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里的日日夜夜：胡适，蒋梦麟……

清华园里好读书?朱自清．冯友兰、陈寅恪……

孤岛上的战斗：郭沫若．茅盾、巴金……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移民：北大、清华、南开、中央大学……

罹难的知识界名人：陈三立、孟心史、杨荫榆……

知识产业毁损调查：“文献扫荡”、炮火中的藏书楼……

1937年的中国知识界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本书从“七·七”事变与平津知识界、孤岛上的战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移民、罹难的知识界名人、知识产业毁损调查等方面进行描述。

19世纪后半叶，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开重门深锁的中国国门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做过许多美丽的梦，梦中出现的是色彩斑斓的美好图景。不论是实业救国梦、科学救国梦，还是教育救国梦，一言以蔽之，他们做的皆是强国富民之梦。这是生长于积弱贫穷的华夏大地上的先进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梦想，也是西风东渐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心态。

引言

第一章 “七·七”事变与平津知识界

一、卢沟桥炮声惊断幽州梦

二、“七·七”事变前后的平津高校师生

1．北大红楼里的日日夜夜

胡适

蒋梦麟

钱穆

魏建功

郑天挺

周作人

2．清华园里好读书?

朱自清

冯友兰

吴宓

陈寅恪

金岳霖

闻一多

俞平伯

王力(王了一)

吴有训

3．平津各大学师生

吴承仕(检斋)

曹靖华

钱玄同

吕振羽

张伯苓

何廉、方显廷与南开经济研究所

柳无忌

中国大学

4．北方文人学士

“京派”作家

艺术界人士

“平教会”同人

第二章 “八·一三”事变与上海文化人

一、文化界的抗日活动

郭沫若

茅盾

胡风

巴金

胡愈之

夏衍

田汉

柳亚子

马叙伦

二、高校师生的生活

三、“孤岛”上的战斗

郑振铎(西谛)

阿英(钱杏■)

许广平(景宋)

唐搜

赵家璧

王任叔(巴人)

王统照(剑三)

第三章 南京大屠杀中的知识分子

一、南京陷落前后的人口数字资料

二、南京虐杀中的知识分子

第四章 寻觅家园：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文化流民

一、平津各大学师生的南迁

1．北平各大学

2．天津各大学

3．两所临时大学再度迁徙

长沙临大的西迁

西安临大的南迁

二、南方各大学师生的内迁

三、文人的流亡

第五章 死于战乱中的知识界名人

一、陈三立忧国事拒药绝食而亡

二、孟心史死难瞑目

三、杨荫榆苏州骂敌遇害

四、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抗日遭暗杀

五、钱玄同保晚节忧愤而逝

六、作家王礼锡献身抗战

七、法学家郁华遭汪伪特务狙击

八、吴承仕老成凋谢

九、孙寒冰在敌机轰炸中罹难

十、蔡元培客死香港

十一、“孤岛”上早逝的音乐家黄自

十二、萧红：“这样的死，我不甘心

十三、陆蠡生死之谜

十四、朱生豪译莎剧贫病而亡

十五、邹韬奋在迎接光明的战斗中不幸辞世

十六、郁达夫在海外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第六章 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知识产业毁失略例

一、文化教育设施被毁之一斑

二、“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之谜

三、日军对南京的“文献扫荡”

四、故宫文物南迁中的毁损、流失

五、图书馆及出版业毁损一览

六、丰子恺的缘缘堂毁于炮火

七、郁达夫痛失杭州“风雨茅庐”藏书

八、藏书家的悲愤：郑振铎失书记

九、冰心：找不回的“珍宝”

十、钱穆、赵元任、曹聚仁：文人藏书毁失简况

结语

二、“七·七”事变前后的平津高校师生

“七·七”事变发生时，学校里正是暑假期间(6月间北平各大中学校暑假开始)，因而学校里的学生很少。一些学生回家度假，清华和燕京大学的一部分学生，有的参加了二十九军在西苑办的学生军事集训，有的参加了北平学联组织的西山夏令营的各种活动，这些都预示着战争的临近。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参加夏令营的同学们听到了枪声，一个个心情亢奋，夏令营随即结束，大家便参加了抗日的后援工作。

