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国新闻发展史的脉络，追溯近现代中国报业历程，分析新文学理论的经典论著！本书为“长江新闻传播系列丛书”的其中一册，收录了方汉奇有关中国近代传播思想，报业发展新闻学教育的宏观分析，以及对近代名记者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具有很高的史料和理论价值。

探究中国新闻发展史的脉络，追溯近现代中国报业历程，分析新文学理论的经典论著！“长江新闻传播系列丛书”由李嘉诚先生资助的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是新闻史论的经典之作，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师、研究人员的重要参考书，也是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教辅资料。本书为丛书的其中一册。

总序

第一系列(六篇)

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

关于新闻史研究的几点体会与建议

花枝春满蝶舞蜂喧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

新中国五十年来的新闻史研究

第二系列(五篇)

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

跋《开元杂报考》 

中国封建社会言论出版禁令考

清代的北京民间报房与京报

太平天国的信息传播与革命宣传活动

第三系列(九篇)

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

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

七十年来的中国新闻教育

于右任主持时期的《神州日报》 

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江报》 

清末的《京话日报》 

《东方杂志》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

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

十月革命在中国报刊上的反映

第四系列(九篇)

章太炎与近代中国报业

发现与探索

——记祝文秀和她所提供的有关邵飘萍的一些材料

邵飘萍是共产党员

鲁迅的报刊活动和他的办报思想

鲁迅的报刊编辑活动和他的严谨的写作态度

鲁迅对某些报刊的批判

俞颂华先生二三事

一代报人成舍我

怎样评价胡政之

第五系列(三篇)

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一百年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闻事业

中国加入WTO后内地报业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第六系列(三篇)

东瀛访报记(上) 

东瀛访报记(下) 

美国记者的爱恨中国情结

第七系列(三篇)

电脑网络、电子信和发展中的电子报刊

互联网络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法轮功与互联网

第八系列(报史札记13则)

我国早期报纸上的长篇连载

我国早期报刊上的新闻照片

早期的新闻电讯

记莫利逊

早期报刊上的社会调查

鲁迅与邵飘萍

明星在这里殒落——黄远生被刺现场踏勘记

喜见明代报纸

在大英图书馆看报

印象最深的一次学术研讨会

爱国报人彭翼仲

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外国留学生和外国访问学者

徐凌霄和他的《古城返照记》 

第九系列 新闻史书序选(20篇)

夏林根等著《中国近代名记者》序

吴廷俊著《新记大公报史稿》序

陈昌凤著《香港报业纵横》序

王士谷著《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序

程思远等著《桂系报业史》序

程曼丽著《蜜蜂华报研究》序

张赫玲等著《中国地市报业史志汇编》序

万枚子等著《张友鸾先生纪念文集》序

冯并著《中国文艺副刊史》序

程曼丽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序

朱世良主编《岁月留痕——“老新闻”讲述的故事》序

徐培汀著《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序

张守宇等著《东北新闻史》序

萨空了著《萨空了文论选集》序

于友著《记者生涯缤纷录》序

陈扬明等著《台湾新闻事业史》序

卓南生[新加坡]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序

李磊著《述报研究》序

徐培汀著《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序

“曹聚仁研究会”主编《曹聚仁研究》序

后记

清代北京的民间报房与京报

清代的民间报房主要集中在北京。它们的鼎盛时期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这六朝。

早在清代初年，北京城内就有以私人名义从事抄报活动的人。他们多数是衙门中的低级胥吏，本职工作之余，以刊刻抄发邸报作为自己的副业。见于文献记载的顺治年问的吏科书办茅万懋，就是其中的一个。顺治十三年，他因冯应京伪造御批案受到牵连，在刑部受到审讯时，曾自称：“我是刻报营生之人”，并且说道“这刻发报生意，原不能尽行刻发，冯应京既说是旧本的事，故此不曾问他，就刻发了”等之类的话。可见当时确已有人以刻发报纸为营生。他们所刻发的报纸主要刊载一般的谕旨和章奏，因而也被混称为邸报，但显然带有私营性质，并非官报。雍正元年谕旨中提到的“凡提塘京报人等”，和康熙五十三年谕旨中提到的“各省提塘及刷写报文者”，其中的“京报人等”和“刷写报文者”，除了指提塘主管的报房中人外，很可能也兼指他们这一类人。他们的办报活动，是清代民报房活动的先声。

