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本书的论证中除人类学外，还涉及到了语言学、逻辑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如事物的命名与分类方式，结构与事件的关系，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个体名称与一般名称关系，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历史概念的辨析等等。论述的方式也别具一格，其中哲学的、科学的、艺术的、文学的语言往往交相并用。此外，尽管我们会在本书文句中不时遇到借自控制论、信息论、逻辑代数、结构语言学等学科中的术语，但它绝不是一本具有自然科学风格的人类学著作，而是一本具有哲学意趣的理论人类学专著。

列维-斯特劳斯是当代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大师和文化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曾被誉为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把人类一切的亲属关系归纳为三种结构和两种交换形式，认为社会人类学应主要研究深层结构的转换规则。

本书是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哲学观的代表作，被纳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列维一斯特劳斯文集”系列中。

前言

第一章 具体性的科学

第二章 图腾分类的逻辑

第三章 转换系统

第四章 图腾和等级制度

第五章 类别、成分、物种、数目

第六章 普遍化和个别化

第七章 作为物种的个体

第八章 可逆的时间

第九章 历史与辩证法

附录

参考文献

索引

插图目录

初版中译者序

译后记

弗雷泽认为这些信仰就是在洛亚蒂群岛的利富人和所罗门群岛的乌拉瓦人和马莱塔人那里发现的那些信仰的起源和原因。在利富人那里，有时一个男人在死前会用手指着一个他将化成其形状的动物、鸟或蝴蝶。于是他的所有子孙此后都禁止吃或射杀这种动物。他们说，“它是我们的祖先”，并为它上供。同样，柯德林顿观察到，在所罗门群岛(乌拉瓦人)当地居民拒绝种植香蕉树或吃香蕉，因：勾一个重要的人物在死前曾予以禁止，这样死者就可以托生为香蕉树了。因而在美拉尼西亚中部，食物禁忌的起源应该从某些祖先的怪诞的想象中去寻找。弗雷泽认为，它们是孕妇通常怀有的幻念和病态想象的间接结果和遥远的回响。他认为，这些他把它们提高到自然的和普遍的现象的地位的心理特质，是一切图腾信仰和习俗的最终根源。(弗雷泽，第2卷，106—107页及其他各处)

弗雷泽时代在他所属的社会阶层中的妇女在怀孕时曾体验到这种幻念，而澳大利亚和美拉尼西亚的土著妇女也有同样的体验，这种情况足以使弗雷泽相信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和自然的根源。否则他就会使这一现象不与自然发生联系，并把它归于文化，因而承认，从某些方面说，在19世纪晚期欧洲社会和食人种族社会之间可能存在着直接的、令人惊异的类似性。然而，并无证据说明世界各地孕妇都怀有这种幻念，而且其发生率在欧洲过去的50年中已大大减低，在某些社会阶层中甚至完全消失了。这类现象当然存在于澳大利亚和美拉尼西亚，但又表现为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它表现为一种维持制度的手段的形式，用以预测个人或集团的社会地位的某些特点。而在欧洲本身，孕妇的幻念似乎不会在造成幻念的这类信仰消失后还继续存在——以与其相关为理由——以便确断(不是预断)孩子出生之后(不是之前)发现的某些物理的和心理的特点。即使孕妇的幻念真有自然的基础，这一自然基础也不能说明这些信仰和习俗，它们远远说不上普遍，而且在不同社会中具有不同的形式。

此外，我们也不清楚弗雷泽为什么认为孕妇的幻念的重要性会超过老人弥留之际的幻象，或许这只是因为人们在能够去死之前必须先诞生。但是按照这一推理，一切社会制度的建立都应当会在单独一代人期间完成。最后，如果说乌拉瓦人、马莱塔人、利富人的系统是来自莫特拉夫人、莫塔人和奥罗拉人的系统的话，后者的遗迹或残存物就会在前者之中发现。然而惹人注目的是，这两个系统彼此正好是相对物。没有任何证据暗示说在时序上一个在另一个之先：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原本形式和派生形式之间的关系，而是两种正相反的形式之间的关系，好像每一系统表示同一个群的一个变换一样。

