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偏僻性乖张的贾宝玉，沉溺过往云烟的贾母，依恋权势物欲的王熙凤，苦于爱恋的林黛玉，将自己定为贤妻良母的薛宝钗……《红楼梦》里刻画了众多形象鲜明、性格迥异的人物。本书是著名红学家李希凡历时三载的封笔之作，透彻分析《红楼梦》人物多达六十多人，是百年“红学”的又一部力作。

有人告诉我，一位红学权威正在反对人们写《红楼梦》人物分析的文章。我想，这种限制，正像在“红学”排斥小说研究一样的荒唐和可笑。因为《红楼梦》写的是人，即使写神、写情、写景也依然是写人；文学是人学。

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用脱离社会、脱离时代的人性善恶、生命意志，是不能对《红楼梦》如此复杂而众多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个性形象，进行准确而透彻的分析的。

正如爱新觉罗·永忠所赞美的那样：“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中，哪怕是偶一出现的小人物，也都有着不可重复的个性化的精彩，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红楼梦》与明清人文思潮代序／1

围绕着“老祖宗”……

——贾母论／1

“钟鸣鼎食之家”的守礼君子

——贾政论／16

“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论贾府诸爷们儿的末世形象／31

贤德媳妇·慈爱母亲·信佛的“大善人”

——王夫人论／48

“你倒也三从四德”

——论邢夫人／64

贾太君座上一“清客”

——薛姨妈论／74

“不过是那阴微鄙贱的见识”

——论赵姨娘／84

“行为偏僻性乖张”

——贾宝玉论／98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林黛玉论／122

“可叹停机德”

——薛宝钗论／150

“都知爱慕此生才”

——王熙凤论／171

“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

——贾探春论／194

“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

——史湘云论／213

“三春争及初春景”

——论贾元春／230

“懦小姐”与“孤介士”

——贾迎春与贾惜春性格略说／239

“金玉之质，终遭泥陷”

——论妙玉／250

“如冰水好空相妒”

——论李纨／260

丢了魂儿的秦可卿／269

“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论晴雯／280

“平生遭际实堪伤”

——论香菱／298

“一辈子不嫁男人……乐得干净呢”

——论鸳鸯／310

在“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中行走

——论平儿／322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论花袭人／331

“一片真心为姑娘”

——论紫鹃／344

丫头群中二“情烈”

——论金钏儿自尽与司棋被逐／355

“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

——大观园丫头群掠影／365

梨香院的“离魂”

——十二小优伶的悲剧命运与龄官、芳官、藕官的悲剧性格／380

尤氏姐妹的悲剧人生／394

“品味”刘老老／402

说薛蟠／411

“那都是办大事的管家娘子们”

——论荣国府“另类”女性的众生相／419

两个快嘴的小厮

——漫话茗烟和兴儿的个性化的创造／435

以小即大

——释焦大醉骂／444

附录

关于建国初期两场文化问题大讨论的是与非

——答《文艺理论与批评》记者问／449

后记／461

贾母既会恣情行乐，又会尽情享乐。第四十回、四十一回刘老老逛大观园的那些篇章，尽管主要是塑造了刘老老这个复杂的村妪形象及其多面性格，但是，假如没有这位整日寻求新鲜消遣的“老祖宗”，凤姐又如何能组织起这样一场有声有色的演出，而且恰恰是在刘老老的眼里，才能产生强烈的对比，使这两位贫富悬殊、地位迥异的老妇人的形象，在相互映照中，形成一种气韵生动的艺术情趣。王昆仑先生称赞这节描写是“作者有本领使这两个年龄相近而地位悬殊的老妇人，一个从天上讲话，一个在地下应声，竟能说得那么和谐有趣”。其实，反映生活中的复杂矛盾，创造雅与俗相映成趣的艺术境界，这正是曹雪芹这节描写的魅力所在。

