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人林立的20世纪学术文化界，傅斯年算得上一个卓然挺立的人物。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北京大学是他人生道路上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驿站，是他走向人生和学术文化高层的起点。本书从这一起点出发，分北大同学、师生之间、史语所同仁、学政两界朋友四辑，为读者展示了傅斯年的人际关系和人生经历！

序言

第一辑 北大同学

埙篪相应却相弃

——傅斯年与顾颉刚

打不散、骂不开的朋友

——傅斯年与罗家伦

三十年交往恩怨分明

——傅斯年与罗常培

“大公至正”的关心

——傅斯年与毛子水

君子之交淡如水

——傅斯年与俞平伯

友情总在平淡琐碎之中

——傅斯年与杨振声

三十年老友终分途

——傅斯年与周炳琳

第二辑 师生之间

“严词相责”育英豪

——傅斯年与蔡元培

云遮雾罩师生情

——傅斯年与陈独秀

尊师爱生情深谊重

——傅斯年与胡适

友情更比师生浓

——傅斯年与刘半农

从密切合作到分道扬镳

 ——傅斯年与周氏兄弟

逼出来的宋史研究专家

——傅斯年与邓广铭

不拘一格选拔良才

——傅斯年与王利器

第三辑 史语所同仁

“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傅斯年与陈寅恪

聚合离散总默契

——傅斯年与赵元任

两种性格的学人，几十年的深厚友谊

——傅斯年与董作宾

通力合作，守住中国学人的研究阵地

——傅斯年与李济

竭尽全力救助“难得之贤士”

——傅斯年与梁氏兄弟

铭感不忘的深切关怀

——傅斯年与严耕望

无限感念都在细微深处

——傅斯年与那廉君

第四辑 学政两界友朋

从要杀的第一人到最好的朋友

——傅斯年与丁文江

心有灵犀一点通

——傅斯年与陈垣

生命不能承受其重

——傅斯年与朱家骅

北京大学的两个“功狗”

——傅斯年与蒋梦麟

两个文化阵营里的史学大师

——傅斯年与郭沫若

理解更比交往深

——傅斯年与程沧波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1913年傅斯年与顾颉刚同时考上北京大学预科班，住在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工字楼。所不同的是，傅斯年选的是文科，顾颉刚虽然爱好文史，但填报的志愿是理科。顾颉刚家有地产，想学些农业知识，指导耕耘播种，自给自足，过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但农科并非顾颉刚的兴趣所在，因而读书很不用心。当时北大校风学风很坏，官僚习气浓重，学术空气淡薄，学生没有高尚的人生追求，学校没有良好的管理措施。受此影响，顾颉刚厌学逃学，很多时间用在看戏消遣上。他泡戏院，欣赏名角演唱，沉迷其中，影响了功课。学期结束，自己知道考试不能及格，休学一年。

傅斯年在穷困中考上北京大学，十分珍惜学习机会，又选了基础好、感兴趣的专业，一直都用心学习，且因成绩突出，不久就得到国学大师黄侃等的赏识。他在国学大师们的悉心指导下刻苦研读，与逃学看戏的顾颉刚并不相识。

次年秋天，顾颉刚改学文科，其心思也渐渐从剧院收回课堂，系统地学习古典文史知识，也注意阅读新出版的著作。他阅历较为丰富，在某些方面显得比傅斯年成熟，也多了些独立思考。他敢于怀疑，不盲从权威，古今书籍，“每怫然有所非议”。有人笑他“狂”，他也不以为然。据说，他曾在自己的书本上署名“上炎”，意思是要超过章太炎。傅斯年对章太炎也有非议，但主要是出国留学接受了新知识、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方法之后。在顾颉刚立志超过章太炎的时候，傅斯年还在认真地拜读章太炎的著作呢。

顾颉刚读书带有研究特点。他基础扎实，人又聪敏，大凡读书，总能产生新的见解和思考，他想把这些见解和思考写出来，并且制订了庞大的著述计划。他急于实现自己著书立说的计划，每日苦读不辍，短时间内还能坚持，时间长了，就酿成苦果。他因用脑过度而失眠，因失眠而影响健康，患了伤寒，耽误了考试，也无法继续学习，只得再次申请休学。傅斯年也常生病，耽误功课，虽然在学习上也表现出某些个性犄角，但总起来说，还是刻苦学习、虚心接受知识的好学生。因此，傅斯年与顾颉刚虽为同学，在某些方面有相同相近的见解，但他们在各自的求学道路上行进，彼此的交往仍然不多。

