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一种没有脚的鸟，它的一生只能够一直飞翔，飞累了就睡在风中，这种鸟一辈子才会落地一次，那就是死亡来临的时刻。

死别的时辰已经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们去活，哪一个更好，惟有神才知了。死亡并不可个白，可个白的是对死亡的恐惧，人只有消除了这种恐惧，才能延年益寿，活到人的自然寿命。本书从全新的角度对生命和死亡问题进行全面的论述，旨在消除读者在这些问题上所感到的空虚、沮丧、悲观、绝望和恐惧，使人们能采取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本书包含许多有益的劝告，特别是融入世界上从古至今许多科学巨人、文坛泰斗的高超见解，使读者能在轻松的心情下读完此书，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佛家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大痛苦，本书意在告诉读者，这四大痛苦实际上是一种十分自然的过程，人如果懂得顺应这些过程，人生就会过得很惬意。“夫物芸芸，复归其根”，来自大自然，回归大自然，勿为生而喜，勿为死而悲，守分知命，顺乎自然，是最好的人生态度。

大多数人从8—10岁起就知道他们也会死，此后死亡的忧虑就终生伴随着一个人。这种忧虑十分有害，会大大缩短人的生命。有鉴于此，本书对人们忌讳谈论的禁区——死亡现象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目的在使读者能安心地享受人生的快乐，痛痛快快、潇潇洒洒度过有限的人生，使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过得有价值、有意义，不至于因人生短暂的忧虑而影响生活质量。

本书告诉读者：死亡并不可个白，可个白的是对死亡的恐惧，人只有消除了这种恐惧，才能延年益寿，活到人的自然寿命。本书包含许多有益的劝告，特别是融入世界上从古至今许多科学巨人、文坛泰斗的高超见解，使读者能在轻松的心情下读完此书，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有哲人说：“活着是个疯子，死了是个智者。”又有哲人说：“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过多次，勇士一生只死一次。”本书中哲言警句俯拾皆是，充满智慧，引人深思……

前言

死亡篇

面对死亡

生者，行也；死者，归也

梁启超生死观八说

儒家：敬鬼神而远之

庄子：一死生

你整个的 生就是现在

生不知爱，死不知恶

——陶渊明为自己写挽歌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灵鬼文学

梦·死亡·招魂术

梦与死亡

招魂术

《恶之花》：死亡旅行

死亡——文学的永恒主题

《金瓶梅》与《红楼梦》

佛教与死亡

基督教与死亡

伊斯兰教与死亡

纯理性与非理性观念的死亡与永生

永生意味着什么

生存空虚说

上帝死了

健康比永生更有价值

未知生，焉知死

永恒的恐惧——存在主义论死亡

她选择了哭泣，我选择了“死亡”

死亡是一种日益迫近的不确定性

恐惧来源于虚无的意识

海德格尔“向死而在”与贾瑞照风月宝鉴

海德格尔的死亡理论

死亡的特有性质

贾瑞照风月宝鉴

谁自觉走向死亡，谁就是自由

人对死亡的反抗

死的价值

只有妖怪才不死

论自由地死

超越死亡

苦行僧

死亡给人的感受

诗人的心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现代人如何回应死亡的挑战

“俄罗斯的良心”与《伊凡·伊里奇之死》

死亡对不相干的旁人的影响

列夫·托尔斯泰的生死观

《伊凡·伊里奇之死》

超越时空——两个巨人的对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狄浦斯情结

爱与死的冲突

特殊的死亡——自杀

自杀之谜

诗人之死

自杀问题及其防范

叶落归根

两片叶子

“我们不久也要跟踪前往”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死亡主题

现代新诗的死亡意识

当代先锋诗歌中的死亡意识

当代文学的死亡意识

死法

濒死体验

濒死语录

临终诗篇

安乐死(优死)

安息所

日本人的生死观

日本人对生死问题的探索与研究

三岛由纪夫

川端康成

印度人的生死观

前世今生的对话

艾滋病：今天明天

关于脑死亡标准的争论

自然之死与人类之死

突破死亡禁区

生命篇

人生的使命

理想的人生

人生悲剧的根源

马腾教授的励志哲学——战胜逆境的方法

理想社会的人生

人生的意义

人生意义对个人行为的调节作用

个人幸福在于创造

悲观主义哲学家论人生的意义

哀乐相生的人生哲学

生存过程中“沦为乞丐”的可能

爱情“天长地久有时尽”的可能

名位之危

重视个人的西方人生哲学

自由的虚无

存在先于虚无

虚无消解存在

虚无追求存在

自由的虚无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

纯哲学认识并不能解决人生意义问题

不要迷信乌托邦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仍十分有限

人与动物的区别

人的生物本质

人类道德的根源

人的社会本质

生命的尺度——人和人的未来

人生是人的社会本质和精神基础完善化的过程

生命的尺度

死亡是种族进化付出的代价

老龄化国家和老龄化世界

消极性休息对老人无益

劳动使人忘记“老之将至”

