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作为一地，是历史上徽派篆刻发展的的重要的地方；徽州人也是促进徽派篆刻发展的重要的人群。本书对徽州与篆刻关系展开探究。通过这一探究，更深入地把握徽州区域独特的文化积淀，从而更清楚地梳理中国篆刻发展的脉络，并以此为个案，更深入地认识中国篆刻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区域文化与篆刻发展的互动关系。

总序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从实用印章到文人篆刻的嬗变

一 因凭信而产生古玺

二 实用印章的集大成

三 裂变中的实用印章

四 文人篆刻的产生与发展

五 文人篆刻艺术体系的确立

 第二节 徽州雕刻传统对篆刻艺术的影响

一 徽州的雕刻传统

二 工艺雕刻与篆刻的关系 

 第三节 徽派篆刻名称辨证

一 关于徽州印派名称的几种说法

二 徽州印派名称产生的历史演变 

三 界定“徽派”名称的内涵是定名的关键

四 徽派篆刻的分期

第二章 徽派篆刻的兴起与发展

 第一节 徽派篆刻地位的确立

一 何震的崛起

二 最早的篆刻流派

三 明末印坛徽派的一统天下

 第二节 徽派篆刻的发展

一 徽州考据学对篆刻艺术的影响 

二 徽商对篆刻艺术的支持

三 众多的篆刻创作队伍

四 徽派篆刻在清代早中期印坛上的主导地位

 第三节 徽派篆刻的后振

一 “浙派”和“邓派”兴起对徽派的冲击

二 黄士陵对徽派篆刻的振兴

三 黄宾虹的印学成就

第三章 徽派篆刻艺术特征与名家风格

 第一节 徽派篆刻艺术特征

一 一以贯之的“崇古”思维

二 注重学养的创作取向

三 追求雅逸平和的审美意趣

四 突出个性的印学理念

 第二节 徽派篆刻名家风格

一 何震的猛利泼辣

二 苏宣的典雅雄健

三 金光先的浑朴静穆

四 汪关的平和清丽

五 朱简的生涩刚劲

六 江缟臣的秀劲苍润

七 胡正言的端重工稳

八 程邃的凝重厚朴

九 吴鏖的狂狷劲涩

十 汪肇龙的灵动古致

十一 巴慰祖的工致挺秀

十二 胡唐的遒劲清丽

十三 项怀述的中正凝重

十四 黄士陵的光洁挺劲

第四章 徽派篆刻印谱与论著

 第一节 自刻印谱

一 何震《印选》

二 金光先《金一甫印选》

三 汪关《宝印斋印式》

四 吴忠《鸿栖馆印选》

五 苏宣《苏氏印略》

六 吴迥《珍善斋印印》、《晓采居印印》

七 詹荷《明臣印谱》

八 吴正旸《印可》

九 朱简《菌阁藏印》

十 吴日章《翰苑印林》

十一 程云衢《印商》

十二 范孟嘉《印品》

十三 胡正言《十竹斋印存》与其他印谱

十四 程齐《稽古印鉴》

十五 陈辅嗣《印薮》

十六 程棣《望古遥集》

十七 汪镐京《红术轩印范》

十八 项怀述《伊蔚斋印谱》

十九 巴慰祖《百寿图印谱》、《巴隽堂印存》

二十 项泰增《松谷印遗》

二十一 吴绂《啥香阁印谱》

二十二 程芝华《瑶原十六景印谱》

二十三 朱霞《古稀再度寿印》、《月潭胜景印志》

二十四 范名旺《拜石山房印谱》

二十五 金桂科《小竹里馆印存》

二十六 黄士陵《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存》

二十七 戴德瑞《奏新印存》

 第二节 摹刻印谱

一 罗南斗《秦汉印统》

二 苏宣《秦汉印范》

三 程朴《印选》

四 巴慰祖《四香堂摹印》、《四香堂印馀》

五 程芝华《古蜗篆居印述》

六 程椿《述古堂印谱》

 第三节 集印印谱