但常在一块学习，交往和交流总是有的，尤其是顾颉刚收心学习以后，他们有时在一起谈读书，论学问，交流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一次，他们谈到章太炎，顾颉刚说，他曾到北京化石桥“国学会”听章太炎演讲，太炎先生学识渊博，见解独到，他很佩服，特别是他对今文学家的批评，听后很受启发。傅斯年说他读过太炎先生的一些著作，觉得太炎先生学问好，见解深，他也很佩服。顾颉刚说，最让人佩服的是太炎先生对孔教会的抨击，一针见血，痛快淋漓，令人振奋，启人心智，有胆识，了不起。傅斯年就说，那你就写点文章，在《劝学》上发表。《劝学》是傅斯年与同学办的杂志。顾颉刚一口答应，他以“上炎”的精神写了篇《丧文论》，洋洋洒洒三千余言。他发挥了章太炎的思想，驳斥今文学家，痛骂孔教会，其言辞比章太炎的《驳建立孔教议》还要激烈。傅斯年十分欣赏，拟将此文放在《劝学》的首篇刊出，但其他同学怕出麻烦，极力反对。他们请地理系的杨州桂老先生看，杨看后大惊，说：“这种东西怎可以印出来?”傅斯年没办法，只好退给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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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人林立的20世纪学术文化界，傅斯年(1896—1950)算得上一个卓然挺立的人物。他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于一体，为推动20世纪学术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又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这些话并不过分。

这个“最稀有的天才”，出生在山东聊城一个破落的封建世家。他依靠天才和勤奋，艰难而顺利地走完了漫长的读书历程，几乎在学生生活的每一阶段都有骄人的经历，北大读书期间更是光彩照人：在这里，他接受了许多大师的教诲，与后来成为学术文化界栋梁的许多同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撰写文章鼓吹新文化革命，担任“五四”爱国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其非凡的作为，不只在他自己的人生履历上写下辉煌的一页，也在北大学生运动史上留下灿烂的一笔。北京大学是他人生道路上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驿站，是他走向人生和学术文化高层的起点。

这个“有学问”且“最能做学问的人”，在欧洲留学近七年时间，与后来成为某一方面学术大师的许多人组成一个留学生精英群体，即使在精英荟萃的留学生当中，他也显得卓尔不群：他像宁国府门前的石狮子一样苦读，博取西方科学知识，充实和更新自己的学识，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的世俗风气中，他竟然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然而，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这个“最有组织才干”的人，1926年年底回国到中山大学启动他的学术事业。他怀着在中国建设“科学的东方学正统”的雄心大志，创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是一个不大的学术机构。从此之后，他的名字、事业、工作、生活乃至生命，便和史语所连在一起。他在史语所工作22年时间，邀请当时中国历史、语言、考古学界第一流的学者到史语所工作，为学术界培养了许多青年俊杰。他提出了“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为中国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呕心沥血，为史语所同仁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充分显示出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领袖的才能。

这个“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并不是纯粹的学者。在风雨如晦、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凡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躲在书斋静下心来做学问，何况傅斯年原本就是饱读诗书、具有极强的忧国忧民意识、爱国心笃、报国心切的知识分子!山河破碎的现实，使他常常走出研究室，走出学术界，走向社会政治舞台，就包括政治、外交、内政在内的许多问题发表意见，与政学两界的许多名流建立了联系，甚至结下深厚的友谊。非凡的才干得到充分发挥，他的人生也因此增添了极其丰富、极其生动的内容。

在那个社会矛盾尖锐、政治斗争激烈的时代，傅斯年选择了国民党政府。这是有正统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选择。他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大量心血，试图改变曰趋颓败的局势，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他悲观绝望，曾经想到自杀，但最后却以殉道的决心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拖着病体惨淡经营，大刀阔斧，励精图治，很快完成了对台湾大学的改造，然而他也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1950年12月20日猝然去世。

