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科技与文化相互作用的角度，运用文化学的方法，通过大量的史实材料，论证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科技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该书从专题研究入手，具体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与科技的关系，传统文化与古代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化学、医学的关系；分析了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科学家沈括的科技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古代大儒朱熹的理学与科学的关系以及他对天文学的研究；阐释了明清时期经世致用之学与中西科技的交融，并进一步回答学术界所关心的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问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没有纠缠于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问题，而是更加务实地关注近代中国人面对国家民族的危亡以及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如何通过“科学救国”，实现中国科学的近代化。

本书从科技与文化相互作用的角度，运用文化学的方法，通过大量的史实材料，分数学、天文学、农学、化学、医学五大学科论证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科技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关系，探讨中国科学从明清时起落后于西方的问题，并展现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历程。

第一章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

三 中国古代科技的独特体系

四  融合于文化中的古代科学

第二章 先秦诸子与古代科技

一 《周易》的科技思想

二 先秦儒家与科技

三 先秦道家的科学思想

四 墨家的科学思想

第三章 传统文化与古代数学

一 《九章 算术》与儒家文化

二 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算经十书”

三 宋元时期的数学与理学

四 对数理问题的深入探讨

第四章 传统文化与古代天文历法

一 汉代儒家与浑天说的确立

二 祖冲之的《大明历》与儒家经典

三 郭守敬的《授时历》与理学

四 《周易》对古代天文历法的影响

第五章 传统文化与古代农学

一 农书中的重农思想

二 古代农学的“三才”理论

三 《礼记·月令》与月令式农书

四 农学知识的文化来源

第六章 道教炼丹术与古代化学

一 道教炼丹术的形成与发展

二 道教炼丹术的理论基础

三 道教炼丹术的基本方法

四 道教炼丹术中的化学知识

第七章 传统文化与古代医学

一 先秦诸子的养生文化

二 《黄帝内经》的文化特征

三 儒学对古代医学的影响

四 道教的医学养生思想

第八章 沈括的科技思想与传统文化

一 科技的高峰与宋学的兴起

二 沈括及其《孟子解》

三 沈括的科学怀疑精神

四 沈括的求理精神

第九章 朱熹的理学与科学

一 朱熹的“格物致知”论

二 朱熹与浑仪

三 朱熹对《梦溪笔谈》的研究

四 朱熹的天文学思想

第十章 明清经世之学与科学

一 经世致用与科学研究

二 “西学中源”与中西会通

三 乾嘉时期的文化与科学

四 从“格物致知”到“科学”

第十一章 儒家文化与古代科技

一 儒家文化并不排斥科技

二 科学研究动机与儒家文化

三 古代科技的儒学化特征

四 与儒家文化共兴衰的古代科技

第十二章 近代史上的“科学救国”思潮

一 近代“科学救国”思潮的兴起

二 张之洞的“科学救国”思想

三 康有为、严复的“科学救国”思想

四 民国初年的“科学救国”思潮

中国古代的科学家首先是一般的学者文人。其实“科学家”的定义最早出自英国学者威廉·惠威尔于1840年所著的《归纳科学的哲学》一书，他说：“对于一般培植科学的人很需要予以命名，我的意思可称呼他为科学家。”①英国的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曾经说过：“在早期，科学大都是有财有闲者或那些较旧职业里小康分子的兼顾的或余闲的事业。”②也就是说，在西方古代，像惠威尔所说的那种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职业科学家是不存在的。这在中国古代也不例外。有中国科技史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以做官为出路，进入仕途之后以治国为己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只有熟读经典方能做官和治国，因此知识分子大多把精力耗费在皓首穷经之上，去修习所谓的‘内圣外王’之功。……所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技术家在内，大都以经学作为进身的阶梯，身兼多种职能，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现实的人世，关心的是治国平天下的政业，而很少是以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以科学技术作为终身事业的”③。既然是一般的学者文人，那么他们的研究工作以及著作就较多是在人文方面。那些被称为科学家的学者有不少是儒家学者，比如，隋朝天文学家刘焯所制《皇极历》“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给出完整的太阳运动不均匀改正数值表(日躔表)的历法”④，同时他又撰经学著作《五经述义》；宋代科学家苏颂创制水运仪象台，并撰《新仪象法要》、《本草图经》，但他“以儒学显”⑤；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天工开物》，同时也讨论“理”、“气”问题，撰《谈天》、《论气》。古代科学家中有一些是道士、僧人，比如东晋的道士、医学家葛洪，南北朝的道士、医学家陶弘景，唐朝僧人、天文学家僧一行，唐朝僧人、地理学家玄奘，唐朝道士、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李淳风，宋代道士、农学家陈■。还有一些是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比如宋代撰《昆虫草木略》的郑樵是史学家，撰《桂海虞衡志》的范成大是文学家，撰《荔枝谱》和《茶录》的蔡襄是著名的书法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官吏科学家，比如东汉时期在造纸术的发明上起重要作用的宦官蔡伦；魏晋时期任太医令的医学家王叔和；三国时期在魏朝任给事中的发明家马钧；唐代曾任太子少詹事之职的天文学家边冈；北宋时期官至吏部尚书的曾公亮编纂了《武经总要》；北宋时期官至端明殿学士的蔡襄主持建造泉州洛阳桥；北宋任将作监的李诫编纂了《营造法式》；明成祖朱棣的弟弟朱楠编纂了《救荒本草》；明代曾任福建盐运司同知的屠本峻撰《闽中海错疏》；清朝任钦天监监正的数学家明安图；清朝曾任礼部尚书并撰有《植物名实图考》的吴其溶，等等。①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那些在科学上作出贡献的科学家首先是一般的人文学者或是朝廷官员。即使是那些相对较为专门的科学家，他们也往往把自己的科学研究纳入其文化研究或是官员的职责范围，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