科学是一把双刃剑

造人的构想是要把人变成魔鬼

凡是危及人类未来的科学实验都应禁止

生育和性遭遇挑战

死亡之死亡

克隆技术能实现长生不老吗

受各界关注的生命伦理学

每人有自己的生命尺度

人的正常寿命

一个老年学家的玄想

生命的奥秘

生命是什么

阴阳之气，凝而为人

达尔文物种起源

细胞核的染色体——遗传基因

酿酒酵母使人们发现了酶

奇妙的双股螺旋线

大肠杆菌和人的基本结构相同

区分霉和铁锈的标准

衰老和死亡

魏斯曼的学说

长寿不是生物学上的有益现象

人类文明绵延不绝使人的精神永生

生物的寿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生长越快，寿命越短

多种影响寿命的因素

基因中的死亡密码

魏斯曼学说的悲观色彩

衰老是进化的消极效果

进化的目的在于增强抗老机制

生物体内存在着两种机制

老年学应综合化系统化

衰老的逻辑一数学模型

人体好比一台极复杂的机器

逃避死亡的假说

人的死亡秘密

遗传信息的传递过程

衰老的原因在于不能及时替补损伤细胞

斯揣勒教授的长生梦

古今长生学说

古人的成仙梦

延长寿命的最佳方法是不要缩短它

我们活着是由于有些事情待我们去做

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代后记)

从遥远的古代起，人们就对死亡和永生问题进行道德一哲学的沉思，抒发感慨。这样的人道主义传统相沿至今，在当代的哲学中，这些问题又得到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在哲学对死亡和长生不老等“永恒性”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有若干称得上里程碑的阶段。

在古埃及的宗教观念里，在神话里，在佛教、道教和其他东方观念里，以至于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中，那些“阴间生活”和“灵魂不死”的说法也好，或者这些说法的否定，即基于对无限的宇宙物质循环的理解，把人当作其终端部分的看法也好，其基本要求都包含着从精神上克服死亡恐惧的企图。在上述历史范围里，举其有代表意义者，可分为两种对立的生死观，一派有唯心的倾向，一派有唯物的倾向。

唯心方面的源头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不死的灵魂”说。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强调，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真善美，但永恒的真善美，只有在死亡之后才能达到，他主张灵魂不死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虽然否定灵魂不死，但也肯定“神圣理性不死”，并强调“我们应尽力过理性生活，使自己不朽”。到了近代哲学家康德(I．Kant，1724-1804)那里，则采取折衷，认为灵魂不死虽然“没有逻辑的确定性”，却有“道德的确定性和必要性”。

柏拉图的灵魂不死论源于比他更早的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80一前520)，毕氏主张“肉体一牢狱说”，认为肉体如同牢狱，束缚了灵魂。死亡是灵魂的暂时的解脱，因而并不需要任何恐惧。柏拉图的思想主要是“理型论”，这种理论将宇宙二分为“理型界”和“现实界”，也就是上界和下界，这两界相互断绝。只有“理型界”才是永恒存在的世界，死亡是不朽的灵魂离开肉体牢狱，而获得释放，重新进入理型界。相反，灵魂如果形成人的肉体，就降人到会生灭变化的现实界。人生在现实界，如同住在地窖之中，所见所求只是幻象。他还认为，死亡之后，激情与欲望都随肉身而毁灭，但灵魂中理性、纯净的部分仍能重回到理型界。因此，人应多提升灵魂，发挥其中的圣洁面，向光明与理性迈进。

柏拉图曾提出灵魂二分说，把灵魂分成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认为灵魂的理性部分能够不死，但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的理性部分应该再二分为“能动理性”和“被动理性”。只有“能动理性”或“神圣理性”才会不死，因为“能动理性”的“能动心灵”具有原创性，是自由的，不受肉体感官的影响，是外部进入“人身灵魂的神圣精神之闪光”，是人身上的“神性”。它是不死的、永恒的，他更据此称为“神圣理性不死”。

唯物方面的鼻祖是古希腊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和古罗马卢克莱修(前99一前55)，他们否认灵魂不死，试图劝人理智地对待死亡。按伊壁鸠鲁的观点，死亡对我们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因为身体已经消散为原子，再也没有感觉的能力，也就是说，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伊壁鸠鲁师承古希腊唯物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os，前460-前370)的原子论，他认为，人和万物相同，都由原子偶然聚合而成，当这些原子组合在一起，称为“生”；但当它们离散，就称为“死”。所以，死亡和人本身其实并不相干。这些基本的原子可能在人死后，又重新通过偶然的因素，形成另一个人或动物。卢克莱修根据同样的观点说明人的心灵同人一道死去，不可能知道“死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认为死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有进步意义的事情(老年人给青年人让位)；我们生下来之前，从未预计有永生的可能，为什么我们死后还要想它呢?我们常常想到死后将会遇到的痛苦，事实上这只是目前存在的痛苦。照卢克莱修的意见，种种真知灼见应当引导人理智地容忍死亡。

在思想史上，上述两种观点始终对立。

还有一种否定永生的倾向源自斯多葛主义的传统(爱比克泰德等)。根据这种传统，死亡毫无意义可言，因为死亡是一桩必将来临的事实，你对它无可奈何。爱比克泰德(121～180，古罗马新斯多葛主义者)认为希求长生不老是愚蠢的，人只应当做他力所能及的事。