傅斯年一生留下许多宝贵的文化和精神遗产。关于他的学术文化遗产，如他在历史学、语言学、文学方面的学术成就等，都有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也将有更为深入广泛的研究。本书所及，是他与社会各界人士的交往——傅斯年不是关起门来研究学问的人，他在学术和社会舞台上奔走，以学术、工作、事业、生活为经纬，缔结了一个人际关系世界。这个世界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文化和人文精神内涵。对此进行梳理发掘，既可以见到傅斯年人格魅力的许多方面，也有助于认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许多方面。  傅斯年的人际关系世界极其复杂，虽不能说三教九流，却涉及社会许多方面。为便于梳理，本书编成四辑：北大同学、师生之间、史语所同仁、学政两界友朋，参照傅斯年与他们交往的情况，择其要者进行梳理钩沉。为使读者有个整体性印象，在此仅就傅斯年人际交往的特点作粗略的介绍。

一是是非分明、嫉恶如仇的个性色彩。这首先表现在他与贪官污吏和文人败类的交往中，或者准确地说表现在他对他们的态度上。对贪官污吏、文人败类，他都表现出刻骨的仇恨。他先后将国民政府的两任行政院院长赶下政治舞台，与贪官污吏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据说，炮轰宋子文的文章发表第二天，傅斯年与宋在楼梯拐弯处相遇，两人都背过脸去，装作没看见对方。这足见傅斯年的性格。对于文人败类如汉奸罗振玉、周作人等，他深恶痛绝。他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时，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拒绝聘用担任过伪职的教职员。对此，有人公开叫板，有人私下活动，企图改变他的主意。他凛然大义，或痛斥，或谴责，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可贵的品格。

傅斯年性情偏激，嫉恶如仇。《新潮》时期就表现出这个性格特点，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不肯折衷调和，不愿敷衍含糊。他不接受顾颉刚的劝告，秉公为文，率性而发，因此招非惹怨，连蔡元培校长也受到牵连。这一性情没有因年龄增长、阅历丰富而改变，他后来还像青年时期那样，路见不平，怒火中烧，疾言厉色，不分场合，不顾及情面。即使师长友朋，倘被他发现其作为违规越矩，也决不迁就。胡适是他最敬重的师长，有时意见不和，也常常受其批评，甚至因重大问题发生冲突愤而表示绝交，他因此被胡适称为“诤友”；陈寅恪是他最佩服的学者，为了请其到史语所工作，为了保护这颗读书的种子，他在许多问题上都曾让步，尊重他的选择，照顾他的意愿，一旦涉及原则，他也会毫不含糊地说“不”；顾颉刚和他是要好的同学，董作宾和他是配合默契的同事，都曾经遭到他的斥责。其他人等，遭他训斥、被他伤害自尊和感情、与他吵架翻脸的，更不在少数。因为他性情暴躁，有人与他断交，但更多的人畏他惧他，也佩服他。因为接触时间长了就知道：他是个真人。

二是胸怀坦荡，待人真诚。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傅斯年是个君子，真君子。他胸怀坦诚，纯正无私，是非恩怨，爱恨情仇，都说在明处，写在脸上，表现在行动上。他不做作，不虚伪，不饰非，不讳短——他是蔡元培的得意门生，师生情深意笃，蔡元培去世后不少人写文章借纪念伟人抬高自己，傅斯年却写文章数叨自己的短处，感念老师的栽培，衬托先生的高大。他看上去很冷酷，很威严，很难接近，其实心热如火，是一个大爱至诚的人。他童心未泯，甚至有儿童的天真——他曾认真地纠正“蟋蟀”的读音；他也有老顽童的可爱——他常常为青年不和他在一块玩而悔恨自己脾气不好。他同情弱小，关心同事，倘若他们遇到困难，或者凶险，他会竭尽全力帮助解决，董作宾、梁叔永、严耕望都曾得到他无私的救助，他甚至还把街头乞儿领回家悉心抚养……

