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成了眼下的热门词汇，从中我们看到了国学复兴的曙光。作者选择了13位国学大师，通过对他们死亡情形及其死后哀荣的再现，作者还以通俗的语言勾勒了这些大师的国学成就，并将之与历史、社会状况相结合，展现他们在时代大变局中所作出的人生选择，刻画了十三个不一样的人生历程。对这些国学大师人生历程的回顾，并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更重要的是希望从这些国学大师的死，呼唤国学的复兴。

　　同道先生的这本书，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它的书名——《国学大师之死》。书中所写的13位国学大师，中国的知识界并不陌生，但为什么集中写他们的死亡呢？换句话说，通过国学大师们的死亡，读者能看到什么呢？就这个问题，在写作过程中，我们的编辑与作者进行过深入的探讨。现将我们出版者的理解推荐给大家：为了说明作者的意图，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那就是“国学”究竟是什么？这也是本书在前期调研时，人们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关于“国学”的定义，目前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延续章太炎的定义，即包括文字学、经学、史学、学术界多持此论；另一种是比较通俗的理解，即“国学”就是传统文化。本书认为，“传统文化”的说法失之宽泛，而文字学、经学、史学的说法又过于学术化，不能兼顾社会各阶层的知识水平。本书在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国学”是一种以文字学、经学、史学等学术知识为载体，以知识阶层的思想观念为代表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

前言：“国学"复兴大趋势

康有为：新中国史第一章

七窍流血，猝死青岛

谁毒死了康有为?

死后因“国学大师”而遭罪

“新中国史”第一章

忠于君主，更忠于思想

轶事

康有为关系图

康有为人生轨迹图

王国维：与千年旧学共命运

自沉昆明湖

喧嚣身后事

遗书藏玄机

从文哲到经史的痛苦历程

千年旧学之光

轶事

王国维关系图

王国维人生轨迹图

辜鸿铭：一个“洋"人的国学梦

寂寂而终，两女为尼

来自马来亚的“香蕉人”

偶遇马建忠，变回中国人

帮张之洞策划湖北新政

“严复、林纾皆可杀”

“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

被国人视为异族

轶事

辜鸿铭关系图

辜鸿铭人生轨迹图

粱启超：半个世纪的精神导师

改变一生的对话

内心深处的革命火种

造中国之一代新民

醉心开明专制

回归国学

死亡日历

都是西医惹的祸

轶事

梁启超关系图

梁启超人生轨迹图

章太炎：双峰并峙，政学同归

父亲的遗命与人生两大主题

与民国政治人物分分合合的“革命家”

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

大师亡矣

轶事

章太炎关系图

章太炎人生轨迹图

鲁迅：寸铁取“敌”别立新宗

半个国学大师

国学修养的三个层面

抛弃“经史”

欲以小说启民智

鲁迅之所以为鲁迅

“速死”

轶事

鲁迅关系图

鲁迅人生轨迹图

假如没有蔡元培

假如没有蔡元培

为什么是蔡元培

国学不厚焉能领袖群伦?

寓革命于教育的政坛元老

中西合璧的办学方针

长眠香江

轶事

蔡元培关系图

蔡元培人生轨迹图

胡适：近代学术思想的枢纽

胡适凭什么成为大师?

于学术思想空白期横空出世

考据功夫获取上层学术圈的认可

贯通中西的“胡适方法”

身后哀荣与“三不朽”

轶事

胡适关系图

胡适人生轨迹图

陈寅恪：一代史家。三世风流

陈寅恪之死

另一种设想

史学三变

寄“心史”于“红妆”

轶事

陈寅恪关系图

陈寅恪人生轨迹图

顾颉刚：桀骜与卑柔

一夜成名的“顾老板”

恐怖的家庭教育侣

卑柔下的桀骜

桀骜中的无奈

结怨鲁迅

“批本师”

一生只宜书为伴

附录：中国传统流变

轶事

顾颉刚关系图

顾颉刚人生轨迹图

梁漱溟：接续三百年儒学

晚钟即将敲响

接续三百年儒学

行动的儒者

外儒内佛

轶事

梁漱溟关系图

梁漱溟人生轨迹图

钱穆：最后的国学

父死而子不能送终

年的选择

岁差点投革命军

由革命转向“招魂”

国学之魂何时归?

轶事

钱穆关系图

钱穆人生轨迹图

三部哲学史与冯友兰的一生

寿筵变葬礼

道术多迁变

没有变过来

谄媚江青?

