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其间也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文家和名文名著。本书作者是20世纪日本中国学研究领域里最为杰出的学者之一。作者擅长有三，一是筚路蓝缕，发前人所未发；二是在人所共知的话题里挖掘出新意；三是侧重于普及性、具有概说性质的文章也写得新意迭出，趣味盎然！

序言………………………………………………………山本和义

风与云——感伤文学的起源……………………………………l

“风景”在中国文学里的语义嬗变……………………………25

《敕勒歌》的原语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43

《唐代诗人》序说………………………………………………57

诗语与诗人的气质——以刘沧为例……………………………85

书店与抄写——诗人的生活……………………………………99

李白作诗年代臆说………………………………………………103

“吾道长悠悠”——杜甫的自觉………………………………115

陶渊明的挽歌

 ——一海知义《中国诗人选集·陶渊明卷》跋……………125

落日的观照

 ——都留春雄《中国诗人选集·王维卷》跋………………129

《古风》的宣言

——武部利男《中国诗人选集·李白卷(下)》跋……………133

杜甫的近体诗

 ——黑川洋一《中国诗人选集·杜甫卷(上)》跋…………137

长诗的叙事性结构

 ——高木正一《中国诗人选集·白居易卷(上)》跋………141

李贺诗与日本文学

 ——荒井健《中国诗人选集·李贺卷》跋…………………145

闲情·惆怅·离恨——悲哀的色调

 ——村上哲见《中国诗人选集·李煜卷》跋………………149

宋代诗人及其作品………………………………………………157

苏东坡其人其诗…………………………………………………193

东坡的词…………………………………………………………213

诗里的比喻——工拙与雅俗……………………………………233

范成大的生平及文学创作………………………………………251

评钱钟书《宋诗选注》…………………………………………263

《史记》平议……………………………………………………269

《新五代史》的文体特色………………………………………285

译后记……………………………………………………………301

我过去通读杜诗，读到《发秦州》的结尾“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两句时，不禁有个疑问掠过脑际：“悠悠”二字所表现的是怎样一种心情呢?“悠悠”通常是形容遥远的词汇，如《诗经‘王风·黍离》有“悠悠苍天”句，《毛传》训日：“悠悠，远意。”不过，对《小雅·车攻》的“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句，《毛传》训为“言不谨哗”，南宋朱子《诗集传》则云：“‘萧萧’、‘悠悠’，皆闲暇之貌。”可见，“悠悠”有时也可以用来形容闲暇的神态。“悠悠”具有以上两义，杜甫究竟取的是哪一义呢?也就是说，《发秦州》里的“悠悠”，究竟是描绘遥远无尽之状，还是形容心有余闲之态呢?对这个词的解释，实际上也就决定了对这句诗的理解：它所表现的是杜甫的忧虑心情，还是他的快乐感受呢?

这首诗为杜甫乾元二年(759)十月从寓居了约三个月的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出发，前往同谷县(今甘肃省成县)时所作，时年四十八岁。我们知道，杜甫来秦州之前，曾在华州(今陕西省华县)做了两年半的小官。他辞去官职离开华州，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拮据，经常受到饥馑的威胁；另一方面正如冯至所指出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失望(见《杜甫传》，北京，1954年，93页)。秦州因没有直接遭受战乱的蹂躏，相对安宁一些，可他在秦州的日子也十分艰辛，有时竞困顿到要靠卖药草来换取衣食费用的程度(同上书,97页)。在这种情况下，杜甫想把家搬到一个生活容易些的地方,是很自然的。他在《发秦州》诗里说：

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

这个“乐土”指的就是同谷县。次句的“南州”当指更大些的地域，比如也可以考虑是蜀(四川省)；不过读他后面的诗句，可知所指也还是汉中一带。杜甫根据传闻，对那里丰饶的物产、美丽的风景有所憧憬：

虽伤旅寓远，庶遂平生游。

那个游览名胜的小小夙愿，这次或许可以实现。我说这是他的“小小夙愿”，是因为他的抱负比游览名胜要远大得多了。眼下，他踏上了往同谷县的旅途。但见：

日色隐孤戍，乌啼满城头。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

太阳西沉，乌啼枝头，夜色中他又乘车赶路了。马车渡过了寒冷的河流，头顶的夜空中高挂着月亮及点点星辰，周围的空气里拐浮着暗云与浓雾。显然又是一次伴随着不安和寂寞的旅行。他的心情，正如《杜诗详注》所概括的：“不胜中途寥落之感。”P115-116

