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原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一位传奇式人物，就在这本《王芳回忆录》中回首了往事，口述了鲜为人知的经历。从与国民党间谍特务机关斗智斗勇、揭发江青的匿名信事件——“18号案”，到时热忱支持“温州模式”、应对1989年春百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王芳的传奇人生，在本书中已缓缓铺开……

曾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的王芳，是一位传奇式人物：早年，他担任锄奸科长、保卫部长、敌工部长。解放后，杭州是毛泽东最喜欢去的地方，当时王芳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肩负保卫工作重担，成了毛主席的“大警卫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因经手侦破“18号案件”——揭发江青匿名信案件，熟知江青的不可告人的丑史，被江青点名押解北京、武装看管审查达七年之久；后经毛主席亲自批示，王芳这才获得自由。“四人帮”倒台之后，王芳担任预审组长，后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查工作。“两案”结束后，出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87年重履公安，担任公安部部长兼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　　往日，出于职业习惯，王芳对自己的过去守口如瓶。如今，王芳离休多年，为了保存珍贵史料，公安部指定王芳为撰写回忆录的重要对象。王芳这才回首往事，口述鲜为人知的经历，在秘书位的协助下，完成了这部《王芳回忆录》。

王芳阅历丰富，经历传奇，这部《王芳回忆录》既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又有可贵的史料价值，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开场白：“王芳”这名字的来历

第一章　烽火岁月

家世与童年

走上革命之路

任锄奸科长

侯志林带兵叛逃事件

“扫荡”与反“扫荡”

大王庄突围

出任保卫部长

初审李仙洲

参与歼灭“王牌”七十四师

随军挺进中原

军中婚礼

第二章　敌工战线

我永远怀念他们

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深入虎穴

取得日军信任

一路通，路路通

日军悬赏“生擒小白龙”

王老倔误打特工

借“刀”锄奸和营救战友

五哥不幸牺牲

我与吴化文

阵前喊话，促使一营伪军投降

孤身斗酒策反敌营长

第三章　政权初建

渡江南下

接管浙江省会警察局

“保密局”杭州支台起义及潜伏组台的覆灭

主持杭州公安工作

出席首次全国公安高干会议

建立乔司劳改农场

第四章　剿匪镇反

杭州市第一次集中大搜捕

剿灭全省武装匪特近十万

粉碎沿海武装骚扰

镇反的三个阶段

第二次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

第五章　隐蔽斗争

侦察工作“过关”

反间侦察战果辉煌

取缔“圣母军”，破获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

组织“浙南战役”

截获暗害周总理的重要情报

在秘密战线上

“上海特派员”张毅自首

“二尤”案件的教训

筑起“无形的长城”

第六章　警卫领袖

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

毛主席“失踪”事件

三上北高峰

毛主席在浙江调查研究

酷爱读书的毛主席

毛主席爱听京戏

毛主席视察小营巷

毛主席视察钱塘江堤

毛主席在杭州会见重要外宾

神圣的使命

第七章　“左”的磨难

诸暨“社教”

代理温州地委书记

在“文革”逼近的时候

对“文革”很不理解

来了北京造反队

我成为温州最大的“走资派”

在“砸烂公检法”的日子里

所谓“窃听器事件”

专机押送北京

揭发江青的匿名信事件——“号案”

江青野心极大器量很小

妻儿总算获准探望

妻子成了“罪犯家属”

毛主席解放了我

第八章　重新工作

赋闲在家

出任宁波地委书记

筹建宁波北仑港

宁波飞速发展

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

第九章　两案审判

受命预审张春桥

进驻秦城监狱

提审张春桥

严格区分罪与错

用事实和罪证说话

灵活运用斗争策略

担任检察员出庭公诉

正义判决

第十章　省委书记

出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端正工作的指导思想

强调勇于改革

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念好“山海经”

热忱支持“温州模式”

关注浙西南化工重镇

筹建金温铁路

我为乡镇企业鼓与呼

邓小平给予肯定

彭真在绍兴

我与猕猴桃、黄岩橘的故事

为“青春宝”出主意

勉励青年企业家

向大学生解疑释惑

陪同彭真视察浙江大学

探索企业思想工作新路

唯实创新　振兴浙江

组织“严打”斗争

第十一章　重履公安

出任公安部部长

进入公安部长角色

着力抓好公安热点

预先做好应对风波的准备

考察基层公安单位

部署城市和农村公安工作

对公安体制改革的思考

建立统一警察体制

稳妥处理西藏的三次骚乱

第十二章　应对风波

预料可能要出事

公安部起着非常作用

社会秩序陷于混乱

“英雄所见略同”

我在医院办公

平息反革命暴乱

公安、武警经受了考验

第十三章　禁毒斗争

亚洲缉毒会议在北京召开

去“五毒俱全”的边境调查

第一次全国禁毒工作会议

任重道远

尾声：离休之后口述历史

1920年9月30日，我出生在山东省新泰县东都镇。

新泰位于山东省中部，北依五岳之首泰山，南临孔子故里曲阜，是山东省粮油、蔬菜重要产区。新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景色秀丽。新泰的莲花山，素有“小泰山”之称。

相传，夏代曾将全国划为九州，新泰属于徐州之域。商周时期，今新泰之地曾分别有杞国、菟裘、淳于等小国先后存在。杞作为一个东方小国，在大国争霸、弱肉强食的局面下艰难生存，未免凄凄惶惶，因此“杞人忧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有名故事。