总之，围绕着贾母的活动，曹雪芹描绘出一幅幅贵族之家的行乐图，虽然不外乎做寿听戏、猜谜说笑、赏花步月、开宴游园，却都在细腻、逼真中蕴藉着浓郁的生活情趣，显示出作者得之于心、传之于手的独特的艺术创造。哪怕是对大观园，作者虽在第十七、十八回有意地安排了贾政等人作了一次周密的“旅游指南”，通过他们的边走边评，极力渲染了大观园的旖旎风光；在元妃归省的篇章里，又突出了它的雍容华贵，但那毕竟还是写的省亲别墅的皇家气派，矫揉虚饰，不得见芳园的“天然图画”。何况如脂评所说，作者营造大观园的用意，是在于“借元春之名而起，再用元春之名以安诸艳”。这就是说，大观园是为“十二钗”而创造的。它的花红柳绿的旖旎风光，只有在十二钗“家居”活动时，才能作为美的境界显示其“天然图画”的魅力。《红楼梦》第十七、十八回以后，作者多次通过那些女主人公们，特别是宝黛的生活、活动，进行局部的皴染，那境界和魅力，就显得亲切和自然多了，但大观园家居“全景”的自然风光，却又是这“两宴大观园”，我们有幸借刘老老之光，随这位“老祖宗”登堂入室，才逐渐饱满、丰富起来，而作者的“象外意”——反映大观园的穷极奢侈的生活与排场，也正是得力于这贫富悬殊的两位老妇人的对比描写，才给读者留下强烈印象的。

P8-9

《红楼梦》与明清人文思潮

《红楼梦》的写作年代与曹雪芹的织造世家 据《石头记》手抄本的干支排列，《红楼梦》的写作，大致是在清代乾隆初年，因为最早纪年的“甲戌本”，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高鹗的第一次活字印本《红楼梦》“程甲本”出版，已是手抄本流传近四十年之后。诸手抄各本最多为八十回(即“庚辰本”，其中还有脂砚斋评语明确讲到的补写的两回)。以后广泛印行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程伟元、高鹗虽在1792年(程乙本)卷首《红楼梦引言》中说“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但在“红学”研究中一般都认为，这是假话。实际上后四十回乃高鹗续写。高鹗则晚于曹雪芹近半个世纪。

曹雪芹的家世自需专题探讨，但他的身世又的确与他的思想以及《红楼梦》的创作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也不能不有所涉及。

据已有的考证定论，曹雪芹名霑，字雪芹，出身于清王朝皇室“包衣”。始祖曹锡远“从龙入关，归内务府正白旗”。其后为高祖曹振彦，曾祖曹玺，祖父曹寅，父叔辈曹颙、曹頫。曹振彦曾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阳和府知府两任地方官；从曹玺开始，“出任江宁织造，以后专差久任”；曹玺去世，康熙皇帝玄烨即命曹寅协理江宁织造，随后出任苏州织造，并兼任江宁织造，两年后专任江宁织造，又曾兼任两淮盐课监察御史，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3年)去世。康熙又两次命其子侄曹颙、曹頫连续接任。曹寅母孙氏(玺妻)系康熙乳母，寅十三岁即入宫侍读，任御前侍卫，深得康熙信任。曹寅织造任内，康熙六次南巡，曹寅四次主持接驾。从曹寅父子给康熙的奏折和康熙的批语中也可看出，在一段时间里，曹氏家族与清皇室关系密切，曹寅的两个女儿，都是经过康熙指婚，选作王妃。《红楼梦》所谓“赫赫百年”的荣华富贵，自是有作者身世的影子。《红楼梦》第十六回王熙凤与赵嬷嬷闲话中提到的江南甄家接驾四次的盛况：“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赵嬷嬷的结论是“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这也可视为曹雪芹“秦淮旧梦”中的“假语村言”的真情吐露，因为曹寅父子在三任织造任内，一直在用“盐余”赔补“曹寅亏欠”。

在曹玺、曹寅的织造任内，康熙还给过他们特殊的“任务”，即访查江南的吏治民情，向康熙做专折奏报。曹玺、曹寅父子都多才艺，广交游，特别是曹寅，又长吟哦，擅书画，喜小说，酷爱作剧曲。现存《楝亭诗钞》八卷、《楝亭诗别集》四卷；《楝亭词钞》一卷、《楝亭词别集》一卷；《楝亭文钞》一卷；另有杂剧《北红拂记》、《太平乐事》、《虎口余生》、《续琵琶》四种。曹寅的藏书也极丰富，至今时有发现。他又喜刻书，刻有前人文字音韵书《楝亭五种》、艺文杂著《楝亭藏书十二种》，校勘工作做得极为精细。康熙内廷御籍多命他董督，“雕镂之精，胜于宋錾”。现存《全唐诗》，即曹寅兼任两淮盐课御史时在扬州主持刊刻的。

