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是杭州话中比较有特色的、但又不为外地人所轻易理解的词语。这中间有不少的文字,也反映出了市井语言的历史延续性。全书通俗风趣,贴近市井,文风率性闲适,是一本雅俗共享的好书。也能为方言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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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杭州话/杭儿风情丛书 |
分类 | 人文社科-文化-民族/民俗文化 |
作者 | 曹晓波 |
出版社 | 浙江摄影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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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本书收集是杭州话中比较有特色的、但又不为外地人所轻易理解的词语。这中间有不少的文字,也反映出了市井语言的历史延续性。全书通俗风趣,贴近市井,文风率性闲适,是一本雅俗共享的好书。也能为方言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目录 关于《杭州话》的说明 “燥话”作序 局/008 兑/010 枭/012 虾/014 □/016 牙/018 挜/020 作/022 趁/026 缄/028 揎/030 □与搦/032 爪与花儿/034 □与气泡/036 按揭/038 撮空/040 倒灶/042 海马/044 调排/046 利其/048 勒克/052 众生/052 簏儿/054 刻板与推板/056 米会与拷瓦爿儿/058 三脚猫/060 外路绅士/062 稀调钵头/064 自说山话/066 舌羁与食饥/068 觅/072 趒/074 □/078 囥/080 谲/082 攉/084 幽/086 弶/088 戤与小落回/090 懈光与壳儿/094 件儿饭与门板饭与劳保饭/098 发大兴/100 活得要□/102 忒发忒发/104 胀/106 擂/108 榨/110 眊/112 耳/114 莽/118 搡/120 戳/122 挩/124 发靥/126 揸落/128 卤儿/130 着魇/132 滑二/134 打棚/136 扬盘与洋盘/138 失撇/142 梦人儿/144 □包儿/146 入魔窟/148 豁翎子/150 哑哑呜/152 掇结头/154 拉司客与吃电枪/158 在乎理当/162 没数没章/164 出骨全新/166 虾而无血/168 漠而阁之/170 大反山东/172 没有承目/174 刨黄瓜儿/176 多礼数吃遭数/178 大青娘,桂花香/180 螺蛳壳里做道场/182 眼花落花,猫拖酱瓜/184 长了人中,短了鼻头/186 一等那摩温与一只鼎/188 盘儿合着碗价钱/190 移/194 泰/196 麻袋/198 斗课/200 暗钩儿/202 黑漆皮灯笼/204 “食品专业”研究生托福试卷/206 “人类学”研究生托福试卷/208 杭州活拾苹/210 再说杭州话 试读章节 某单位有一位老干部A,在处座的位子上坐了也有不少的年头。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年过半百的时候,却遭人算计,提前出局了。笑提此事,他倒是爽爽朗朗地说:天下人谁能个个识透。有人说老A是被人掘出来的,按他的年纪,位子越高,那退出权力宝座的年纪,折扣是打得越大。比如六十岁这一硬杠子,科长是八五折,处座起码是九折。到了局级,不说是一言九鼎的根基,再次的也能打到九八折。可是老A才五十出头。 老A不语,不语中多!多也包含着他常说的官场“原则”。他知道这不是铺满砻糠的竹园地里掘春笋,有些事三言两语和局外人说不清楚。说不清楚的“掘”就不叫“掘”了,叫“局”。此“局”也不是打牌常说的“出局”的“局”,它取的是《辞海》中“局”的释义之十:圈套。例词“局诈”、“局骗”,即是以圈套算计他人的专用词语。 《聊斋志异》有“局诈”故事三则,两则讲的是宦海蹇涩,想升官的人多数取了“附贵戚之门”一路。