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代可能并非一个颟顸武夫秉政、人文精神沦陷的时代。也许,它是古老中华步入选票时代的艰难废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让中国融入世界游戏规则的笨拙尝试……
作者多年来潜心于寻访北洋人物的故址、遗迹、收集、爬梳北洋史料,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历史”,以崭新的视角、生动的笔触,呈现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的政治生态、人物风采……
这本书里,作者集中记录了我对民国初期,亦即“反动的北洋军阀时代”的寻找与发现。站在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五位武人和杨度、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四位文人的故址上,我瞻前顾后了一番,忍不住又“独语”起来。
鼓励我用自己的话表述历史的,是本书主人公之一陈独秀先生。他老人家至死不说假话。他说:“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说老实话,我只自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的说话,而不愿利用社会的弱点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会清明,社会才会有生气……”
你瞧,袁世凯早年写诗的爱好还真派上了用场!
唱着他的歌儿的那些北洋官兵们,走出了小站,走出了津门,走出了直隶,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武装力量,也因而成为袁氏的绝对资本。三十多岁的袁世凯就是凭着这支军队,由北洋军首领而山东巡抚,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练兵处大臣,而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权倾一时,位极人臣。
小站成了袁世凯走向权力中心的一个大站。
人们总说袁氏靠出卖、靠投机、靠行贿而飞黄腾达,恐有失公允。“乱世之奸雄”和“治世之能臣”往往是同一个人。史学家笔下的曹操是这样的人,近代的袁世凯难道不也算是一个吗?
我曾分别去过朝鲜半岛上的那两个国家。
因历史原因,那两个同民族的国家一直同我中华有着割不断的关系,在朝鲜和韩国的纪念馆里,我都从二战前后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大片汉字。“汉城”之名想必也与我们有关吧?前些年,我所供职的《青岛晚报》体育部张仁荣主任去汉城采访,途中因搭错车而与团队失散。他处变不惊,用汉字写明要去的地方在车厢里四处展示。果然有位年长的韩人识得汉字,遂帮忙联系了有关方面,顺利地将我同事送回组织的怀抱。就在我敲着这些文字的时候,韩国总统金泳三号召国人学汉语的新闻正在电视上播出。金总统倡导学汉语,是因为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他的高丽同胞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在汉城和济州岛,好多餐馆的玻璃窗上贴着的不再只是韩文、日文和英文,横平竖直的“欢迎光临”、“生猛海鲜”等方块字也扬眉吐气地标在了那儿。异乡频繁遭遇汉字是中国走向繁荣的佐证。
最大的汉字,是在汉城游览的最后一站见到的,“景福宫”三个大大的汉字就高悬在重檐之下、宫门之上。
景福宫是李氏朝鲜的王宫,也是韩国之游的重要驿站。此宫是中国式宫殿的“缩号版”,无论从占地规模还是从建造工艺,都远不会让我等中华儿女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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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是兴致后来是责任
——增订版序
我也没想到,《文武北洋》会一直有人读。
我是一个喜欢寻找真实历史境况的旅人。只因怕那些荒冢一样颜色的“真相”被时代的残砖碎瓦所埋没,所以,我大着胆子走进一条条被废弃的巷子里,推开那里面的每一扇虚掩着的旧日宅门,定睛搜看阴影里的一切——
“真相”往往还斜悬在结满蛛网的褐色的壁上。
我怀着敬畏之心描摹我所发现的东西,尽管我努力画下的也许还不是真相,但至少比人云亦云的某些所谓的定论更接近本质。
我的行囊里没有来路不明的海外孤本,我的导游图全部是大陆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我把国家利益当成评判历史巨子和历史事件的唯一标准。我的直觉每每在史料与遗址的场景切换中得以印证。
我行,我记;我思,我写。开始是兴致,后来是责任。每过一段时间,便有了讲述的欲望。2004年1月版的《文武北洋》,就是一次话题比较集中的讲述。
尽管我的“北洋观”得到了一些有独立思想的朋友们的认可,但散落在各章节里的不少谬误每每让我暗自汗颜。书出当年,两次加印,仍不能抹去很多遗憾。
2OO5年夏天,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将我书中的赳赳武夫与彬彬文士拆分成《文武北洋·枭雄篇》与《文武北洋-风流篇》,分两本出版,使我有机会将原书稿审视和订正了一遍。我加进了若干新读到的史料,删掉了有些不尽合理的表述,改正了一些看得出来的失误。原以为修订即减肥,却不料,一通必要的营养滋补后,我的“北洋人物”非但没瘦身,反倒比原来更“硕壮”一些了。
因总在行色匆匆地找寻,更因本人功底的浅薄和才气的不足,我的文字总是丢三落四,即使此番重新拾掇了一通,也还会有种种露怯处。但是,我敢说,我呈现给读者朋友的每一行文字,都是真情的脉动。
我会一直这么找下去。是兴致,更是责任。
李 洁
2006年4月1 1日于青岛凯旋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