由于康熙给曹寅的“访查”的特殊使命，也因为曹寅的人品与爱好，使他在那“江南士子不附”的年代，与不少江南名士有密切的交往，如善书画的张见扬、梅庚，擅诗词的朱彝尊、施闰章、陈维崧，戏曲家尤侗、洪舁等，都是曹寅的好友和楝亭的座上客。自然，曹家也会有不少自己的幕僚。可以想象，他们时相唱和，以至聚会观赏，在当时的江南名士群，也曾是一番盛事。

曹雪芹究竟生于哪一年，目前只有一个“约略”的推断——“约1715年”。曹雪芹在江宁织造府或扬州盐课御史衙门究竟生活过多久，也需要确切的考证。但从雪芹挚友爱新觉罗·敦诚、敦敏的“扬州旧梦久已觉”、“废馆颓楼梦旧家”、“秦淮旧梦人犹在”、“秦淮旧梦忆繁华”等相互酬唱的诗句中，却可看出，在他们的交往与交谈里，也时相涉及金陵和扬州旧事。这一方面说明曹雪芹离开江宁和扬州时年龄不可能太小，另一方面也说明，曹寅所创造的诗书翰墨的环境，以及他的文艺修养，对孙子的文学才能的培育，自是有着无可否认的巨大影响。

像曹雪芹这样的伟大文学天才，用一般的生活与艺术的关系自是难于解释清楚的，然而，如果曹雪芹没有那一段“亲见亲闻”的贵族生活的经历，没有自幼的传统文化的哺育和修养，特别是如果没有逼近现代民主思想的明清人文思潮的猛烈冲击，他就不可能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光彩照人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典型形象，也不可能有《红楼梦》被誉为“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的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

古语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曹氏家族从始祖曹锡远“从龙入关”，到曹烦获罪被雍正抄家，恰好五世，称之为“赫赫百年”，并非虚语。这百年间，初建的清王朝，由乱到治，虽也经历过艰难起步，但到了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有所缓和，战争基本停止；再加上康熙的调整政策，统一政令，休养生息，恢复经济，使得明末清初的战乱大破坏的社会有了复苏，耕地扩大，人口增加，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发展，晚明已经形成规模的城市经济，也日见恢复、扩大、繁荣的趋势。特别是在南方，仅以织造曹家所在的江苏来说，江宁(南京)、扬州、苏州、两淮，都是已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商业繁荣的城市，纺织业、陶瓷业、印刷业、采矿业，以至金融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就以曹家经管的“织造”业来说，在江宁一地，就有“乾嘉间机以三万余计”，曹家所“监察”的两淮盐课，更是属于清王朝财政命脉的“交易”。而当时的盐商巨贾，富甲天下，又大批集中在江宁、扬州、苏州、两淮、嘉兴等地，只山西、安徽“富人商于淮者就有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两)计。就是在北方，也有京师米贾祝氏，宛平查氏、盛氏一批巨富，不只影响着经济，而且与贵族豪门竞建国林，夸饰侈华”，显示出他们以经济实力逐渐进入上层社会的实绩。

财富的集中，自然也带来了土地的集中与流民的涌向城市，造成了市民阶层的扩大。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本是明中叶以后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尽管屡遭战乱的打击和破坏，再加上清初建国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也包括“圈地”的掠夺，都使社会生产一度停滞，但城市的规模经济毕竟存在过，商品生产也有自己的规律，大批富商巨贾在各地的出现，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再崛起。

即使清初有过闭关锁国的历史，到了康熙朝的中期，也已部分开放海禁，与西方各国有了商贸交往(见李洵《明清史》)。康熙末年，清王朝已设立“公行”，经管对外贸易，实际上是企图控制、垄断。雍正七年，则有“大开海禁，西南洋诸国，咸来互市”(见李洵《明清史》)的记载。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虽有明令停止闽浙海关，但也并未停止对外贸易。同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还有报告说：

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卖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卖湖丝并绸缎等物，自二十万余斤至三十二三万不等。统计所卖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卖价三十余万两之多。其货均系江浙等省贩运来粤，卖与各行商，转售外商。

