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启蒙学者，在对宋明理学的全面清算与批判基础上，构筑了“以事功为首”的功利论为宗旨的思想体系。这不仅达到了中国古代功利论的高峰，并对后世尤其是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李塨，颜元的学生，对颜学的发扬与光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在对李塨思想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剖析之后，列了专章比较颜元、李塨两人在个性和学术上的异同。颜李学派过分信赖感性经验，于理性抽象思维有所忽视的缺陷，书中也有恰如其分的指明。颜元对“孔颜乐处”的希求，以及颜、李二人浓郁的圣人崇拜观念等，这些为以往学术界很少涉及的内容，本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是一部力求融取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又有创新观点的作品。

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的颜李学派，是在“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这一中国历史上特定的“自我批判”阶段中产生的。作为启蒙学者的颜元，在对宋明理学的全面清算与批判基础上，构筑了“以事功为首”的功利论为宗旨的思想体系。这不仅达到了中国古代功利论的高峰，并对后世尤其是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李塨作为颜元的学生，对颜学的发扬与光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对李塨思想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剖析之后，列了专章比较颜元、李塨两人在个性和学术上的异同。颜李学派过分信赖感性经验，于理性抽象思维有所忽视的缺陷，书中也有恰如其分的指明。颜元对“孔颜乐处”的希求，以及颜、李二人浓郁的圣人崇拜观念等，这些为以往学术界很少涉及的内容，本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是一部力求融取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又有创新观点的作品。

正篇 颜元评传

第一章 生活的时代

 一、“天崩地解”的自我批判时代

 二、狂涛中的“漏舟”

 三、烽火后的“满目榛荒”

 四、经济生活中的新芽

 五、宋明理学腐朽性的凸现

第二章 颜元生平与思想演变

 一、生平

 二、颜元思想的演变

1.从仰慕仙侠到转向经世之学

2.迷恋陆王被誉为“真陆王”

3.笃信程朱希求“孔颜乐处”

4.走出理学藩篱自成一家

 三、师友之交往

第三章 颜学的宗旨与学风

 一、“事功为首”之学

 二、“六府、三事、三物”之学

 三、“先行原则”的综合与发扬

1.以陈亮为“大圣贤”的颜元

2.以“孔门学宗之安石”自况的颜元

 四、经世致用学风的光大

第四章 对宋明理学的批判

 一、宋明理学之无用

 二、“以学术杀人”之祸害

 三、“儒名释实”的宋明理学

第五章 哲学思想

 一、“二气四德”的宇宙观

 二、人贵在于“役使万物”

 三、“习行”的认识论

1.“致知在物上”

2.“见理于事”的“习行”

3.“格物”新解

 四、人性论

1.人性二重化：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2.理气合一舍形无性

3.气质即性无恶恶由习染引起

 五、欲望为人之真情至性

第六章 政治思想

 一、富国安民的“均田”

 二、兵农合一

 三、废科举行征举

 四、恢复“封建”分权而治

第七章 教育思想与圣人崇拜

 一、对理学教育的批评

1.对习静教育的批评

2.对书本教育的批评

 二、习动与习行的教育方法

 三、因材施教

 四、教育内容论

 五、培养目标与圣人崇拜

第八章 颜李学派的影响及其历史地位

 一、毁誉不一及其在清代的影响

1.反对之声

2.赞扬之辞

3.误解之音

4.影响所及：程廷祚、吴敬梓与戴震

 二、近代回应与文化增值

1.颜李之学的重光

2.守旧者的指责

3.刘师培、章 太炎论颜李

4.梁启超、胡适、钱玄同论颜李

5.四存学会

6.古今中西之争中的文化增值

 三、颜李学派的历史地位

附篇 李塨评传

第一章 李塨的生平、交游与著作

 一、名号与家境

 二、师事颜元与“遍质当代夙学”

 三、名倾朝野

 四、著作概述.