中国古代的著作大致可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由于不同于现代的图书分类，而统称古籍。其实，在经、史、子、集的分类中，也有科技类著作。以《四库全书》为例，其中的科技类著作主要归于“子部”中的“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以及“谱录类”，此外还有“史部”中的“地理类”。但是，这些科技类著作的数量与文史类著作相比显得微乎其微，因而往往被忽略。除了这些专门的科技类著作之外，中国科学史家们还从其他类的文化典籍中发掘出大量的科技史料，从而建构了中国古代科技体系，描述了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但是，这些从文化典籍中分离出来的科技史料还需要经过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才能得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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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出版之后，我依然在这个问题上下工夫，希望能有新的进展。我先是通过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向学界专家、学者请教。2003年，我先后参加了在厦门大学召开的“中国科技思想与传统哲学暨科学史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和在台湾华梵大学召开的“第七届儒佛会通暨文化哲学学术研讨会”；2004年，我又先后参加了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十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哲学大会”和“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研讨会”；2005年，我还先后参加了在武夷山召开的“国际道学与思想文化学术研讨会”以及在香港召开的“第二届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会议涉及科学史、哲学、儒学、道学等诸多领域。在不同领域表达同一个观点，这往往是一种挑战。有幸的是，我听到的大都是肯定的意见。我不敢说我的观点具有充分的论据和合理的论证，那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粗浅的探讨。得到肯定概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并正在复兴。当然，我也听到不少建议：有台湾朋友希望从哲学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儒学与科技的关系，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哲学界的朋友希望阐述道家、道教与古代科技的关系以及墨家与科技的关系；科学史界的朋友希望有更丰富的史料、作出更加全面详尽的分析。

这三年来，我通过主持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道教生态学研究”，系统地研究了道教与生态以及科技的关系，并对墨家与科技的关系作了初步的研究，因而能够在探讨儒家文化与古代科技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开去，从整体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并有了一点心得。

作为教书匠，我还指导研究生围绕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其中有匡胜国以近代“科学救国”思潮为题、胡行华以《齐民要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为题，还有周翔以张之洞的科技文化观为题，共同探讨传统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年轻人敏捷的思路往往令我受益匪浅。同时我还以“儒家文化与古代科技”为题，为本科生、硕士生开设了选修课，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建议，使我真正体会到教学相长的真谛。我自己也在侃侃而谈的讲课中偶尔进发出几点火花。令人欣幸而又遗憾的是，作为教材的《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已经告罄。

正是出于以上种种原因，我开始修订《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从更广的范围入手，不仅讲儒家文化，而且还包括道家、道教文化，进而探讨整个传统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同时，把近年来的研究心得以及所提出的新问题汇集起来，以专题研究的形式，进一步展开讨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近年来出了不少很有品位且很有学术价值的好书。吴晓妮编辑在看到我的写作计划后，很快就作出了反应，并予以大力的支持，这很是让我感动。我早就知道吴编辑是《余英时文集》的责任编辑，我为拙著能有机会享受与《余英时文集》同样的待遇而深感荣幸。所以，拙著能顺利完成和出版，得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吴晓妮编辑。同时，责任编辑王滢也为拙著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传统文化与科技的关系是一个大课题，我的研究实际上只是开了一个头。我的好友周建昌在拙著收笔之际，突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是否也应当研究佛教文化与科技的关系?这的确是个好题目。其实，我对此也有过思考，只是由于自己的学识、能力和时间有限，未敢贸然行事，只能期望以后有机会对此进行认真的探讨，并在此书的基础上作出相关的补充和修订。即使在研究了儒家文化、道家道教文化以及佛教文化与科技的关系之后，实际上还有很多题目可做，希望学界前辈、专家学者批评、赐教，希望本书在为读者所接受的同时，能够有机会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延伸，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共同来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这个领域。

乐爱国 谨识

2006年元旦于厦门大学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