引用这些点滴的历史资料，并不想全面探讨这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情况，而是旨在说明，在曹氏三代人经管江宁织造时期，以及曹雪芹青少年时期，时代和社会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就是所谓外商贸易，这在《红楼梦》中也有着明显的留影。第十六回王熙凤和赵嬷嬷对话中就讲到：“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第五十二回薛宝琴还谈了这样一件涉及那时中外文化交往的趣事：

我八岁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洋子上买洋贰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戴的都是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宝石，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袄袖，带着倭刀，也是镶金嵌宝的，实在画的也没他好看。有人说他通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能作诗填词，因此我父亲央烦了一位通事官，烦他写了一张字，就写的是他作的诗。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薛家是皇商，薛宝琴有这样的经历和见识，是不足为奇的，更何况作为“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的作者，曹雪芹又怎么会忽略这样的现实生活反映呢?《红楼梦》的荣宁二府，已有“洋货”进入他们日常用品，什么自鸣钟、哆罗呢、洋锦、洋扇、洋漆、“汪恰洋烟”等，甚至连大观园的建筑中，都有所谓“凿成西番草花样”(第十七回至十八回)。总之，曹雪芹是生活在清代的康、雍、乾盛世，特别是他念念不忘的“秦淮旧梦”、“扬州旧梦”少年生活的故地，即曹氏家族几代人经管和监察的“织造”和盐业，更是以江宁、苏州、两淮、扬州为中心，有过空前的繁盛。

毛泽东对产生《红楼梦》的社会背景曾讲过这样的看法：

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年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那个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茅盾在他的《延安回忆录》里讲到四十年代毛泽东和他的谈话中，涉及到《红楼梦》就“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我以为，这“有了一些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也是他的精辟见解之一。这概括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而曹氏家族的几代人，又是跻身于这时的“官商”活动之中，这对他们的生活与思想自会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对曹雪芹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孕育，以及洞察封建末世的视野开阔的“异样”眼光的养成，当是起过相当的作用的。

……

“红学”诞生至今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也有了很多规范性的提法，即使红学史也有了好多部。说起历史形成的所谓各种学派来，更是众说纷纭，但未必都是真正科学的概括，何况历来“红学”出现的种种怪现象，还时有重复和“崛起”。譬如2005年所谓“红楼梦年”掀起的“秦学”及其“揭秘”的喧闹，本是沉渣泛起，却在一些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引起了那么狂热的追捧，岂不是当代红学研究的一大悲哀!

我写的《红楼梦》研究著作不多，虽然早在1957年就出版过一本《红楼梦评论集》，那也是和蓝翎合作，所谓“四十年间半部书”。80年代虽有个“研究计划”的奢想，也只有起步，未得善终，写了十几年，不得已而仓促结集时，只不过完成了构想中的三分之一的题目，就是那本《红楼梦艺术世界》。这点成果本不该在权威红学家的“规范”之内。只因为1954年对“新红学”的那场批判，有过“首发”的“鲁莽”，也被列为一派。有的红学史家名之为“社会评论派”，却又认为，我们并非代表人物，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同志，即所谓“毛派红学”。如果确有此殊荣，我则幸甚至哉，甘当此任，无怨无悔。说句老实话，迄今为止，我仍没有看到，给《红楼梦》以崇高、正确而深刻的评价，有谁超过鲁迅和毛泽东。尽管那场“批判运动”现在经常是某些学者的批评对象，但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312-313页)，即共产党对这场运动的全面评价却是“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判”，“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我也很赞成该书对这场批判运动的“消极面”的总结，即学术问题不应搞成运动，而且对俞平伯先生的批评也有简单、粗暴(包括我们后来的文章)的倾向，对冯雪峰同志的批评、处理都并不公正。不过，从“红学”研究来说，即使1954年的批判，对胡适考证发现曹雪芹家世之功，也无人抹杀。至于说到这位“大学者”的文学见解和艺术修养，对《红楼梦》的理解和评价，则实是不敢恭维，不只表现出他的无知与浅薄，还多多少少带有洋场绅士轻视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异味，甚至在他晚年的《与高阳书》 (1960年)里，对《红楼梦》还是在坚持他20年代那些浅薄无知的看法：

……我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差不多没说一句称颂《红楼梦》的话；“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此外，我没说一句从文学观点赞美《红楼梦》的话……我平心静气的看法是：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的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的修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函讥评的“破落户的旧王孙”的诗，正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哪儿去，《红楼梦》的文学的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哪儿去。”(《胡适(红楼梦)论述全编》第289页)