西塞罗的许多格言郑重地道出了人在死亡面前所具有的精神力量，从他的著作《图斯库拉努斯的谈话》中找得到这种反映。该书第一章《蔑视死亡》中包括有对死亡是一个灾难和“永恒的不幸”这一论点的逻辑证明。在《长者卡赖或者关于衰老》这篇对话中，西塞罗写道：“总之我觉得，一个人把尘世间的各种乐事都享受够了时，他的生命也享受完了……死期也将近了。”灵魂不死的信仰使西塞罗坚信死人“还活着，并且只有死后所过的日子才真正配称生活”。但他又认为，“假使我在这方面产生了错觉，竟相信人的灵魂不死，那么我心甘情愿就此错下去，而不愿放弃我的谬见。在我有生之年，这种谬见给我带来安慰，假如我真该像某些渺小的哲学家所说的那样，死后一点知觉也没有，那么我也就用不着害怕死了的哲学家嘲笑我。既然我们没有永生的福气，那么对一个人来说，还是到时候就消逝为好：大自然给生命早就规定好了年限，正如别的事物各有年限一样，衰老不过是人生戏剧中的最后一幕，临了我们总逃不脱体力的衰竭和对生活的日益厌烦”。

斯多葛主义者也转向了这个“永恒的”主题，更加强调服从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塞涅卡如此，马可·奥里略(121—181，罗马皇帝，著有《冥想录》)越发如此，他们对死亡既不表现出恐惧，也不憎恨和蔑视，认为这是大自然的职能之一。我们知道，斯多葛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对基督教的形成有重大影响。自然，基督教也吸收了许多古希腊哲学的有关人的死亡和灵魂不死的概念。P2-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李白《将进酒》

李白在《将进酒》诗中倾诉的“万古愁”是什么呢?这指的是人类“永恒”存在的情感，其中包括烦闷、孤寂、忧愁、失落、恐惧、绝望等。这一类忧思往往是无可名状的，既没有具体的对象，也没有一定的范围，可是它们常常萦绕人们的心头，无法排解，“剪不断，理还乱”。实际上，这些愁闷同下述人生的大问题是分不开的。

一个人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有限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人生最后都以死亡为结局，富贵功名都化为尘土，那么人生的追求和奋斗还有什么意义?人生是不是太荒谬了?以上问题都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从古到今以至将来永远地使人困惑的问题”。

法国17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帕斯卡尔(BlaisePascal，1623—1662)说，人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一棵苇草，一缕烟、一滴水便足以杀死他。但人却是一棵高贵的苇草，因为人知道自己要死亡，明白宇宙比他强大，而宇宙对此一无所知。大多数人从8—10岁起就知道他们也会死，此后，死亡的忧虑就终生伴随着一个人。

死亡的恐惧对人来说也许是必要的，这样才能避免人们全去自杀。自古以来，人类缓解死亡忧虑的方法有下列几种：一、寻求长生不老的丹药，希望一劳永逸地战胜死亡。二、信仰灵魂不死和生命轮回等宗教观念，相信死亡只是生命的转移，而不是自我的寂灭，以克服对死亡的忧惧。三、返归田园，在田园之乐中，让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以缓解畏死的心态。四、毕生从事苦行，把尘世当成苦海，以克服对生的留恋。

时至今日，以上几种方法都不那么奏效了。首先，科学证明，无限延长生命的灵丹妙药是没有的，乱服药只会加速人的死亡。其次，现代人都具有科学头脑，对灵魂永生等迷信已不再相信。再次，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经济中的无忧与安贫状况早已成为过去，现代生活充满竞争和巨变，随之而来的是忧患、紧张和不安，再也难找世外桃源了。最后，现代社会崇尚高消费和享受，没有人愿意再做苦行僧。因此，对死亡的不可解脱的恐惧，是现代人最大的人性的压抑。

由此可见，对现代人进行生和死的教育十分必要。自古以来，就有开展这方面教育的传统。中国古代的学者王充、范缜、陈白沙、王阳明、王夫之，还有庄子、贾谊、嵇康、陶渊明、张载、洪亮吉、梁启超等都就死亡问题进行过深刻的探索，文学家曹操、白居易、苏轼、李清照、文天祥、罗贯中、曹雪芹，以及近代的鲁迅等都就死亡题材写过不朽的诗文。国外则更多了，举其要者，古希腊罗马有德谟克利特、西塞罗、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爱比克泰德，还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欧洲近代有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费尔巴哈、叔本华、哈特曼、尼采、克尔凯郭尔、波德莱尔、斯威夫特等，当代有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雅斯贝尔斯、加缪、马尔库塞等，还有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拉季舍夫、施马尔豪森、梅奇尼科夫等，日本有铃木大拙、池田大作、幸德秋水、井上靖等，印度有泰戈尔、奥修等，以上诸人，或就死亡问题写过专论，或发表过精辟的见解，或留下奇妙的诗文。