一 汪启淑《飞鸿堂印谱》

二 汪启淑《汉铜印丛》及其他集古印谱

三 程鸿绪《浣月斋印谱》

四 罗聘《衣云印存》

五 胡宗姚《松舫集名人印谱》

六 黄宾虹《滨虹草堂藏古玺印》

 第四节 徽州印人论著

一 何震《续学古编》

二 徐上达《印法参同》

三 潘茂弘《印章法》

四 朱简《印品》、《印经》

五 汪维堂《摹印秘论》

六 戴启伟《啸月楼印赏》

七 黄宾虹《叙摹印》、《古印概论》

八 汪启淑《续印人传》

九 叶铭《广印人传》

第五章 徽派篆刻与其他篆刻流派的关系

 第一节 “雪渔派”、“泗水派”、“娄东派”

一 “雪渔派”与“泗水派”得名之由来

二 徽州地区以外师从三派的篆刻名家

 第二节 徽派与“邓派”

一 邓石如与徽州人的交往

二 徽派名家印风对邓石如的影响

 第三节 徽派与浙派

一 汪启淑对浙派形成的贡献

二 浙派对徽派印风的承继和借鉴

 第四节 黄士陵与“粤派”

一 黄士陵在广州的篆刻生涯

二 黄士陵羊城传艺

三 师承黄士陵的粤派主要印人

 第五节 吴鏖与飞鸿堂印人群体

一 吴鏖印风的时代特征

二 从飞鸿堂印人群体印风看吴摩的影响

第六章 结论

 第一节 徽派篆刻在文人篆刻史中的地位

一 确立了文人篆刻艺术体系

二 徽派篆刻始终影响着文人篆刻风格的发展衍变

三 徽派篆刻对篆刻艺术创作的贡献

四 徽派篆刻对篆刻艺术理论的贡献

 第二节 徽派篆刻对当代篆刻艺术的启示

一 注重学养是提高篆刻创作水平的前提

二 讲究用刀质量是提高篆刻水平的关键

三 坚持“百花齐放”是篆刻艺术发展的方向

附录一 徽派篆刻年表

附录二 徽州印人名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徽州文化全书》后记

砖、木、石三雕 徽州民间砖、木、石三雕工艺主要应用于祠堂、牌坊、民居等建筑物的装饰和家具上面，始于唐宋，盛于明清。

砖雕的制作过程分为三步：首先精选精筛纯细无滓的粘土烧成青砖，其次由砖雕艺人构思图案，凿出大形状和立体层次，俗称“打坯”，然后精心刻修，局部“出细”。砖雕图案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较为常见的是戏曲故事和花草动物，诸如“古城会”、“打金枝”、“梅兰竹菊”等。艺人在见方尺余，厚不及寸的砖坯上雕出情节复杂、多层镂空的画面，令人产生精妙无比的美感。歙县博物馆藏有一块灶神庙砖雕，见方仅尺的砖面上，雕刻着头戴金盔、身披甲胄、手握铜锏的圆雕菩萨。据说这块精巧绝伦的砖雕花费了1200个匠工，堪称徽州砖雕艺术的经典作品。砖雕一般装饰在民宅的门罩、门楼以及官邸、祠庙的八字墙上。

木雕在“三雕”中数量最多，遍布民居、祠堂等建筑物木结构的各个部位，如梁架、隔扇、槛窗栏板、栏轩、挂落等，艺术质量也最精。明代初期，徽州木雕已初具规模，雕风雅拙粗犷，以平面浅浮雕手法为主。明中叶以后，随着徽商财力的增强，炫耀乡里的意识日益浓厚，木雕艺术也逐渐向精雕细刻过渡，多层透雕取代平面浅雕成为主流。人清以后，对木雕装饰美感的追求更强，涂金透镂，穷极华丽，极为精工。民居木雕取材以柏、梓、椿、桷、榧、银杏、杉树为主，家具木雕则以红木、乌木和楠木为贵。木雕题材以江南民间吉祥图案、宗教人物、戏曲故事、山水、花鸟虫鱼等为多，少数由艺术家参与的木雕在选材上显示出较鲜明的文人绘画情调。绩溪县龙川胡氏宗祠内，有80余扇木雕屏门隔扇，雕工极为精美，正厅10扇荷花图、22扇鹿嬉图千姿百态，无一雷同；前门楼两根门柱，前一根为“九狮滚球遍地锦”，后一根为“九龙戏珠满天星”，整柱满雕，气势磅礴，堪称现存徽派木雕的代表作品。