关于这次学生夏令营的组织活动情况，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一书中是这样叙述的：

夏令营是由北平民先总部领导，学联出面组织的。1936年，曾于西郊卧佛寺樱桃沟举办过两次，经验证明，是团结教育广大革命青年很好的形式，民先和学联决定把1937年夏令营的规模办的要更大些。民先总部指派北大的杨雨民同学任总队长，学联委托中大和清华进行筹备工作。经中大学生会派人实地考察后，选定了西山大觉寺以南的莲花寺为第三次设营地点。这里峰峦叠翠，郁郁葱葱。一方小小盆地里，淌着涓涓细流，风景绚丽，异常隐蔽。

起初是按300人左右筹备的，但报名结果达500余人，女同学约占四分之一。清华大学拉去野营帐蓬，中大送去饮食用具和教育木枪。因人数突然增多，添置炊具，运送帐蓬，“总务”高元贵多次奔走于莲花寺至市内的大道上，经过紧张筹备，夏令营按时开始了。中大同学参加的约三四十人。夏令营的生活，是紧张活泼的，约一半时间进行爬山、行军等野外演习，另外时间除研讨时事和学术，同学们或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尽情的歌唱，或去大觉寺、莲花寺游览。入夜则篝火通明，或舞蹈歌唱，或演出各种节目。寂静的山坳，从沉睡中活跃起来，歌声、嘻笑声、呼唤声、读书声不绝于耳。前两天见不到群众，不久一些男人来看热闹，很快又来了一些姑娘，同学们和群众逐渐熟悉起来，有人还送来瓜果给同学们吃，不少妇女邀请女同学到她们家做客。……这时卢沟桥形势紧张，日军已开始炮击宛平县城，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夏令营立即结束，同学们马上返校，以支援抗日战争。各校同学于卢沟桥的隆隆炮声返回了北平。

(《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第370-37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84)P13-14

日本侵略中国由来已久。

日本经1868年的明治维新，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很快走上了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罪恶道路。日本天皇在1869年3月15日的诏书中说：“故今与百官诸侯誓，欲继述祖宗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境，置国家于山岳之安。”在这里，他明确地宣布，对内要富国强兵，对外要开拓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而日本向外侵略扩张的主要对象是他们的邻国中国大陆。

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步，通过《马关条约》，日本吞并了朝鲜和台湾。

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又通过《日俄朴茨茅斯条约》，从俄国那里抢走了旅(顺)大(连)“租借地”和长春至大连的铁路。 此后，日本向中国步步进逼。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出兵山东。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了“最后通牒”，并于5月25日签定了《中日北京条约》。而日本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的5月7日，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国耻纪念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正是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主意识日益高涨之时，严酷的现实让人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侵略中国的列强中，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因而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中，游行队伍举出的标语里有“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利”、“抵制日货”等等。而学生要求惩办的卖国贼，便是亲日派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

日本的大陆政策，是先吞并满蒙，进而占领、灭亡整个中国。

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田中义一于1927年4月出任日本首相后，6月底便主持召开以研究侵华政策为主题的“东方会议”，遂后，于昭和二年(1927年)7月25日向裕仁天皇呈送了秘密奏折《对满蒙的积极政策》，这便是通称为《田中奏折》的那个秘密文件。1929年12月，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了《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

《田中奏折》开头便说：“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行率群臣诚惶诚恐，谨奏我国对于满蒙积极根本政策之件。”

在“奏折”的《对满蒙之积极政策》部分中写道：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万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国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止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我国因欲开拓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洲铁道会社，藉日支共存共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产等业达四亿七千余万元，此诚我国企业中最雄大之组织也。……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风靡支那四百余洲。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即其第一大关键也。

在这里，日本军国主义欲吞并中国、亚洲，独霸世界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日本正是从入侵满洲(东三省)开始了对华战争的。

其实，从1906年起，日本就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置了一系列的侵略机构，主要的有“南满铁路股份公司(“满铁”)”、“关东都督府”(1919年起分为“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等。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了沈阳北郊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他们施用贼喊捉贼的惯技，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遂向沈阳北大营中国军队阵地开炮攻击，这便是被日本称为“满洲事变”的“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沈阳失守。9月19日日寇占领长春，接着侵占吉林，攫取北满；侵占齐齐哈尔，攫取黑龙江省；侵占锦州，攫取辽西地区；侵占哈尔滨，攫取东省特区。经过了4个月零18天，到1932年2月5日，东北四省区全部沦亡。

