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以文史为题材的随笔选本，对庙堂、江湖与民命的进行了历史考察，透析隐性社会的生存状态，破解皇权制度下的博弈格局，揭开中国几千年来在主流社会掩盖下的另一个中国。本书小品随笔生动活泼，提出和回答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可读性较强；论文引事说理，剖析深入，在学理上有些阐发，具有说服力。

本书是一本以文史为题材的随笔，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思考传统主流社会的人们生存状况的产物，讲述皇权游戏中的知识分子，第二部分就江湖及主流社会之外的人们的生存状态作了些探讨，并就江湖的真正内涵作了论证与描述。第三部分是民命，是作者结合历史传统对现今社会的事情的一些感触与看法。

写在前面

庙堂：皇权游戏中的知识分子

　说父母官

　说皇帝

　说干节

　说科举

　说八股文

　附：八股文释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

　《洪宪纪事诗》中的王闿和杨度

　大儒杜甫

江湖：隐性社会的生存、奋斗与理想

　说韦小宝

　说“大哥”

　说游侠

　说江湖

　说暴民

　说招安

民命：有一个贱视民命的传统

　说民命

　数字化与量化“管理”

　闲话聂绀弩与马三立

　人是怎么变得无趣的

　从卡斯特罗读报谈起

　说“摩洛哥综合症”

　说“不确定性”

　说窝里斗

　破梦者如是说

后记

3．千秋难说误国罪

现在人们开口闭口就是清代的康雍乾，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刻。实际上满洲入关南侵，是以落后民族征服文化先进的民族，其野蛮的屠戮大大破坏了东南一带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明(年初北京电视台做的“北京八百年”纪念专题片中，竞称满洲入关占领北京后，马上挥师南下，消灭“南方的分裂政权”，不论从民族主义角度，还是从文明与野蛮区别的角度来看，把南方人们反抗入侵、反抗民族压迫说成是“分裂”，都是极端错误的)，造成社会大倒退。康雍乾三朝的皇帝，作为个人来说都是有学问、有能力、有手腕、谙熟统治技术技巧的皇帝，但其核心就是加强专制极权，用各种方法阻止新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的出现和发展。康乾太平盛世里，东南一带经济的发展长时间内没有恢复到明末的水平。这些精明皇帝的严格管制措施，使得中国膨胀出的大量的人口(这与“永不加赋”制度有关)，南面不能下南洋(当一些闯南洋的华侨在那里受到荷兰等殖民主义者的迫害杀戮，因为杀戮过多，荷兰统治者很担心，向清廷请罪时，乾隆竞认为出洋的老百姓都是“莠民”，这些“莠民”不顾“祖宗庐墓”，死在海外是罪有应得，荷兰殖民主义者替大清做了件好事)，在东北，柳条边政策限制了国人向北方发展，结果把几亿人紧紧地控制在中原、东南、中南这几块土地上，严重限制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内部的自我发展停滞，走出国门寻找更广泛的世界的道路又被堵塞，中华民族怎么能不走下坡路?这些在当时被大多文明民族所采用的发展方略，清统治者都拒绝采用。

从康熙元年(1662)至乾隆末年(1795)，这134年中世界上发生了多少大事：1688年英国政变，资产阶级与新贵族联合统治的确立；1689年英格兰临时议会发表“人权宣言”；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1775年北美独立战争开始，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美国成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个期间，欧洲在科学技术方面更是突飞猛进，而中国这三位大帝都缺少新思维。1793年英国派遣使者马嘎尔尼访问中国，请求互市，乾隆根本不懂贸易为何物，以天朝上国自居，说“天朝无所不出，无所不产，你们需要什么可以奉送一些”。这简直是匪夷所思。人们谈到清中叶以后的统治者，常说他们“卖国”，我以为清统治者之罪不在于“卖国”，而在于“误国”。大清国是清统治者的，难道他们不爱?可是他们头脑冬烘，妄自尊大，不学习进步的文化，没有世界眼光，与洋人打交道一误再误。清统治者的预防重点在于他们统治下的汉人，汉族士人只要有一点点民族意识(如乾隆初的杭世骏)，都被视为“心腹之疾”，受到严厉的打击，而西洋不过是“癣疥之疾”。慈禧很坦率地说过，“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满洲贵族头脑僵硬程度远过于汉族士人，由这帮人控制的对外政策，不误国才是怪事。所以说清统治者的“误国”之罪远大于“卖国”，而“误国”早在康雍乾时期就开始了。P24-25