胡适不是熟读“中国古典”的大学问家吗?如果他真正得到了传统文化的“修养和训练”，真正读懂了《红楼梦》，怎么会连曹雪芹及其伟大杰作《红楼梦》的深厚文化底蕴都没有一点体会和认识!像胡适这样大言不惭、根本缺乏读懂《红楼梦》的文学素养的所谓“大学者”，竟还能成为某些人今天高举的“学术”旗帜，莫非也是“红学”研究中令人不解的怪事。实际上这只能说明胡适自己的思想没根底，见解不高明，文学造诣太差劲。就看看他自己的作品吧，我虽读得不多，总还看过白话诗《尝试集》和“游戏的喜剧”《终身大事》，光从他所谓的“修养和训练”看来，那可真是除去“白话”，就剩白水了。

说到“红学”研究的现状，本来顾名思义，既称“红学”，它的主体仍然是关于文学作品小说《红楼梦》的学问。因而，不管是作家曹雪芹家世的研究、曹雪芹生平与《红楼梦》创作的关系的研究，也包括《红楼梦》版本、《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的研究，以及各方面的科学考证，都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位伟大作家和这部伟大作品。但是，有的红学家却总是强调《红楼梦》的特殊性(实际上还是变相地鼓吹“自传说”)，在他们的视野里，凡是与曹雪芹家世有关的事物，都纳入“红学”的范畴之内，却独独把对小说这个“主体”的研究，排斥在“红学”之外，归之于小说学；有人甚至把这样一部反映封建末世的社会生活与上层建筑如此真实、深刻的伟大杰作，非“空灵”到抽象的“生命”与人性的虚无缥缈中，才算是对《红楼梦》的正确理解；要不，就把旧红学的索隐抉微，更引伸开去，于是，秦可卿的身世，竟演绎成与《红楼梦》毫不相干的曹家藏匿了康熙废太子胤扔的公主。作家刘心武的所谓“揭秘”现象，并不偶然，实际上还是“老索隐”的新猜谜，“自传说”的阴魂不散，只不过这次是由一位作家把他的毫无根据的怪想法“艺术”创作化了、趣味化了而已。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并能获得如此广大的读者和听众，岂不也值得我们“红学”研究者深长思之!

至于“文学典型论”，作为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科学概括，本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均有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就是西方古典哲学家和美学家，也包括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所谓“三个斯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也都有系统的阐释，这是尽人皆知，不必引述的了。现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是有些挂名的共产党员都参加“合唱”的现代化的“时尚”。五十多年前，我们确曾运用文学典型论批评过胡适的“自然主义”说。无需推卸责任，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这段“节外生枝”的文字是我写的，可能有粗浅或生硬之处，但有人把我们的观点说成是受“拉普”的“典型论”的影响，那却是他自己的知识错位。因为谁也没有看到拉普有过什么“典型论”，而恰恰是严厉批评拉普的列宁，是文学典型论的积极倡导者。

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用脱离社会、脱离时代的人性善恶、生命意志，是不能对《红楼梦》如此复杂而众多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个性形象进行准确而透彻的分析的。因为《红楼梦》写的是封建末世复杂的社会生活，写的是特定历史环境里的贵族宗法之家的鲜活的“人”和“事”，而伟大的曹雪芹，以其深邃的生活洞察力和惊人的艺术天才，概括和创造了如此众多的、被誉为“如过江之鲫”的个性鲜明、内蕴丰富的艺术典型，正如爱新觉罗·永忠所赞美的那样“传神文笔足千秋”(《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哪怕是偶一出现的小人物，也都有着不可重复的个性化的精彩，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告诉我，一位红学权威正在反对人们写《红楼梦》人物分析的文章，我想，这种限制，像在“红学”研究中排斥小说研究一样的荒唐和可笑。因为《红楼梦》写的是人，即使写神、写情、写景，也依然是写人；文学是人学。我还认为，从《红楼梦》作品实际出发，分析、研究曹雪芹笔下的人的艺术形象的创造，总比打着《红楼梦》的幌子海阔天空地胡谄八扯，更能面对“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曹雪芹；也更能面对热爱《红楼梦》的广大读者吧!