他仁义爱人，更关爱人才。凡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俊杰，无论学派远近，也不管见解异同、关系亲疏，都能得到他的青睐。他求贤若渴，打破成规招收王利器为史语所研究生，不拘一格录用既无学位学历又无社会背景但确有真才实学的岑仲勉为研究员。他懂得人才的价值，尊重学人的个性，努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却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李方桂说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领导人才”，因为他“能让你做你所想做的事”而不加干预。他有惊人的雅量，宽厚地对待下属的不敬——还是这个李方桂，傅斯年请他担任民族研究所所长，他坚辞不就，并且不耐烦地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他听后不恼，立即倒退几步，躬身给他作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其学术领袖的风度或者说大度，可见一斑。

三是知识分子本色：不卑不亢，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精神。在许多人心目中，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圣贤的优秀品质，同时也吸取了西方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东西方文化精华铸就了他的知识分子本色，在人际交往中的突出表现便是不卑不亢，在任何人面前都保持独立的人格精神。他一生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有交往，无论对方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民还是政府高官，他都保持做人的尊严、知识分子的尊严。

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与朱家骅、王世杰、蒋梦麟等都有密切交往。对于傅斯年而言，无攀附借重之意，有狂狷倔强之时。当然，朱家骅等在傅斯年面前也不会摆谱儿托大，因为他们是朋友，有共同的事业，也因为傅斯年伟岸高大，谁都无法在他面前摆架子、拉秧子——高傲称尊。他们知道傅斯年不吃这一套。傅斯年对蒋介石也表示了应有的尊重甚至忠诚，但他不因此而改变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正如他在致胡适的信中所说：他不找我，向不主动求见。倘蒋介石找他，请他到总统府吃饭议事，他不卑不亢，谈笑自如，既不觉得受宠若惊、拘束无措，更不低眉顺眼、曲意奉承。惊人之处还在于：他敢在蒋面前放言无忌!一次，他与蒋谈话，说得兴起，个性裸露，竟然对蒋说：“我这人最好斗，谁要想跟我斗，我一定要回敬。”

有两件事充分显示出傅斯年的个性。一件事在当今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那是傅斯年揭露孔祥熙的关键时刻，蒋介石试图袒护，亲自出面做傅斯年的工作，他把傅斯年邀去吃饭，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说：“我绝对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他是性情中人，本来就好激动，说到这里连声音都变了，在座的人都为他捏一把汗。蒋介石也感到愕然，因为他听惯了阿谀奉承的话，看惯了唯唯诺诺之态，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这样说话。另一件事流传不广，没有多少人注意。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美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蒋以最高的规格隆重接待，亲自率领五院院长、三军司令去机场迎接，并邀请傅斯年到场。次日报纸的照片上登载了当时的情形：在贵宾室坐着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傅斯年。傅斯年坐在沙发上，叼着烟斗，跷起右腿，泰然自若；五院院长及其他政要垂手恭候，三军司令肃然站立。报纸的新闻特写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有人引《后汉书》中范滂评述郭林宗的话，说傅斯年“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当然，也要看到，傅斯年有许多错误乃至反动的言论。

傅斯年人际交往的特点还有许多生动的内容。本书择其重要部分做了粗略的梳理，有些事淹没在历史海洋深处，本书发掘到的只是一小部分。限于水平，梳理既不全面，理解也说不上深刻。不尽如人意处很多，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我知道傅斯年这个名字是在很小的时候。听大人说，聊城傅家后人很有学问。“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立“四新”，砸烂封、资、修文化。那时，我在乡下小学读三年级。老师告诉我们，聊城把傅家的“文化”砸了，办了展览，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选派学生代表参观。我有幸被选中。

我家在偏僻的农村，距聊城四十里路，老师只说要我们去参观，可是怎么去，到聊城找谁，都没说。我们两个代表鸡叫三遍动身，摸黑上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朝有灯光的地方走。说起来有些冒险，两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不认路，也没到过聊城，黑灯瞎火地朝一个陌生的地方走。那时我们对于聊城没有任何认识，只听说城里有鼓楼(光岳楼)，就朝鼓楼的方向走。两个土头土脑的孩子居然找到了展览馆，然后随各地来的大队人马一道参观。