　　这本书是作者这几年来零散随笔的一个选集，编辑成三个部分：

庙堂：皇权游戏中的知识分子

这一编说的大致上就是皇帝（皇权）与文士的关系。在皇权阴影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智慧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实，早期的儒家讲“汤武革命”，讲“受命放杀”，甚至幻想老百姓的意愿可以与天命统一起来，这是董仲舒、程朱等人所不敢想的。然而预防和限制皇权的机制终究没有发展起来，随着治统和道统的合而为一，中国传统政治更陷入了一片绝望，直到清末民初，才露出一条缝的希望。清代儒生，每下愈况，再无往昔气象，如人们所说“理学家好色，汉学家好货”。

江湖：隐性社会的生存、奋斗与理想

这一编可以看作是《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补充。游民想成为韦小宝，娇妻成群、富贵不尽，还有做皇帝一般的尊严，那是向往；挣扎于江湖，辗转于沟壑，这才是现实；当然也有揭竿而起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其主心骨大多是游民。

民命：有一个贱视民命的传统

珍爱生命是现代社会的主题，可是在历史的长河里，民命贱于蝼蚁。儒家讲“仁”，讲“温良恭俭让”，有爱惜生命的理论；然而人们经历的却多是暴政与酷刑。暴政与酷刑培育了暴民，形成了暴力的接力和历史的轮回。于是才有了一治一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要走出这个怪圈，我们还要在文化与制度上作许多思考。

这是近几年来随笔的选本。自从退休以来，写论著少了，写随笔多了，由于这种体裁自由，很少有约束，只要心中有所触动，随笔写来，不必在形式上反复推敲，随笔写作多少还有点乐趣。因此这几年屡有随笔结集，厚厚薄薄也出了四五本了。当然，也有一些还没有结集过的。

退休了，虽然也还是忙，但毕竟多些时间来思考一下陈年往事了。我们这些六十来岁的人，是与共和国一道长大的，伴随着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不说每件大事都身临其境，但大多也都略知一二。回忆往事，就免不了要想。我是一个喜欢想的人，虽然因为好“想”，吃过好多亏，但始终很难改掉这个毛病，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就是杜甫所说的“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罢。去年秋，香港凤凰卫视台的“世纪大讲堂”约我作过一次学术讲演。一开始，主持人曾子墨女士就说：“我知道王学泰先生是一个人生经历特别丰富的人，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人生故事，我不知道您的故事您想从哪儿说起?”面对着来听讲的莘莘学子，我回答说：“我觉得对于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不应该有的故事。”的确，现在的年轻人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们眼界开阔、前途无限，有许许多多可选择的机会在等待着他们。而我们那时则不然，每个人都按着社会的规定走着或艰难或顺利的道路，但不论顺利与艰难，大多都是从开头就有了结尾，不存在着选择问题，这是一种人造的天命。我正是从这个时期过来的，因此总感到丢失了许多东西的，例如因为读书受到打压，许多应该读的书没有读到，许多知识没有学到，后来还要一一补课。又如人的前途大体上一切都已经确定，所以也就缺少个人努力与奋斗(那时，“个人奋斗”这个词都是带有罪恶标记的)，大多都是听天由命而已。

然而，最近的一百多年来，中国都是处于政治动荡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最大转型是发生在五六十年前。那时是从私有制向绝对的公有制转型；由自然经济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型，向政治、社会、经济一体化转型。而近三十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又带来了新的社会转型。这个转型不仅是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而且是从农业文明向工商文明的转型，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从身份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从熟人社会向陌生社会的转型……。这次转型的深刻大大超过以往，因为它涉及到社会的深处、特别是它涉及到人与人关系的精微之处(这一点是传统学问中最为关注的。中国的学问历来不注重“本体”，而注重“关系”)。“转型”给社会带来了震动，人们的思想必然会受到触及。

处在这样的时期，人不想问题、不思考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社会的发展使人们逐渐适应了多元意识，“思想”、“思考”不像过去那样被视为洪水猛兽了。当把这些零零碎碎的思想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眼前的这本随笔。

这几年，写通俗文化和游民问题自勺文章比较多，实际上我更关注传统社会文化的全貌。从本书也可以看到，第一组文章是思考传统主流社会的人们生存状况的产物。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个金字塔形的社会，蹲踞在金字塔顶端的就是皇帝。皇帝似乎是自有皇帝以来的永恒话题，现在皇帝没了，但人们热情不减，从大量的“皇帝戏”就可以得知一二。我写“说皇帝”，不是凑热闹，是因为见过许多人的“皇帝梦”，才刺激了我对皇帝的好奇。让我更好奇的是许多现代人，抱着让我难以理解的热情，毫无保留地歌颂赞美皇帝(像写乾隆皇帝的《布衣天子》尾曲唱道“你也累，你想要的世界太完美……”)。当然，我们把每个皇帝都写成妖魔固然不对，但他们也不是天使，更不是人间善事之源(过去许多老百姓，把皇帝看成人间好事的源泉)。乾隆制造了那么多文字狱，连一些神经不太正常的人都不放过，连年过八旬的老人也毫不留情。而上面说的“尾曲”的歌词中却有如此肉麻的句子：“别人偶然的伤悲，不是你的罪／可是偏要你流泪／怎么会，你是皇帝你也累”(有点像情侣间的安慰)。如果我们读一读他那些充满了阴冷的“上谕”，就可以知道这种歌颂离真实有多么遥远。

