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手,是人们生活中发生过千千万万次的寻常事情。但对苏冠兰教授和他的琼姐来说却是例外;他俩之间,一共只有过两次握手——然而,却是那种让两颗心脏一齐振动,让两个灵魂一起燃烧的握手。第一次发生在他们的初恋时节,那是一九二九年夏季,在古城南京的火车站。那时的他俩,都还是翩翩少年;那时的他俩,怎么会想到啊,他们的第二次握手,竟会在整整三十年之后!本小说于1979年平反和正式出版后,430余万的总印数至今仍高居新时期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之首。在广大读者质疑风靡全国的《第二次握手》何以“绝迹”之时,原来是作者张扬潜心三年,大刀阔斧,毁其少作,直到今天才将重新创作的《第二次握手》再度面世。重写后的《第二次握手》,不仅足以唤起那一代中国人对过去那一段历史的复杂记忆与情感,同时也将再度感动乃至震撼今天这个时代的中国人。
这部抒情诗般感人肺腑的小说,“文革”中曾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全国,是“划过沉沉黑夜的一道闪电”,“使成千上万的人在冷漠的寒夜里得到了瞬刻的温暖”,“感动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它在那个年代曾使千百万读者“心里燃起光明的火焰”,作者却因此被逮捕入狱并“内定死刑” 。
小说于1979年平反和正式出版后,430余万的总印数至今仍高居新时期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之首。在广大读者质疑风靡全国的《第二次握手》何以“绝迹”之时,原来是作者张扬潜心三年,大刀阔斧,毁其少作,直到今天才将重新创作的《第二次握手》再度面世。重写后的《第二次握手》,不仅足以唤起那一代中国人对过去那一段历史的复杂记忆与情感,同时也将再度感动乃至震撼今天这个时代的中国人。
一九五九年。深秋的北京,金风萧瑟。原本浓绿苍翠的香山,倏忽间便被熏染得一片赭红紫黛,斑斑驳驳。
一辆棕红色华沙牌小轿车行驶在郊区一条沥青公路上,从公主坟地带自西向东进入市区,经过西单路口和西长安街,在天安门广场转弯,从刚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前驶过,从彩绘一新的正阳门和箭楼西侧驶过,自北而南驶上前门大街。这里行人如织,车水马龙,各种商店栉比鳞次,霓虹灯闪闪烁烁……
华沙车更加放慢速度,朝东驶入小街,缓缓停在一个巷口。这一带全是平房,灰砖灰瓦灰色地面,既冷落单调而又干净齐整。偶有自行车和行人从车旁掠过。
小轿车后座门被推开,一个宽肩膀、高身材的中年男子钻出来。他捋捋灰白的长发,挺挺胸脯,深深吸一口气,舒展了一下双臂和腰肢;与此同时,一位圆脸姑娘从副驾驶座钻出来,站到中年男子跟前,盈盈笑道:“苏老师,到家了。”
“时间过得真快呀,”苏老师环顾四周,语含感慨,“转眼间就是一年了!”
中年男子额头凸出,面目清癯,身躯挺拔,肌肤呈古铜色。他身着黑西服,打一条蔚蓝色丝质领带,外面套一件浅灰色风衣。他对姑娘说:“小星星,到家里坐坐吧,妈妈一定很想你。”
“妈妈一定更想您!”小星星仍然满面笑容,“我常来看妈妈,今天就不打扰她了。”
司机是个小伙子。他从轿车后厢搬出一大一小两个皮箱,大步跨进小巷,很快又踅回车前:“苏副所长,行李放到您家门口了。”
“谢谢,小赵。”
小赵钻进车里,探出脑袋:“苏副所长,哪天上班,我来接您。”
“得过几天吧。”中年人随口说道,“阔别一年,所里变化一定很大吧?”
“所里变化不大,”司机的口气忽然变得怪怪的,“变化大的是咱们的金星姬同志。”
“什么意思,赵德根?”姑娘警惕起来。
“上帝在上,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我有什么变化?”
“‘女大十八变’嘛。”
“我哪儿变了?”
“你一定逼我,我就会报告苏副所长,在他出国工作这一年中,他钟爱的女儿、学生兼助手小星星,在精神面貌方面或日感情生活领域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和天翻地覆的……”
“你真坏!”姑娘一把掐住赵德根的耳朵。
小伙子大叫起来。
苏副所长伫立一旁,微笑不语。
“快开车,快开车,”姑娘钻进汽车,使劲捶打赵德根的肩膀,“长舌头,讨厌鬼!”