日本侵略者又向中国沿海的最大城市上海发动军事进攻。至1932年1月27日，日本增调到上海的兵力，有军舰30余艘、飞机40架、铁甲车数十辆、陆战队6000人。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2000~余人向闸北发动进攻，虽然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但尚未撤离的驻闸北的十九路军第78师第6团奋起抵抗，这便是“一·二八事变”。

2月中旬，日本增派陆军第九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计1万余人、飞机数十架和海军陆战队到上海，日军兵力已达二、三万人，野炮六七十门，飞机60余架，并有军舰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于2月20日晨发动总攻，又被十九路军击退。此后，经过多次增兵，日军兵力已达六、七万人，于3月1日发起新的总攻。中国守军因侧面、后方均受到严重威胁，不得已于3月1日晚退守第二防线。在战争中，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被焚毁，五六十万人无家可归。

1932年3月，在日本侵略者一手策划导演下，伪满洲国在长春建立，逊位的清宣统帝溥仪粉墨登场，被扶上了伪满洲国“执政”的宝座，后又成为“皇帝”。

1933年3月3日，日本关东军攻陷山海关和临榆县城，然后向热河进攻，十余天后攻陷承德。热河失守后，日军迫进平津。到5月下旬，日军侵占了秦皇岛、北戴河、抚宁、迁安、卢龙、昌黎、密云、遵化、蓟县、玉田、丰润、唐山等22县市，进逼平津，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

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按照国民党投降派的旨意，派熊斌为军代表，与关东军代表冈村宁茨于5月31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其内容是：

(1)中国军队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南地区，今后不得越过该线前进。又不得作一切挑战扰乱行为。

(2)日军为确悉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视察实情。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予以便利。

(3)日军确认中国军队已撤退至第一项协定之线时，不超越续行追击，且自动撤归长城线。

(4)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协定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区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担任之。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步步进逼，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的节节退让，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一次又一次的发表抗日宣言以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热情的日益高涨。于是，这便爆发了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和淞沪、长城、察哈尔的抗战。

在“一二‘九”运动中，由清华大学学生、党支部书记蒋南翔起草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中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名言，正好形象地概括了1937年前几年中的中国政治形势和民众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而1936年12月12 H的“西安事变”，又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激发为一个新阶段。中国的抗战活动已是箭在弦上、迫在眉睫了。

这便是1937年到来之时的国内政治形势。

19世纪后半叶，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开重门深锁的中国国门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做过许多美丽的梦，梦中出现的是色彩斑斓的美好图景。不论是实业救国梦、科学救国梦，还是教育救国梦，一言以蔽之，他们做的皆是强国富民之梦。这是生长于积弱贫穷的华夏大地上的先进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梦想，也是西风东渐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心态。

此后，便出现了许多为实现梦想而殚精竭虑努力工作的实践家，他们进行着各种各样艰辛的社会改革试验：学校教育改革试验、社会教育改革试验、乡村建设试验、平民教育试验等等，以及旨在改变社会制度的暴力革命：工人运动、土地革命、国内革命战争……等等。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两类性质不同、形式各异的改革与斗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推进，黑暗的中国显现了亮闪闪的曙光，封建气息浓重的古老国度出现了可望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契机与条件。同本书主旨相关联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高等教育的深刻变化与阔步发展，正在向着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上迅跑；科学与学术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正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文化积累的规模与速度正在显露出达到世界高峰的端倪……等等。这些，既得益于国际的大环境，也得利于国内政权更替后学习西方政治文明所带来的一丝现代化气息和知识界精英人物们进行改革试验的筚路蓝缕之功。

现在，让我们沿着这个线索来简略地探寻它们前行的轨迹。

19世纪末叶的洋务运动中，中国出现了近代的大学：1895年在天津创办的北洋大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大学；1898年“百El维新’’中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综合大学，是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北洋大学堂是按照美国大学的模式，以“西学体用’’为办学方针，学校设置是以哈佛、耶鲁大学为蓝图。京师大学堂则从1902年起仿照日本学制，采取大学专门分科，这是我国大学分科分系制度之始。