现在大家都习惯说：“皇帝也是人r这成了原谅皇帝凶神恶煞一面的借口。其实“人”有好坏啊，不过普通人好坏影响不大，而皇帝则不得了。历来史书热衷于评判皇帝的善恶，皇帝死后的“谥号”就是对他一生功过的总评。不过史书评判皇帝，过多地注重他的事业。我觉得以此决定某皇帝是“好皇帝”，还是“坏皇帝”，则简单了点。因为皇帝的“事业”往往不由他自己去做，而是让民众来做。皇帝的“事业”成就之后，老百姓有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才应该是衡量这个事业的出发点。

除了关心金字塔顶端外，我对金字塔形结构的超稳定也很有兴趣。也就是说古代皇权专制制度设计得严密、完善和具有弹性，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恐怕世界的农业文明系统中再没有能与中国比肩的了。这个制度只要你掌握住其顶端，只要花很少的力就能运转整个社会，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元朝、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王朝的例子，他们都以人数较少的统治阶层运转了这个庞大的社会，清统治者的操作尤为成功。以科举制度为例，明清两代的统治者以很小的成本调动了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读书人围着这个制度转，把一生的最好年华献给了它，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帝国好像没有忘掉每一个读书人，三年一次地从最基层选拔“人材”，把二三百人纳入官僚体系。

《大儒杜甫》的目的更在于谈“儒”。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倡导要与传统彻底决裂；文革当中，彻底否定儒家；“批林批孔”中，对于孔子的践踏与谩骂足以令文明人蒙羞，让尊重事实的人痛心。事情就是这样，抑之深也必扬之烈，于是文革之后一直酝酿着一个强大的反拨(“新儒家”在大陆走红的背景在此)。然而不管抑也好，扬也好，都包含着对儒家的歪曲。儒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家国合一的宗法制度，其伦理观念大多来源于宗族之间的简单关系，其观念的传播方式也多依靠情感的传递，因此原始儒家思想令人感到温馨的地方很多。如果要用儒家倡导的治国方案治理周初那些规模不大、行政运作也很简单的国家，无疑是可以成功的。然而自战国以后，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社会基层还是靠血缘组织起来，但与西周那种家国合一的宗法有了很大不同。国家成为一个巨大的统治机器，此时的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与周初那种距离不太悬绝的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周初的天子称呼诸侯和公卿还用“诸父”、“诸舅”，而秦与秦以后的皇帝则是天下所有人的“君父”了。这时再用儒家那套“礼治”或“德治”，倡导什么“尊尊”、“亲亲”，不仅虚伪，而且可笑。所以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时指出，儒家是“劳而少功”的。但儒家思想中温馨的部分特别令人向往，统治者也拿来用以欺骗民众，并通过董仲舒的改造，把儒家扶上“独尊”的宝座。董仲舒是对原始儒家第一次作重大修改，把平易的、人间的孔子变成了半神半人的教主。后来的理学家第二次对儒学作重大修改，割断了儒家的许多观念与情感的联系。这些修改都是为了迁就皇权专制的需要，儒家离“情感”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杜甫的那些感情丰富、淳朴的作品，反而比那些“儒者”更具有原始儒家的风貌了。

近代人们感慨儒家的失落，往往归罪于西学的传人。实际上，皇权专制的加强也在破坏着原始儒家的淳朴的面貌。朱元璋删除《孟子》中带有民本思想的内容，清代民族压迫与皇权的“治统”结合起来，这些更使儒学疲软化。自宋代以来的游民意识也在瓦解着儒学。我们把宋代以来的儒者扫描一下，宋代、明代尽管统治也很严酷，但宋明两代还是出了一些有主张、有气象的儒者；到了清代、特别是前二百年中，儒者仿佛都被阉割了一样，学问虽然比宋明两代大了，但人格却萎缩了。儒学本来是带有浓重的实践品格的，可是到了清儒的手里完全成了吃饭做官的工具。而且搞宋学的也好，搞汉学的也好，没多大差别。如果有差别的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理学家好色，汉学家好货”。鲁迅笔下的鲁四老爷、四铭、高尔础那类人物的出现，有人说这是将末世儒者漫画化，我看不如说是现实的写照。