苏格拉底把自己的死变成一堂哲学课，以教育门徒：他认为研究哲学就是为死亡做准备，哲学家终生都期待死。柏拉图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思索，奠定了西方古典哲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的每一认识都旨在认识自己将要死去及必然死去。

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生物学上揭示了个体生命的奥秘，这是人类生命死亡认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近几十年来，分子生物学的建立和发展，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遗传工程的产生，又开创了生命死亡认识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中，死亡问题成为人类医学、哲学、伦理学、人类学、教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诸多学科普遍探索的问题，也成为立法和公共政策关注的对象，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死亡学(Thanatology)正在形成。

当代人类死亡学的研究是在现代医学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开始于19世纪末有关学者对人类死亡恐惧的研究，直到20世纪末对死亡各个层面的研究，例如死亡心理方面的濒死体验的研究、死亡伦理方面的安乐死的研究、死亡哲学方面的死亡的超越的研究等。据统计，英语文献目录关于濒死、死亡和居丧的书籍(不包括文章)在1976—1986年之间出版的就有1700种，生物学家、医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都参与了对此问题的研究。

美国是死亡学研究最早的国家之一。在1912年美国罗斯威尔·帕克创用死亡学(Thanatology)一词的时候，该词的内涵主要涉及一般所理解的死亡概念，尤其是濒死者的反应。几十年后，才有学者开始以整合的科学知识及心理学的观点研究死亡的过程。1959年，赫尔曼·法伊费尔(Feifel)以行为科学观点编著了《死亡的意义》一书，为死亡观念、死亡教育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1969年库伯勒·罗斯(Kubler Ross)编著的《论死亡与濒死》(0n Death and Dying)、1970年沃伦(Veron)编著的《死亡神会学》、1972年罗伯特·卡斯腾鲍姆(Robert Kastenbaum)和露特·艾森伯格(Aisenberg)编著的《死亡心理学》等著作，分别从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对死亡现象进行了研究。除了死亡学著作的不断增加外，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许多大学及医院开始举办关于死亡、濒死、居丧的学术研讨会，大量有关死亡研究的论文得以涌现。死亡教育逐渐成为美国学校教育中的一门学科，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医院、社会服务机构等都开设了死亡教育课程。罗伯特·卡斯腾鲍姆等还设立了死亡教育研究中心。研究死亡的期刊也相继面世，如《死亡与濒死杂志》、《死亡教育杂志》、《死亡学杂志》等。1994年1月2日，哈佛大学在燕京图书馆举行了以“中国文化中的生死观”为题的研讨会，讨论题目包括“生死与宗教”、“人间与生死”、“藏族的灵魂观”、“明遗民的生死态度”、“辛亥革命与鲁迅的生死观”等，显示了美国死亡学研究范围之广博。

日本死亡学研究状况：日本出版界自1975年以后，有关死亡话题的出版物也迅速地增加，先后出版了《生与死的思考》、《人的临终图卷》等多本拥有众多读者的书籍，死亡不再是日本人避讳的话题。铃木正子(1990)曾就手边拥有的约150本有关死亡问题的书籍，按年代顺序进行统计，调查结果如下：1965—1974年为10%；1975—1984年为60%；1985—1990年为30%。自1973年开始，淀川基督教医院就以“临终照护”团队的形成，开展对临终病人及其家属的关怀照护。1977年成立了“死亡问题临床研究协会”，医学界也逐渐对于临终关怀的开展显示了相当的兴趣。1984年在上智大学成立了“生死问题研究会”，每年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目的是希望人们互相倾诉、安慰，进而寻求生活的价值，学习照顾濒死、临终病人及其家属，思索生命与死亡的意义等。  英国的死亡学研究的重点是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对濒死和居丧方面的研究。1967年西塞莉·桑德斯(cicely Saunders)博士在伦敦建立的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院，标志着现代临终关怀学的建立。德国注意对青少年开展死亡教育，组织中学生参观殡仪馆，让青年人直观人生的终点。德国出版的《死亡准备的教科书》成为受人们欢迎的关于死亡问题的书籍。法国、荷兰等许多国家的大、中、小学也都开设了死亡教育课，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世界发达国家有数以千计的学校将死亡教育列入教学计划，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前苏联理论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特别注重人的问题研究，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理论著作。例如，前苏共中央委员、哲学家协会主席弗罗洛夫早在1983年就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发表了《生死与不朽》一文，试图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观点来解决生死观问题。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后来，弗罗洛夫又在《人的前景》一书中对这个问题做了更深入发挥和阐述。弗罗洛夫是中国的老朋友，前几年逝世于上海。

新加坡认为信息技术已经过时，现在把国家战略瞄准在“生命和死亡的科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台湾地区多次举行死亡座谈会，台湾学校开始注重死亡学教育，台湾大学心理系开设“死亡学探讨”课程，听课者堂堂爆满。

长期以来，大陆理论工作者大多忽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人们用沉默来回避人类世代生活当中提出的“生命与死亡”这一重大问题。人们花许多笔墨和纸张讨论一些僵死的教条和空洞的道理，而对人们每天都会遇到、经常都在思索的切身问题却故意回避。