所以,有人单单为此设下了拍案惊奇的圈套,假做引荐,害得痴痴求官者血本无回。古今官场,此事不胜枚举。放长线的,对此戏称投资绩优股;做短线的,便是学那水泊梁山上燕青进京,找的是李师师一路。 不过,杭州人说的“局”和设局的“局”有所不同。虽有“设局”的影子,但一般总是当做动词来使用。这与作为名词的“一局”、“两局”中“局”的使用更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一种用法,可以看做“局”在《辞海》中的另一种释义“狭隘、拘泥”中引申出来的“逼迫”的意思。 把“局”当做动词直接进入杭州话的,要算是明朝隆庆年间的仁和人氏沈孟拌了。他所著的《钱塘渔隐济颠师语录》中,讲到道济出家灵隐寺,因疯癫出名,惹是生非,寺内众僧怒不堪言。某日,晨课后众僧一起计较,“怎生逐得他出去?”此时,监寺走来,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众人力推,要道济当个“盐莱化主”。因为此职任灵隐寺中最难担当,一般的和尚难免失职。能干的和尚,天长日久,也会生出万分的厌恶。于是众僧好酒迎合道济,灌得他稀早糊涂,席间大家连哄带骗外加央求,道济一时心软,便慷慨应了此事。待到酒醒,道济懊丧万分,他坐在灵隐的白乐桥头,面对着南高峰上满目的翠绿,高叫一声:“这伙秃驴合成圈套,明是局我出去。”罢了罢了,不做这盐莱化主了。 于是,本可做得灵隐寺第二梯队的道济,便向主持要回了良牒,直奔南辟山净慈寺,投奔明德长老去了。道济踉踉跄跄奔了九里松,走曲院,过苏堤,一路上有人问起,他必说,弟子被人局出来了。这位道济,便是后来名声湿赫的济公活佛。 再回过头来说老A,这仁兄官场半生,万事较真,原本事事也可以做到明暂保身,但求无过。他却事无巨细好劳心.害得想“上进”的人原地踏步。于是“群众”拥护的,老A有时也要反对,他说他是出于公心。大家却说这种鬼话如今只能哄哄幼稚园的伢儿。后来老A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毛病,杆儿细了,有点儿像没人看好的垃圾股。觊觎他的人便团结了要紧关头的几个“群众”,巧借了一场东风,局得老A坐了“白乐桥的栏杆”。 看来能形成局势的,不只是庙里的长老,有时还有身边耐不住寂寞的众僧。做人要是做到了这么一种地步,太累,还是学学济公,退出算了。 P8-9 序言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第一能够显示她底蕴的东西,大概就是地方的语言。写“杭州话”这一系列短文的目的,最初也是为了让读者看到这点。所以,每一篇“话题”中不同语境的举例,力求通俗,风趣,贴近坊井。在为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基础上,也力求文字的文化内涵。这种雅俗共赏中的“雅”,也许能为方言研究者提供一点参考。 收入本集的文字,有一小部分,曾经见诸于杭城的几家报纸的副刊。收入本集,又经过一定的增删。前28篇,是以宋明以来的话本丛书及稗官野史为引证,对一些方言的历史由来,以及它们在坊间市井中的使用语境,以率性闲适的随笔形式,作一述说。譬如以“牙”代“钱”的这一种说法,不少方言研究者认为,是宋明时期的“牙行”、“牙侩”一词衍生过来的。但从明朝晚期的《金瓶梅》一书中可以看出,以“牙”作“钱”的杭州方言,至少在明代以前就存在于坊巷的口语之中了。作为南宋以后的半官方语言的杭州话,一直以来,在口语中保留了这么一种历史的延续。 第二类杭州话是指以古汉语的书面词进入口语的,这也是南宋时期官方语言对杭州本著人“自说山话”的一种矫枉过正。譬如“幽”、“谲”、“觅”等,以及它们在方言中的几种使用和市井中不同语境的含义变化。为了说明方言在这一面的“有根有据”,举例力求贴近生活,有趣有噱。 第三类的杭州话,是地方性很强的俚语,譬如“打棚”、“大反山东”,在写出它们市井一面的同时,也写出它们文化的一面。不少的词,也有它们一定的文化渊源,譬如“擂”、“滑二”、“豁翎子”等。 第四类是场景式的,以杭州话说故事的形式表达,以求说出“话”题本身所具有的或者所引申的含义。这一类故事的语言和情节都具有一定的漫画式的夸张,和普通话也有相对的可比性。在这一类里,收入了两篇曾在“杭报”上刊用过的“杭州话托福考试”的“卷子”,读者在一笑之间,多少也能对方言有一些理解。 