我关注通俗文艺和游民的目的，也在于搞清传统社会的文化全貌。由于游民争生存、求发展而形成的动力场是与主流社会相抗衡的，游民及许多与主流社会相抗衡的力量形成了一个处在隐秘状态的社会，这个社会自宋代以后，称之为江湖。

“江湖”这个概念随着武侠小说热的兴起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词汇，不管人们是否真正理解这个词汇，开口江湖闭口江湖的现象比比皆是。本书第二部分就江湖及主流社会之外的人们的生存状态作了些探讨，并就江湖的真正内涵作了论证与描述。“江湖”的最原始的用法，就是江河湖海。后来在政治斗争中或自愿或被迫出局的士大夫，不做官了，在野了，谦称回归江湖。此时的江湖是安谧的，没有了朝廷的谋算和杀机。士大夫可以在这里休养生息，可以流连诗酒，看花赏月；当然也还有想回去的，所谓“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是也。可是《水浒传》(包括《水浒传》正式写成之前的种种以宋江等人故事为题材的通俗文艺作品)出来告诉读者，还有另一个比朝堂更可怕的江湖，这是游民或更准确地说是江湖人的江湖。这种江湖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是江湖人求生存、争发展的地方。它与士大夫归隐的江湖迥异，士大夫的江湖是主流社会的延长和补充，甚至可以说是朝廷的“储材之所”，朝廷一旦需要，所谓“鸣驺入谷，鹤书赴陇”，到江湖去“取人材”。这些隐居江湖者大多都会束装上道，回归朝廷。而江湖人的江湖，主流社会虽然知道它的存在，但因为它看不见、摸不到、抓不着，大多情况下，它只是一个“场”。对它，统治者尽管愤恨和不屑，然而又无可奈何。

为什么江湖在宋代形成?这与宋代工商业的发展繁荣、城市的发展、游民群体的形成有关。工商业发展了，游民进入城市，有了生存的机会，形成了群体，但是他们没有像欧洲中世纪末期逃亡的农奴那样，在城市之中得到了保护，逐渐成为城市的市民，并成为后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前身。宋代的脱离宗法的游民在城市仍是浮浪的一群，不仅他们的利益没有保障，工作不确定、甚至连住所都是临时的，而且统治者的既定政策是“驱游民”，把游民赶回土地上去。无论是从生活实际还是从心态上来看，这些城镇“市民”(仅仅就他们住在城市而言)都是极不安定的。

为什么古代的中国不能像欧洲那样从工商业的繁荣发达，而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呢?正像顾准先生所说“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顾准认为资本主义的出现必须有工商本位的政治实体为保障。也就是说，虽然工商业繁荣了，有了资本家，也有了被雇佣的出卖劳动力的人，但是要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必须先期出现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承认个人权利，它是有独立主体资格的人们所组成的契约社会。而古代的中国城市是皇权专制统治的政治中心、军事堡垒。因此，不要说处在社会底层由游民转变来的出卖劳动力的人们，就是有钱的商人、手工业工场主，也是没有正当权利的，他们许多利益的保障要靠向官员行贿。虽然没有市民社会，但商人、工场主和出卖劳动力的人(打工仔)充斥于大中小城镇之中，成为浮游的一群。还有许许多多从宗法乡村涌入城镇的游民，他们或是廉价劳动力的后备军，或是混迹在人群中干些非法的勾当。这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个有别于主流社会的社会。这个隐性社会就是江湖，江湖是个“蓄水池”，接纳那些败落的、再无出路的工商业者和失去正常生活的打工仔(《水浒传》里的石秀就是一例)。江湖人可能成为合法的劳动力出卖者，也可能搞非法活动、反社会活动，以谋求生存发展。因此，宋代以后，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并没有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而是出现了一个替代物，这就是江湖。一旦，工商业繁荣衰减，大批的城镇人口无法谋生，而农村又无法接纳，于是这些人也会流向江湖，江湖间也会出现更多的武装反抗者，如果再有天灾人祸、农村破产、农民无法生存，就很容易汇成造反大军，而造反者的中坚骨干和领袖人物大多数是江湖人。社会大动乱使得经济文化的积累丧失、人口大量减少，然后社会逐渐安定，于是在农村重建宗法、重建小农自然经济，这时往往是开始了一个新的朝代。

关于书名。本来这是一个以文史为题材的随笔选本，因为本书中部分篇章是谈隐性社会的，而隐性社会是传统史学中忽略的一个问题。上个世纪末，我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出版时，李慎之先生为该书作序时称之为“发现另一个中国”，以褒扬我在发掘隐性社会的工作中所作的些微努力，我深感不称先生的奖掖。今先生归道山已近三年，江湖秋水，人天永隔。以此作为这本随笔集的名字，借以纪念先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