死亡问题在中国，被忽略了数千年，人们只用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这一笼统的提法掩盖一切，至于个体对死亡的感受，丧失亲人的痛苦，则不值一提，不然的话，就是私心太重，贪生怕死。在这方面的哲学思索更是受到长期的压抑。人们不敢研究个体对死亡的恐惧和忧虑。其实，这与传统社会中人性、人道主义被忽略、被搁置、被压抑有关。死亡问题是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一切宗教的目的就是要缓解人们对死亡的忧虑，一切哲学的思考都离不开死亡问题。西方哲人说：“研究哲学就是研究死亡。”  但中国现代和当代的学者在西方死亡学研究成果的影响下，逐步突破思想禁锢，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中国就陆续出版了一些探讨生死问题的著作，大多以译著为主，如《死之研究》(H．carringtonand J．R．Meader著，华文祺译，商务印书馆，1923)；《生与死》(E．Dater著，蒋炳然译，商务印书馆，1925)；《生死问题》(E．Teichmann著，丁捷臣译，商务印书馆，1926)；《科学的生老病死观》(朱洗著，商务印书馆，1936)等等。这些著作或从科学与哲学角度讨论生与死的过程、性质与意义，或追述历史上的灵魂观念并对其进行心灵学的探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些学者对死亡现象中丧葬习俗进行研究，偏重于史学、民俗学和考古学三方面。史学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1933)、冯友兰的《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1928)和郭昭文的《古今葬仪之比较研究》(1932)等。民俗学角度的研究，有顾颉刚等所记述的《苏粤的婚丧》(1928)以及其他见于《民俗》杂志的各地区民族丧俗的记述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对死亡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各种学科协同研究的新时期。这一时期，不仅翻译了一些国外的关于生与死问题的文章与论著，中国学者还从医学、哲学、心理学、文化学、伦理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等各方面对死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特别是90年代，对死亡问题的研究进入了高潮。这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有余芹等著《飘向天国的驼铃——死亡学精华》(1990)、崔以泰等著《临终关怀学》(1992)、常人春著《红白喜事——旧京婚丧习俗》(1993)、赵远帆著《死亡的艺术表现》(1993)、陈兵著《生与死——佛教轮回说》(1994)、郑晓江著《中国死亡文化大观》(1995)、南川编著《死文化》(1995)、毕治国著《死亡艺术》(1996)、何兆雄著《自杀与人生》(1996)、段德智著《死亡哲学》(1996、)、杨鸿台著《死亡社会学》(1997)、冯沪祥著《中西生死哲学》(2002)等。翻译的著作有《死亡心理奥秘》([美]库伯勒·罗斯著，余国亮等编译，1990)、《如何面对死亡》([英]葛培理著，余国亮译，1990、)、《永生的信仰和对死者的崇拜》([英]詹·乔·弗雷泽著，李新萍等译，1992)、《向死而生》([德]弗兰茨·贝克勒等编著，张念东等译，1993)、《死论》([德]E．云格尔著，林克译，1995)、《我们怎样死》([美]含温·纽兰著，褚律元译，1996)等。此外，许多有关死亡学、死亡教育的论文、译文也相继出现于中国的学术界，如《医学与哲学》杂志、《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临终关怀》杂志等发表了许多有关安乐死、临终关怀、死亡伦理和死亡哲学等方面问题的文章。

1988年天津医科大学临终关怀研究中心成立后，在推行临终关怀的同时，提出了“死亡教育”这一课题，并在多次全国临终关怀学术会议上开展了死亡与死亡教育的专题讨论，从而揭开了当代死亡教育的新的一页。

单纯依靠自然科学和医学不能解决生死问题，自然科学和医学有单面性、狭隘性的缺点。没有哲学、伦理学、人道主义思想的参与，重大的生死问题无法获得圆满的答案。例如，未来延长人的寿命的计划、生命的克隆复制等，都只属于生物学的狭隘范围，而人作为一种社会生物已经超越了生物存在的范同。要解答上述计划是否可行，首先应该从伦理哲学的角度寻求答案。再者，自然科学始终把生死两极对立起来，不能对永生的要求做出科学的解释，但在哲学思想中永生的要求可以得到相当的肯定，哲学把人的子孙繁衍看作他生物意义上的永生性，将其毕生的劳作看作他社会的永生性，将其艺术性的纪念物(文学创作、雕塑、绘画、戏剧等)看作一种文化的永生形式。

在文化上获得永生的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批评和他同时代的科学家不够明智，研究范围过于狭隘，忽略了道德方面的问题。在生物学获得重大发展，基因可以人工合成，遗传工程已经诞生，人对自身的生物过程可以直接施加影响的今天，我们重新思索托尔斯泰的话，深深感到这位思想家很有远见。我们不能把科学看成一切知识之源．对它盲目信仰，而落入“科学寻神派”的窠臼。只有把当代的科学和哲学、伦理学、人道主义等结合起来，才能解决生、死和永生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不怎么轻松的任务。