中国的著名大学，都曾有过一些热心教育改革的人士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希图追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后，从1917到1937的20年中，以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为代表的改革派，一直以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为职志。蔡元培自不必说，1930年接替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目标更为明确。

蒋梦麟接任北大校长时，正是因北洋政府反动统治造成北大经费枯竭、朝不保夕、危难至极之时，教师的薪水拖欠日久，为了生计，教授们多在外兼课，影响了教学质量。经过傅斯年、胡适、顾临等长时间研究，拟出了一个帮助蒋梦麟重振北大的具体方案。经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第5次常委会通过，同年3月，中基会与北大草拟成《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其主旨是：为提倡学术研究起见，自民国二十年度起，到二十四年度止，每年双方各提出国币20万元，作为合作研究特款，专作下列各项之用：1．设立北大研究教授；2．扩充北大图书仪器及他种相应的设备；3．设立北大助学金及奖学金。《办法》提出：研究教授之人选，以对所冶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研究教授之年俸，自4800元至9000元不等，此外，每一教授J立有1500元以内之设备费。研究教授不得担任校外教务或事务，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课6小时，并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的研究工作，等等。后来，将研究教授月薪最高额750元降为600元，最低额400元不变，这待遇仍是极高的。根据这个条款，北大聘请了汪敬熙(心理学)、王守竞(物理学)、曾昭抡(化学)、冯祖苟(数学)、许骧(生物学)、丁文江(地质学)、李四光(地质学)、刘志■(法律学)、赵乃抟(经济学)、周作人(中国文学)、刘半农(中国文学)、徐志摩(外国文学)、陈受颐(历史学)、汤用彤(哲学)为研究教授，后又续聘梁实秋(外国文学)、张颐(哲学)、叶公超(外国文学)、江泽涵(数学)、萨本楝(物理学)、谢家荣(地质学)、张景钺(生物学)、饶毓泰(物理学)、朱物华(物理学)、张君绂(政治学)、吴定良(统计学)、葛利普(地质学)、斯伯纳(数学)、奥斯谷(数学)等为研究教授。这些人都是国内外各学科的第一流专家学者。

这一时期，北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理科教授如李四光、丁文江的地质学研究，饶毓泰的物理学研究，王守竟的光学研究，曾昭抡的化学研究，冯祖荀、江泽涵的数学研究等，都在国际或国内学术界居领先地位。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成就则更为显著。

为把北大办成世界一流大学，除了重视教师队伍建设，蒋梦麟还特别加强图书资料和科学实验仪器的购置与条件改善。1934年4月，在嵩公府西院空地起建新图书馆，次年8月新馆建成，建筑面积约6600平方米。除了大量购藏中外文图书报刊，扩大学生阅览室，还特意开辟了专供教授使用的研究室24间。

北大图书馆迁入新馆后，提出了“美国化”的办馆方针，这促进了北大图书馆正规化建设，使北大图书馆向世界图书馆的先进水平跨越。北大图书馆的物质条件在国内属第一流，并已接近了当时世界先进图书馆水平。此时，藏书达25万余册，丰富的文献收藏，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大规模图书馆之一。并且建立了完整健全的目录体系，改进和完善藏书采编方法，一跃而跻身于世界现代大学图书馆之林。

到了1935年，理科各系共有实验仪器6716件，标本15788种，药品及实习用具3100多件(种)，为全国各大学之冠。

这几年中，北大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有了长足进展，正在从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的中心向着学术研究中心转变，从而为与国际名牌的研究性大学接轨创造了契机。

另一位教育改革家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功绩最为昭著的校长。他在1931年12月3日的就职演说中的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仍响在我们耳边。他千方百计罗致当代各门学科的著名专家和权威学者来校任教，为推动清华的教学和学术研究走向世界奠定了牢固基础。他还亲手建立起在我国工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清华大学工学院，并从1934年起，在机械系开设“航空讲座”，成为中国航空教育事业的开端。他还开创了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先例，请外国第一流学者来校作长期或短期讲学，也选派本校教授去国外讲学。比如，清华与英国就有这种交流，每年彼此交换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讲学一次，1933年，冯友兰、刘崇铉曾去英国讲学，1934年则有英国学者斯曲克伦教授来校讲学。从1935年夏开始，清华又与德国大学会订立了互派研究生的办法，这也是学术界互惠之盛举。