石雕有圆雕、浮雕、浅圆雕、透雕等，大部分是在石结构的建筑物上，如牌坊、桥梁或民宅的基础部位以及祠堂的石栏板、云鼓、须弥座上。西递村西园中有一对漏窗，左为松石图案，奇松从嶙峋怪石上斜向伸出，造型刚劲凝重；右为竹梅图案，弯竹顶劲风，古梅枝婆娑，造型婀娜多姿，刻工精美至极。呈坎宝纶阁石栏板上有20几块不同形态的夔龙图案，北岸吴氏宗祠前石栏板雕有西湖六景。黟县胡文光刺史坊的石柱上还有12个丁字拱，站立着12个人物圆雕。这些都是徽州石雕中的精品。石雕所用石料多为褐色的茶园石和青黑色的黟县青石，质地坚硬，几百年风雨剥蚀仍栩栩如生。P25-26

——徽州文化的定位及其发展大势

叶显恩

20世纪80年代中期，徽学勃然兴起。诚如学术界先贤王国维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徽学的勃兴，显然是以新资料的大量发现为直接导因的。20多万件反映徽州民间实态的文书契约的陆续发现，乃学术界空前之盛事。其内容广泛，包含契约字据、公文案牍、书信手札、乡规民约、鱼鳞图册、宗教礼仪、财务账本、手书稿，等等。有的可“归户”①，跨年代长。这些原始的文字资料，由于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的品格而弥足珍贵，堪称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加之有3000种徽州典籍文献和1000余种族谱(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善本族谱400余部，其中徽州族谱占一半以上)传世，可供与文书契约互相参证。又加之遗存的地面文物极其丰富，据调查统计有5000余处，文物有20多万件，内有明清的住宅、庙宇、祠堂、牌坊，以及惊动世人的花山谜窟等。黄山和古村落宏村、西递，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徽州可谓明清文物之乡、文物之海，堪称文物“聚宝盆”、文物“博物馆”。丰富的文物，可以帮助解读、印证文献典籍和文书契约的记载。对如此丰富的文书契约、文献典籍和地面文物的开发和利用，才刚刚开始。它为田野考察，为专题、专科的研究，乃至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优越的条件。徽州吸引着国内外莘莘学子络绎不绝地前来考察，并加入徽学研究的行列。徽学在短暂的近20年间，从默默寡闻到勃然兴起，今已成为一门令人注目的显学，耸立于学界之林。

为了推进徽学的研究，“徽州文化全书”课题被确定为全国社会科学1999年度重点项目。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徽州文化全书》(以下简称《全书》)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宽视野、多层次地研究徽州的文化现象，并探索各种文化现象的形成、演进情况，以及彼此间的互动关系。《全书》分成《徽州土地关系》、《徽商》、《徽州宗族社会》、《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书》、《徽州文书档案》、《徽州建筑》、《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等20卷，由国内20多位徽学学者分别撰写。各卷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允许不同的观点并存。参加撰写的各位同仁，都是对相应的专题素有研究的徽学专家，大多曾有著作问世，饮誉学界。各卷凝聚了作者的智慧和研究成果，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的见解。《全书》作为内容如此广泛、几乎囊括徽学方方面面的文化建设工程，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学术特点，代表了时代的学术成果。

经过6年多的努力，现在《全书》20卷均已全部完稿，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中国学术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我受嘱为《全书》写总序，荣幸之余，在此向各卷的作者祝贺，并趁此略抒管见。

