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纵览，从第一篇到第五篇，分别是《词的由中唐至宋初之变与文化转换》、《唐宋词的伤春主题及原型意义》、《论宋词中的“骚”、“辩”之旨》、《论豪放词》、《论南宋风雅词派在词的美学进程中的意义》。第二部分是词人及词作研究；第三部分是词学批评；第四部分属词学学术史的内容。

词兴于唐，盛于宋，变于金元，衰于明，复振于清；而词学则起于宋，继于金元与明，大畅于有清一代。现代词学家龙榆生教授在《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上曾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在此文中，他又举三百年来词学中图谱、音律、词韵、词史、校勘诸学的代表，并主张另创声调、批评、目录之学。可见，完整的词学概念应由“八学”和“三义”构成。

在龙榆生上文发表近七十年之后，词学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以夏承焘为代表的词人年谱之学，以唐圭璋为代表的词学文献之学，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词学更有全方位的长足进步。但究其表里、实质，龙说的“八学’’和“三义”之研究，今人虽或有过于古人和近人之处，却也有不如古人、近人之处。这就很可令人想起浦江清先生在纪念吴梅先生逝世时所说的那一段话：“凡学问有为潮流所趋者，有为时代所弃者，有赖书本文献足以传后者，有非接近其人、得其指点、不能妙悟者。故如戏曲史目录考订之学则考据家之事，今方兴未艾，如材料增多，方法加密，后者可胜于前。至于南北曲之本身，原为一有生命之艺术，由词章家作曲，音乐家谱唱，艺术家搬演，合此数事以构成一整个之生命。一旦风会转移，此艺术亡，此门之学问亦随之而亡，今从先生游者尚不能尽其所学，况后世但读其书者乎!”(《悼吴瞿安先生》，载《吴霜压先生三周年祭特辑》)词不同于南北曲，很久以来就已失其乐而不能传唱，成为了纯文学之作，但浦江清所说对于词学而言，也是较为适用的。时至今日，词学中的词史、校勘、批评、目录之学，实已大过于前人，但图谱、音律、词韵、声调诸学，以及推求曲调之表情，与词体之渊源流变，则今人难与前人争胜。此中原因正在于“学问有为潮流所趋者，有为时代所弃者”，词本为“有生命之艺术”，可“一旦风会转移，此艺术亡，此门之学问亦随之而亡”。

我自少年时代起就喜好写诗填词，而直到近二十岁才知格律一事，尽管到今日还偶有应景之作，可仍似儿时习书之描红，是按律填词而不知其然、不求其所以然。因此，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词学研究一事，二十多年来，所作的主要是唐宋词的文艺美学的研究，以及批评之学的“研究之研究”。虽也曾在参编《中国词学大词典》时担负了词调部分条目的撰写，却只能遵循述而不论，或论而不断的原则。想当年《钦定词谱》的编定，和万树《词律》的撰成，耗费了多少时间和才力，我辈实在没有能在诸多“又一体”中作出选择、判断的自信，更遑论其他!古人说：“有才无学，如绝代佳人唱《莲花落》；有学无才，如长安乞儿穿宫锦袍。”治学应力求才、学、识三者均衡，但人的资质有异，求全并不容易，免不了要舍短用长，我自忖最缺者在于“学”，而“识”则稍有所长，又由于兴趣的原因，因此一直不写考证性文章，而是力图在“论”上能有所创获。

大概因我在八十年代发表过一些词学研究的论文，学界免不了先入为主，多以为我是以治词为“主业”，其实我在多年的词学研究中，也仅写出二十几篇论文而已，仅及我已发表论文的五分之一。不过，我自己对这些论文还相对比较偏爱，因为它们都是独立的，是为解决每一个不同的问题而撰写的，不似我的其他论文，多是成书后一时未能出版，而择出部分作为论文先行发表的。