小川环树(字士解)先生(1910～1993)是20世纪日本中国学研究领域里最为杰出的学者之一。先生在大学讲堂上虽然主要只是教授中国语言学和中国文学，但是他的研究领域极为广阔，不但横贯传统分类的“经、史、子、集”，而且在有关日本汉学、汉文学研究方面也都有大作传世。“博雅之士”的称号，对先生来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

先生1910年生于京都，父亲名小川琢治，母亲名小川小雪，先生是他们的第四个男孩子。小川琢治是日本现代地理学草创时期中卓有成就的京都帝国大学(即现在的京都大学)教授。继父亲之后，先生的二兄[贝冢]茂树、三兄[汤川]秀树又于同一时期担任京都大学教授，前者为中国史学的一流大家，后者则为著名物理学家，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先生年幼时，祖父小川驹橘尚健在，祖父的教诲对先生人格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先生的祖父虽是江户时代纪州藩(今和歌山县)武家出身，但又曾在福泽谕吉创设的近代日本教育机构的嚆矢——庆应义塾学习过英语学。此时他已退隐家中，与先生一家起居与共，朝夕相处，并实际上成为孙辈们的“素读”(不作解释，只是照字面朗读汉籍)业师。“素读”这种教育方法，过去曾广为流行，但随着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当时已近平绝迹。驹橘本人在学习英语学之前，业已修得极高的汉学教养，他果断采用传统的教育方法，对年幼的孙辈们精心传授了长期以来成为日本文化支柱的汉学。《四书》是先生“素读”的主要内容，先生后来回忆上课情景时说：“这些汉籍课本放在我们面前，祖父坐在对面(实际上他看到的字都是反的)，流利地领读，我们则一句句跟读。”先生后来之所以走上中国学的研究道路，与祖父用“素读”法进行的启蒙教育，以及父亲以中国历史地理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分不开的。

先生从设在京都市的第三高等学校(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院，师从青木正儿、仓石武四郎、铃木虎雄等教授学习中国语言学和中国文学。其时京都大学已经成为全日本中国学研究的重镇，研究水平也最高。先生天生资质本来就出类拔萃，而京大优越的学习环境，则使其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上述业师中，对先生影响最大的是铃木虎雄(号豹轩)教授。铃木教授除了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和注释方面留下了大量论著之外，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先生对铃木教授人格与学问的衷心仰慕之情，终其一生不曾有丝毫衰减。他俩的师生关系堪称完美，我作为先生的受业弟子，也常常因此而受到莫大的感动。

先生以关于《儒林外史》的研究作为毕业论文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旋即考入本校研究生院继续深造。1934年春，先生前往中国北京留学，成为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的旁听生。先生在北京的留学生活丰富而充实，不仅有幸亲耳聆听了魏建功、吴承仕、孙人和、钱玄同等名教授的教诲，并且也获得了直接师从语言学专家罗常培的机会。不言而喻，先生在学问上所得极丰。学问之外，先生在精神上也有着极为珍贵的收获，这就是那些不知姓名的中国人所显示出来的友善心肠带给先生的感动。先生是从神户港出发开始中国之旅的，五天后抵达天津的外港塘沽，初次踏上了中国的大地。先生三十年后在《我所遇到的中国人》一文里，回忆当年经历时写道：

海关的工作人员是中国人。我看到排在前面的人们过关时，行李箱被打开了，看上去检查得相当仔细。我等在后面，对此已有了心理准备。终于轮到我了，海关人员所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来中国?”我回答说：“我是来留学的。” 那人听罢脸上立刻浮现出笑容，说：“啊，你是来求学的，过去吧。”说完，几乎没有检查我的行李，就用粉笔在我的箱子上画了个圆圈，让我通过了海关。遇到这种优待，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拎上行李，一边往停车场赶去，一边反倒感到有点不自在。与此同时，有种感慨在我脑海中突然升起：啊!我来到看重学问的国家了!我边走边想，不知不觉中这种感慨如涟漪越荡越大，逐渐漾满了我的全身。我当然连那个个子不高、稍显肥胖的海关人员的名字也不知道，可是他的微笑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这个微笑似乎预示着我一年的留学生活将会一帆风顺。当晚，我平安抵达了北京车站，此后我甚至一次也没遇到过令人不快的事情，至少可以说，与我接触的那些中国人，从未让我产生过不愉快的心情。我当然也因不小心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挫折，但那大体上都是由我的不是所造成的。从总体上看,不能不说是非常幸运的。