徽州文化既是地域文化，又是中华正统文化传承的典型。它集中地、典型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徽州文化”，指的是原徽州属下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和婺源等6县所出现的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并具有学术价值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它根植于本土“小徽州”，伸展于中华大地，尤其伸展于以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州、湖州、太仓)和淮扬地区，以及芜湖、安庆、武汉、临清等城市为基地形成的所谓“大徽州”，由大、小“徽州”互动融合形成博大精深的文化。它包含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天地。

我们之所以说它是地域文化，是因为它具有宗族文化和儒商文化的地域特色。徽州的宗族制度最为严密，其势力也最为强大。明中叶勃兴的徽商，其势力伸展于中华各地，尤以江南地区与运河沿岸的淮扬、临清等地为其商业基地，作为海洋商人的代表与代表内陆商人的晋商共占商界之鳌头，两者代表着中国地缘经济的两面性、二元化。徽州文化因受宗族与商业氛围的浸染而留下深刻的烙印。时至今日，凡到徽州观光的人，尚可领略这种遗风余韵。诸如那与大自然相协调的古建筑，讲究风水的村落格局，被誉为“古建三绝”的明代祠堂、石坊、宅第，等等，既传承了中华正统的文化，也隐含着徽商雄厚的经济背景，同时显示集建筑、书画、雕刻于一体的高超的综合艺术；从院落、古井、古街、小桥古道，到室内陈列的古字画、古家具、古器皿，乃至徽刻的书籍、大量的契约文书，都浸透着独特的地域性的儒商文化和宗族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发源于中原地区。但明清时期，文化中心已经移往东南一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多以苏、杭为其中心地。但考究起来，中华正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徽州。徽州文化虽然糅合了一些地方性的因素，但其保留正统文化的原典最多，发展光大的成分亦众，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典型。

以宗族文化而言，徽州宗族制是从中原移植而来的，系正宗传承。古老的宗法制，虽然几经改变其形式和内容，以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但前后依然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徽州衣冠巨族，在迁移之前，宗法组织严密，皆有系统的谱牒，门第森严；移住徽州后，依然保持原来的宗族组织。他们聚族而居，尊祖敬宗，崇尚孝道，讲究门第，以家世的不凡自诩。他们撰写家法以垂训后代，力图保存和发扬其传统的家风。凡此种种，旨在维护和强固原有的宗法制。从中原移植到徽州的宗族制，成为移住徽州的世家大族与越人在这块待开发的荒服地进行竞争的工具。世家大族在靠武力扩张其势力的同时，又以浸透着宗法思想的中原正统文化进行教化。他们终于在越人酋长控制下的徽州地区，取而代之，反客为主。随着时间的流逝，汉人的源源移住，唐代以后，不仅越人的习俗日渐泯灭，“山越”之称也不见了。尽管历代战乱、兵燹所及，各大族都难逃厄运，尤其在唐末黄巢起义中，中原的世家大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士族官僚“丧亡且尽”，谱牒也在战火中烧毁或散佚，唯幸逃战乱而移住徽州地区的世家大族却安然无恙，他们原有的谱牒、祖坟，也自然被保存下来了，并且一直坚持聚族而居。在这块“僻陋一隅，险阻四塞”的土地上，经过长期的土、客争斗和融合，遗留下来的是：“聚族成村到处同，尊卑有序见淳风。”宗族组织成为当地社会结构的基础。

宋代以降，程朱理学对其故乡徽州的影响尤其深远。通过程朱理学的熏陶，宗族伦理被提到“天理”的高度。张载提出以宗法制来“管摄天下人心”；程颐则认为要加强对家族的管制，治家者“礼法不足而渎慢生”，对族众，要绳之以宗规家法；朱熹也亲订《家礼》等书，制定了一整套宗法伦理的繁文缛节，用以维系与巩固宗族制度。经与理学糅合起来的宗族组织，越发制度化了。“尊祖”必叙谱牒，“敬宗”当建祠堂、修坟墓，“睦族”需有族产赈济。族谱、祠墓和族产，成为实现尊祖、敬宗和睦族的必不可少的举措。根据理学的伦理纲常制定的宗规家法，则作为约束族众以及佃仆举止的规范。当地各大族都按一家一族来建立村落，形成一村一族的制度。村内严禁他姓人居住，哪怕是女儿、女婿也不得在母家同房居住。具有主仆名分的佃仆一类单寒小户，则于村落的四周栖息，以起拱卫的作用。随着宗族的蕃衍，有的支房外迁另建村寨，也仍然保持派系不散。