展览内容很丰富，有傅斯年生前用过的东西，也有从祖坟里挖出来的。参观的内容大都记不起来了，现在看来，那都是十分珍贵的文物，对于研究傅斯年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后来都散佚或破坏了。现在我能记起的是傅斯年的手杖，很精细。讲解员说，这看上去是手杖，其实是防卫的兵器，用它打人，对方用手一夺，正好抽出外鞘，一下子就能置人于死地，是蒋介石赠送给傅斯年的。于是我知道，傅斯年了不起，居然和蒋介石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10年之后，我来到傅斯年出生的城市读书，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那时叫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知道了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五四运动，也知道傅斯年是《新潮》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游行队伍的总指挥，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于是对傅斯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凡与傅斯年有关的材料，我都留心。但一直到十几年之后，关于他的材料却很少。我只是在《鲁迅与山东籍学人》一文中涉及傅斯年。

又是10年过去，我到辽宁大学上助教进修班。在中文系资料室，我发现尘封已久的《新潮》杂志，上面有傅斯年的许多文章。我似乎知道，傅斯年将会成为我的一个研究对象，特意买了两个好本子，把傅斯年的文章一字一句地抄在本子上。我抄了很多，有十几万字，直到1999年我搬新居，傅斯年的材料已经很多了，才把那两个本子扔掉。根据那些材料，我写过《鲁迅与傅斯年》、《文学革命中的傅斯年》等文章。

又是10年过去，我所在的聊城大学(那时叫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成立了傅斯年研究所，并于1991年和1996年召开了傅斯年学术研讨会，王利器、何兹全、季羡林等先生前来参加，台湾史语所的学者也来了。傅斯年的生平资料和著述逐渐面世，傅斯年逐渐引起历史学界、文学界、教育界的重视。我阅读了大量的著述，对他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写了《史海名流傅斯年》等文章，还与王富仁先生合编了《谔谔之士——傅斯年》。

随着对傅斯年认识的深人，我越来越被傅斯年的人格精神所感动，他在我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我想写一部关于傅斯年的书。我知道关于傅斯年的著作已有若干本，有些写得很不错，但大都是历史学界的人写的，我是中文系教师，我写的也许不及他们，但我有我的角度、思考、把握。何况，傅斯年不只是史学家，他在文学上也有独到的建树，在傅斯年研究中应该有文学界的声音。研究傅斯年是文学界义不容辞的职责。这个念头已经好多年了，但我没有动笔。

2001年冬天，河南人民出版社的蔡瑛先生来到我校，宋益乔先生要我跟他见个面。此前，我与蔡先生并不相识，到现在也只是见过那一次面。我们在一块吃饭、聊天，说起写书出书，我说，有一个题目很想写，但一直没动笔。蔡先生对我的想法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回到河南不久便来信说写傅斯年的事，并一再向我介绍他所注意到的有关资料，要我尽早动笔。2003年5月，蔡先生来信，催我赶快启动。我暂时停止其他项目，集中精力写作这本书。  这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却也不是简单的人物传记。本书的定位是，既要有学术性，也要有可读性，要让读者读下去，只有读下去才能了解傅斯年，认识傅斯年的人格精神，认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为了文气连贯，在行文中没有加上注释。但我必须尊重别人的劳动；尤其要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为此，我大都在行文中说明，如在写《聚合离散总默契——傅斯年与赵元任》等时，借用了杨步伟的《杂记赵家》，往往用“杨步伟后来回忆说”之类的字样。关于傅斯年及有关人物的信函，多来自《傅斯年全集》、《胡适来往书信选》等。类似的情况，我在本书后附一参考书目，在此向编著者表示诚挚的谢意。有的没有注明出处，也没有列入参考书目中，在此谨表示深深的歉意。

“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在聊城举行，我应邀参加，拜会了来自海内外的许多专家学者，读到他们的大作，获得很多启示。新学期明天就要开始，我将暂时告别傅斯年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2004年8月31日

2004年11月18日改定

孟真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同时理解力和判断力也最强。他能够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集中人世许多难得的才性于一身。有人说他的感情很浓烈，但认识他较久的人就知道孟真并不是脾气暴躁的人，而是感情最热，往往带有爆炸性，同时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的人。像这样的人，不但在一个国家内不容易多得，就是世界上也不容易发现有很多的。

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

——胡适

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 

——傅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