轶事

冯友兰关系图

冯友兰人生轨迹图

17日下午，顶着大风，鲁迅去了《鲁迅杂感选集》的日文译者鹿地亘家，帮助解决几个翻译的问题。在鹿地亘家，鹿地看有风吹进来，想关上窗户，鲁迅阻止了他。鲁迅走时，拒绝鹿地送他出门，在清冷的风中，头也不回。

傍晚，鲁迅来到内山书店。日本牙医奥田杏花尾随鲁迅进了书店，内山老板不在，店员镰田以日本茶接待鲁迅。奥田从鲁迅后面用手轻扣他的肩头，鲁迅回头：“呵!久违了!”于是他们饮茗座谈，鲁迅又燃起烟卷，话题围绕在当时亦极为敏感的中日关系。

“我认为中日亲善和调和，要在中国军备达到了日本军备的水准时，才会有结果，但这不能担保要经过几年才成。譬如：一个懦弱的孩子和一个强横的孩子二人在一起，一定会吵起来，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长大强壮起来，则就会不再吵闹，而反能很友好地玩着。”

说到这里，鲁迅翘起八字式胡须成了“一”字式地笑了。

这天，与往日不同，鲁迅很早就离座。奥田在分手时关心道：“鲁迅君，今天的天气对你很不宜，请留心着别受了风邪。”

到家之后，周建人来了，跟鲁迅谈到11点。

次日凌晨1点，方才睡下。3点半，坐起来。许广平发现鲁迅呼吸异常，赶紧服药，但气喘并不见好。

天亮之后，鲁迅用日文给内山写便条，托他请医生。内山打了电话，马上就赶到鲁迅家里，帮鲁迅按摩背部。

须藤医师来了。他感到事态严重，请松井来会诊。

松井仔细诊查后说，现在病情非常严重，今天一天要特别注意，应该用氧气治疗器。

吸氧之后，鲁迅的病情看起来减轻了一些。

19日凌晨4时，鲁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许广平说：“要茶。”这便是鲁迅留给人间的最后的两个字。在这之后，鲁迅就处于弥留状态。

几个小时里，看护给鲁迅连着打了好几针，但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许广平回忆说：“他们要我呼唤他，我千呼百唤也不见他应一声。天是那么黑暗，黎明之前的乌黑呀，把他卷走了。黑暗是那么大的力量，连战斗了几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

其时为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在侧。

那天早上，7岁的海婴醒来之后，佣人许妈上楼来，低声对他说：“弟弟，今朝依勿要上学堂去了。”“爸爸呒没了，依现在勿要下楼去。”

海婴奔下楼去，看见父亲安详地睡在床上，但屋子里的气氛十分低沉压抑。许广平过来拉着海婴的手，海婴回忆说：“我只觉得悲哀从心头涌起，挨着母亲无言地流泪。”

那天下午，鲁迅的遗体移到万国殡仪馆，当晚布置灵堂，20日开始接受公众吊唁。当天瞻仰遗容的个人有4462人，团体有46个。治丧委员会原计划安排一天时间，但来人实在太多，临时决定延长到两天。第二天来吊丧的，个人大约有五六千，团体超过了80个。

21日下午3时至4时，举行小殓仪式。鲁迅的遗体被放人铜棺，棺盖的上半是玻璃的，可以看见鲁迅半身遗容。

22日下午2时，出殡仪式开始，灵柩由巴金、胡风、萧军、黄源、靳以、张天翼、陈白尘、萧乾、聂绀弩、欧阳山等十几人抬着，放到灵车上。

参加送灵的人大约有五千，路上不断有人加进来，最后有一万多人。

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等徒步送灵，后来在再三苦邀之下，才上了汽车。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等人跟在行列最后。送灵的还有电影界名人赵丹、陈波儿、欧阳予倩、柯灵、唐纳、蓝苹、郑君里、司徒慧敏等。

送灵的群众唱着挽歌，挽歌由麦新(《大刀进行曲》词曲作者)根据当时流行的《打回老家去》填词。  队伍到达万国公墓时，天已灰黑。公墓大门挂一横幅，上写“丧我导师”四个大字。

奏过哀乐之后，由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内山完造、章乃器、邹韬奋做了墓前致词。蔡元培说：“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的精神的责任来。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宋庆龄一向很少在公众面前讲话，这天，她说：“鲁迅先生虽死，其精神仍不死，吾人纪念鲁迅先生，在集合真正革命之同志，以从事于反帝之运动，为被压迫民众而奋斗。”