P87-88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为法兰西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人类学家，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以及当初五位“结构主义大师”中今日唯一健在者。在素重人文科学理论的法国文化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民族思想英雄”之代表应为：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和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下称“文集”)中文版在作者将届百岁高龄之际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遂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简言之，“文集”的出版标志着中法人文学术交流近年来的积极发展以及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取得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在与世界学术接轨的实践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关于作者学术思想的主旨和意义，各位译者均在各书译后记中作了介绍。在此，我拟略谈列维-斯特劳斯学术思想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整体中所占据的位置及其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思想在战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独特性首先表现在他作为专业人类学家和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上。在人类学界，作为理论人类学家，50年来其专业影响力几乎无人可及。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其声势在结构主义运动兴盛期间竟可直逼萨特，甚至曾一度取而代之。实际上，他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第一创始人，其后结构主义影响了法国甚至西方整整一代文化和学术的方向。比萨特更为重要之处则表现在，其影响不限于社会文化思潮方面，而是同时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领域，并已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在诸相关学科领域内促成了各种多学科理论运作之交汇点，以至于以其人类学学科为中心可将其结构理论放射到许多其他相关学科中去；同时作为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评者，其理论方法又可直接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思考。

当然，列维-斯特劳斯首先是一位人类学家。在法国学术环境内，他选择了与英美人类学更宜沟通的学科词anthropology来代表由自己所创新的人类学～社会学新体系，在认识论上遂具有重要的革新意义。他企图赋予“结构人类学”学科的功能也就远远超过了通常人类学专业的范围。一方面，他要将结构主义方法带入传统人类学领域；而另一方面，则要通过结构人类学思想来影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方向。作为其学术思想总称的“结构人类学”涉及众多学科领域，大致可包括：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理论(以至于文艺创作手法)，以及数学等自然科学……结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的学术思想不仅根本转变了世界人类学理论研究的方向，而且对上述各相关学科理论之方向均程度不等地给予了持久的影响，并随之促进了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结构和方向的演变。另外，作者早年曾专修哲学，其人类学理论具有高度的哲学意义，并被现代哲学界视为战后法国代表性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影响力并非如英美学界惯常所说的那样，仅限于那些曾引起争议的人生观和文化观方面，而是特别指他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结构进行的深刻反省和批评。后者才是列维-斯特劳斯学术理论思想的持久性价值所在。

在上述列举的诸相关学科方法论中，一般评论者都会强调作者经常谈到的语言学、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哲学对作者结构人类学和神话学研究方式所给予的重大影响。就具体的分析技术面而言，诚然如是。但是，其结构主义人类学思想的形成乃是与作者对诸相关传统学科理论方向的考察和批评紧密相连的。因此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学术思想形成过程中所涉及的更为深广的思想学术背景。这就是，结构人类学与20世纪处于剧烈变动中的法国三大主要人文理论学科——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正是在与此三大学科系列的理论论辩中形成自己的结构人类学观念的。简言之，结构人类学理论批评所针对的是：哲学和神学的形而上学方向，社会学的狭义实证主义(个体经验主义)方向，以及历史学的(政治)事件史方向。所谓与哲学的论辩是指：反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继续选择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作为各科学术的共同理论基础，衍生而及相关的美学和伦理学等部门哲学传统。所谓与社会学的论辩是指：作者与法国社会学和英美人类学之间的既有继承又有批判的理论互动关系。以现代“法国社会学之父”迪尔凯姆(EmileDurklaeim)为代表的“社会学”本身即传统人种志学(ethnography)、人种学(ethnology)、传统人类学(anthropology)、心理学和语言学之间百年来综合互动的产物；而作为部分地继承此法国整体主义新实证社会学传统的列维-斯特劳斯，则是在扩大的新学术环境里进一步深化了该综合互动过程。因此作者最后选用“结构人类学”作为与上述诸交叉学科相区别的新学科标称，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革新意义。所谓与历史学的论辩是指：在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两方面作者所坚持的历史人类学立场。作者在介入法国历史学这两大时代性议题时，也就进一步使其结构人类学卷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激辩之中心。前者涉及和萨特等历史哲学主流的论辩，后者涉及以年鉴派为代表的150年来有关“事件因果”和“环境结构”之间何者应为“历史性”主体的史学认识论争论。

