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农民工问题不仅是社会热门话题，也成为出版界关注的焦点。被誉称为“反贫困作家”的黄传会，他又深入到农民工和打工子弟学校之中，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深入调查，掌握了大量催人泪下、令人痛愤、促人思考的真实素材。《我的课桌在哪里》直面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以实地调查的方式，讲述了这个数以千万人计“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他们对平等接受教育的强烈渴望。“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不仅仅是一部分被忽视的弱势人群的读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本书收录了北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胡竟《给政府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有时候，我自己都搞不懂我们是谁，用温暖的词来形容我们的话，别人就叫我们城市新移民，用准确的词来形容我们，就叫打工子弟，倒不如干脆称我们为弱势群体。我觉得用弱势群体这个词儿来形容我们会比较确切、准确。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身份的低下，让我们觉得有些自卑，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我们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个繁华的大城市，希望永久在这里生活，不希望回老家过那种贫困的生活。请给我们这些打工子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在一片蓝天下，我们并不比北京的孩子差。”

引子

第1章 感受农民工

第2章 寻找课桌

第3章 悲壮的自救

第4章 边缘人

第5章 让希望工程进城

第6章 考验城市

第7章 同在蓝天下

后记

我是在海淀区一个叫五路居的地方，一所叫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中学部认识魏志强的。

下午，听完初三（1）班班主任张老师的介绍后，我提出要找一两个家庭情况差些的、困难一些的学生聊聊。张老师笑了：“在我们全校十个班四百六十名学生中，你要找家庭情况好的，是难为我；你要找家庭困难的，太容易了。我们学校的学生，家庭经济情况普遍不怎么样。”

张老师打开花名册，指着一个名字说：“你先找魏志强聊聊吧，这孩子家里特别困难。这不，今天上早自习时，他妈妈还来找过我，一边说着，一边直掉眼泪……”

我问：“出了什么事？”

张老师说：“魏志强跟他妈妈说，自己不想上学了……”

放学后，我见到了魏志强。与同龄孩子相比，他像是营养不良，显得有些瘦小。他告诉我，上个周六（十一月二十日），是他十五岁的生日。班里几个要好的同学，先是到首都师范大学体育场打了一场篮球，然后在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花了四十几元，是大家一起凑的，不过，没让他掏钱。

我问他学习情况，他说还可以，在班里能进入前十名。

“你既然学得不错，为什么又不想上学了？”

我这一问，一下把他给问住了。他寻思了片刻，说：“……我妈妈太难了，起早贪黑卖毛鸡蛋（一种孵不出小鸡的鸡蛋），能卖几个钱？我想退了学，看能不能找个活儿干，减轻妈妈的负担。……还有，像我们这种没有北京户口的学生，高中只能回原籍上，我的户口在新疆，要上高中就必须回新疆，可我根本不愿回新疆，一想这些，我就没了学习的心思，还不如早点退学算了……”

我让魏志强带我去见见他的妈妈，看看他们的家。

这一带我一点也不熟，实际上这里离航天桥也就三四站地，但却显得特别破乱，到处是坑坑洼洼的建筑工地和低矮的民房。

魏志强带我绕过一个建筑工地，又穿过两条小道，来到一条小街上。小街约有两三百米长，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小店铺。

“卖毛鸡蛋罗——”

“卖毛鸡蛋罗——”

顺着一阵阵吆喝声，我看见一个约莫五十来岁的妇人（后来，我知道她的实际年龄其实只有四十一岁），正在一家小烟摊前卖毛鸡蛋。她的双眼布满愁云，身上围着一条油星麻花的围裙。身旁是一辆小三轮车，车上搁一只蜂窝煤炉，炉子上架一个平底锅，锅上煎着一些毛鸡蛋。

魏志强轻轻喊了声“妈”，那妇人疑惑地打量着我。魏志强告诉他妈，我是一位记者，到学校了解农民工的情况，顺便来家看看。

听说我是来了解情况的，那妇人马上对我唠叨开了：“这孩子不想上学了，简直让人愁死了……”

我说：“孩子也是为你着想，想帮你减轻些负担。”

妇人说：“现在连大人都找不到活儿干，他一个孩子能干什么？再说，做父母的受苦受累，还不是想让孩子多读点书，以后有些出息。我跟他说了，他要不读书就自己一个人过，我不管他了……”

魏志强在一旁不敢吭声，见有两个民工来买毛鸡蛋，赶紧帮他妈妈收钱。两个民工一人买了一串毛鸡蛋，一串毛鸡蛋（三只）卖一元钱。

魏志强的妈妈叫亓春英，老家在河南省濮阳县。亓春英二十一岁结婚，婚后三年，生了一女一男两个孩子。濮阳是个穷地方，人多地少，粮食产量低。一九九四年，政府号召移民到新疆建设兵团，说那个地方的地一眼望不到头，多得种不过来；种了棉花多得摘不过来。亓春英与丈夫商量了一番，觉得与其在家乡过苦日子，还不如到外头闯闯看。当年秋天，全家志愿移民到新疆哈密农13师7连。事情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美好！哈密的地倒是不少，但种棉花一要技术，二要成本，三还要看老天爷高兴。一家四口，种了三十亩地，一年忙到头，累个半死，还挣不到两千元。