在中日关系已经持续恶化的当时，那些中国人却用自己的友善举动，使先生度过了愉快的留学时光，我亦为此感动不已，并从内心深深地感谢他们。我以为先生对文章里所记载的那些中国人的美好记忆，长期以来一直贯穿在先生的中国学研究中，始终存在于先生的心灵深处。先生晚年将极大心力倾注于对北宋文人苏轼的研究，或许就含有通过苏轼的博大胸怀和崇高人格来表现他上述感情的美好愿望。

留学第二年的春天，先生踏上了江南之旅。也就是在这次旅行中，先生在杭州拜访了郁达夫，请他给鲁迅写了封介绍信。通过他的介绍，先生在上海的内山书店第一次与鲁迅见了面。先生在日记里记下了对鲁迅的第一印象，“身材不高但目光敏锐，神态举止充满着自信，说话则直截了当”，先生还描写了鲁迅总是手不离烟说着日语的情景。包括后来在苏州留学期间在内，先生曾有幸多次获得过与鲁迅对话的机会。

结束江南之旅后，先生回到了北京。当年九月，先生把留学的地点改在了苏州。关于选择苏州的理由，先生在《我所遇到的中国人》里说：

我将留学地点从北京迁至苏州的理由，其实非常单纯。北京几百年来都是首都，其语言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它的语音，已经成为全中国的标准语音，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在日本提起学习汉语，即意味着学习北京语言。可是现在中国人口多达五亿，他们所说的话里当然含有各种方言。我对语言史尤其是音韵史一向持有兴趣，总感到应该在北京话之外至少再学一种方言。留学前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过仓石先生，仓石先生建议我去学苏州方言；在北京留学期间我反复权衡的结果，也还是觉得学苏州方言是最好的选择。先生谦虚地说“理由”“非常单纯”，其实这是先生在深思熟虑之后所作的决断。它告诉我们，此时的先生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将来，所以他要紧紧抓住留学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在苏州留学期间，先生跟着一个青年，以教其日语作为交换的方式，大约学习了八个月的苏州方言。先生在苏州度过的这些日子充满了快乐，直到晚年还时常怀念起苏州的风土人情。

1936年，先生结束留学生活，满载而归。两年后登上东北帝国大学(现东北大学，位于仙台市)讲坛，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直至1950年转任京都大学教授为止。在战中战后那些极其艰苦的日子里，先生黾勉劬劳，在学术园地里勤耕不辍。或许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先生的研究生涯中最为充实的时期。

1950年先生担任京都大学文学院教授后，讲授中国语言学和中国文学。翌年，先生以论文《明清小说史的研究》获文学博士学位。此后直至1974年退休，先生执京都大学文学院教鞭二十四年，为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事业培养了很多后继者。其间，先生被推举为1969年度、1970年度的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履行了领导日本中国学界的崇高职责。退休之际，先生又亲自主持了两个研究会，为栽培年轻的研究人才倾注了大量心力。这两个研究会分别是研究苏轼诗的“读苏会”、研究中国语言学的“均社”。在先生的主持下，两会的研究活动一直定期举行，直至先生重病在床才不得不停止下来。仅从此事也可以看出先生为了中国学的发展，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89年，先生又被选为日本学士院会员。

先生一生治学不辍，著作等身，限于篇幅，无法将这些学术成果悉数介绍。这里仅将先生横贯“经、史、子、集”的学术成果中的著作部分，按照出版年代的先后排列如下，庶可窥其煌煌成就之一斑。其中合著者加*号。