之后，由王造时、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代表上海民众，为鲁迅先生献旗，白底黑字，字为沈钧儒手书的“民族魂”。这旗子就覆盖在灵柩上。

暮色四合，鲁迅的灵柩缓缓地放人墓穴。许广平撒下了第一捧土，哭声和挽歌响彻万国公墓上空。

70年后，北京东北四环芍药居附近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内，人口处左侧立着一面铁铸的鲁迅头部塑像，眼睛显然用极锋利的刻刀划过，斜笔向上，比照片中的更加“横眉立目”，由于只有一只，使人难以猜测他的神情。塑像上没有写那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而是在背面录了那篇《墓碣文》。整个塑像用没有任何涂料的铁铸成，显得乌黑，且有锈迹。据文学馆研究中心负责人说，每当下雨，就有水从鲁迅眼中流过，像哭一样。

我不知道，当70年后的今人在讨论所谓“国学”，讨论鲁迅是“国学大师”还是“半个国学大师”的时候，如果鲁迅活过来的话，会怎么想?而所谓的“国学”，所谓的“国学大师”，所谓的“国学大师之死”，对于我们，对于当今，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P114-117

同道先生的这本书，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它的书名——《国学大师之死》。书中所写的13位国学大师，中国的知识界并不陌生，但为什么集中写他们的死亡呢?换句话说，通过国学大师们的死亡，读者能看到什么呢?

就这个问题，在写作过程中，我们的编辑与作者进行过深入的探讨。现将我们出版者的理解推荐给大家：

为了说明作者的意图，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那就是“国学”究竟是什么?这也是本书在前期调研时，人们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关于“国学”的定义，目前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延续章太炎的定义，即包括文字学、经学、史学，学术界多持此论；另一种是比较通俗的理解，即“国学”就是传统文化。

本书认为，“传统文化”的说法失之宽泛，而文字学、经学、史学的说法又过于学术化，不能兼顾社会各阶层的知识水平。本书在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国学”是一种以文字学、经学、史学等学术知识为载体，以知识阶层的思想观念为代表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

因此，书名中的“死”，就具有了两层含义：

一、通过对13位国学大师死亡情形的再现(死亡时间、死亡原因、时代背景、临终遗愿、死后哀荣)，解读其文化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的激烈冲突，展示其在时代变局中所作出的历史抉择，由此使大家看到13个不一样的人生命运；

二、正是从文化价值观传承的角度讲，“国学大师之死”，象征着“国学”的衰亡，抑或说，在民国一代学人手中，“国学”的价值内涵发生了大断裂。极端而言，已成为一门“绝学”，或日“绝唱”。

那么，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发生了这次大断裂呢?这就要看这个价值体系的载体——文字学、经学、史学等国学知识——割断与知识界有机联系的时间和原因。

整整一百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是这次历史性大断裂的开端。这就是废止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

1906年9月2日，光绪帝颁布上谕：

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七十多年之后，美国人吉尔伯特·罗兹曼评价道：  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废除科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大变化：一是自隋朝设立的文官选拔制度就此消亡；二是维系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就此消亡。此后，作为儒家价值体系最高形式的载体——“经学”，在新式学堂中失去了主导地位，成为与物理、化学、英文、美术、体育平等的专门学科。新式学堂从1905年的8277所，迅猛增长到1909年的59117所；学生从不足26万人增长到1639641人。

进人民国，历史又往前迈了一步。1912年1月19日，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下令：

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

5月，第二道令：

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

7月，蔡氏又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

各级学校不应祭孔。

学校祭孔之风从此断绝。

1919年，历史再往前迈进一步。“全国教育联合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议”推动国语运动，并和“新文化运动”配合，掀起了强大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民国九年(1920年)教育部接受胡适建议，下令：

小学一二年级国文课本改为语体文，两年内小学全部教科书全将旧时文言文课本改为语体文，中学教科书也逐渐改编为语体文。

民国十二年(1923年)，教育部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再明令各省：

中小学采用统一的语体文、注音符号和国音。

从此，以《十三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经典，从中小学课堂上消失，而在高等学府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只有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的，才有可能作为必修课程学习。当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一、从生命科学的角度看，8～13岁是记忆力最旺盛的年龄段，而大学生的年龄通常超过17岁；二、他们在中小学校学习的语言是白话文，考上大学以后要看古籍，必须依赖《辞海》、《辞源》。

从这个角度讲，有人把本书中的13位学人称作“最后的国学大师”，并非言过其辞。

读到这里，有读者也许会问：大清皇帝和民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了这些政策的出台?