第二章 对宋明理学的清算

一、于圣道乃南辕而北辙

二、“主敬皆主静”

三、“一主一奴”的程朱与陆王

第三章 宇宙观与经学态度

一、“气外无理”与“阴阳生万物”

二、“理见于事”

三、批今复古倡“实学”

四、经学态度

第四章 李塨的经济、政治思想

 一、行“仁政”以趋“王道”

 二、“天下农分天下田”

 三、“兵寓于农”

第五章 李塨与方苞的学术公案

 一、“交至厚而学不合”

 二、疑窦丛生的《李刚主墓志铭》

第六章 李塨与颜元的比较

 一、个性上的差异

 二、格物致知上的歧义

 三、治学方法上的区别

附录一 参考文献

附录二 人名索引

附录三 文献索引

附录四 词语索引

后记

颜元是直隶博野县(今属河北)人。其父颜昶世无基业，贫苦交加，自小被蠡县(今属河北)朱九祚收作养子。颜元生于朱家，小时候姓朱，名良邦。颜昶因不为养父所喜，有意逃遁。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到达京畿，颜昶去了关东，此后下落不明。时颜元仅4岁。母亲王氏因丈夫一去杳无音讯，便于颜元12岁时改嫁。颜元遂同养祖父母一起生活。颜元的养祖父朱九祚，明末清初当过巡捕，是一个维护地方治安的小官吏。在官期间，曾几次参与镇压明末农民起义。顺治初年，他惩治恣横乡里的旗奴韩某，使穷苦民众不受满人欺侮，得以各自安心耕种祖上传下来的土地。顺治七八年问(1650～1651年)，地方秩序比较安定，直隶省南道裁撤，朱九祚也被解职。不久朱九祚被人控告，讼后家道中落，返乡归农。

颜元青少年时代是备尝艰难的。颜元7岁开始在私塾上学，8岁至12岁时就学于吴持明。吴持明，字洞云。懂医道，通武艺，能骑射。他目睹明季国事日非，曾潜心《百战神机》，并参以己意，撰写《攻战守事宜》两册，唯当时未见用于世，便隐居行医。颜元后来兼习兵法、技击、医术等，多少受其蒙师的影响。10岁时经历闯王李白成进占北京、崇祯皇帝自杀等重大政治事件。15岁时和蠡县道标巡捕官张宏文养女结婚。19岁时师从贾珍。贾珍，字袭什，河北蠡县人。贾珍为人重义轻利，人有向他求学的，从不向弟子索取报酬。颜元从游贾珍前，受不良风气腐蚀，习染浮薄，终日酣歌。经贾珍教诲，习染顿洗。贾珍曾作两副对联，命颜元以大字书写，悬之中堂。其一是：“不衫不履，甘愧彬彬君子；必行必果，愿学径磋小人。”其二是：“内不欺心，外不欺人，学那勿欺君子；说些实话，行些实事，做个老实头儿。”贾珍的朴实作风对颜元产生了影响。这一年养祖父朱九祚因讼逃遁，颜元被系人狱。当年讼解释出，未几中秀才。因讼后家落及养祖父年迈，颜元在20岁以后便担负起一家生活的重任。

这时的颜元，生活的基调是白天务农、晚上勤学：

尽勤农圃，夜观书史，至夜分不忍舍，又惧劳伤，

二念交争久之，尝先吹烛，乃释卷。 为养家糊口，他白天耕田灌园，劳苦异常，吃的东西极为粗糙，他自己后来回忆时说，有如食蒺藜之感。耕作之余，颜元潜心于经世之学，遂弃举业。21岁，读《通鉴》而废寝忘食。23岁时迷上兵书，为探究战守机宜，以至彻夜不寐。在这期间又学习技击。在以后的岁月中，颜元始终坚持了青年时代所学的这些东西。因家境贫困，他又自学医道为人治病。24岁，开设家塾教授生徒，名其斋日“思古”，自号“思古人”，作《王道论》，后更名《存治编》。是年，从学生彭好古之父彭通处得陆、王《语要》一册，开始钻研陆王之学。25岁时得子，取名赴考，此子于6岁时夭折。以后其妻未育。在养祖父的重压下，颜元决定参加省试，但名落孙山。因深喜陆王心学，作《大盒歌》与《小盒歌》。26岁读《性理大全》，知道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人学说的要旨，毅然以道自任。