若从三十五岁时自乌鞘岭下考回上海当研究生算起，我治词已经有二十六个年头了，而这本论文集仅收录了二十篇论文，平均计算，每年还不到一篇，实在是低产得很，而且平心而论，二十多年来所写的，几乎看不到有多少进步，免不了自感惭愧。之所以还敢于结集出版，是在于虽世事沧桑，人生角色多有变化，而我却未改初衷，二十多年来还能坚持向学。古人有不悔少作之说，对于我而言，则可说是虽老之将至而不悔“中作”，也算是对学界同行作一个认真的交代。  未能为自己的论文集起一个好名字，实在是缘于命名之难。若习惯的以书斋为名，我从沪上移居羊城，难以将两地概括在内；若为求“卖点”而取一好听好看的名字，则更是多余，当今还有谁寄望于一本论文集的取名而求较多的印数呢?为取名一事，很能体会鲁迅先生为阿Q立传的“犹豫”。阿Q终可以有“正传”，是因为他虽未能获准“革命”，却毕竟他的传记之立并无碍于别人的作传，而我的论文集倘名之以“词学新论”，则自己并非另有旧论；且自命为“新”，则有将他人入于“旧”列之嫌；若名之为“词学艺术论”，也难以尽赅全部内容。思忖再三，还是未能汲取审阅本稿的专家之意见，仍只能用这一过于“质实”的名字。质实尽管质实，毕竟还有实在的好处，一眼可以看穿：这本集子仅有二十篇文章而已，一切装饰都属多余，掩真而作伪大可不必。

收入集子中的文章，据内容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宏观的纵览，从第一篇到第五篇，分别是《词的由中唐至宋初之变与文化转换》、《唐宋词的伤春主题及原型意义》、《论宋词中的“骚”、“辩”之旨》、《论豪放词》、《论南宋风雅词派在词的美学进程中的意义》。

这五篇论文写作和发表的时间相隔最长的有二十年之久，但思路和方法却是基本一致的。其中发表在1984年的论南宋风雅词派的一篇，是学习朱光潜先生美学理论而用于词学领域的体会，在当时或为较有新见之作。论唐宋词的伤春主题及原型意义，论宋词中的骚辩之旨，都是对先师万云骏教授所重词之“伤春伤别”的理论性阐释，所论或有逾于原意之处，自信还有一定的新意。最近发表的论词的由中唐至宋初之变，所论未必允洽，却是我个人近年来注重对古代文艺作文化学观照的结果，还多少有些与时俱进之意吧。

第二部分是词人及词作研究，从第六篇到第十六篇，分别是《飞卿词艺术乎议》、《东坡词简论》、《秦观“词心”析论》、《驿骑苏秦间——陆游词风格及成因浅议》、《论姜夔词的清空——姜词艺术析论之一》、《论姜夔词的骚雅——姜词艺术析论之二》、《梦窗词艺术初论》、《周密及其(绝妙好词)》、《浅论姜张词风之异同》、《论碧山词的寄托》、《<弹指词>浅尝》。

词坛大家，首推辛弃疾，而我从未写过论辛词的文章，并非是因为我不喜稼轩风，而是深感稼轩不是词人可限，可历来论其词的论文已经发表了许多，我历来不喜作重复之事，由于自己曾有过写苏、辛比较一书的打算未能实现，也就使得我个人的研究留下了遗憾。记得闻一多先生当年在为学生讲授唐诗时曾说过，自己不敢讲、也不配讲李白和杜甫，因为前人已经讲了不少，自己讲不出多少新意来。以闻先生之才具学识，当时又是现代意义的唐诗研究开创期，尚有此说，更何况我辈?因此，对于苏轼词，我也仅有这短短一篇平实之论。词坛二李的李煜和李清照，则因六十年代都曾有过较大规模的讨论，且出过有关的论文集，我不想拾人余唾，对二李的研究也付阙如。当时，我遵万师之教，侧重在对宋词作艺术鉴赏方面的努力，企图按周济所阐发，从“问途碧山”入手，历稼轩、梦窗，最终“还清真之浑化”，较多着重于南宋词家的研究，对姜夔、吴文英、王沂孙等曾被视作“婉约派逆流”的词人，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风雅词派(过去多称格律词派)着力较多。本来曾有沿着“由吴希周”之路，作一番“宋词之旅”的打算，并有积之而欲为词史之想，却因见到与我同龄一辈学者的大著已出，自己难有新意，加上兴趣转移，故终未“希周”而止，更遑论韦庄、欧阳修、二晏?虽如此，集子中所收，还多具有原创性，至少在当时是属于立论较早的。论清人顾贞观《弹指词》一文写于1995年，时间不算早，却是第一篇全面论述顾氏词的文章。