我们的研究结果是，时代的主题是压倒一切的力量。

纵观1840年至2006年间166年的历史，我们能清晰地看出中华民族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时代主题：救亡——强国——富民——和平崛起。

1840年至1945年的主题是“救亡”，期间经历多次由外族入侵引起的战争：

1840年至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订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英军火烧圆明园；

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国精锐部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进攻德国在山东租借地，强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在中国东北发动侵华战争；

1937年，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全面爆发。

这段屈辱、悲惨的救亡史，直至1945年9月2日，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美军舰“密苏里”号上，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一刻起，才告结束。

至于如何救亡，国人起初遵循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理念，向西方学习。但其中的“技”几经变迁，从军事科技到维新变法，从改变政体到排满革命，从教育人才到文化启蒙。这多种救亡方法，呈递进纵深的轨迹向前摸索。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闭关锁国的天朝威严扫地，也使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意识到西方的强大，开始睁眼看世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封疆大吏们放下了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对待英国使节马嘎尔尼和阿美士德的“大国”傲慢态度，发动“洋务运动”。不过，随着科学技术一同潜人中国的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使当时的精英阶层十分警惕，因此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宗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第一次出现于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但早在1861年冯桂芬所写的“采西学议”就包含了这个意思。

着力打造军事力量的“洋务运动”历时35年，至1895年甲午战败结束。期间，本书所讲述的13位国学大师，除辜鸿铭为“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的华侨，康有为在1887年偶游香港看到一些西方书籍外，其余基本没有接触过西学，大概是因为军事是政府的事，与知识分子关系不大。  直至甲午战败，军事至上理念破产，知识分子才为民族忧患意识驱使，向西方寻求“器物”(坚船利炮均为有形的器物)之外的“技”，于是才有了康有为(1858～1927年)、梁启超(1873～1929年)发起的“公车上书”和维新变法，试图引入西方政体，打破了传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动摇了“中学为体”的价值观。梁启超将康有为称为“新中国史第一章”，其“新”字大概就是针对新的价值体系的萌芽而言。

维新变法虽因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而流产，但维新思想却因此影响了一大批学人。1898年，28岁的蔡元培为了读懂西方原著，组织东文学社，开始学习日文；21岁的王国维入东文学社，受业于藤田丰八等，萌发研治西洋哲学的念头；17岁的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读到了《天演论》，接受进化论。包括康有为的“死对头”章太炎(1869～1936年)在逃到台湾后也开始大量阅读西方著作。陈独秀的话最有代表性：“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

在张之洞等朝廷重臣看来，“康梁”的变法并非不对，而是过于激进，没有争取到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的支持。其实，内忧外患之际，清朝政府也在进行着自我救亡。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第二天，由直隶总督袁世凯主稿，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同奏，请立废科举获准。

当时，以清朝体制为精神象征的学人，并不在少数。康有为自然算一个，他于1927年3月死于食物中毒，人们怀疑为慈禧所派刺客所为，因为自维新变法开始，他便以保光绪而去慈禧为己任。他死后，弟子们向溥仪求谥号“仁忠”而不得，是因为他劝说溥仪不与日本人合作。因此也有人认为他被日本人毒害。

辜鸿铭(1857～1928年)从西方浪漫主义价值观的视角，看到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可贵之处，至死留着清朝的辫发。他的学问和观点虽为当时的主流学术界所轻，死时门庭冷落，但却得溥仪赐谥“唐公”。

没有功名却在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1877～1927年)是13个人中唯一的自杀者，他的死实在是因为价值观无法寄托于未来的革命政府，而不得不以殉清而终，得溥仪赐谥“忠悫。”

梁启超之死为西医误割右肾所致，但死前仍撰文为西方的科学精神辩护。徘徊于改良与革命之间，主张开明专制。1919年考察一战后的欧洲，思想回归东方文明。

与改良派相对应，维新思想所演化出来的另一条思想路径则是排满革命。章太炎、蔡元培等都认为，不推翻满清政府，中国便无救。

章太炎以高深的学问立身，以民族革命为己任，以革命家的精神行走于时事政局之中，七被缉捕，三入牢狱。曾两选墓地邻居，一为抗元志士刘伯温，一为抗清志士张沧水。临终留言：“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蔡元培(1868～1940年)在戊戌政变后，产生“教育救国”思想，以办学为名鼓吹革命，爱国学社实为暗杀团训练基地。