几十年来作者的结构人类学，尽管在世界上影响深远，却也受到各方面(特别是一些美国人类学和法国社会学人士)的质疑和批评，其中一个原因似乎在于彼此对学科名称，特别是“人类学”名称的用法上的不同。一般人类学家的专业化倾向和结构人类学的“泛理论化”旨趣当然会在目标和方法两方面彼此相异。而这类表面上由于学科界定方式不同而引生的区别，却也关系到彼此在世界观和认识论方面的更为根本的差异。这一事实再次表明，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思想触及了当代西方人文理论基础的核心领域。与萨特以世界之评判和改造为目标的“社会哲学，，不同，素来远离政治议题的列维-斯特劳斯的“哲学”，乃是一种以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结构调整为目的的“学术哲学”。结构主义哲学和结构人类学，正像20世纪西方各种人文学流派一样，都具有本身的优缺点和影响力消长的过程。就法国而言，所谓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相互嬗替”的历史演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并不足以作为评判学派本身重要性的尺度。当前中国学界更不必按照西方学术流派演变过程中的一时声誉及影响来判断其价值。本序文对以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结构主义的推崇，也不是仅以其在法国或整个西方学界中时下流行的评价为根据的，而是按照世界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整体革新之自身需要而加以评估的。在研究和评判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想时，需要区分方向的可取性和结论的正确性。前者含有较长久的价值，后者往往随着社会和学术条件的变迁而不断有所改变。思想史研究者均宜于在学者具体结论性话语中体察其方向性含义，以最大限度地扩大我们的积极认知范围。今日列维-斯特劳斯学术思想的价值因此不妨按照以下四个层面来分别评定：作为世界人类学界的首席理论代表；作为结构主义运动的首席代表；作为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现代化革新运动中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作为中国古典学术和西方理论进行学术交流中的重要方法论资源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适逢战后法国两大思想运动“大师凋零”之会，法国学界开始了对结构主义时代进行全面回顾和反省的时期，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一生的卓越学术贡献重新受到关注。自著名《批评》杂志为其九十华诞组织专辑之后，60年代初曾将其推向前台的《精神》期刊2004年又为其组编了特刊。我们不妨将此视作列维-斯特劳斯百岁寿诞“生平回顾”纪念活动之序幕。2007年夏将在芬兰举办的第9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亦将对时届百龄的作者表达崇高的敬意。凡此种种均表明作者学术思想在国际上所享有的持久影响力。列维-斯特劳斯和结构主义的学术成就是属于全人类的，因此也将在不断扩展中的全人类思想范围内，继续参与积极的交流和演变。

作为人类文化价值平等论者，列维-斯特劳斯对中国文化思想多次表示过极高的敬意。作者主要是通过法国杰出汉学家和社会学家格拉内(Marcel Granet)的著作来了解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特质的。两人之学同出迪尔凯姆之门，均重视对文化现象进行整体论和结构化的理论分析。在2004年出版的《列维-斯特劳斯纪念文集》 (L’Herne出版社，M．Lzard主编)中有YyesGoudineau撰写的专文《列维-斯特劳斯，格拉内的中国，迪尔凯姆的影子：回顾亲属结构分析的资料来源》。该文谈到列维-斯特劳斯早年深受格拉内在1939年《社会学年鉴》发表的专著的影响，并分析了列维-斯特劳斯如何从格拉内的“范畴”(类别)概念发展出了自己的“结构”概念。顺便指出，该纪念文集的编者虽然收进了几十年来各国研究列维-斯特劳斯思想的概述，包括日本的和俄罗斯的，却十分遗憾地遗漏了中国的部分。西方学术界和汉学界对于中国当代西学研究之进展，了解还是十分有限的。