198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新泰、新汶两县市合并成立新泰市。

我的老家东都镇，东南面有一条大河，农民下地干活要渡过大河，故原名东渡庄。传说，清咸丰年间，有一支太平军驻在这里，遂改名为东都镇。东都镇如今是产煤基地，有铁路专用线11条。这样，现在东都火车站就成为山东省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之一。

在我出生的年月，为了防御土匪，东都镇四周修筑了一道又高又厚的围墙，墙的东、南、西、北建了四个炮楼，开了四个大门，南门上有“古平阳”三个字。后来我查书，得知春秋时代此地是鲁国的平阳郡。据考证，世传之尧都平阳在新泰，所以新泰旧称、“平阳”。

父亲王志勤、母亲王马氏是两位勤劳、善良、能干的农民，靠自己的辛劳和节俭积下一份家业，有一个四合院20多间房子、30多亩土地、两头牛、一头驴。在当时，这样的家境算是比较好的。因此，土地改革时我的家庭成分划为中农。

兄弟六人中我最小，原取名春芳，后我自改为单名。父亲看我从小长得又瘦又高，乖巧机灵，断定不是一个干庄稼活的料，也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只有好好读书，将来还可以当个教师，才有生活出路。

我6岁开始读私塾，念的主要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和《书》、《诗》这“五经”中的两本经书；还学了《千家渤、《古文观止》。我特别喜欢《醉翁亭记》、《爱莲说》、《陋室铭》这些好文章，反复咏诵，至今仍记忆犹新。这是我家家境最好的一段时间。全家三十几口人，没有分家，兄弟、妯娌之间从无争吵，和睦相处。五个哥哥下地干活。

父亲对我的学业颇为关心。他小时读过几年私塾，记性很好。我放学回家，他经常要我背书，回答提问，有时背得流利，答得正确，他就很高兴，稍有疏漏，他就脸一沉，并立即纠正，接着还给我通讲课文内容。大概父亲很快发现我读书非常自觉认真，记忆力和理解力特强，学业长进很快，就不再经常检查我的功课了。

父亲生性不喜多言，善于筹谋，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在村上威信很高。邻里乡亲发生各种矛盾，人们都乐意听他调停。无论争吵多么激烈，父亲总是静静地听双方把话说完，然后不慌不忙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我当时感到十分奇怪和有趣，父亲有什么魔力，只要他一出面说话，村上再大的事都能摆平，平日再蛮横的人也软下来了，大家都认这个理。父亲虽然在村上有特殊地位和威信，但从来不占别人一点便宜。相反别人需要他帮助时，他总是十分慷慨。我儿时家里每年春季总有一部分粮食接济给接不上茬的人家，秋后还得起的不收利息，很穷的人家就全免了。

父亲为人宽厚，但治家特别严格。每晚8时左右，他就一个一个查问家人回来没有，然后关上大门，叫大家熄灯休息。他绝不允许家中有人做出有损门庭的事。他在我们眼里的确是一位非常威严的家长。家里要是有人做事出了差错，他从不打骂，也不大声训斥，只是板着脸，轻轻批评几句。他相信以理服人。我们儿辈非常尊敬他，从来没有和他顶过嘴。

母亲是个十分贤惠的人，我刚12岁时她就去世了，家中的事情都听从父亲的安排。为了办丧事，父亲变卖了一部分田地，并开始分家。父亲自己留了一部分养老的田地，我跟父亲一起生活。一家人仍然支持我继续读书。

不久，北伐军打到山东。国民政府开展新政运动，废止私塾，开办学堂，我们叫它洋学堂。初小主要学习国文和算术，我因为有私塾的底子，国文学得很轻松，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算术上。学校每周一都要召开晨会，师生一起背诵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总理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被作为一副对联挂在教室前面，上面是一条横幅“天下为公”。这些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过了大半个世纪，今日的我仍可以一字不漏地把“总理遗嘱”背出来。

我12岁时读完初小，到离家9公里的新泰县城第一完全小学读书，这是当时新泰县最高学府了’。我记得开学第一个活动就是“9·18”一周年纪念活动，声讨日寇侵略罪行，宣传民族团结，号召一致抗日，在我们少年学生心中激起了对日寇的无比仇恨和愤怒。我读完小时的教师戴伯傥，是抗战初期的地下党员，曾任新泰区委书记，后来被汉奸杀害了。

我的读书生活是艰苦的。当时在校吃饭，三分一斤馒头，一天要一毛钱，我吃不起，只能在每星期六下午没有课的时候回家，家里用小米、高粱做煎饼，我带足一个星期的干粮——玉米高粱煎饼加咸菜，在星期日下午回学校。学校平时只供开水，别的什么都不管。遇上大雨大雪天，只好由家里人把干粮送到学校。我在学校三餐吃的就是煎饼、咸菜加开水，当然还要每餐估算着吃，不能前吃后空。我对这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全校七个班，有200多人。我年纪比较小，学习很用功，考试成绩总在前几名，尤其是作文，经常被贴在墙报上。老师都很喜欢我。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师叫李枚青，他教音乐。另一位老师叫王世彤，教国文的，上课用他自己编写的讲义，有倾向革命的文章和文学作品，他很动感情，有时讲得声泪俱下。有一天，王世彤得到国民党要抓他的消息就跑了。后来我同他一起参加抗日游击队，到部队后他改名为王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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