我曾是1954年向“新红学”发难者之一。对于红学史的那一段，现在自然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持全盘否定者居多，特别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因此而发动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实是触动了知识界某些人的神经，有的红学史家认为，即使没有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毛泽东也会从别的方面发动这场批判。这话虽然是从反面说的，却也还说到了点子上。人所共知，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最后几篇论述历史重大转折的文章，都批判的是“唯心历史观”，“忠告”的是“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所以，进而在学术思想上寻找代表人物，恐怕没有比胡适更恰当的人选了。这不是什么阴谋，而是历史的必然。当时虽然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空前高涨，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都热情地投入到了新理论、新思想的学习，但大学的课程，却很难得到及时的改变。

我们是新中国第一届大学生，又是来自解放区、曾受过初步革命教育的干部学员，对古典文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充满索隐抉微、繁琐考证，文学史教学中只有形式的嬗变，涉及历史背景、时代思潮、作品内容、作家思想甚少的现象，有过切身的经历和感受；而胡适“作为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战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其“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又是“最有影响的一派”，仍活跃在新中国的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中，更加不以为然。我是喜爱中国四部古典小说的，但我对当时有关古典小说和“新红学”的研究专著，也多有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我在学生时代写了那几篇批评文章的背景。

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现在的“意识形态”的反对论者，其实也是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1954年批判了胡适的唯心主义，有人替他抱屈，可他们忘记了历史，胡适却是早在“五四”后期，就在那里用他的“意识形态”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了。可惜的是，他虽然“千言万语”劝阻“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不要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7页)，可其后的几十年间，他那时代的“少年朋友”们，却很少受他的“教”“惑”，反而多数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引导下献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了!我之所以并不尊重这位“大学者”，还因为从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到九一八日寇侵占东北，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胡适一方面大肆宣扬什么老子所谓的“不争”学说，和他的“不抵抗主义”的和平主义；一方面又向日本侵略者献言献策，说什么“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1933年3月22日《申报·北京通讯》)，并成为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成员。甚至直到抗日战争激发起中华民族的大觉醒和大反抗，并终于取得伟大胜利以后，他还以中日两败俱伤而哀叹他的“不抵抗主义”的不得实现(请参看《胡适口述自传》第四章)。何况他这个大学者，既当过国民党反动派行政院的“最高政治顾问”，又在蒋介石发动内战的1946年任所谓“国民大会主席”期间，还领衔提出《戡乱条例》。在中国恐怕只有这样一位“特种学者”和蒋介石同调，并有“资格”和蒋介石联袂演出那场竞选“总统”的闹剧。所以，当中国人民解放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时，他只能狼狈离去……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中国学术界，能容忍这样一位挂着学者招牌的政客的学术思想，继续在文教战线上传播么?我们当时虽鄙薄他的“特种学者”的为人，但批评的仍是他的学术观点。何况毛泽东同志当时一再严厉批评的也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

对这段历史，多种红学史都有史家们自己的总结，不过，作为所谓“当事人”之一，直到今天，还不断地收到读者来信询问我的看法。实际上我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我和(红楼梦)》、《毛泽东与(红楼梦)》中都说明过我的看法。1999年，在《答(文艺理论与批评)记者问》(题名为《关于建国初期两场文化问题大讨论的是与非》)中，更为详尽地阐明过自己的观点和评价。此文后来又曾收辑在《艺文絮语》文集里，可能由于该书是地方出版社出版的，读者不易看到，现在把它附辑在本书末篇，算是再一次作出交代，也是对全盘否定五四年胡适思想批判论者们的一个实事求是的回应。

本书写了对《红楼梦》中六十几个人物形象性格的分析，仍然是源自典型论的阐释，且仅限于曹雪芹原作的前八十回，并未过多地涉及后四十回续书，以避免不必要的笔墨。我写这本人物论，既是想写出我对曹雪芹创作艺术的一点理解与评价，和“同好”者切磋交流；又是想为《红楼梦》的普及尽一份努力，既结“红学缘”，又结“青年缘”。但我已到了耄耋之年，更是个电脑盲，近年来又添了眼疾，是注定不能“现代化”的了!幸而有女萌学的电脑专业，又自幼熟读《红楼梦》，还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徒，自愿与我合作。所以，本书只有四五篇是我的旧作的修订，其余三十几篇人物论，虽由我一字字地写出，但加工、整理、补充以至反复修改，却都有她的参加，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者。我想，如果没有女儿的“加盟”，这本书是不会写得这样顺利的。

李希凡

乙酉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