梅贻琦也十分重视图书及仪器设备方面的建设。他说：“师资与设备为大学之两大要素”，又尝言：“办学校，三长很重要，事关成败”。所谓“三长”，就是教务长、总务长、图书馆长。清华规定，每年以经费20％充作图书仪器购置费，多年不曾改变。

正是在梅贻琦的“大师论”、“教授治校”思想的指导下，到了30年代中期，清华园里大师云集，人文荟萃，教师队伍就其资历、学术成就和集中程度来说，在国内是无与伦比的。这是清华的黄金时代。因而在1941年清华在昆明庆祝建校30周年时，许多欧美著名大学发来贺电，美国的一所大学电文中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的颂词。这就说明，此时的清华，也存在着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契机。

由三江师范学堂(1902)而两江师范学堂(1905)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4)而国立东南大学(1920)而第四中山大学(1927)而江苏大学(1928)演变来的国立中央大学，自1928年罗家伦掌校之后就已跻身于名牌大学之YO。o罗家伦上任伊始，就在《中央大学之使命》的讲演中，提出了建立“有机体的文化”，决心把中央大学办成兼容并蓄的大学，就像19世纪初的德国柏林大学一样，肩负起建立民族文化的责任。凭借着原东南大学的基础和地处首都的优势，经过罗家伦等人的努力，到了1935年，中央大学便成了学科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大学了。

1934年，罗家伦便认为中央大学大发展的时期已经到来，而当时的校舍地处城市中心，市声嘈杂，不利于学术活动，教学、实验又分散、隔离，他便拟另觅新址，建设一所能容纳5000至10000学生的首都大学。在他的奔走下，1934年1月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了“建立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筑费暂定为240万元，由行政院1934年度按月拨付迁校建筑费8万元。选定了中华门外石岗子一带作为新校址，新校址占地8000多亩，预计30个月完成。建成后，中央大学将成为一个环境优美、格局轩昂、全国最大的近代式大学。然而，就在新校址动工还不到两个月，卢沟桥的炮声响了，中国进入战时状态。

不仅一些国立大学有着与国际接轨的雄心壮志并付诸实践，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也并不示弱。私立南开大学经费永远处于拮据支绌状态，自成立之初到1937年抗战爆发，几乎年年处于亏空之中，但校长张伯苓经营南开的理念就是“赤字教育”，他就是在“欠债办学”。赤字永无消除之日，南开却在发展壮大着，声誉日隆着，到了30年代中期，南开已成了名牌大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就曾称赞南开大学“整饬谨严，海内景仰”。而抗战期间，南开与北大、清华组建成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这件事，就可知私立南开大学在教育界的重要地位。 ’

1935年4月28日，张伯苓在《对南开校友的展望——燃起了复兴民族之火》一文中说：“中国的民族，能否复兴j就在最近这几年内判断。”

看来，中国的有识之士皆有此共识：要利用当前的好时机，抓住难得的机遇，从自己的事业做起，燃起民族复兴之火。而这几年中，国民政府已经基本理顺了现代教育体制，制定了《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等一系列国民教育规范。到了30年代中期，与国际接轨的高等教育大发展的际遇已经到来。

次之，如本书第一、二章中所述，从20年代末到30年中期的近十年中，是知识界生活较为稳定、治学环境较为优裕、科学与学术研究发展较快的时期，到了30年代中期，文化与科学的发展已耸起了一个个高峰，其成绩主要表现于高等学校教授们的学术研究和中央研究院等科研部门的科学研究硕果累累，令国内外瞩目。这些成绩又往往是一些大学与中研院各研究所的学者们协同研究的结果。如，在自然科学方面，李四光和他领导的北大地质系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李四光兼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共同对第四纪冰川、庐山地质构造、中国燃料资源的研究。吴有训不仅在清华物理系首开“近代物理学”课(其高深程度已达国际标准)，指导学生研究x射线，在中国播下了核物理学的种子，而且以中国物理学会的名义邀请世界一流物理学家来中国讲学，并且促成中国物理学家走上国际学术讲坛。气象学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兼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他与涂长望等对全球大气运行、长期旱涝预报、物候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已达世界领先地位等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北大刘半农、罗常培等人的语言学研究、郑天挺等人的历史学研究，常是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交流进行的。清华陈寅恪的国学研究，冯友兰、金岳霖等的哲学研究，北大孟心史、钱穆的史学研究等都是国内外知名的。