以父系为中心的严格的血缘关系并与地缘相结合的徽州宗族制，坚持严格的尊卑长幼的等级制度和主仆名分，重坟墓祠堂，恪守尊祖敬宗和恤族，崇尚孝道，坚持“官本位”的价值观，其主要功能在于谋求并维护本宗族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因此，以注重教育子弟列入族规家法而必须遵行，并规定以儒家伦理道德日加训迪，以期“养正于蒙”。族产丰厚的宗族设立学校，供子弟读书。对那些“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者”，尤应精心栽培。凡“聪明俊伟而迫于贫者”，由祠堂助以膏火笔札之资，或由徽商资助，务必使其业之能精，学有所成。就族中子弟而言，个人的升迁荣辱，是同皇朝的钦赐(即科举仕宦)、同家族的盛衰隆替联系在一起的。光宗耀祖是家族伦理观念的核心。在这种不同于个人主义的家族主义社会中，只有求得家族的发展和荣耀，才有可能求得自身的前途。由此可见，一方面家族为子弟读书仕宦设置保障和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子弟又以显亲扬名作为博取功名仕途的道德动力。徽州宗族制尽管也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创新，但总的说来它是保持与正统文化相一致的、堪称正统宗法制传承的典型。

徽州乃“程朱阙里”，被视之为“道学渊源”之所在。程朱理学在其家乡的影响尤其深远。朱熹承担改造儒学的重任，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建构了一个富有思辨色彩、哲理化的理论架构。他所创新的理学，是宋儒对前代儒学的修正和发展，它有别于汉代的天人学、魏晋的玄学和隋唐的佛学。朱熹生前虽受贬谪，但死后其思想却被元明清皇朝钦定为正统。程朱理学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朱熹通过在其家乡授徒讲学以及通过其门生、弟子的代代相传，使其开创的“新安理学”影响愈加深远。继他之后，当地“先儒名贤比肩接踵”，“肩圣贤而躬实践者，指盖不胜屈”①。理学渗透徽州社会、政教、风俗等各个方面。异端邪教很少渗入徽州；释道等宗教虽也渗入徽州，但其影响有限。徽州的知识分子在理学的熏陶下，以“读书穷理”、“格物致知”为职责，以“明道正谊”为一生追求的理想。徽州被视为“儒风独茂”之区，堪称“东南邹鲁”。明清时期，“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愈来愈多，所谓“一科同郡两元者”，“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等佳话频传。单以歙县为例，居科名之先者，如中状元的有唐皋、金榜、洪莹、洪钧等，居相国之隆者有许国、程国祥等，阐理学之微者有朱升、唐仲实等，兴经济之业者有唐文风、杨宁等，宏政治之才者有唐相、吴浞等，擅文章之誉者有汪道昆、郑桓等，副师武之用者有汪宏宗、王应桢等，因商致富而上交天子者有得乾隆帝欢心的盐商江春、鲍廷博等。这里只略举一二，但已足见其人才之盛。徽州共出28位状元(包括寄籍者在内)，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当过宰相的达17位，也占全国宰相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徽州的精英才俊，有的在其所在的领域享有崇高的地位。例如，朱熹、戴震和胡适就是历史上’学术界的巨擘，也是思想史上的三座丰碑。徽州人才之杰出超群于此可见。他们智慧高超，贡献卓著，为中华文化浓墨重彩地写下了道劲的一笔。

