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究竟能否促进经济发展?中国的改革以及东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反例、特例还是例外?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正当性受到质疑，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被推到我们面前。面对这种情形，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辨析出两种危险的倾向：一种是冒改革之名而行垄断之实的既得利益者的主张，一种是以保护社会大众和国家利益为名而反对改革的主张。

肇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经济改革，一条是法制建设。进入1990年代，经济改革逐渐转向市场经济的方向，法制建设则开始被灌注以法治的内容。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也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思考和讨论。本辑“洪范评论”栏中的两篇评论直接与此有关。

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进行到今天，开始遇到许多转型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以及与之相伴的各种相互冲突的主张和要求。在此压力之下，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正当性受到质疑，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被推到我们面前。面对这种情形，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辨析出两种危险的倾向：一种是冒改革之名而行垄断之实的既得利益者的主张，一种是以保护社会大众和国家利益为名而反对改革的主张。这两种主张一左一右，表面上看正相反对，其实互相联接，都是对改革开放事业的真正威胁。吴教授认为，正确的选择既不是维护少数人既得利益的权贵资本主义，也不是加强政府干预和反对改革开放的苏式社会主义，而是把市场经济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所谓法治的市场经济。

然则，何谓法治的市场经济?法学家江平教授试图通过对法治标准的讨论提出若干基本原则。具体言之，在中国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须要把握四个方面的“度”：着眼于自由和秩序，有国家干预市场的“度”；着眼于公平和正义，有贫富分化的“度”；着眼于发展的持续稳定，有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相适应的“度”；而从政策实践的可行性角度看，还有推行法治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度”。显然，法治的市场经济所涉及和要求的，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

从学理的脉络上说，关于市场与法治的讨论，是所谓法律与发展主题中的一个问题。发端于1960年代的法律与发展运动，起落消长，至今已经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1990年代，有所谓新的法律与发展运动，其主要的试验场正是在东亚诸国和地区。本辑“主题研讨”中的四篇文章，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和地区。

前后两个阶段的法律与发展运动，都假定(尽管程度和理由不尽相同)法治对于经济发展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这种信念和假定，东亚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是一个既具吸引力又富挑战性的案例。伊利诺伊大学的Tom Ginsberg教授通过对三个相关研究的检视，在向我们展现有关研究进展的同时，更对相关理论背景、研究方法及其短长，以及未来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等，做了相当深入的评析。这种介绍和评析对于后来者的研究颇有价值。本辑“主题研讨”的另一篇文章，“中国的法治与经济发展”，就是在此类研究的基础上以改革以来的中国为对象的一篇专论。

法治究竟能否促进经济发展?中国的改革以及东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它们为这一论争提供了什么样的证据?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反例、特例还是例外?裴文睿教授的文章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细致的讨论。作者的基本观点是，尽管法治并不是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充分条件，尽管法治并不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万应灵药，尽管法治的好处在社会不同人群和部门中有不同的分配，但是中国要保持长期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一种符合法治要求的法律体系仍然是必要的。

“主题研讨”的第三篇文章把焦点转到了乡村法律制度。作者试图通过对农村社会纠纷类型的演变、以及解决纠纷过程中规则、机构、中介和当事方诸要素的研究，透视社会与经济变迁中农村法律制度的发展。与本栏目中其他几篇文章相比较，这篇文章更多采用法律社会学的方法，它所讨论的问题，与其说是法律与经济的关系，不如说是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作者对改革以来乡村法律制度曲折发展的描述，为我们思考法律与发展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背景。

於兴中博士的文章“解放、发展与法律：走向后现代的现代性”把解放的概念引入法律与发展的讨论，因此拓宽了发展的概念。这篇文章追溯了解放和发展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以及这两个概念在当代人权理论中的结合，使我们有可能在一种更根本的意义上去思考法律与发展的问题，即考虑以解放为目的发展观。该文另一个可注意之处，是它对在后现代条件下法律与发展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虽然是初步的，但却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在中国的语境下谈论法律与发展，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一系列极具特色的制度实践。有人说中国现代法律史是一部充满“部落语言”的历史，这些语言，比如挂靠，虽然不是什么现代法律术语，却是支配现实生活的真实的规则。“‘挂靠’企业的历史和语法”就是一篇试图解读这种部落语言的大胆尝试。什么是挂靠?为什么会有挂靠?挂靠的逻辑是什么?它向法律提出了什么问题?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既是我们进入中国法律与社会的现实不可缺少的一课，也是我们谈论法律与发展问题时不开忘记的一环。

本辑“评论”栏的两篇文章谈论的问题全然不同，但却分别与前面的讨论相呼应。张春霖博士讨论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不久前各类媒体热炒的话题，但是作者显然无意赶潮流。作者讨论问题的方式表明，对于复杂问题采取简单化的办法是不恰当的；严肃的问题就应以严肃的方式来处理。所谓“国有资产流失”就是这样一个复杂而且严肃的问题，而作者对这问题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作者对于如何防止真正的“国有资产流失”提出的建议，即在继续改革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和机制，又把我们带回到对法律与发展问题的思考上。

“认真对待私力救济”一文对流行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法律观提出了质疑，并通过对有关自力救济的历史回顾和文献梳理，为重新了解和严肃对待这一早已被边缘化甚至只能以负面形象示人的社会现象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从法律与发展的主题看，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什么是法律?法律与社会规范的关系怎样?最初的法律与发展运动受到的一个批评，便是眼里只有国家的法律，而没有社会的规范。新的法律与社会运动在这一点上已经有所改观。尽管如此，在中国的法律与社会背景之下提出这样的问题仍然令人警醒。

洪范者，天地间之大法也。《洪范评论》取古人善治之意，求国富民强之道，穷社会繁荣之理，探究法治运用之妙，宪政立国之本，对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之国家治理尤为关注。诚愿各界同道予我们以支持，与我们共进。

                    编者

                2004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