《毛诗抄》一、二*《吴船录》(范成大，日文译注)《三国志》一一十(《三国志通俗演义》,日译)《汉文入门》*《唐诗概说》(收入《中国诗人选集》)《苏轼》上、下(收入《中国诗人选集二集》，日文译注)《中国古典诗集》(收入《世界文学大系》)*《苏诗佚注》上、下(编著)*《宋诗  选》(，日文译注)《新字源》(汉日辞典)。《三国志——通俗演义》(日译)。《老子·庄子》(收入《世界名著》，日译)*《中国小说史研究》《史记列传》(收入《世界古典文学全集》，日译)*《唐诗选》(收入《世界文学全集》，日文译注)*《史记·汉书》(收入《世界文学全集》，日文译注)。《苏东坡集》(收入《中国文明选》，苏轼文，日文译注)。《王维诗集》(日文译注)。《风与云——中国文学论集》、《陆游》(收入《中国诗文选》，评传)《苏东坡诗选》(日文译注)*《唐代诗人》(编著)*《中国语言学研究》《史记世家》上、下(日译)。《中国的汉字》(收入《日语的世界》，编著)*《苏东坡诗集》一～四(日文译注)*《中国散文》(收入《中国诗文选》《注解千字文》* 《谈往闲语》·《论语徵》一、二(日文译注) 《毛诗抄》一一四(校订)。《必携汉和辞典》。《小川环树著作集》一一五《吴船录。揽辔录骖鸾录》(范成大，日译)

通观以上书目，不难发现其中合著者不少。在这些合著中，有一部分是先生与他的同辈学者分头执笔完成的，但更多的是先生与其弟子共同合作的结晶。先生总是把合作过程作为一个课堂，以诲人不倦的精神，给予弟子们严格的指导(笔者即从先生的这些谆谆教导中受惠良多)。

关于先生的治学特点，我曾在《小川环树著作集》第三卷的“解说”里写过一段话，现录在下面：

用“文如其人”来形容小川环树先生的治学特点，实在是恰如其分。先生学术成果的数量，非“庞大”二字不足以形容。然数量虽巨，却没有一篇是敷衍草率之作，皆是先生用“心”结撰而成，每一篇都让我们想起先生崇高的为人。先生的文章读起来平易自然，如流水般通畅无碍，行止自如，可一字一句都植根于深厚的学殖。作为一个学者，先生从不炫耀学问，可是与学问无缘的文章，亦与先生无缘。可以说，先生的一生，就是一个纯粹的、惟学问是求的学者的一生。本书从先生庞大的学术成果里，选译先生有关诗及诗人的论文，兼及其他。作为选目者，我非常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座桥梁，为中国读者理解先生的学问发挥一些作用。附记

笔者在写作这篇序言时，参考了《小川环树著作集》第五卷卷末所附的兴膳宏氏撰写的《解说》、《小川环树年谱》及《小川环树编年著作目录》，特此致谢。

                     2004年10月

能有机会翻译小川环树先生的著作，深感荣幸!

小川先生出身于学术世家，其兄弟三人同时任教于京都大学，被称为“京大三杰”：二兄贝冢茂树是日本中国史学界的顶级权威，享有世界性声誉；三兄汤川秀树是大科学家，日本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排行第四的小川环树则是日本汉学界的泰斗，曾任日本学士院会员(相当于中国科学院院士)。小川先生从小即接受了传统汉学的严格训练，幼年已能背诵《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从1933年发表有关《儒林外史》的论文开始，到1993年逝世，他在汉学领域整整耕耘了六十年，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他与吉川幸次郎先生双峰并峙，成为20世纪日本汉学界乃至世界汉学界的一道极为耀眼的风景。我在名古屋大学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今鹰真教授是小川先生的受业弟子，故从因缘上看，我亦可斗胆以再传弟子之身，忝列门墙。现在能有机会尽一点微力，把太老师的部分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我深感责任的光荣和重大。

小川先生学术成就的精髓，决非区区如我者所能置喙，译者下面仅就直观印象饶舌几句。他的汉学研究范围，按传统分类，可以说遍涉经、史、子、集；按现代概念，则覆盖文学、史学、哲学和语言学。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当数文学与语言学。就汉语语言学而言，他在文字学、音韵学、辞书学、方言学、语言学史等诸方面都有精挥的研究，都有精湛的成果问世。在中国文学的研究方面，他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通”，这是从纵向上看的，上自先秦《诗》、《骚》，诸子开始，历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直至现代的鲁迅。老舍、闻一多，在每一个时段上他都曾辛勤耕耘，都有大量收获．二是“广”，这是从横向上看的，他对诗、词、史传文学、散文、小说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留下了丰厚的著作。有着这样渊博的学殖背景，他的论著自然都是胸有成竹、厚积薄发的产物，其共同的特点是大气磅礴，举重若轻，立论多为发前人所未发，思考的逻辑严密而又深刻，可是文章的展开却如行云流水，旁征博引左右逢源，行止自如，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闲笔，其实就是汩汩而出的学问活水。读他的论著，途中如走山阴道上，胜景迭出，令人目不暇接；读完则如攀上极顶，眼前豁然开、朗，产生一种“一览众山小”的快感。