“遵命,遵命!”司机朝中年男子眨巴了一下眼睛,“再见,苏副所长。”
“苏老师,再见!”金星姬也朝车窗外招手,“代我问妈妈好。”
“好的,再见。”苏副所长微笑着,朝两个年轻人摆手。
小轿车尾部喷出一股白雾,缓缓开动。
中年男子回头走入小巷。两侧的几栋门楼虽已石阶消磨,漆皮剥落,但还看得出从前的气派。他跨过一道高高的门槛,一座寻常的四合院呈现在眼前。院中铺砌青砖,栽着几株“西府海棠”——这是一种高约丈余的落叶小乔木,春季开淡红色花朵,秋天结紫红色果实。现在树叶虽已凋零殆尽,但圆滚滚沉甸甸的海棠果挂满枝头,有如一颗颗琥珀或红宝石珠子。正房的檐廊上,室内灯光使门窗玻璃上弥漫着苹果绿,也照映着窗下层层摆放的几十盆兰草……
无线电广播恰在此时透过门窗传出。一位女播音员在报告“首都新闻”:
“以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药物研究所副所长苏冠兰教授为组长的中国医药专家组一行七人,结束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考察访问后,今天下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苏冠兰教授正待敲门,这时停住手,侧耳倾听:
“卫生部、外交部、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有关负责同志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使馆官员,前往机场迎接……”
屋里传出一声轻叹:“广播都报了,怎么还没到家呢?”
“到家了,到家了!”苏冠兰教授笑着叫道。房门没闩,一拉就开了。教授拎起两个皮箱大步跨进屋里,并立刻回身带上房门,免得凉气席卷而入。
“冠兰,你回来了!”女主人听见声响,倏然回身,喊出声来。她看上去要比丈夫矮一头,身躯单薄,脸色苍白,满脸浅细皱纹,灰黄的鬓发中掺有不少银丝;但五官端正,双眸清澈,显得沉静而温存。现在,这两只眼睛因潮润而发亮。P1-3
胡耀邦两次为《第二次握手》平反(代自序)
张 扬
一九六三年二月,不满十九岁的我第一次到北京;回到长沙后,根据所得素材写下短篇小说《浪花》。我发现这篇小说受到人们的喜爱,手稿流传出去便无法收回,只得一遍遍地写。每次重写实际上也是改写,由短篇渐成中篇,标题也先后改为《香山叶正红》和《归来》。作品通过一个缠绵几十年的爱情故事,热情赞美知识分子,鼓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突出歌颂周恩来总理。
作品是作者思想立场的反映,《归来》也不例外。当时还很年轻的我顽强地保持着独立思考,有意跟甚嚣尘上的极“左”势力对着干。“文革”开始后,我仍在一遍遍地写,“对着干”的意味更加强烈。“文革”造成的政治肃杀和文艺荒芜,促使人们更加倾向于《归来》所宣扬的政治理念和所渲染的情感世界。于是,“文革”高潮中写成的一九七。年稿开始在全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后来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现象”;其中一本失去封面的传到了北京,被那里的热心读者取名《第二次握手》,并开始以这个新书名向全国“辐射”。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二日,“四人帮”成员姚文元从“内参”上看到《第二次握手》传抄的反映,指名要了一本去看,并于十月十四日“指示”:“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坏书”,“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是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当时的姚文元虽然位居政治局委员和意识形态总管,却并未直接掌握“专政工具”;所以,还得“请公安部门帮助查”。“公安部门”立即闻风而动,竭力效命,从北京查到湖南。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我在“插队落户”的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被捕,当天即解至长沙的省“革委会”公安局看守所。七天后的一月十四日第一次提审结束时,预审员宣布我的罪状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句黑话直指作品对周恩来总理的歌颂,说明“公安部门”对姚文元的旨意心领神会。罪恶如此严重,又“流毒全国”,我因此被“内定”死刑。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经历了剧烈震荡。一月周总理逝世后,张春桥有个“杀人”计划;在湖南,则加快了杀害《第二次握手》作者、进而彻底剿灭这部作品的步伐。一九七六年七月,省公安局向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这是个内定的“杀案”,到法院只是走走过场。值此关键时刻,遇上了正直的承办法官李海初。他细读手稿后深受感动,决定暗中保护这部作品及其作者;他不动声色,将案子扣在手中无限期拖延,拖了两年多,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
《中国青年报》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复刊,女编辑顾志成回报社文艺部工作。她从湖北青年工人李谦的来信中发现很多团员和青年因阅读、传抄《第二次握手》而挨批斗受处分,他们极力赞扬并要求正式出版这个手抄本。在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支持下,顾志成开始调查,从北京市公安局得知作者还被关押在湖南。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任中央秘书长;此前几天,他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第三书记。他在这些职位上大力拨乱反正,大批平反冤假错案,开创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新局面。胡耀邦曾长期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因此,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很多同志都认识他、尊敬他和热爱他。两社研究了《第二次握手》的几个“版本”,认定这是一本好书,决定寻找作者并出版这部作品。为此,派顾志成和中青社女编辑邝夏渝前往湖南。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顾、邝从北京飞抵长沙。
省法院的李海初友好地接待并切实帮助了她俩。十二月三十一日,李海初到长沙机场为顾志成和邝夏渝送行。他知道此案的特殊背景,忧心忡忡:“这案子在湖南可能永远解决不了……”顾志成答:“湖南解决不了,我们回北京解决!”李疑虑道:“北京……有希望吗?”顾口气坚定:“你等着好消息吧!”