《拾萃》收集的是杭州话中比较有特色的,但又不为外地人轻易所理解的词语。这中间有不少的文字,也反映出了市井语言的历史的延续性。为此,尽量从明清话本中提供一些实例,佐以认识。 后记“再说杭州话”,力图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杭州话作一探讨,给全篇的率性闲适的随笔风格,再增添一些自以为是“学术性”的东西。 本书若有不当之处,还望专家学者给予指正。 曹晓波 2004年3月5日 后记 汉语自古有方言的存在,《孟子·滕文公下》记载;楚大夫想让儿子学齐人的方言,不知道应该是先跟齐人学呢?还是应该先跟懂得齐语的楚人学。(“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可见当时学方言,也不比现在学外语容易。 早先浙江的语言,来自一个叫百越的民族,繁衍生息在今天的宁绍平原。后来由于海侵的发生,宁绍平原成为了浅海。一部分越族渡过杭州湾,散居在今天的浙北、苏南一带,成为后来的句吴族。一部分迁入浙东山区,成为《越绝书》记载的内越。还有一部分留居沿海岛屿,成为《越绝书》记载的外越。 《吕氏春秋·知化篇》在谈到这些早期的浙江先民时说:“接土邻壤,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后人称这一地区相类似的先民的方言为吴越方言。秦汉以来,更不断有汉人南迁,越人北徙。再加上长期的交战,靠近平原地带的语言,交流的可能就较山地的多了。所以,最初的吴越方言,越往南,仍是以越语为主,从现在不少的浙江地名上,多多少少也可以看到这么一些越语的遗留。 譬如《越绝书》对“余姚”与“余杭”的“余”的解释,说;“朱(通‘诸’)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这就是说,当时的越人把“盐”这个字,读成“余。余姚、余杭的位置濒临大海,所以它们的地名,都与产盐有关。直到如今,我们也还是可以从这一些地方的某些年长者的口中,听到这种介于“余”“盐”之间的对“盐”的发音。 在《庄子·让王》中,东汉成玄英疏(阐释);“农,人也,今江南唤人作农。”这种南方人特有的称呼,如今也写做“侬”。不过当时的江南范围是很大的,这也是当年的古越人向那里疏散并生活的证明。所以一般学者认为;真正的越语,在秦始皇征服江南(包括如今的闽北以及岭南)以后,越族从这个地区流散,汉族陆续迁入,已发生了一个汉化的过程(这个汉化的过程,浙江尤其明显,这在前面的篇幅中我已经陆续地讲到了)。类似这一种称“人”为“农”的口语,也逐步被后来的北方人所接受。 特别是东汉后期,随着孙吴的南扩以及后来西晋的南迁,大部分的越方言,保留在闽北岭南一带。所以丁邦新先生认为:现在闽语的前身,应该是吴(越)语;而当时的北语,则是现代吴语的祖先。这一论述,对于我们认识杭州话,有很大的启发。 杭州古名钱唐,钱唐这个名字自公元前210年出现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后,起先属于会稽郡(今绍兴),东汉以后属于吴郡(今苏州)。到了923年,钱镠建立了吴越国,杭州又成了吴越国的都城。所以,属地的变化,也促使吴语系内的“南腔北调”不断地交流融会。 综上所述,可以说,杭州话在北宋之前,基本上是以吴语为主,吴语中也包含着一定的土越语音。就像后人学说普通话,不经意间,总要漏出几句杭州方言出来。明代嘉靖年间的老杭州人田汝成,就觉得很有必要对方言在这方面的特征有所描述。他在《西湖游览志余》的“委巷丛谈”中收集了不少这方面的文字,可惜,有不少的方言,至今已经绝迹。比如把“恰好”说成“木契”;“茄子”说成“落苏”;“虚伪”说成“楼头”;“邂逅”说成“豆凑”等等。这里,除了“豆凑”尚有可能是现在的杭州方言“豆进豆凑”的出处(仍需考证),其他已经无据可寻。 使杭州方言起了实质性变化的,是公元1201年宋高宗赵构的偏安,杭城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后。当时,五方人士汇集,南北语言混杂。为了便于交流,杭州的历史责任,需要它的方言“反主为客”,普及起一种官方的语言。在这一种官方语言的产生过程中,杭州市井中的吴(越)方言,也就在南北文化的兼收并蓄中渐渐退居为“山”话“村”语,官方的书面化语言逐渐突出。