本书13人中，享受“国葬”待遇的，前有章太炎，后有蔡元培。盖因革命者的革命精神历来为政治家所重。而蔡的规格又后来居上，受到了国共两党的大规模追悼。可见蔡在革命之外另有教育之功，深得士人之心。

进人民国，袁世凯称帝，革命派的理想并没有随着清朝的覆灭得到实现，革命成功并没有带来“救亡”的成功。于是，“救亡”未完，“启蒙”又起。标志性事件就是新文化运动。

军事——法制——政体——教育——革命——文化，救亡的手段用到最后，就是“文化救亡”，所以我们不妨把新文化运动称作“文化救亡”。至此，国人灵魂中真正的冲突开始了。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运动中，中西方文化层面的正面冲突正式拉开序幕。激进派从西方、保守派从历史分头寻找民族精神的原动力，最终激进派占了上风。胡适(1891～1962年)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全盘西化”，鲁迅(1881～1936年)的“打倒吃人的礼教”、“改造国民性”成为了时代最强音。

此时，13人中年龄较小的梁漱溟(1893～1988年)、顾颉刚(1893～1980年)、钱穆(1895～1990年)、冯友兰(1895～1990年)都已经20多岁，思想已经成熟。梁漱溟、顾颉刚、冯友兰当时都在北大，被裹挟进了这股潮流；钱穆虽未上北大，但也每月必看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刊物《新青年》杂志。

站在近百年后的今天来看，这场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等西方价值观，成为了“救亡”成功的一大关键；但也正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儒家传统的价值观被不加分别地矫枉过正，因而错过了推动中华文化向“第三种形态”更新的进程。这不能不说是赖以“救亡”的实用主义精神的一个负面结果，即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

也正因如此，后人往往忽视胡适、鲁迅等新文化闯将思想的另外一个层面：胡适尽管提出要“全盘西化”，但其目的是为了“再造国故”；鲁迅所鄙薄的只是宋以降的治国礼教，而对汉唐的大国气象十分崇尚。进一步说，仔细读完书中所选的13位国学大师，你就能发现：他们到了晚年，无一例外地有向中国传统回归的迹象，只是程度、速度上有差别而已。这大概可以证明中国文化自有其历经“千年变局”而不灭的合理性。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乏清醒之人：梁漱溟就因为不满西化之风，“五四”时始读四书五经，并于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证明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钱穆当时就对这些放弃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人们提出疑问，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精神，一生致力于“为故国招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强国”替代“救亡”成为新时代的主题。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洋务运动”。当然，同历史上的“洋务运动”有本质区别。清朝是国门大开，引进欧美技术，依靠外债；新中国是相对锁国，引入苏联技术，自力更生。清朝政府最大的收获是北洋水师，而新中国则诞生了“两弹一星”，建起了比较完备的重工业体系。原子弹已经具备现代战争的“核威慑”能力，外族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几乎不复存在。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却使昌盛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时机被错过。13人中死于这一时期的只有一人。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通过对《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和清末名妓柳如是这两个女人的研究，寄兴亡于“心史”。1969年10月因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去世，时年79岁。

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主题由“强国”转向“富民”。

近30年过去，又一代人的努力，使中国逐步具备了建设强大而文明的国度的基础条件。但是，伴随着物质上的持续繁荣，西方文化也悄然浸染。特别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崇，其标志事件就是1990年的“华盛顿共识”。巧合的是，正是在这一年，最后两位国学大师～—钱穆和冯友兰——相继谢世。此前，顾颉刚与梁漱溟已于1980年、1988年去世。

在他们死后，自由主义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但由于传统文化的薄弱，加上不可避免的历史实用主义的驱动，自由主义在传播过程中被扭曲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个人主义”，在青少年中演变为“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极端个性发展，在市场经济中表现为“金钱为上”、“个人利益第一”。包括今天年轻的精英学者阶层，更多关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有意无意忽视其《道德情操论》；强调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倡导的人性本恶、追名逐利的内容，轻视他在《论李维》中对公民美德的重视，完全从实用主义出发，“以我为主”而不及其余。

其实，西方国家自文艺复兴以来的500多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想，已经经历了传统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的衰落和复兴、与社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对抗、政治自由主义等多个阶段，并且已经形成了新的思想传统：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相协调是维护个人自由的重要保障；个人自由应与社会发展相统一；自由主义者应从共同的道德善出发，为国家作奉献，对其他社会成员承担必要的义务，等等。这样的思想传统与我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岂是同一种东西?

