厦两间、四进厨房、下房两间、河厅三间,名贵书籍四百箱,字画、古董两千余件件,各色木器四百余件,四季衣服三十余箱,被褥及应用什物数目价值无法统计。事后始悉,敌军系中岛部队士兵。”

对中岛部队暴行的控诉,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列举。1946年,中国法庭在审理这一案件时,南京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根据第一期调查工作结果,认定中岛部队所犯罪行,是侵占南京的所有日军部队中最大的。这一调查结果,曾于1946年5月1日分函南京市政府作为附件。总之,包括十六师团在内的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暴行,铁证如山。日本某些人想翻案只能是徒劳。

               原载《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4期P43-52

后记

2001年1月8日,我正坐在由沪返宁的火车上,昏昏沉沉,而窗外则是那个季节少见的滂沱大雨。此时突然打来的一个电话把我惊得睡意全无:高兴祖老师走了!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因为就是在几天前的全系元旦聚餐会上,我还向高老师敬过酒,祝福他健康长寿,而当时也丝毫看不出高老师有任何的异常。据同事后来告知,高老师的去世十分突然。当时高老师腹部稍感不适,便自己到校医院就诊。校医院建议他到附近的一家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高老师此时仍能自己步行到那家医院。没想到在做完CT例行检查后,高老师突然倒地不起,与世长辞,没有留下一句身后话。也就是在这所医院,高老师的妻子——南京大学校医院的一位令人尊敬的医生、以及他们的长女已在高老师之前不幸先后离世。

在随后的几天中,当时忝为副系主任的我,与系里的同事以及高老师的亲属一起,料理高老师的后事。忙忙碌碌之中,我总觉得应该为高老师做点什么,但又不知道具体能做些什么。与我有同感的还有魏长生先生。魏君与我是研究生同学,198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同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专业日本史方向攻读硕士研究生,高老师是其指导老师。硕士毕业后,魏君虽由儒入商,创办了红红火火的南京金龙纺实业有限公司,但他作为高老师生前所带的三位研究生之一,却一直对老师的道德文章怀着深深的敬意。在安葬高老师的那天,我与魏君一起护送高老师到了郊外的墓地。也就是在高老师的墓前,魏君希望我能与他一起出面为高老师编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论文集来作为纪念。相关的费用由他全部承担,而我则负责落实具体的事务。说老实话,在世风日下的当今,魏君能有如此的提议,确实让我深受感动。见贤思齐之下,我也认为这同样是我的一种责任,所以就满口答应了下来。在征得高老师在美国的女儿高宁的同意后,我便邀请我的好友、也是我的同事韩文宁先生一起来参与此事;

原本以为编写此书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没想到却前前后后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如果不是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这件事情恐怕还要拖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因此,在此书即将出版之际,我特别要向以下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几年来,魏长生先生一直给予我支持、鼓励和极大的宽容。作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专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孙宅巍先生,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经盛鸿先生、张连红先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胡菊蓉女士,南京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孟国祥先生,一直关心和支持本书的编撰工作,全力以赴,毫无保留。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朱瀛泉主任、陈祖洲书记、张生副书记,几年来一直关心此书的编纂工作,朱主任还为此书撰写了序言。南京大学出版社的黄继东先生、施敏女士,对本书自始至终倾注着极大的热情,他们为此所做的工作远远超过了他们职责。此外,还有不少热心之士也一直在关心本书,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支持。最后,我要特别感谢韩文宁先生。如果没有他这几年任劳任怨的艰辛工作,那么就不可能有本书的出版。

                         夏维中

                          200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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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24 16:4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