毫不夸张地说，小川先生的学术成果足以摆满一个书架，而这本小书所翻译的，至多不过是其中薄薄的一册。尽管如此，一滴才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这其中也是精彩纷呈，足令我们流连忘返他是一个日本学者，可是我却分明感到，他对以苏轼为代表的中国文人，不仅有毫无保留的热爱，而且有发自心底的自豪。所以读他 的论文如沐春风，如归家乡，备感亲切与温暖。他在学界是众人仰望的泰山北斗，他的论断常常具有一言九鼎的分量，可是我们在他的论著中读不到一丁点儿舍我其谁的霸气，相反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是他那种谦虚诚实的为人为学的态度，体现了一个传统文人的谦谦君子之风。比如他为弟子有关陶渊明的著作写《跋》，以自愧弗如开篇，坦陈自己在对陶渊明的理解上走了弯路。小川先生有这样渊博的学问，又有这样豁达的气度，所以其成为一代学问大家乃理之固然。作为一代学问大家，小川先生的学术成果不仅面广量大，而且以特别富于独创性享誉日本汉学界。下面我想就小川先生治学的独创性特色说说感想。

小川先生治学的独创性无所不在，撮要而言，大略有三：一是筚路蓝缕，发前人所未发，开辟出研究的新领域。在译者选译的这本论集中，最能显示出其独创性的，是《(敕勒歌)的原语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一文。《敕勒歌》人人皆知，可是知道其原歌为鲜卑语者恐怕不多。不过，指出《敕勒歌》是鲜卑语民歌的汉译这一事实，只是小川先生论证的出发点。论文考察了鲜卑族与突厥族的渊源关系，考察了《敕勒歌》与突厥民谣在形式上的同类关系，从而考证出《敕勒歌》实际上是一首突厥民歌。论证到这里，已足以振聋发聩；可他再接再厉，从《敕勒歌》与唐代七言绝句的形似入手，根据七言绝句多合乐可唱这一事实，又得出了唐诗的七言绝句接受过中亚及北亚诸民族的民歌影响的结论。论文最后在指出这一考证的重要意义时说：“北歌的原语作品现在已经失传，《敕勒歌》是现存惟一的用汉译歌词忠实地传达出原歌韵律的作品，弥足珍贵。我认为这首汉译歌词，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北歌在中国文学史里的意义。我的论证当然还很不充分，但如果能由此开辟一条通向研究文学史潜流的小径，则幸莫大焉。”小川先生说得谦虚，其实他开辟的不是“小径”，而是一条极富启示意义的研究“大道”。再举一例，风与云本来不过是亘古不变的自然现象，但是《风与云——感伤文学的起源》这篇论文，却从分析《诗经》与汉以后的文学作品对风与云的描写入手，发现了前者与后者在风景描写方面存在着质的差别，指出《诗经》的自然景物里没有寄托感情的因素在内，让风与云等自然风景成为(主要是传达感伤的)感情媒介，只是在汉代以后才有可能，而《楚辞》正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一个契机。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如果要探寻贯穿在以诗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里的感伤主义的起源，那么，它的源头不在《诗经》，而必须到《楚辞》那里去寻觅。”他又进一步指出，这种变化发生的背景，是由于人类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变化，具体地说是儒家的理性观念渐渐让位于道家的感性直觉所带来的。《“风景”在中国文学里的语义嬗变》则与上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论文细致深入地考察了“风景”语义的变迁，在追寻语义随着时代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二是在人所共知的老话题里挖掘出新意。如果说小川先生发前人所未发，主要是凭借读书破万卷的渊博，那么在老题目上出新，则更需要在博学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思考。比如，《“吾道长悠悠”——杜甫的自觉》一文，译成中文不足七千字，篇幅很小，论述的对象却是古今第一大诗人杜甫，要别开生面的难度可想而知。可是小川先生举重若轻，从杜甫四十八岁时所写的《发秦州》的结句“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切入，将写于秦州的带有“悠悠”二字的诗句合在一处条分缕析释其语义；并仔细对照其离开华州、滞留秦州，三个月后又迫不得已徒往同谷县的现实处境和心境；然后又旁征博引，上溯其人生理想，联系其今后活动，分析他此后开始热心于精雕细刻的律诗创作且律诗内容转向内省的事实。从而得出结论说：杜甫就是在此刻的某个瞬间，“突然意识到了自己仅仅是个诗人，不，意识到了自己只能做个诗人的命运。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刻起，杜甫开始有了诗人的自觉”。这就具体入微地在小论文里说明了一个大问题：杜甫在四十八岁以后，实际上已经不再“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已经觉悟到“致君尧舜上”(《奉赠韦左丞丈》)的志向已不可能实现，从此自觉意识到此生只合做诗人了。

