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千百年来，文言文一直处于惟我独尊的境界，而一些民间文学作品则难登大雅之堂。直到新文化运动，这个局面才被打破。我们提倡使用白话文，直到今天，白话文的发展也不过百年。而民间文学的发展却不仅仅是从白话文开始的，小调、民歌，都是民间文学，自古即有；不过白话文的推广却使得现代的民间文学起了一些变化……

“学术史丛书”总序  陈平原／l

序  陈平原／1

前言：作为学术史对象的“民间文学"／1

“学术的”与“文艺的”

——刘半农对民歌俗曲的借鉴和研究／23

从白话文运动到《白话文学史》

——胡适对民间文学的发现和倡导／40

附：胡适与歌谣／56

“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周作人的民间文学思想／63

“历史演进法”

——顾颉刚围绕古史的民间文学研究／104

再论“学术的”与“文艺的”

——朱自清与歌谣研究／144．

文学史的“中心”与“原动力”

——郑振铎与中国俗文学研究格局的奠定／154

“神话复原”

——闻一多浪漫主义的神话研究／177

附：关于“神话复原”的学理分析

——以伏羲女娲与“洪水后兄妹配偶再殖人类”

神话为例／194

民间文学研究的世纪见证

——钟敬文及其民间文艺学／220

附录：20世纪关于中国民间文学、俗文学概论与

发展史著作述评／246

主要参考书目／304

后记／309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将“平民文学”的概念织入“白话文学”中后，也会给白话文学史的写作带来一些微妙的变化。仔细体会胡适的用心，他大致在偏于工具上使用“白话”，在偏于内容上使用“平民”。从全书来说，“白话”是必备的条件，“平民”则未必，比如禅宗语录，胡适承认它是好的白话散文，但却决非平民文学。问题是，胡适常常将这两个概念混杂使用，尤其对“平民”概念的使用很不明确。比如胡适辛苦发掘出来的汉代王褒的《僮约》，若说是早期的白话文学，或还有些不无勉强的理由，但胡适还要说它是“平民文学”，因为它是滑稽梯突的，不像“庙堂文学”那样端着架子。可是，从它的内容上说，这篇主子对奴隶竭尽戏弄的文字，要在周作人(包括鲁迅)看来是必定要归入“非人的文学”行列之中的，怎么能算是“平民文学”呢?更可探讨的是，《国语文学史》的整体思路当然主要是强调“双线”的平行发展及其对抗关系，但文学史的事实要比这双线复杂得多。比如文人创作，就会在此两条线之间上下摇摆，尤其《国语文学史》的第二、三两编，不像第一编那样有比较公认的平民文学作为白话文学的代表。于是胡适便努力寻求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在第二编《唐代文学的白话化》里，他说：“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说是白话文侵入古体文的时期，又可以说是文学的‘白话化’的时期，汉、魏、六朝的平民文学，到了隋、唐时代，很受文学家的崇拜。唐人极力模仿古乐府，后来竞独立做新乐府。古乐府里有价值的部分全是平民文学；故模仿古乐府的人自然逃不了平民文学的影响。”在此，胡适已经注意到了平民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地位转化及其对作家文学的影响，而他的目的是要勾勒出“双线文学史”里的白话文学史一线的，所以侧重强调在这一线里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共生关系，这原本不错。只是在真正平民文学资料欠缺的时候，他的历史r构造有时就不免生硬，比如：“故我们可以说，唐朝的民间文学虽然不传，但民间文学的精采都已被吸收在许多诗人的作品里。唐朝韵文的最有价值的部分乃是‘平民’与‘白话化’了的文学o"  这还比较含蓄。而论及宋词时，胡适仅仅因为词曲是长短不齐的，而且许多文人的词曲是替乐工或妓女作的，就下结论：“故宋人白话词真可以代表那时代民间文学。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过于轻率了。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的自序中提到他的《国语文学史》时说：“不过拿这种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出来问世，实在叫我十分难为情。"这不全是自谦之辞，在我看来，它最大的问题是对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还缺乏圆熟的理论以资驾驭。P49-50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其实，此举并非今人的独创。起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已着先鞭，更不要说梁启超、钱穆各自独立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至于国外，同类著述也并不少见，单以近年译成中文的为例，便有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尼古拉耶夫等的《俄国文艺学史》、勒高夫等的《新史学》，以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

即使如此，90年代中国学人之热中于谈论“学术史”，依然大有深意。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当初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只是其拟想中的《中国学术史》之第五种；今人之谈论“学术史”，自然也不会以“二十世纪”自限。本丛书不只要求打通古今，更希望兼及中外——当然，这指的是丛书范围，而不是著述体例。

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也许，话应该倒过来说：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加盟此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

                     1998年8月4日

1999年元旦，我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合作导师是陈平原教授，研究课题为“中国民间文学、俗文学现代学术史”。开始阶段我拟订了一个研究计划，随着研究的逐步展开，计划也在不断调整，大约在2000年下半年，这一计划才达到了我认为满意的程度。它的原样如下：

中国民间文学、俗文学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一门人文学科，是二十世纪的事。它的历史虽然不够悠久，但由于中国民间文学、俗文学本身深厚的底蕴以及该学科自开创之日起一直追踪世界学术前沿的努力，所以在这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不过，由于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它的命运也跌宕起伏，其间盛衰得失，颇能引起学术史的兴味。本课题正是希望在这一尚未有人全力关注的学术空间里历练身手。

学术史研究有许多路数，本课题侧重于学科史的视角，对其中蕴涵的思想史意义暂时不作强调。同时，本课题虽然对有关史实的梳理颇费心力，但不拟以史实考辨叙述出之，而着重于学理的探究，力图尽量地贴近历史，体会其来龙去脉的具体背景，在亲近传统的基础上比较准确地把握传统；同时始终保持着对该学科现状与未来的关怀，希望在清理传统的基础上，更加合理地建构该学科的基本内容和学术规范，并为该学科的继续发展寻找多样的可能性。