徽州的人才不拘一格，具有广泛性，且繁若群星。其中不乏名臣能吏、富商大贾、学者名儒、文坛才俊、艺苑名流、科技群彦、能工巧匠、隐士名僧、名媛闺秀，等等，有文献可征而为之作传者多达5399人。其专长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经学、文学、艺术、科技、工艺、建筑、医学、雕刻、印刷、绘画、戏剧、饮食等各个领域，出现“人文郁起”的局面。这些崇奉理学的众多精英才俊，各怀经纶，各有专长，各具技艺。他们为世人奉献了璀璨的成果，诸如“新安医学”、“古建三绝”(宅第、祠堂、石坊)和三雕(木雕、砖雕、石雕)，以及刻书、版画、文房四宝、篆刻、绘画、盆景、漆器、徽菜，等等，不一而足。科技发明创造有的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甚至有的发明或著作在国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徽州如此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文化成就，既有其地方性的特点，又具超越徽州本身的典型性与普遍性的一面。它集中地、典型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徽州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究其原因，显然不能仅仅归功于某一因素。它是由当地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道德动力、徽州人的文化素质及其对机遇的应变能力等众多因素互动合力铸就的。

尤为重要的是，徽州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和人文精神的升华。他们对机遇有高度的敏感性。在宋、明分别出现的政治官僚体制和社会经济转型时代，他们善于回应与时俱来的机遇，取得科举和商业两次历史性的成功

自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这是中国官僚体制的一次大转变。移住徽州的衣冠大族，此时已经不能恃其门第之高崇而取得官职和社会特权。在科举文官制度确立之际，他们以尚文重教来回应与时俱来的第一次挑战。

徽州的衣冠大族本是中原的精英，是门阀制度下既得利益的分享者，享有特权和地位。移住徽州后，他们既失去原先的优势，又为当地贫乏的经济资源所局限。艰难的环境铸就了其刻苦耐劳的坚毅性格和奋发进取的精神(胡适先生所说的“徽骆驼”精神当源于此)；又由于脱离了原来的文化中心，对自己的文化传承有了危机的反省而形成创造性的转化，终于取得宋代科举成功，出现“名臣辈出”的局面。它对尔后徽州历史文化发展的走向——其核心为官本位的价值观，产生十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应当指出，宋代徽州政治上的成功，源自“尚文重教”和“奋发进取”精神。这两个文化基因，不断传递，不断延续，．造成智慧的不断积累和文化成果的不断扩大。它没有裂变，但又不是一成不变，在传递延续中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强大，成为徽州人文精神的传统。

明中叶，徽州人又以发展商业为主，以超越常规地增殖财富的战略抉择来回应中国社会经济开始转型带来的机遇，赢得占据商界鳌头的历史性第二回合的成功。这是继宋代取得政治上优势之后，又取得经济上突破的辉煌成果。

16世纪(明中叶)是西方重商主义盛行、海洋贸易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代，出现了中西两半球海商直接交遇的新局面，初步形成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与此同时，中国境内商品经济趋向繁荣，商机愈益增多，以商业增殖财富的途径日益广阔。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开始发生转型。社会经济转型，意味着新旧交替，机遇与挑战并存。

徽人从商的历史，见诸文献记载可追溯至东晋。但作为一个以乡族关系为纽带的商帮，其崛起则在明中叶，繁盛于嘉靖、万历之际。徽州人沿着故乡的河流走向四方，尤其顺新安江东下可直奔杭州湾，走向东部沿海，走向海洋，逐步形成了徽州海商集团。

就世界范围而言，从事海洋贸易的海商，是引导传统经济(包括习俗经济、命令经济、道义经济等)向市场经济转换的一种“专业商人”①。徽商善于抓住明中叶海洋贸易带来的机遇，使海上贸易与布、盐、典、木、茶等行业相结合，并建立起商业网络，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沿岸极力推进商业化和城市化，在南京、芜湖、安庆、武汉、扬州、苏州、杭州、临清等城市建立商业中心，开辟了“无徽不成镇”的局面。