历来人们对死亡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死亡教育和性教育都是研究的禁区。美国文学家艾略特(T.S.Elliot)在1995年强调说：“死亡教育和性教育是同样重要的大事。”因为这两者都是人生的大事，性生活是人生大事，自不用说，而面对死亡，也同样是人生大事。对此两者避讳不谈，是不正确的态度。如果对性不了解，会影响性生活的品质，甚至会导致婚姻破裂。若对死亡问题避而不谈，但迟早都会面临，到时就会慌乱、手足无措、失去很多正确而且人道的处理机会。

死亡是什么?一生写过20部著作的美国生死学家、芝加哥大学库伯勒·罗斯教授(E．Ross，1926—2004)说：死如同生一样，是人类存在、成长及发展的一部分。死亡是我们生命整体的一部分，它赋予人类仔在的意义，它给我们今生的时间规定界限，催迫我们在我们能够掌握的那段时间里，做一番创造性的事业。

很多人以为死亡是一种威胁(threat)；罗斯教授的看法不同，她认为死亡是一种挑战(challenge)，而且是一种人人会碰到的挑战，你不可能让它不挑战你，因为每个人都会死，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亲人的死亡。人要如何面对这种挑战，如何有尊严地回应?这就是生死学的重要意义所在。

我们应如何以正确的态度，高明地迎战死亡呢?罗斯教授说：应该把死亡看作你生命旅程中的一位无形而友好的伴侣，它温和地提醒你，不要等到明天才去做你认为更有意义的事，现在就去做吧，因为你正在走向坟墓，当你接到最后的通知时，你可能没有时间与精力了。

我们应每天想一想自己的死，这样，我们就会改变目前的无意义的生活方式，抓紧时间做些必须做的事情。

我们应想一想你所爱的一个人的死，想一想你要跟他说些什么，你应该如何跟他共度最后的光阴。

库伯勒·罗斯的著作终结了数百年来西方文化中对公开谈论和研究死亡的禁忌，使死亡学成为一门公认的医学必修课。被誉为生死学大师的她，在1997年的自传《生命之轮》(The Wheel of Life)中写道：“死亡可以成为最伟大的人生体验之一。如果你每一天都生机勃勃，那就会无所畏惧。”她还说：“死亡不过是肉体的脱落，就像蝴蝶蜕去茧壳。它是向更高级意识状态的演进，你可以在其中感受，理解，欢笑，并可继续成长。”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将她评为20世纪“百个大思想家之一”。

本书从全新的角度对生命和死亡问题进行全面的论述，旨在消除读者在这些问题上所感到的空虚、沮丧、悲观、绝望和恐惧，使人们能采取积极进取的人生观。鉴于生命和死亡的学问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本书内容涉及人生哲学、生命学、死亡学、老年学、文学、史学、社会学、医学、生物学、遗传学、达尔文进化论、科学学、养生学、佛教和基督教教理等多方面。本书绝不是一部单纯谈论死亡的书籍，而是一部告诉大家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完满充实地度过一生的著作。本书所引用的见解大都出自古今中外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之口，这些见解或是科学界已普遍公认的发现，或是影响极为深远、深入亿万人心的千古不易之论。凡是道听途说，报刊上大肆渲染而未经确证的，或个人未成熟的看法，本书概不收入。这样，读者诸君读到这些先哲圣贤的不朽之论，必有耳目一新之感，再与自己平时思索的心得相对照，必定大有收获。

死亡并不是专属于老年人的。死神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每个人的头上。生存乃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随时可能跌落进去。怎样对待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应当学习、应当深思的。

尊敬的读者们，最后让我谈一谈我为什么要研究生死学。当代生死学大师罗斯教授说：“我们认识的豪杰，乃是那些遭过失败，受过痛苦，经历过奋斗，遭受过损失，以及从苦难的深处找到他们的路子的人。这些人对于生活具有了解与敏感，豪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称不上豪杰，但我算得上罗斯教授所说的从苦难的深处找到路子的人。下面就是我个人的经历：

我是父母亲的最小的儿子，父母亲给予我许多特殊的照顾，因而多少引起哥哥姐姐们的一些嫉妒。父母亲用殷切期望的目光，看着我长大成人，甚至打算送我出国留学。但随后的境遇，毁掉了父母的梦想。我高中毕业时，母亲常常暗自抹眼泪，当时我不懂得母亲的心思，以后渐渐明白了：哥哥自从离家读大学后，就很少回来探望父母，因为他已在外地结婚生子，成家立业。现在轮到我离家读大学了，母亲怕我步哥哥的后尘，从此也一去难返，故偷偷抹泪。

但我的大学梦并没有哥哥那样顺利，才读了一年多，就被划成右派，送往广东三水农场劳动教养，这件事对父母亲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亲朋们都和我划清界限，惟有母亲永远不会抛弃沉沦的儿子，她按月给我寄钱寄物来，不断写信鼓励我，正是母亲的来信支持着我，使我度过了4年漫长难熬的劳教岁月。