本课题的全面设计如下：

第一步：撷取胡适、刘复、周作人、顾颉刚、郑振铎、阿英、闻一多、朱自清、赵景深、钟敬文十位在民间文学、俗文学研究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回顾其经历，介绍其成果，检讨其得失，疏浚其影响，以此完成对该学科学术传统的重建与批判，拟取名为“中国民间文学、俗文学之现代学术建设”。

第二步：由于钟敬文在此领域既贯穿全程，又在不同时期都发生过相当的影响(晚年更具直接导向的作用)，是中国民间文学、俗文学现代学术史独备的一条天然线索，而且钟先生至今犹健，很希望能以学术史为主向他采访尽可能多的口述资料，然后即以钟敬文先生的学术经历为纲，将此学术历程作贯通的交代。拟取名为“钟敬文：一个学科和一个时代”。

第一步偏重个人的学术建树，大约可以比附为“纪传体”或“学案 体”；第二步偏重于有关运动(如新民歌运动)、刊物(如《歌谣》周刊)、组 织(如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思潮(如型式研究)等集体性学术现象，大约可以比附为“纪事本末体”。两者互参，应该可以表现出中国民间文学、俗文学现代学术史的真实面目了。在此过程中，对于俗文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田野作业与文献考古、现时研究与历史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等，也将给予持续的思考和相应的对 答。

现在，这一课题终于收煞了，本书即为其“成果”的最终呈现。两相比鼹，俭省是显而易见的，有必要在此作一点分说——

首先，第二步工作根本就没有进行，这样的腰斩并非计划的失误，实在只是“天丧斯文”罢了。记得当年在董晓萍老师的热心帮助下，我初步构想了从学术史角度采访钟敬文先生的方案，并且跟钟老面谈过一次。当时我感觉钟老对此的态度似乎沉吟未决，而我却有一种必须赶紧做的内心冲动，目为毕竟钟老年事已高，况且，如果做得顺手，或许还可以赶上为他老人家百岁华诞芹献微薄。可惜，不久钟老便抱病住院，以至涣然仙逝，这个计划自然就落空了。那么究竟还有必要对“此学术历程作贯通的交代”吗?我一度也想过用别的什么方案来替代，终究都不惬心意，权衡再四，觉得有王文宝先生《中国俗文学发展史》等几本著作，学术史的大体脉络和史实也已经彰显，我不如芟减头绪，将主脑立到学理分剖上来。于是就舍弃了这个计划，虽然至今还很感觉着遗憾!

其次，便是第一步工作，也有所省略。原来选定的十位学者，虽说个个都可称大家，但是当初这样计划的时候，大概总有点凑成整数的心理吧。等到实际工作时，按照我的用心，对于每位学者并不想面面俱到地罗列其研究成绩，而是希望找到合适的角度予以解析，以便或浓缩某一方面的研究情况，或集中分析某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准此，对于赵景深先生，虽然很钦佩他的研究成绩，但是在几乎看完他的全部著作之后，终究找不到一个我所期待的角度，只好罢手。至于阿英，原本是写成一篇的(见陈平原主编之《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但是随着我对整体研究对象的重新设定，即不再纠缠于民间文学与俗文学之间的太多枝蔓，主要以“非作家文学”定义作为我所研究对象的民间文学(参见本书“前言”)，而阿英的研究成绩主要的还是在作家文学方面，与本书主旨差别较大，终于也放弃了。这样，本书．收录的，就只剩下8位学者了。

至于这8位学者在本书中的排列顺序，我并不太多顾及其年龄和辈分之类的因素，只是依据他们在中国民间文学现代学术史上主要发挥作用的时间先后，比如刘半农，论年龄不及周作人，论影响远逊胡适之，论功力又弱于顾颉刚，但是因为他是歌谣运动的首倡者之一，并且在这一运动的初期几乎是独臂擎天；而歌谣运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当之无愧地应该算作中国民间文学现代研究的起点，所以我认为把他排在首位，同样是当之无愧的。其他学者的排列顺序也无非如此。这样的排列还有一个用心，就是循序看去，大致也可以把握这一段学术史的纵向脉络，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加强本书的整体感和系统感。

“为学日进，为道日损”，我的这些研究，最多也只在“为学”的范围内，离人心与自心中的“为道”，实在差得很远，按理说应该“日进”才对，现在却这般“损而又损”，从本心上说，的确是很有些惭愧的。之所以还敢付梓公示，是因为比对当初所设目标，在“回顾其经历，介绍其成果，检讨其得失，疏浚其影响，以此完成对该学科学术传统的重建与批判”方面，终究还是有一些心得的，而且自认为这些心得对于目前的民间文学研究来说，未始完全没有借鉴的效力，希望我的这种信念并不全是出于敝帚自珍才好。不过，对于原先的课题名——“中国民间文学、俗文学现代学术史”，我就感觉不很恰当了，那样的名字似乎天然要求是总体的编年史一类的东西，所以我把它改为现在的书名——“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只是表示有轨可循、有辙可鉴的一点意思罢了。

最后还需要交代的是，本书各章节都曾单独发表过，它们既互有联系又相对独立，为了在各章节中把问题说清楚，一些重要的史实和观点会经常被引用，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文字上的重复，这是要对读者表示歉意的。此外，本书也是我主持的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中国民间文学、俗文学现代学术史”课题(项目号为01JA750．11一44029)的最终成果，并且得到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的资助，对于这些组织以及其中实际操作的不知姓名的专家先生们，我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