这样的日子混下去，大人也就忍了，可将来孩子怎么办？P16-18

引子·(二)《给政府的一封信》

政府你好：

我叫胡竞。

我们都来自四方，我也有自己的梦想，我渴望知识的海洋。

有时候，我自己都搞不懂我们是谁，用温暖的词来形容我们的话，别人就叫我们城市新市民，用准确的词来形容我们，就叫打工子弟，倒不如干脆称我们为弱势群体。我觉得用弱势群体这个词儿来形容我们会比较确切、准确。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狭小的圈子里。是身份的低下，让我们觉得有些自卑，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我们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个繁华的大城市，希望永久在这里生活，可是，由于我们身份的种种原因，使我们不得不向命运低头，可是我们又不希望回老家过那种贫穷的生活。我们不像我们的父辈那样从小生活在老家，习惯了那种艰难的生活，所以对它们无所谓，而我们就不同了，我们不想回家去种地耕田，炎热的夏天在田野里干活，可是城市又不接纳我们。这让我们如何是好？想留在北京过好日子，可是由于身份低下，城市不接纳我们。我们又不想回老家，使我们很矛盾。

请政府给我们这些打工子弟们的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在一片蓝天下，我们并不比北京孩子差。

我觉得我的这个愿望并不是SHE（奢）求，而是所有打工子弟的愿望，请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愿望吧！

清莲学校五·二班胡竞

2004年12月12日星期日

我又一次来到龚村,来到行知打工子弟学校。

似乎成了一种习惯,这一年多来,只要有时间，我便要来这所学校看看。

依然是那片低矮破旧的平房区，那条坑坑洼洼的小路。

刚刚入冬，易本耀校长已经早早戴上了那顶鸭舌帽。

“来啦！”易本耀热情地对我打招呼。

“来了。”我说，“我想随便找个班听听课。”

易本耀说：“老师们你也差不多都熟了，你就自己随便找个班，随便听听吧？”

走进初一（二）班，语文老师正在给学生们讲解鲁迅先生的名著《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先生通过对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美好生活的回忆，表现了儿童热爱自然，追求新鲜知识，天真欢乐的心理。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

学生们的朗诵声，仿佛描绘出了一幅曾给少年的鲁迅以无限欢乐的百草园的全景图……

然而，我的脑海突然冒出了个“一闪念”：若干年后，我身旁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子女们，当他们回忆起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时代在城市的生活时，留下的是欢乐和幸福的印记？还是被歧视的压抑？

这些年来，由于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创作，我有机会深入到农村，深入到西部、西南部农村，真切地感受到了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状况——那是城里人靠想象所想象不出的贫困啊！

我所创作的几部报告文学作品，也都是与贫困有关，从《“希望工程”纪实》到《中国山村教师》，从《中国贫困警示录》到刚刚完稿的这部《寻找课桌》。

有人称我为“反贫困作家”，说我有贫困情结，那是黑色幽默。贫困不是好东西，世上有谁会喜欢贫困？

《“希望工程”纪实》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觉得这部作品有一点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它让广大读者了解到了当时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真实状况。尽管在贫困地区，当时到处可见“治穷先治愚，治愚办教育”、“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样的标语。但是，口头的重视并不等于实际的重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困惑和危机，其透明性和公开度是非常有限的。

记得有一天，我到湖南凤凰县禾库乡采访。由于地处高寒地区，交通不便，这里被称为是凤凰县的“西伯利亚”。

我问学区的负责人：“咱们乡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是多少？”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告诉我：“我们全乡适龄儿童共有一千四百六十九人，已经入学的有一千三百零五人。算下来，入学率差不多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六吧！”

跑了这么多地方，我也有些经验了：“你这个地方这么穷，我敢肯定，入学率达不到百分之九十五、六。”

学区的负责人十分尴尬。

我有些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你们老说山区穷、穷、穷，可一报入学率竟这么高。我又不是来检查你们工作的，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好帮你们呼吁呼吁。”

一旁，县教委陪同我来的同志也说：“你们就按实际情况汇报吧。”

学区的负责人忙从口袋里又掏出一个本子，翻了翻，说：“刚才的数字，是去年教育大检查时上报的数字。我们实际入学的学生只有一千零二十人，加上上学后又流失的一百七十多人，全乡失学连辍学的儿童一共有五百多人。这是最近刚刚统计出来的。”

如果按照这个数字计算，这里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还不到百分之七十。我感到十分悲哀，这些山里人，日子过得如此艰难，为什么还要自己在欺骗自己？不过，凭心而论，他们这种农民式的“欺骗”，也是出于一种无奈。后来，有知情者告诉我，农村搞“普九”（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为了达标，哪个地方不作假？哪个地方都做假。有人说得更尖锐，说现在很多统计数字都是：村哄乡，乡哄县，大家都哄国务院。

我以为希望工程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筹集了多少善款、救助了多少失学儿童；更重要的是它让国人和政府官员，从一个侧面感受了农村基础教育所潜伏着的真实的危机，引起了人们对教育的关注……

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

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奔波在打工子弟学校之间，我的心和农民工子女们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记得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解答有关“三农”问题时说：“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舒尔茨还有一句名言：“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的多寡。”

然而，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子女，现在连基本的义务教育都享受不到，将来又何以谈得上“人的因素”和“人的质量”？

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的确让人忧虑啊！

他们能不能接受基本的教育？能不能健康成长？能不能融入都市？都市能不能接受他们？这些都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社会的发展，甚至关系到我国现代化的成败。

好在我们的政府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

我常常在想，作为一名作家，尽管既无权又无钱，但手中却有一支笔，我们可以用这支笔去关注现实生活，传递百姓心声——这，便是我创作《我的课桌在哪里》的一种动力！

2005年岁末 完稿于海军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