在劳教场所，我十分怀念家乡，并且把家乡想象得十分美好。可当我终于获释回到阔别6年的家乡湖南省邵阳市时，发现家乡并不如我想象的模样。往昔那种丰衣足食的情景不存在了。普遍的食物缺乏，一家人每餐都得分饭吃，市场萧条，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父母亲比以前苍老了许多，他们花钱买的一处旧房被强占了，当时住在一所比以前更差、更简陋的房子里。父亲虽已退休多年，身体有病，但仍应聘在各地指导修筑电站。他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地方需要他，同时也为了赚点钱贴补家用。当时父母亲还要养育哥哥的两个小孩。

全家人无比高兴地迎接我的归来，特别是母亲，她反复念叨着“我的儿子回来了!”这句话，起码念了10多分钟，其他的话一句也说不出。

父母亲希望我回来能振兴家业，不幸的是，我大大辜负了他们的殷切期望。当时的客观条件也制约了我，阶级斗争的口号喊得越来越响，像我这种政治背景的人到处受到排斥。父亲利用各种关系，想为我谋一份工作，可都被拒之门外。街道居委会只要求我干义务劳动，有报酬的活极少轮到我的头上。父亲还得用他那份有限的退休金来养活我。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在一家建材厂干极重的体力活，工厂领导赏识我的劳动态度，想让我长久在工厂里干活，但居委会认为这样不利于“监督”我，强行要工厂将我解雇。我又回到了街道，除了义务劳动外，还得承受沉重的政治压力。1967年，形势似乎有了松动的迹象，我在一些朋友的建议下，前往广州某大学申诉，就是这所大学将我打成右派，并毁掉我的前程的，我希望能获得平反。我在那所学校里找到了一些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他们都同情我的遭遇，但不敢采取什么行动来帮助我。我一无所获地又回到家乡，父母亲仍旧笑脸相迎，他们温言婉语安慰我，劝我耐心等待“文革”结束，或许那时会有机会。

1969年春节到了，这是我和父母亲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我在父母身旁度过20多个幸福的春节，每次都是母亲操持一切。这年春节也一样，母亲做好了丰盛的饭菜，供全家享用，还亲自酿酒待客。虽然她已经70多岁了，可她勉强支持着自己瘦弱的身躯，每天从早到晚，劳作不息。

1969年春节的气氛格外宽松，由于派系斗争，出现了无政府状态，群众中一些旧的习俗又恢复了，甚至互相请吃春酒。但这种祥和的气氛是反常现象，是飓风即将来临前的十分短暂的平静。不久，新的领导班子成立，无政府状态结束，开始了严密的清查行动。不用说，我是重要的清查对象，因为我公开翻案，罪上加罪。派出所的干警一再要我交待“翻案”的经过。不久，一个支持我翻案的造反派小头日被判了7年徒刑。

我的一个在医院丁作的表姐(原先是我的嫂子)是“摘帽右派”，在清查运动中也自缢身亡了。这件事对父母亲的刺激很大。

父亲退休在家，从未参加过“文化大革命”，但清查运动的锋芒也临到了他头上。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和父亲在家里看报，母亲上街买菜去了，绝没想到会祸从天降。忽然几个不速之客推门而入，父亲见是发电厂的同事，连忙让座。这些人问起抗日战争年代的一件往事。父亲说，这件事在历次运动中已做了结论，为何旧事重提?但这些人强词夺理，断然否定历次运动的结论，声称要重新审查。我知道和这些人讲理是没有用的，便提笔代父亲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这些人临走时，通知父亲当晚去工厂里开会。

晚上我陪父亲去工厂里开会，他们勒令父亲站在台上，给他戴了一块大牌子，卜面写着“反革命”三个大字。

父亲一生忙于技术工作，本和政治无缘，可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邵阳光明电灯工厂任惟一的工程师，而这家工厂又是全城惟一的现代工厂，敌机来袭时，全城的灯火管制和放警报的指挥工作便落到了父亲的头上，国民政府以防止汉奸混入工厂破坏防空工作为借口，强令父亲担任一个职务，这是一个空头衔，并无实际意义，何况是为了抗日，父亲也就接受了。没想到这件事在25年后，为父亲招来了“反革命”的头衔。

往下是接连不断的批斗、写材料、集训……把父亲整得死去活来。我现在依然记得父亲第一次游街时的情景：两个身强力壮、二十余岁的年轻人口里咒骂着，用一根绳索拖着气喘吁吁、步履蹒跚的父亲前行。我被这情景吓呆了，没有冲上前去保护父亲，这给我留下了终生的悔恨。我失魂落魄地走回家中，把这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预感到会出事，急得眼泪直流。我被感动了，跑出门去寻找父亲，可跑遍了全城，都没有找到，发电厂内外都不见父亲的踪影。

深夜，父亲回来了。在游街时他摔了一跤，摔得头破血流，他自己跑到一家医院做了简单的包扎，止了血。我最后看到的父亲就是这副目青鼻肿的样子，因为几天后，我就被抓捕，从此再也没有见到父亲的面了。

我被抓捕前，有一个知情人告诉我，造反派即将采取旋风般的打击行动，他劝我到另一个地方暂避。但我犹豫不决，改不了筑室道谋的老毛病，没采取任何行动。这时是9月。

就在这个月，造反派采取了三次旋风打击行动，我是在9月3日的第一次旋风行动中被捕的。当天晚上8点钟左右，街上已经抓了不少人，我感到形势很紧，跑到一位朋友家中，想和他商议个办法，可那朋友也心慌意乱，没有主意。他自己后来也被捕了。

我抱着希图幸免的心理回到家中。母亲见我回来了，十分着急地问道：“你跑到哪儿去了?不要随便乱跑啊!人家已经上门来查问呢!”