四

进入21世纪，时代主题又从“富民”走向“和平崛起”。

在大国姿态日益显现的今天，我们却不得不面临文化层面的历史性隐忧。可喜的是，在废除科举整整100年后，我们迎来了“国学”复兴的曙光：

2005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挂牌授课；

1个月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乾元国学教室”开办国学班，学员为40多名民营企业老板、银行行长、政府官员；

2006年8月，复旦大学哲学系宣布在沪开办首个“精英国学班”；

数日后，清华大学宣布将在10月开办“中华文化精髓与现代企业谋略高级研修(上海)班”，与复旦大学形成两强抢滩之势。

在人大国学院挂牌的同时，苏州，第一个“现代私塾”——菊斋私塾挂起孔子像开馆；

2006年，武汉出现首家蒙童学馆；

2006年，湖南平江、江西南昌、江苏徐州、重庆等地的“现代私塾”如雨后春笋悄然面世；

2006年7月，上海出现全日制私塾——孟母堂。一个多月后，该私塾被有关部门叫停，旋即掀起轩然大波。“国学”问题成为全民关注的话题。

在这股浪潮的背后，我们能体会到国家力量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素有“第二党校”之称，是执政党培养优秀理论人才的基地。2001年9月，该校在校园内竖立起一座巨大的孔子像，举行揭幕仪式的时候，教育部的一位副部长参加，并发表讲话给予肯定；2002年11月，成立孔子研究院，教育部相关司长参加成立大会。

这是否说明执政党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呢?答案是肯定的。

早在2003年2月，一本看似普通的《中华传统美德格言》就出版了。这本书由江泽民题词，李岚清作序。出版后，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主要领导人专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要求发放到每个中小学生手中，作为重要的课外读物。

2004年7月，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在海外建立100所孔子学院”，并指示“结合当前国家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从国家事业的高度，按照‘抢抓机遇、迅速突破’的指导方针加快推进建设”。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将“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任务与三大文明并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提出。而“和谐社会”这一概念就来自中国传统文化。

同月，纪念孔子诞辰的祭祀大典在山东省曲阜市孔庙举行。与往年不同的是，此次活动首次由政府举办，公祭由曲阜市市长主持，中央电视台面向全球直播。

除了国家力量，我们还能感受到商业力量在“国学”复兴进程中的助力：  北大、清华、复旦三所名校的国学班的学员耐人寻味。与人大国学院面对在校学生进行授课不同，这三所学校无一例外地将推广国学的对象定位在了民营企业的老板阶层，学费自2．8万元／年至3．8万元／年不等，授课时间每个月只有两天，平均价格超过了前几年泛滥成灾的经营管理课程。这是否又说明中国的先富阶层在满足了物质需求之后对精神归属感的向往呢?

至于“遍地开花”的“现代私塾”，则毫无疑问地将“国学”的复兴希望寄托在了我们的下一代。以“孟母堂”为例，在招收的12名学生之中，一半是教师的子弟，另一半则是成功商人的孩子。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代表——“国学”已经悄然成为中国人精神之旅的主旋律。可以断言，其蔚然成风继而成为一时代的大趋势、大洪流，为时并不远矣。

那么，单纯地回归读经时代吗?当然不。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难道不令人担忧吗?我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确需要努力，不过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相信我们和子孙后代的理性和智慧，更多关注大趋势、大洪流的来临。因为这意味着在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将重建民族精神的根基。

正如章太炎所言：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国家之存亡。

国学大师虽魂兮归去，然文化传承决不可断。又正如顾颉刚所言：

历史的传统不能一天中断，如果中断了就会前后衔接不起来。

我们都是服务于文化界的人，自己的生命总有终止的一天，不值得太留恋，但这文化的蜡炬在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中总得点着，好让人们或其子孙来接受这传统。这传统是什么，便是我们的

民族精神，立国之本。

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和北京同道新文图书公司联合推出的这本书，我们愿她成为千万个读者点燃文化蜡炬的一根火柴。

如果您愿意和作者、编者交流本书内容或其他国学知识，请联系：010—64915748，publish@todonews．com

                      臧云鹏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