顾志成和邝夏渝在湖南调查期间,胡耀邦已经开始关注此案。他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德华打电话,要求就此案写个“内参”,待他做出批示后两社即可以通知湖南方面结案放人。一九七九年一月九日,中国青年报社在内参《青运情况》上发了《<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出狱》。十二日上午,李海初在案卷中记录了顾志成的北京来电:“回北京后,向领导报告了我们来湖南的情况,并立即印了一个内部情况报告了中央主席、副主席及有关部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张扬案是冤案。现已经中央同意这样认定,并通知湖南按冤案处理。最近两天湖南会接到中央指示。”
顾志成电话中说到的“内部情况”,即指中国青年报社的《青运情况》;她一再提到的“中央”,即指胡耀邦;“中央同意这样认定”,即指胡耀邦的批示。胡耀邦甚至考虑到我是个“知青”,批示指出要把我的户口迁回长沙并安排工作。
考虑到湖南某些人可能会坚持的顽固态度,中国青年出版社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又给胡耀邦写了个报告。胡耀邦一月二十日读了这个报告后,在一月二十二日给胡德华写了一封信:
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得很好。既然你们了解了,你又是中纪委委员,你就有权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请你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高等法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
事实上,我已经在一月十八日平反出狱了。我在狱中身患重病。医生说,如果晚出狱一个月,必死无疑!
我很快到了北京,住进结核病院时,已奄奄一息。但某些人仍不放过我,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写了一封长达八千字的诬告信,呈送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和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一位副部长出面,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令中国青年出版社停止《第二次握手》的出版,令北京电影制片厂停止同名电影的拍摄,令中国青年报社派人到中宣部“汇报”。
当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王维玲,是平反《第二次握手》这场战役主要的发动者和指挥员之一。胡耀邦叫他去“谈了好几个小时”,仔细询问《第二次握手》的内容和作者的情况;然后指示他组织力量,认真调查研究,针对那八千字诬告信写一份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的材料……
中宣部当时设在中南海。由中宣部安排,“原告”公安部党组与“被告”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双方派出人员在怀仁堂会议室进行了一次“拼刺刀”式的论战。双方都摆出全部事实和证据,一个个地激辩,从午后论战到深夜。吃了宵夜,要继续辩论时,才发现“原告”方全部人马已悄悄撤了——至此,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再度“胜诉”,《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第二次“平反”了!针对辩论结果,胡耀邦迅即做出相关批示。 从一九七。年起,在国家和民族的艰难岁月里,《第二次握手》曾以手抄本形式传遍全国,使千百万读者“在冷漠的寒夜里,得到瞬刻的温暖”(丁玲语)。
在胡耀邦的直接关怀下两次平反的《第二次握手》,一九七九年七月终于以二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形式正式出版,两三年内总发行量即达四百三十万册,至今居新时期以来当代长篇小说印数之首;另有朝、蒙、维、哈萨克四种少数民族文译本出版。小说被誉为“建国以来第一部正面描绘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和“第一部描绘周总理光辉形象的文学作品”;小说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鼓吹和对纯真爱情的描绘,被认为是对“文革”时期极“左”势力“一种针锋相对的突破”。一位作家曾经这样说:“它写在知识分子不被当人看的年代。它第一次宣告了:知识分子不但是人,而且是非常可敬可爱的人——就凭这一点,它也不会被历史忘记。”一九九九年,《第二次握手》入选“感动共和国的五十本书”;很多媒体和读者称这部书“影响了一代人”,或“感动过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凤凰卫视专题节目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第二次握手》从手抄本到正式出版,在漫长岁月里所受到的来自人民群众的热烈喜爱和欢迎,一直在检验和证实着胡耀邦非凡的人格、气魄和远见。
胡耀邦当年读了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后对一位同志说:“看来张扬读过不少书。你告诉他:好好干。”
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我在长沙看望了“下台”(胡耀邦语)后的胡耀邦。我与他只有过这“一面之交”。告辞时,我握着他的手一字一顿道:“请你相信,人民是爱你的!”
三个多月后胡耀邦与世长辞。历史那么快就证明了我的话,证明了亿万中国人对胡耀邦的深情热爱。
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重新创作的《第二次握手》终于脱稿。我希望它能够再度感动今天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希望它向全人类展示我们民族的美丽与尊严。我们全家要一起去江西共青城,去看耀邦,去把新书献给他!