徽商单就海上贸易方面而言，最终因明王朝加强海禁等多种原因而夭折了，但他们进军盐业的努力却是成功的。盐是传统社会里由国家控制的专卖商品，因它系日食所需，销量巨大，最能从中获利而积成巨资。晋商是趁明初实行开中制之机从事盐业而发迹的，徽商自然对之垂涎而力求分得其利。早在弘治五年(1492)，徽商趁户部尚书叶淇以纳银运司代替中盐纳粟供边、改订盐法的机会，纷纷进入扬州、杭州，夺取自明初起在此霸占盐利的晋商阵地。万历以后，他们取得了盐业的优势，其经营的规模和资本额也已达到了传统商业的巅峰。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功业，是由于他们善于把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指贾而好儒的文化素质、丰富的营商经验)、社会资本(指广阔的商业网络、与官府的深相结托)结合起来；尤其善于抓住明中叶海洋贸易带来的机遇，全面参与，并海陆相结合地建立起商业网络，快速地非常规地创造与增殖其资本，而与做西北边境生意起家的内陆性商人晋商相对垒，共占商界鳌头。

徽商的成功有其深远的思想文化渊源。他们在政治伦理上，是以程朱理学万依归的，坚持“官本位”的价值观。而在经济伦理上，则以王学的说教为本。王学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百姓日用即道”，企图打破传统的“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价值观。徽商以追求商业的成功与推进文化、培育人才并举，既提高了商人的素质和层次，又制造了一个官僚集团，从“贾而好儒”而进入“官商互济”。徽商辉煌的业绩能持续300年而不衰，实在得益于“官商互济”的法宝。

机遇是一种突然事变，只有抓住它，才能使事业得以非常规的发展，才能取得非常规的效果。如前所述，宋代和明中叶出现的两次大的机遇，徽州人都善于把握而取得超常规的成功。他们在遭到挫折时，善于应变，败而不馁。当海外贸易被禁止以后，徽商遇变不惊，审时度势，大量移资盐业，终于在与晋商的较量中取得鹾业的优势。

徽州是一移民的社会，是由中原精英才俊移住并与土著越人融合的社会，是由大、小徽州交流互动的社会。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中原士族纷纷移入；明代，尤其嘉靖、万历以后，则因“徽民寄命于商”而从移入转为向外移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当地流行的“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的民谚，反映徽人自少流徙他乡，置身于逆境中陶冶锻炼。大凡移住或侨居他乡的徽人，都根据距家乡水程的长短定期回乡探望。这种经常变易不居、内外流动的社会，有利于精英激发其活力和创造性；有利于人才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避免因循守旧和蜕化变质；有利于大、小徽州间互相吸纳而推进文化的繁荣。

徽州重视教育，重视知识，人的文化素质高，是一真正的长项。用今日的术语表述，即注重对智力的投资，占有人力资本优势。我们知道，人力资本的优势，可实现生产要素的交换。在传统社会，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往往构成地区间优势差异。由于徽州本身是一开放的社会，当时统一的中华大帝国又为经营商业提供广阔的天地，可以通过流通交换达到资源共享。所以，徽州人采取生产要素间(如资金、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之间)互相替代交换的办法，即运用自己占优势的人力资本去换取外地乃至海外的自然资源。他们发挥其资源利用的能力，不仅使自己富裕起来，而且促进了江南社会经济的进步，出现“无徽不成镇”的商业化、城市化局面。徽州以自己人力资本的优势，弥补本身自然资源不足的做法，在当今社会是屡见不鲜的，犹太人、日本人就是这方面的能手。难能可贵的是数百年前的徽州人已经懂得这么做了。