由于雍正和乾隆初年都曾经禁止胥役市贩买阅邸报和私抄邸报，获准公开发行邸报的，在当时仅限于提塘及其所设的报房，因此清代民间报房的出现和盛行，很可能是乾隆中叶以后的事情。保存下来的清代民间报房的报纸，均出版于乾隆中叶以后，也证明了这一点。

清代民间报房是怎样诞生和怎样发展起来的?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长白山人在《北京报纸小史》中所说的：“当年东华门外，设有白本报房一所，该所雇佣数十名文贫，由内阁领到宫门钞，众文贫分写数百本，派人送投各衙门，各大员邸第，……但因代价昂贵，中下级官吏及商民等无力订阅，于是黄皮报房应时而出。……经营黄皮报房者，均为山东人，所谓京报房是也”一种是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所说的：“据北京报房中人言，清初有南纸铺名荣禄堂者，因与内府有关系，得印《缙绅录》及《京报》发售。时有山东登属之人，负贩于西北各省，携之而往，销行颇易。此辈见有利可图，乃在正阳门外设立报房，发行《京报》，其性质犹南方之信局也”。

P152-153

新世纪之初，中国新闻界面临空前机遇，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力提升，正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迈进，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传媒生态，而刚结束的SARS风暴危机又赋予了中国媒体更强烈的新闻使命。在全球化、数码化、信息化的时代浪潮中，中国新闻业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要深化改革，发展自己的道路、特色与方向，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就是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中诞生的。

1981年，知名企业家李嘉诚先生在家乡汕头创办了汕头大学；2000年，汕大成立新闻系；2003年初，汕大在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下，又成立了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学院创办之始，就倡导教学与研究并重，并且成立出版部门以配合教学与科研，在汕大出版社协助之下策划“长江新闻传播系列丛书”，重点出版新闻史论和新闻实务的原创性学术研究成果，另将逐步推出传媒译丛，引进国际新闻传播经典著作与工具书，以体现学院实务与理论并重的办学理念。

史学与理论乃学科之基础，故丛书以“史论篇”为核心，其中又首先出版当代新闻史大师方汉奇教授和宁树藩教授的个人文集。方、宁二师是中国新闻学界的权威，专著给汕大出版，反映他们对年轻的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及新一代学者的期许。我们在此将方、宁二师的著作呈献给所有关心中国新闻学术发展的朋友，作为本丛书给读者的见面礼。

两师桃李满天下，对本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卓著，治学严谨，对学问执着追求。他们在文集序言和后记中，不约而同道出了学人的肺腑之言，为后学树立楷模：“发现是没有止境的，探索也是没有止境的”(方汉奇语)、“此生不息，探索不已”(宁树藩语)。

另外，新闻改革必须植根于民族与文化的传统，在历史长河中寻回中国新闻学的精神和源头。只有了解百多年以来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坎坷和盛衰，才能洞悉现在，掌握未来。方、宁两师见证了半世纪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起伏，文集涵盖中国新闻史研究之全貌。我们对中国新闻事业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承先启后，责无旁贷。

“国际本土化”、“本土国际化”是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追求。中国新闻传媒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既要保持本土特色，又要与国际接轨，争取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新时代呼唤新思考、新理念。在探索独具特色的发展途径的同时，诚望“长江新闻传播系列丛书”能成为国内外教育机构及新闻媒体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为中国新闻媒体的改革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李嘉诚基金会对本丛书的赞助，更代表了基金会对教育事业的一贯承担，谨此致以谢意。

年轻的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是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也容许我们采用国际传媒教育的先进模式，以高起点、国际化的定位参与国内新闻教育事业。我们相信，中国新闻教育还必须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术理论，进而指导新闻实践。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2003年10月于北京

我开始对新闻史感兴趣，是从收集历史性报刊开始的，时间是1944年。当时还只是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从那一年起，到1953年止，累计收藏的各种历史性的报纸，包括中法战争时期出版的《述报》和戊戌变法时期出版的《强学报》、《时务报》等珍稀报纸在内，已超过3000种。其问还曾举办过一次在当时颇有点影响的个人“报展”，后来这批藏报已全部赠送给了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的资料室。