百年来中国学术中有关各种现代主题的研究，不论是政经法还是文史哲，在对象和目标选择方面，已经越来越接近于国际学术的共同标准，这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全球化过程中的自然发展趋势。结构主义作为现代方法论之一，当然也已不同程度上为中国相关学术研究领域所吸纳。但是，以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法国结构主义对中国学术未来发展的主要意义却是特别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思想、学术、文化研究之现代化方法论革新的任务有关的。如我在为《国际符号学百科全书》(柏林，1999)撰写的“中国文化中的记号概念”条目和许多其他相关著述中所言，传统中国文化和思想形态具有最突出的“结构化”运作特征(特别是“二元对立”原则和程式化文化表现原则等思考和行为惯习)，从而特别适合于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作为其现代分析工具之一。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史哲艺”的“文本制作”中凸显出一种结构式运作倾向，对此，极其值得中国新一代国学现代化研究学者关注。此外，之所以说结构主义符号学是各种现代西方学术方法论中最适合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工作之需要者，乃因其有助于传统中国学术思想话语(discotlrse)和文本(text)系统的“重新表述”，此话语组织重组的结果无须以损及话语和文本的原初意涵为代价。反之，对于其他西方学术方法论而言，例如各种西方哲学方法论，在引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研究中时，就不可避免地会把各种相异的观点和立场一并纳入中国传统思想材料之中，从而在中西比较研究之前就已“变形”了中国传统材料的原初语义学构成。另一方面，传统中国文史哲学术话语是在前科学时代构思和编成的，其观念表达方式和功能与现代学术世界通行方式非常不同，颇难作为“现成可用的”材料对象，以供现代研究和国际交流之用。今日要想在中西学术话语之间(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历史话语和现代西方理论话语之间)进行有效沟通，首须解决二者之间的“语义通分”问题。结构主义及其符号学方法论恰恰对此学术研究目的来说最为适合。而列维-斯特劳斯本人的许多符号学的和结构式的分析方法，甚至又比其他结构主义理论方法具有更直接的启示性。在结构主义研究范围内的中西对话之目的绝不限于使中国学术单方面受益而已，其效果必然是双向的。中国研究者固然首须积极学习西方学术成果，而此中西学术理论“化合”之结果其后必可再反馈至西方，以引生全球范围内下一波人类人文学术积极互动之契机。因此，“文集”的出版对于中国和世界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全面革新这一总目标而言，其意义之深远自不待言。

“文集”组译编辑完成后，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约我代为撰写一篇“文集”总序。受邀为中文版“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作序，对我来说，自然是莫大的荣幸。我本人并无人类学专业资格胜任其事，但作为当代法国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学术思想史以及中西比较人文理论方法论的研究者，对此邀请确也有义不容辞之感。这倒不是由于我曾在中国最早关注和译介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思想，而是因为我个人多年来对法国人文结构主义思潮本身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在北京(2004)、里昂(2004)和芬兰伊马特拉(2005)连续三次符号学国际会议上力倡此意，强调在今日异见纷呈的符号学全球化事业中首应重估法国结构主义的学术价值。而列维-斯特劳斯本人正是这一人文科学方法论思潮的主要创始人和代表者。

结构主义论述用语抽象，“文集”诸译者共同努力，完成了此项难度较大的翻译工作。但在目前学术条件下，并不宜于对译名强行统一。在一段时间内，容许译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选择专有名词的译法，是合乎实际并有利于读者的。随着国内西学研究和出版事业的发展，或许可以在将来再安排有关结构主义专有名词的译名统一工作。现在，“文集”的出版终于为中国学界提供了一套全面深入了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思想的原始资料，作为法国结构主义的长期研究者，我对此自然极感欣慰，并在此对“文集”编辑组同仁和各卷译者表示诚挚祝贺。

李幼蒸2005年12月

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我所译的《野性的思维》一书作为列维一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哲学观的代表作，被纳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列维-斯特劳斯文集”系列再版，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一方面，这一文集的出版将使中国读者有可能对作者结构主义人类学学说获得全面性的了解；另一方面，文集在中国出版也正好与我目前在国内外符号学界推动的对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再认识的努力在时机上一致。列维一斯特劳斯是结构主义运动时期所谓“巴黎五巨头”中的唯一健在者，自所谓后结构主义思潮兴起以来作者的学术影响力在国内外却处于逐渐减弱的态势中。当然，他作为当代法国思想界“纪念碑”的永久性地位是无人可以动摇的。可以说，战后60年来的法国，前有萨特，后有列维一斯特劳斯。在当代法国思想史上他仍是首屈一指的学者和思想家。此外，文集在中国的出版，也标志了近年来日趋活跃的中法人文学术交流活动中的一项重要的成果。