三是把侧重于普及性的、具有概说性质的文章也写得新意迭出，趣．味盎然。唐诗与宋诗是小川先生用力最勤的研究领域。《宋代诗人及其作品》是小川先生面向一般读者所写的概说性质的文章，要写出新意并非易事，可是小川先生却写得新颖有趣，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我觉得这既体现出小川论文的平易特色，也可以看作是其创造性不择地而汩汩流淌的一个实例。且看小川先生如何描述唐诗与宋诗的差异，他比方说：“宋诗的变化，与其说表露在形式上，不如说体现在内容上。因此，唐诗与宋诗的区别并非一目可以了然，必须从仔细比照对读入手，方能渐次明白。对二者差异的说明也决非易事，如果用书法打个比方，唐诗与宋诗的差异，不是金文、篆书与隶书、楷书之别，而是类似楷书或行书因时代推移而在内部出现的细微改变。”关于诗在宋代远比唐代普及的问题，他又比拟道：“宋诗的状况也许可以这样来形容：诗的作者与读者合起来可以画成一个三角形，其顶点是著名诗人，沿着底边排列的是无名诗人和广大读者。……和唐代相比，宋代文学的底边……要长得多了。”关于宋诗题材及风格特色，他在指出宋诗里恋爱、爱情的内容让位于词来表现的事实后，明确得出结论说：“至此，宋诗向乐观主义哲学靠拢了。这种乐观主义在欧阳修的门人苏轼(1036～1101)的诗里体现得最为彻底。它在构成苏诗特色的同时，很快也决定了宋诗的整体风格。苏轼的诗里洋溢着明朗、健康的情绪，丝毫没有某些唐诗的忧郁苦闷的晦暗色彩。”小川先生用这类新颖的比喻、灵活的转换让陈说有了新趣，使古树开了新花。

论集中还选有小川先生为后辈的著作写的七篇跋文，篇幅极短，可是篇篇都有新意，都体现出他的大学问、大智慧。

能把这样一位学问大家的著作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自然是一件无上光荣之事；而翻译的过程，对我来说既是学习的过程，也是享受的过程，当然也就是一种大幸福了。为此，我首先要感谢南山大学名誉教授山本和义先生。山本先生是小川先生的得意门生，多年受业于小川先生，并和小川先生合著过多卷关于苏轼研究的著作。山本先生于百忙之中，拨冗为拙译精选了篇目，审读了译稿，并惠赐了一篇十分精彩的《序言》。我在代译《序言》时，深深感到，山本先生的这篇大作，满怀崇敬之情，将小川先生的为人与治学真实生动地描述了出来，使我们在读此书时，不禁对作者小川先生平添了一份亲切感，从而更容易“想见其为人”。我谨在此向山本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

当然我还要格外感谢我的挚友南山大学的蔡毅教授。蔡毅兄学成于日本汉学重镇京都大学，曾有幸亲睹小川先生之风采。我之所以能够参加王晓平先生主编的中华书局这套丛书的翻译工作，是蔡毅兄的推荐；之所以有幸翻译小川环树先生的著作，亦出自他的建议。当我怀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开始试译此书后，他更是有求必应，不但在很多问题上匡我不逮，而且还一字一句地为拙译订正了许多错误。至于他在书籍资料方面提供的多方面支持，自然更不遑悉举。可以说，没有挚友蔡毅兄的慷慨帮助，就没有拙译的出版。我对蔡毅兄的感激，又岂是一声“谢”字所能道其万一!

最后关于书名还得说明一下，拙译以《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为书名，是因为山本先生从五卷本《小川环树著作集》里为本书所选的篇目，恰好大都为小川先生的自选论文集《风与云——中国文学论集》所收，故译者不揣冒昧，掠美而借用了。  古人云，学然后知不足。我生性鲁钝，后天懒散，虽留日十有余年：却无甚长进，故翻译此书时常有捉襟见肘之感、辞不达意之处。祈请方家不吝赐教!

                      周先民

                      2004年10月于名古屋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