第三部分是词学批评，从第十七篇到第十九篇，分别是《论刘熙载的<艺概·词概>》、《况周颐的词心、词境论及“重、拙、大”说》、《传统词学批评的终结与新变——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这几篇论文，原系《中国词学批评史》中的部分章节，书、文有异，篇幅都较长，也都曾以论文的形式，部分发表在学术刊物上，都是下了工夫所写出的。

第四部分属词学学术史的内容，仅一篇：《词坛拨乱反正的功臣——对吴世昌先生反对论词“二分法”及重新评价苏轼词的体会》，是为1998年参加纪念吴世昌先生诞生九十周年暨词学讨论会而写。后来虽曾先后参加过唐圭璋、詹安泰、龙榆生百年诞辰纪念的讨论会，又参加了刘永济与词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但都因没有时间通读这几位词学家的论著，因而也未能写出论文。虽说我对二十世纪古代文学学术史感兴趣，却未能在相关的词学史领域对这几位大家作出研究，也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憾事。

以上内容之外，还收进了三篇附录，均系我为八十年代在华东师大召开的两次词学讨论会所写的纪要或述评，篇幅虽较短，却也代表了我当时对词学研究一些全局性、方向性问题的看法，故予以收录。

古人有云：前修未逮，后出转精。而似我这样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学术“研究”者，就只能将此话的前四字改成“未逮前修”，因为对于我的师辈而言，的确是如此。至于“后出转精”，则只能期待于后来者，如我的学生们了。正如前引浦江清先生所云，学问“有非接近其人，得其指点，不能妙悟者”，在传统的治学中’我们的师辈已是“从先生游者尚不能尽其所学”，更何况“后世但读其书者乎”!而“一旦风会转移，此艺术亡，此门之学问亦随之而亡”，词学中所亡失或将亡失者，正是前辈所长而我辈所短的。而我的学生一辈，却生逢其时，赶上了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代，可以夯实基础，从容治学，很轻松地超越我们。

试举一例：我笃信《乐府补题》是愤于杨琏真伽发掘南宋六陵而作，因此而有本集中所收《论碧山词的寄托》一文。但我的博2生刘荣平却在求教于天文史家之后，并受他人研究的启发，-据谢翱的诗句“知君种年星在尾”，考出了发陵的时间，而以此坚证否定了《乐府补题》寄托发陵一说，使我不得不信服。

又举一例。我在为我的博士生杨柏岭《晚清民初词学思想研究》一书所写序中有云：“杨柏岭所论及的近代词学中的刘熙载、况周颐和王国维，都曾见于我在该书(按，指《中国词学批评史》)中所写的章节，而他不为我的论述所限，发表了自己的许多见解。我在读到他关于况周颐的论述时，是深为其对‘重拙大’的新见而折服的，这就不仅仅是‘起予之叹’了。而他将梁启超的论词思想视作传统词体观的终结，虽作‘体’的限定，而实际上是否定了我将王国维作为传统词学终结与新变的意见，虽说梁之说多在于‘外’，而王说才入于‘内’，但就现代性而言，梁似乎更在王之上，更应具有‘终结与新变’的资格。为此，我实在是深感韩愈《师说》的亲切，因为确实是‘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而我之仍然将《论碧山词的寄托》收入，又未更改论述况周颐、王国维的观点，实有“立此存照”、“以识吾过”之意在。

因时代的原因，免不了蹉跎岁月，人到中年，我才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匆匆二十多年，却已踏上老年的旅程。辞旧的鞭炮声响起之时，更勾起人生苦短之感，倘能借朝晖而济桑榆是多么好啊!时岁不能追，治学不可怠，当此论集出版之际，藉时立愿，昭告同好，亦自为序言之真意!

2005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