这说明我已经被监视起来了，我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恐惧，这恐惧转化成怒意，我竟顶撞母亲说：“我出去一下有什么关系?干吗管得这样严啊!”

母亲受到顶撞，心里很难受，再没有多说话，就回房休息去了。这是母亲和我在正常情况下的最后一次谈话。我为自己与母亲永诀前还顶撞她而感到终生悔恨。

我也熄灯就寝，心里认为自己今晚很难幸免，因为门口就坐着一个监视我的人。

我们住的是一个四合院，前面有两扇大门。晚上ll点钟左右，一群抓捕我的人真的来了!他们凶猛地捶击大门，隔壁那个监视者立即把门打开。我断定这些人是朝我来的，急忙跑到母亲房中，十分恐惧地对母亲说：“这一定是来抓我的!”

母亲临事总是很镇定，这是她的坚强性格所致。这一次也同样，她没有多说话，也没有恐惧表情，只是命令我说：“快跑!陕跑!”

母亲这两个字的指令是说：即使抓捕的人已经到了大门口，我应当从后门逃走，留下她这个七旬老妪来应付一切，阻挡一切。

母亲的指令是有理由的，当时乡下正在杀人，资江上偶尔能见到漂着的尸体，这些人都是那时所谓的专政对象。我家一个亲戚的孙子在乡下也被杀了。邵阳市已成了一个只有片刻安宁的孤岛。在这种情况下被捕是很危险的，所以母亲命令我“快跑”，保住性命再说。

但我没有勇气逃跑，只好束手就擒。

母亲见我这样没用，只好亲自出面，为自己的小儿子的生命做最后的拯救。她面对那些凶恶的造反派，为我申辩。她说：孩子被打成右派时，才只17岁，即使有什么错误，也是少不更事，当时已经为此受过一次处分，不应该在11年之后，又一次加以惩罚。母亲当时十分担心我会死于造反派的皮鞭之下，因而声嘶力竭地向他们央求、哀诉，希望我能得到他们的豁免。我那次奇迹般地幸免于难，恐怕是母亲的精诚所致。可更不幸的是，不出10天，母亲自己却丧生于造反派之手。母亲临死的前一天，还在为我做饭、送饭，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

10余天后，我在拘押营中得知了母亲死亡的消息。不久，从探监的侄儿口中，知道父亲也随即死亡了。

两个月后，我终于获释，方才得知父母死亡的经过：母亲死于9月13日，也就是所谓开展第二次旋风运动的那一天。那天晚上，电厂的造反派来我家抄家，他们要父母亲交出武器、发报机等，结果什么也没找着，只找到少量银行存款，还有几件首饰(这是母亲往日生活的纪念品，后来鉴定只值几百元人民币)。母亲为了保护父亲，承担了一切责任，把造反派打手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造反派打手们把母亲吊打了一整夜，并实行车轮战，这一批走了，另一批又来，其中以“保派”打手下手最重，“造派”打手下手略轻，母亲死于天亮时分。打手们为了掩饰他们的罪行，毁尸灭迹，至今我未找到母亲的遗体。

父亲死于母亲逝世半个月后，据说是从电厂宿舍的二楼上跳下来的，但我从未找到父亲的遗书，据许多当事人讲，父亲是被打手从楼上推下摔死的。

我从此永远失去了父母，也永远失去了家庭的温暖。自父母死后，我又苟活了30余年，但过的是一种毫不幸福的生活，我感到的只是生活的无比沉重的压力，在生活中找不出丝毫的乐趣，我多么怀念我的父母双亲啊!

以上是我自己九死一生的一段经历以及我父母的不幸遭遇，往事像梦魇一样始终萦绕着我，使我无法安眠，以往痛苦的经历多次在我的梦中出现，研究生死哲学是我寻求解脱的良方。

这部书稿写作时间较长，从1983年开始，前后达二十余年。问世之前，已被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评为优秀哲学著作，由湖南省动用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出版，出版后又被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评为获奖优秀著作。

但本书稿第一次出版只印了500册，读者多不知道这本书。幸有湖北人民出版社两位编辑王建槐先生和程小武先生专程来湖南组稿，他们看到这本书，决定重新修订出版。这次修订不但增补了不少新内容，删除了个别过时的章节，而且增加了许多图片，力求图文并茂。本书能以新面目问世，乃上述二位先生之功。

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参考了一些中外典籍和名家新著，这些书已在前言中列出，另外还选用了一些现代画家的作品，在此向这些学者、作家、画家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吴兴勇

2005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