P29-31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匡亚明

                     1990年10月7日

大约三年前，潘富恩教授打电话来，说《颜元评传》原作者因故不写了，希望你能承担该书的撰写。当时略微想了一下就答应了。理由如潘富恩教授所说那样，先前你已有两本关于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专著，就再写一本这方面的评传吧!这两本书，一为《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为《黄宗羲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作为姐妹篇，一是研究面上的，一为深入点上的。写这两本书时，颜元的著作翻过，也写了相关内容。谁料动手写作后，感受就不一样了。

大凡写作前的想象是比较容易的，真的动手写往往是困难的。看了些著作与论文，就发觉似乎很难有进一步拓展的可能。于颜元的思想，学术界一般用“主动”、“习行”、“实用”等字眼加以概括，再带上些资料作论证就完事了。思来想去只能用一个笨办法，就是反复读原著以求重新理解颜元。看似笨拙，却给让我悟出了一些前人未曾议及的东西。如颜元笃信程朱理学达八年之久，是什么东西让他如此倾心?钻研原著后知道，原来是他对“孔颜乐处”的追求。我原来有一个观点，认为“孔颜乐处”与“存理灭欲”、“天人合一”是理学的三大精神支柱。三者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相信理学的，无论程朱还是陆王，皆不出此臼窠。结果发现一篇无人注意到的《柳下坐记》，是他希求“孔颜乐处”的重要依据。由此入手，又发现颜元在壮年时，于“存理灭欲”上下了很多工夫，其认真刻苦程度绝对不亚于理学家。至于他的“天人合一”论，明显地带有王学那种特有的“狂者胸次”。颜元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倡导，如“造命回天”、“我以易天下”、“狂者为圣贤”等等主张，是他早年依傍王学留下的痕迹。当然这是有机地融人了他思想体系中去的。颜元历来被视为对程朱、陆王批判最为彻底者，然聚焦点在何处?似乎大家讲了，但又无具体的主张。我以为，颜元视“朱学”与“王学”为“杀人”工具的主张，是他抨击宋明理学的激烈超过其他启蒙学者的原因所在。我把此一见解与戴震的“以理杀人”联系起来并作了比较，得出颜元之见为戴震“以理杀人”主张的先导。以上是我撰写《颜元评传》中的一些心得体会，也就是从孟子起，为王阳明、黄宗羲、颜元所赞赏的“自得”精神。这是否经得起考验，那只能俟之于时日了，有待于读者与专家们的评议了。

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颜元集》，是一本差错甚多的点校本。一是有错不予改正。如第278页：“朱子‘半日静坐，，是‘半日达麽，也。”此繁体的“麽”当为“摩”之误，应为“半日达摩”。又如第13页：“借《四子》、《五经》之文，行《楞严》、《参同》之事。”“子”当为“书”之误，应为《四书》。二是点校上句读错处很多。颜元批评宋明理学之空虚无用，认为俱非“周、孔六德、六行、六艺、路径。”(493页)“路径”与“六艺”之间加顿号，无论如何是读不通的。又自身前后不一致，第163页“正其谊，不谋其利”为“后儒”所说，“正其谊以谋其利”为颜元从功利论角度加以改正。中间是否要逗号断开，应该统一。类似的情况太多了。我在1991年出版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一书中，第113页脚注中已指明这一点。不过本书引颜元的材料，还是坚持择善而从的态度。《颜元集》中点校正确的，按原书；觉得不正确的，则重作标点。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一些朋友们的帮助。复旦大学哲学系陈居渊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李似珍博士，提供了我所在单位难以见到的资料。陈永妹女士帮我打印了大量有关颜李之学研究方面的资料；我的研究生张新、尚娅替我收集了有关颜元、李蜷研究论文的目录与复印件。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老朋友姜广辉教授《颜李学派》一书。记得2003年12月，在宁波的浙东学派的学术会议期间，与广辉兄谈及此书。他很谦虚地说，这本书写得粗了些，而对颜李学派在后世影响的材料整理，是有较大价值的。《颜元评传》第八章的写作，就充分利用了这些材料，省去诸多爬梳之累，存下的工夫仅是核对原文而已。其实广辉兄此书的分析还是相当深入的，本书写作时多有参考。书稿成后，又蒙复旦大学潘富恩教授，南京大学蒋广学教授、许苏民教授拨冗仔细审读，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令我受益匪浅。这里一并致谢。

朱义禄

2004年12月6日于沪上两湾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