这些，已为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的振兴奠定了深厚根基。

再次，数千年灿烂传统文化的丰厚积累，由于国门开放和留学海外学子们引进的新科学方法，使中国固有的文化积累焕发了勃勃生机。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的庋藏与使用，现代化图书馆的建立，新闻出版业的勃兴等等，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准备了机缘。

到了1933年和1934年，知识界人士的梦想尤多，于是，《东方杂志》等报刊推出了“梦想的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个人计划”的征文活动，引得不少文人学士乃至小职员和青年学生执笔为文，应征上阵。  一位记者报道说，应征者以中等阶级的自由职业者为最多，约占90％。有“言志”的梦，有“载道”的梦，这些梦至少代表着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在“载道”的梦中，他们所梦想的中国，是一个完密周详的设计。关于个人的梦，则有一个普遍的倾向，是大家都希望生活过得安宁、稳定。

关于个人生活的梦想，暨南大学教授卫聚贤写道：“(一)生活安定，三年内完成百万字的《中国通史》。(二)到西北考古，作发掘工作。(三)到南洋印度旅行，从缅甸、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回，考察先秦时代中印文化沟通之迹。”作家巴金写道：“我的希望是什么?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写道：“我自己只望能有安定的研究生活，能真实的对于学问有所贡献，从学问中对于国人的思想有所改变。我不希望虚荣，也不需要豪富，只希望没有和我胡闹和缠绕的人，使得我的生活上得轨道，后一天准能比前一天进步。”

南京励志社的焦颂周的《五年以后的中国》一文便是属于“载道，，的梦，他以学术的视角对未来的中国作了展望，从1932年展望到1937年。他说：“这五年问努力的主要目标是在使国家工业化、科学化，及农村经济的流通与产量的增加，基本原则以完成陆、海、空军的基本实力，极端增加国防的强度。”“当着1932年的年头，这计划的开端全在调查与准备，以一年的努力完成这工作的基础，简单的工作过后，便是艰难的事工开端，初时非但经济感觉困难，人才亦感缺乏，经过坚毅的奋斗，终于1937年年终完成了这个惊人的伟大计划。”

然而，不论是知识界人士的梦想、希望、志愿、计划，还是他们做出过和正在做着的事业，在1937年下半年日军大举入侵后，便一股脑地中止了，破灭了，由适时的机缘所引发出的一些宏伟计划，也不得不在逆风中转舵，改弦更张，另做打算。或者，无可奈何地推迟了、中止了、夭折了。许多由天时、地利、人和凝聚而成的振兴中国的机缘，就这样由于强敌的入侵和野蛮摧残而断送了。

不过，事物的发展又常是有着始料不及的两方面结果的。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1937年是个最具奇特色调的年份，知识分子的生活最具悲剧色彩，但也最能显现其生命的韧性和高贵价值。他们遭遇到的苦难、屈辱和牺牲为历史所仅见，而他们身上所奔突出的爱国热情、革命斗志和创造出的物质与精神成果也几乎是空前的。学人文士们失去了温馨的家园，成为在广袤大地上游来荡去的文化流民，苦则苦矣!然而，他们走出安谧的书斋，接触到严酷的社会现实，经历了磨难与痛楚，又大大激发了埋藏于体内的人类最为神圣的情感。因而可以说，1937年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是中国学人从安稳走向苦难的转折点，另一方面，又是他们从传统士大夫思想模式走向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新型知识阶层的转折点。而一些人(如去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学人文士)便在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冶炼成为革命知识分子。而其结果是：一些文学家艺术家创作出了反映时代生活的传世之作，一大批莘莘学子成长为知识界精英，乃至成为科学、学术的顶尖人物。这便是特殊条件下的战时教育创造出的人类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