徽州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也有利于徽州全面协调地发展。徽州是乡族士绅控制下的宗族社会。一般地说，其士绅相对开明；又由于徽商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的投入，从不吝啬，社会保障和社会控制的措施是完善的，因而出现被誉为“世外桃源”的稳定社会局面。更难得的是，徽州社会不仅呈现稳定局面，而且不乏竞争的机制和功能。这就是徽州人的心灵深处，受强劲的伦理道德动力所激励：在程朱理学的熏陶下，坚持“官本位”的价值观以显亲扬名，必然策励对科举功名的不懈追求；在提倡“新四民观”的重商思想支配下，坚持以家族为本，以追求光宗耀祖为终极目标的理念，势必转化为驱策徽州人经商的精神力量。正源于此，宗族制与商业发达两者之间，在过去一度流行的分析模式中被视为互相冲突、互相矛盾，事实上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科举仕宦与商业致富，对于徽州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若践更”，相互为用。这是徽州在历史上能够全面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两个支点。

徽州对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有文献可征，有实物可鉴。所以，当人们回眸审视中华民族往昔光辉的传统时，便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投向徽州。这也是徽学近年来勃然兴起的动因。今天，探索、揭示徽州历史文化的底蕴，发扬优良传统，以便于我们中华儿女再创辉煌，便成为一项严肃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回头看看，不禁连自己也吃了一惊。一个不会捉77刻印的人，竟然也洋洋洒洒写了20几万字来谈刻印，实在是惭愧。

由我来撰写《徽州文化全书》中《徽派篆刻》一卷，纯属偶然。我曾从事过徽州刻书和徽派版画的研究。由于刻书和版画都涉及到动刀“镌刻”，而篆刻也是动刀“镌刻”，尤其徽派篆刻在篆刻史上始终是主流。自然而然有关徽派篆刻的情况，也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只不过是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问题，一直没有对徽派篆刻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思考。

1998年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和省社联决定推出大型徽州文化研究丛书——《徽州文化全书》的编纂，开始的计划是将徽派篆刻作为一章，放在《新安画派》卷中。在屯溪召开的课题论证会上，我提出徽派篆刻艺术地位的确立早于新安画派，从专门史的角度看，徽派篆刻的影响也大于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应该单独成卷，不能作为一章放在《新安画派》卷中来写。课题论证会后不久，我接到《徽州文化全书》编委办公室主任金久余先生的电话，金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编委会接受了我的建议，决定将《徽派篆刻》单独列为一卷来写，并提议由我来执笔。我告诉金先生，我不会刻印，对篆刻艺术也没有研究，恐怕难于胜任此项工作，请他另选能者。金先生叫我考虑考虑。《徽州文化全书》最终确定卷数和作者名单前，金先生又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徽派篆刻》一卷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作者，如果我也不能承担此卷的撰写任务，只能取消这一卷了。金先生鼓励我说，正是从来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你来承担这项课题，才可能有所突破。想想金先生的话也对，于是便接受了任务。如果我这本书，在流派篆刻研究上还值得读者一看的话，金先生功不可没。

我是从事史学研究的，以一个史学者的眼光来研究艺术，同从事艺术创作的艺术家来研究艺术史，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许不一样。例如对一些篆刻名人研究，艺术家一般侧重于篆刻艺术本身，忽略于生平事迹考证。而史学家可能就会多注意一些生平事迹的扒疏，并注意把某个名家的艺术成就置于艺术史的长河中来考察。我对何震的生卒年月、籍贯、事迹、艺术成就的研究，就同艺术界研究者对何震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同样，对浙派、邓石如、黄士陵的艺术成就，我也注意把他们放在篆刻史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所得出的结果，可能同纯艺术的研究也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对推动流派篆刻史研究都应该是有益的。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曾得到师长友人的大力支持，他们或提供资料，或对文稿提出意见，使本书能够顺利完成。在此我谨向给予我无私帮助的教育部教育研究所汪世清先生、复旦大学王振忠先生、巴兆祥先生、中国科技大学汤书昆先生、安徽日报社鲍义来先生、黄山市博物馆倪清华先生、黄山市电业局晨欣先生、黄山市中华职业学校洪少锋先生、休宁县文化馆张国标先生、中国人民银行休宁县分行程育宁先生、黄山市屯溪区文化馆董健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翟屯建

2002年8月6日于黄山无我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