我在谈及杭州话的诸篇文章中,就有这一种官方语言对“山话”的“矫枉过正”的描述,诸如《自说山话》、《缄》等。同时,在这一种强制性的官方文化的普及中,也存在着地方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抵触,譬如《外路绅士》中所说的市井的蔑视和反抗。 所以,不少的杭州方言,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古汉语的书面语词,这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都没有一一收入。比如,形容人如潮流的“一曹一曹”的“曹”(要是换作“潮”,那是把人群的气势比作浪潮,与“群”的本义相去就远了)。比如,把煎好的中药倒在碗里叫“滗”;称绳子为“索儿”;称“借”为“假”;称“折”为“拗”;称“窄”为“狭”;称“冷”为“瀴ying”;称“淋雨”为“涿zhuo”;称小酌小饮为“渳mi”。翻翻古汉语,翻翻《集韵》杭州话在使用中的音、义、语境的准确程度,几乎连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都难以企及。 此外,古汉语中名词作动词的用法,在方言中也有存在。比如,杭州人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个口语“耳”,就是。不要听他,杭州话说成是“不要耳他。”此外,杭州人说“耳朵里食进去”的“食”,一般大家都理解成“入”,其实是不对的。“耳食”一词,《康熙词典》的释义是:“俗以涂巷之言为信”,这和我们平时所说的:“随便相信人家的流言”是一个意思。 在杭州方言中,这一种常挂在嘴边,但又不明白它的来由的情况还能举出一二。比如,杭州人常说的“肉骨”,一般人都理解成“入骨”。但要是仔细分析,“肉骨”一词能够形容人的“吝啬”,“入骨”却不能。你说“某人蛮入骨的”,怎么理解?似乎没有前提。而“肉骨”的说法,就是古汉语中名词的致动词用法,意思是使枯骨生出肉来,《左传》里就有这种用法。类似的使用,还有杭州话的“腻心”。 其次,随着汴梁人士的大量涌入京城临安,不少的北地的方言也带了过来。除了篇目中说到的“眊”以外,比较明显的如山西方言“吃得邋遢,做个菩萨”。“邋遢”并不是是杭州人原有的方言,杭州人称“脏”为“fong”(此字另作述及)。此外,杭州人称爱打扮的女人为“纤”,比如“纤煞煞”,在河南人的口语中也有一个“倩”字,使用的语境几乎相同,从历史上看,这都有影响的可能。当然,还不仅仅是语言,地方的风俗,也融进了杭城的市井。比如开封等地生小孩的“红蛋”;认“干亲”(诸如王干娘李干娘);父母做寿的“六十六,吃块肉”等等。这一些风俗,也直接体现在了后来的杭州方言之中。 此外,宋、明、清话本小说中的不少俚语俗言,往往也可以在杭州话里找到它们的遗留,比如“拐棒儿”、“敲板儿”、“没脚蟹”、“三不知头”、“皮外卵子”等等。还有一个在话本中使用得最频繁的词“恁地”,这个“恁地”,也就是现在市井口语中“什格的”原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早年的杭州方言,除了对官话书面文字的吸收以外,更多保留着的还是当时中原地带的市井佰坊的俚语。 不少学者认为,《水浒》的形成,与杭州及杭州的西溪有关。当然,这还有待于学者的进一步探讨。但有一点应该看到,明清话本中的不少语言如今仍保留在杭州方言里的现象,促使不少人认同《水浒》在杭州形成的说法。 杭州话总体上是吴语的一个支流,主要特点是历史上受“国都”官话的影响较大。同时,作为当时东南的第一大州,又掺杂了许多南来北往的语音。这种特有的现象,就是现在杭州方言的特征。王力先生也认为:在浙江的吴语区中,“杭州小片”则是吴语区中的一个小别,与传统概念上的吴语有所不同。 不过,除了上面所分析的人的因素以外,自然因素也有。北面杭嘉湖的富饶温柔与南面山区的贫瘠相比,更来得稳妥和平。所以每有天灾人祸,南面总难免往北面流动。同时,越人孔武的本能,也使他们不安命于自己的生存,这从一个“越”字中也可以看出。所以,这是某些越地的土语能长时间地在杭州方言中存在的原由;也使得“杭州萝卜绍兴种”这句话,一直成为解释杭州方言中语音问题的答案。 比如把“搞”称作“捻(nian)”,把染病的“染”称作nia(推而广之,粘上污渍也称作nia),都是没有办法用文字能写下来,也无法在现代汉语中找到释义对应的文字。