(二00五年十月为纪念胡耀邦同志九十诞辰应约撰写,
同年十一月发表。收进本书时做了修订。)
我在一九七九年七月第一版的《第二次握手》“后记”结尾处写道:这部作品写得很不像样,“希望能允许我在今后的岁月里,如果还有机会,把这部粗糙的作品修改得稍趋完美一点”。
这是真心话。所以,后来的二十七年里虽然有多家出版单位与我联系,表达了重印、再版或收进各种“文库”的计划或期望,均被我谢绝。原因就是它写得不好。每次我都说“等新版本
还好,命运使我“还有机会”。如果从搜集和研究材料算起,恐怕有二十年了;而实际写作是从二00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开始的,至二00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共历时两年零五个月;现在,这个“新版本”呈献在大家面前。二十七年是一段足够漫长的岁月,很多东西丢失了,很多事物遗忘了;但是,当时两三千封热情的读者来信中,有几封信中提出的批评意见我却一直牢记在心。这次在新版本中都改正了。新版本肯定还会有很多缺点和毛病,有“硬伤”;我也仍然期盼读者的批评指正,准备在重印或再版时改正。
但本书有的写法却并非“硬伤”。譬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家发行量巨大的电影期刊发表了署名“一群留美中国学者”,题为《电影(第二次握手)在美国放映引起哄堂大笑》的“来信”,被多家报纸竞相转载。“哄堂大笑”的首要原因,说是据这群“留美中国学者”所知,“美国当年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没有任何中国人参加”——即使没有任何中国人参加吧,这就值得“哄堂大笑”了?
几年后,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位参加过新中国核武器理论设计的著名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说,《第二次握手》浓墨重彩,影响很大,可惜作品中的重大事件完全不符合史实,如说丁洁琼当年曾参加研制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而事实上并无任何中国人参加过该项工程云云。
又几年后,九十年代前期,日本友好人士片山义郎历时数年译出的《第二次握手》屡遭日本出版商拒绝,理由也是书中写了一位中国女科学家参与研制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而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上面,反复出现的“第一颗”说法不确切,应称“第一批”原子弹。这第一批原子弹共三颗,一颗用于试验,两颗用于轰炸日本。
我把美国人托马斯·索维尔著《美国的民族问题》一书中关于“一位华裔美国女物理学家(应为‘留美中国女物理学家’)参加过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的材料寄给片山义郎,并在附信中写道:“日本出版商仍然不会出版日译本《第二次握手》的。这不是史实问题,而是‘感情’问题。因为原子弹炸在日本人头上,成了某些日本人的‘奇耻大辱’,伤害了这些人的‘民族感情’。而他们从来不想想自己对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犯下了怎样的滔天罪行!”
从日本人到很多中国人,特别是那些上流中国人都不知道也不相信有一位中国女科学家曾经对“曼哈顿工程”做出过贡献,这引我深思,也使我感到悲哀。事实上,早在一九八四年我看到美国人托马斯·索维尔书中的材料之前,即一九六三年二月我第一次到北京时,就在获悉《第二次握手》原始素材的同时,通过非常特殊的渠道得知了一位留美中国女物理学家当年参加“曼哈顿工程”的事实——而没有她,就没有后来的“丁洁琼”,没有后来被称为“影响过一代人”的《第二次握手》。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我在北京与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院士相会时,随她前来的李惕碚院士就问我:“当年我看过手抄本,书里写到的云南高山站使我大为惊讶!我在那里工作了十年。我想,这书是什么人写的呀?当时连物理学界都极少有人知道高山站啊……”
丁洁琼也好,高山站也好,本书中涉及和没有涉及到的许多人物和史实,只要你有兴趣,有感情,就能获知,就能创作,就能升华。关键是对任何一位中国作家乃至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切不可妄自菲薄自轻自贱,要对我们民族的无穷智慧充满信赖和热爱! 著名医学家吴阶平院士以详尽的材料向我指证了“老协和”的史实。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李惕碚院士和霍安祥教授热情回首了云南高山站。山东省作家协会有令俊同志提供了大量关于济南的史地材料。还有其他一些单位和朋友关心并帮助了本书的写作,我感谢他们。
张 扬
2006年4月8日
这是一本感动过一个时代的书。——凤凰卫视·鲁豫有约
三十多年前,我得到过一本漂流书,一本手抄的《第二次握手》。我知道这是一本被追查的“地下书”,当晚看了一个通宵。书的最后一页有几句留言:这是一本追求光明的书,因为这本书作者被关进了监狱,看过的人要继续传递下去……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将书悄悄地放到楼道里,后来楼里越来越多的人说起这本书。——读者 简平
《第二次握手》启蒙了我最纯美的情感世界,引领我步入一个圣洁而崭新的情感殿堂。——读者 赵鹤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