1977年下半年我从江南返京后，北京图书馆重新开放。

在对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进行了长达20年的独立研读后，我却突然发现了非哲学本位的法国结构主义理论。记得70年代初赴甬省亲途中曾偶然在余姚书店中买到一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其中有一篇苏联学者文章的译文，介绍了列维一斯特劳斯和其结构主义思想。我读后极为兴奋，认为某种全新的思想体系似乎正在形成之中。由于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译文，又是由当时苏联学者所撰写，其内容必然是稍述即止，语焉不详。但是我却从此牢牢记住了列维一斯特劳斯这个名字。在1959年到1966年在北京图书馆自学期间，我曾积极寻索着当时各种西方理论发展的脉络，却未曾知悉同时期在法国学术界正在发生而尚未传布于世界的重要事件：结构主义运动。1977年夏季重新进入北京图书馆时，了解列维一斯特劳斯和结构主义自然成为我当时的第一关切所在。当时借给我北京图书馆借书证的北京电影学院所委托我翻译的文章适巧也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电影理论(参见敝译《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87，2000)，其中颇多涉及列维一斯特劳斯理论的部分。于是整个夏秋期间我遂全力沉浸于结构主义研究之中，并译出了《结构主义》一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朗朗书房，2004)。当时认为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已故杜任之先生，年逾古稀，却思想前进，一手把我从社会上引入哲学所。为此我提交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我平生所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列维一斯特劳斯思想的。应该说，70年代末那几年中，列维一斯特劳斯曾是我的第一兴奋点。1980年时，译作《结构主义》和文章《列维一斯特劳斯》先后出版、发表。同时，《野性的思维》译稿业已完成并已送商务印书馆编辑。我于是将《结构主义》和载有《列维一斯特劳斯》一文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杜任之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两书“大胆地’’主动寄给列维一斯特劳斯。并用我于60年代在旧货商店买到的一部20世纪初制造的破旧打字机给他写了平生发出的第一封英文信。在我当时心目中，列维一斯特劳斯被视为当前西方思想家中的第一代表人物，我的个人致信行为也不期然地表达了和象征着“文化大革命”后一位红色中国的人文学者向当代西方人文学者的首次友善问候。效果竟然是积极正面的，不久之后我在哲学所接到了回信。

……

为了促进中国学术的进步，中国学术界必须尽快与现代西方学术一流典籍进行积极对话。现代西方思想理论典籍在中国学术界的“存在”，必然成为对中国学术未来发展的一种永存的刺激、挑战和检验。那种20世纪初时借助日文通俗介绍来对西学进行一知半解批判的风格，也就难以发挥其阻碍中国学术思想进步的效用了。现代许多“大儒”中不乏“托庇祖荫”(认为祖先的独创性即为子孙的独创性)和“曲线救学” (在西方制度中为中学安身立命)之辈。其共同特点就是畏惧现代西方理论的艰难性，以至于依仗各种人为的权势，轻浮加轻率地为他们自己不甚了了的西方理论进行自以为是的评定，从而全面地、系统地贻误后学。现在，改革开放时期全面开放西方学术理论以来各种西方学者文集也开始陆续出版了，中国现代化百年过程中的保守主义已经难成气候。不过此时我们又须防止另外一种偏向：借外国学术权威之名义以牟求本土西学权威性代理者的地位。尊重外国学术权威，不等于盲目地对外国权威亦步亦趋。在此，正是中国古训中的“诤友”之义有以教之。中外学术交流是以文会友，最终目的不是借学术权威以牟学者个人之实惠，而是通过相互切磋以增进彼此的学养和认知。列维一斯特劳斯属于成长于战前的老一辈学者，其造诣和人格均非今日西方机会主义一代所可比拟。

最后，我作为最早在中国介绍和研究列维一斯特劳斯学说的学者和译者之一，在此谨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功地出版“列维一斯特劳斯文集”一事，表达深切的敬意和诚挚的祝贺。

李幼蒸

2005年4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