能勉强写下来的,多很牵强。比如把“厉害”说成“杀蚤”,把“在”说成“拉哈”,还有“不要”连读为“标(biao)”等。这一类语音在杭州话中的比例虽然不大,不能算是主流,但仔细推究,也有一个语音的变异问题。 比如,把“脏”读成fong,现代汉语无此音,但古汉语中确实有把“脏”写成“粪”的先例。如《荀子·经风篇》就有“堂上不粪,则郊草不瞻旷芸”的说法。毛泽东诗词“粪土当年万户侯”用的也是此义。“粪”,《康熙词典:释义为“秽”,“秽”即垃圾(“堂上不粪”的“粪”作“清除垃圾”解)。我们如果使用语言与亲属语言的比较方法,对“粪”作一分析,也可以看出杭州话的fong就是“粪”。比如在闽南和广西桂林方言中,称脏东西为“粪”。闽南话的“粪扫”就是指“脏土”或“破烂”,而桂林对垃圾和破烂称作“粪草”。杭州人称畚箕是“粪箕”,闽南人称畚箕是“粪斗”。谢在杭的《闽俗记》说:“闽俗元旦不除粪土,至初五日辇至野。”这里的粪土指的也是尘土。这些也都可以佐证前文中“闽语的前身是吴(越)语”这种说法。 是否也可以这样认为:杭州人这一种fong、feng、fen不分的读音,以及对语音变异的随意性,也是造成方言中语音与文字不对称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出头椽子”,如今杭州话就有三种读音,其他两个是“出头团子”和“出头卵子”,百年以后,也会给后人留下难解的疑问。 有人说正宗的杭州话在市郊留下一带,也有说在灵隐梅家坞一带。这有两方面:一是最早的杭州人确实在那一带生活过,二是那里的人一直以来也保留着一种自说山话的口音。这也说明,在杭州城里,也不是处处都保持着杭州话的纯正。在早的不说,就说民国初期,城区中的劳工弄、同胞社、新民村这些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语言也是十分混杂。 可惜,由于系统的越语音早已消失,使我们无法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述与归纳一些杭州特有的语言文字。只能在一些周边语言的比较中,作一点“自说山话”的探讨。 此外,在社会的发展之中,杭州话也保留了不少的时代特征。除了篇幅中说过的一些外来语以外,还有不少的外来语,已经在原有的洋泾浜语的词义上,又衍生出了一些新的意思,如“共拢三姆”,原意是英语all sum(全部),杭州话加上了“共拢”,便有了一种七七八八大杂烩的意思了。还有类似称日光灯的启辉器为“斯达特”,称“︹”样的造型为“奥米格”的明显的行业术语。这一种语言的特征,杭州话可以说是中西结合广收博纳,比如版版六十四、四四一十六等。作为一个曾经的大都市,杭州的语言文化可以说是兼容并蓄,多姿多彩。 现在的杭州人,无论大伯大嫂,还是牙牙学语的小儿,不讲普通话的是极少了。不过,要是让某些上了年纪的杭州人说普通话,多少也会露出方言的腔调,这种腔调,杭州人叫做“杭普话”。虽然这也可以看作是语言的进步,但是,对于方言的逐渐消失,不能不说也是一种遗憾。 报载说美籍学者扬振宁先生回到阔别六十年的家乡,曾夸耀自己的合肥方言比许多地道的合肥人讲得还要地道。这种“地道”,就是包含着一种方言所蕴含的过去。这种“过去”,也是一种历史。放弃了这些,也就不存在地方与地方的本质区别。 本书中收集的杭州方言,虽然力求写出它在表达上的丰富性,以及所蕴含的地域历史文化。但与普通话的要求,或多或少也存在着语言上的不规范。与一般的方言语音的研究,也缺少一些学术性的探索,只能视作率性文字,闲适小品,供饭后茶余的消闲。 为此,在这本集子的后面,对“杭州话”再作这么一点认识性的罗嗦。不妥的地方,还请博学之士多多指正。 [参阅;《浙江地名简志》“序”(陈桥驿);《汉语语音史》(王力);《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王福堂);《当代吴语研究》(钱乃荣);《现代吴语研究》(赵元任);《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丁新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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