开始学写新闻史方面的文章，是在念大学新闻系三年级的时候，时间是1948年。记得第一篇习作的题目是《早期的小报》，是记述清末李伯元等人所办的《消闲报》、《游戏报》等之类的小报的一篇文章。写成后寄给上海《前线日报》附出的“新闻战线”专版，居然被全文刊出，连载了好几期，才全部刊完。后来，读了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所写的《支那政治习俗考》一书的译文，看到了这部书从《宋会要辑稿》中引述的大量有关宋代“邸报”和“小报”的材料，辗转从图书馆里借到了由清末民初学者辑录的这部煌煌巨著，又开始对宋代的新闻史发生了兴趣，尝试着写过一篇题为《两宋的新闻事业与新闻自由》的文章，送给师友们看了看，得到了一点鼓励，有的人还建议我寄给当时在南京出版的国内唯一的新闻专业刊物《报学》杂志去发表。因为解放军陈兵江左，渡江战役即将打响，那份杂志仓卒停刊，发表己无可能，那篇东西也就被扔进了字纸篓。

上面提到的那一段时期，即从1944到1949共五年的这段时期，是我和新闻史打交道的第一个时期。这段时期，虽然也干过一点和新闻史有关的事情，但当时主要的兴趣还在念好有关新闻学的各项课程，争取毕业后当一名出色的记者，新闻史只能算是一种“业余”的实际上是“课余”的爱好。还没有把它当成自己的正业。

把新闻史研究当成自己的正业，是从1950年开始的。这一年3月，我应时任上海新闻图书馆馆长马荫良先生的邀请，到这个专业图书馆的研究组从事《申报》史料的整理工作。当时我单身一人，尚未成家，工作和吃住都在馆内，除了睡觉以外，几乎全天候的和历史上的那些旧报打交道，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通读了几十年的《申报》和其他旧报。积累了一些可供研究的新闻史方面的材料。其问，还应黄嘉德教授的邀请，去他担任系主任的圣约翰大学新闻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这个系并人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讲过一些新闻史方面的专题。当记者的梦圆不了了，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由此成了自己的正业。

1953年，我被正式调到新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专业任教。那一年8月23日报到，9月1日一开学就上讲坛，讲的就是中国新闻史。算是正式步入新闻史的教学岗位。从那时到现在，我已经在高等学校的新闻院系教了近50年的新闻史。其中有10年在北大，有40年在人大。如果加上前面提到的那两段时期，我和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已经打了近60年的交道，可以说这一辈子基本上是在新闻史这门学科的圈子里度过的。

回过头来看，这几十年来，我所从事的主要还是新闻史教学方面的工作。但教学又必须有一定的科研作支撑，才能够逐步的有所提高，因此不得不时时关注新闻史教学和新闻史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一点探索，写一点小文章。近十年来，参加了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活动，又逼着自己对全国新闻史学界关注的问题和这个学科领域面上的情况，作一些调查和研究，同时还应邀为一些新闻史学者的专著写过一些序。收入这部文集的，大体上就是以上这几方面的文字。是从近150篇的同类文字中摘选出来的。其中的大部分都曾经在当时的报纸和专业刊物上发表过。

由于建国以后的前二十几年，高等学校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政治运动较多，下乡下厂的劳动较多，教学研究的时间很难保证。新闻史的教学在整个新闻学的教学计划中，也没有受到重视。这一情况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发展到了极致。这些在这部文集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即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拨乱反正以后写的。前此写的也有，但不多。“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则几乎是空白。整个新闻史学界的情况如此，个人的，情况也是如此。

收入这部文集的，大部分只能算是个人在新闻史教学研究这块园地上从事耕耘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在新闻学特别是新闻史研究的历史长河中，它们是微不足道的。形象的说，只不过是它们的作者在浩瀚无垠的新闻学和新闻史研究的沙滩上，拾到了稍稍值得一顾的几只贝壳而已。把它们裒集起来，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方便。如果它们对新闻院校的师生、海内外的新闻学者和中国新闻史的教学研究工作者还能够有点可供翻检和参考的价值，我就于愿己足了。

这部文集原来打算用收入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发现与探索》作为书名。因为觉得它和收入集中的那些文章名实相符，比较贴切。收入这部文集中的某些篇章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可能有些许发现，但更多的则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探索。在科学研究上，发现是没有止境的，探索也是没有止境的。我希望比我年轻的新闻学者和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在这个学术领域内，继续耕耘，不断地做出新的探索，不断地有新的发现。

方汉奇

2003年3月8日于北京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