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建构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什么。将论文与随感、演讲与问答、历史与现实、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掺和在一起，造成一种明显的“对话”状态，论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正好对应中国大学改革的“进行时”。本书适合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

陈平原教授在文学史、学术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在教育史研究领域也独树一帜。在本书中，他立足于自已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的若干研究，聚焦大学在急遽变化的当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将人文作为大学的核心，集中精力在文化、精神、价值层面上思考大学问题，以人文学者里少有的冷静温和的调子来讨论大学问题的复杂性和改革的代价，赞成“保守疗法”。陈平原教授强调：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

自序

大学记忆

大学之道

 ——传统书院与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

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

 ——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 

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

设议院与开学堂

从新教育到新文学

书法的北大

北大边缘人

大学理念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

大学精神与大学的功用

 ——答《人民日报》记者徐怀谦问

大学三问

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

 ——我的大学观

我看北大百年变革

 附录 在《读书》杂志关于大学改革座谈会上的发言

为大学校长“正名”

我看“大学生就业难”

我的大学

我的“八十年代”

 ——答旅美作家查建英问

“好读书”与“求甚解”

 ——我的“读博”经历 

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

 ——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

学院的“内”与“外”

 ——答《读书时报》记者问

学者与传媒

 ——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许燕问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

     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

文学生产与教育制度，二者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相对于“科举与唐代文学”或“书院与宋明理学”来，现代大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谈论“大学”与“文学”之间良好的互动，一般关注的是大学教育对于文学生产、风格流变、潮流兴替的影响(比如文学史课程如何建立批评标准、美育何以成为可能、文学社团之于校园文化、“学生腔”与“新思潮”的关系，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不同文类的升降起伏等)，本文则转而探讨作为文学想象的“大学校园生活”，如何投射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滋润着当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甚至制约着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文主要以钱锺书刻画“三闾大学”的《围城》，以及鹿桥描写西南联大的《未央歌》为例，讨论抗战中不同类型的大学想象。以杨沫《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在五六十年代文化语境中如何大受贬抑，而作为原型的张中行八九十年代出版追忆老北大的“负暄三话”，又如何获得巨大成功，讨论意识形态的转移以及大学形象的改变。至于以北大百年校庆为契机，出现了大批“老大学的故事”，这里所体现的“大学想象”，不仅仅是怀旧，更是自我反省，指向大学历史以及大学精神的重新建构。

       大学历史与大学叙事

作为知识生产、人才培育、思想交流的重要园地，学校本该成为文学家瞩目的中心。可实际上，古往今来，成功的“学堂(大学)叙事”，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很难进入文学史视野。传统中国戏曲小说中，饱受颠簸之苦的读书人，最终不是高中状元，就是进士及第，此乃主人公命运转折的关键，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至于此前的“十年寒窗”，则往往只在表现穷困的生活境遇上用力。或许是鲁迅的影响太大了，一说传统教育，很多人马上联想到的，是“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可实际上，两千年间，不说大儒讲学，即便塾师启蒙，也都异彩纷呈的。很难想象，单靠迂腐的陈最良们(汤显祖《牡丹亭》)，能支撑起传统中国的“师道尊严”。

关于私塾、书院以及科考，今人所有的，大都是负面的记忆，比如春香闹学(《牡丹亭》)，宝玉背书(《红楼梦》)，马二先生操选政(《儒林外史》)等。好不容易有了祝英台女扮男装入学读书的优美故事，可无论是最初的民间传说，还是日后改编成戏曲、电影，都把着重点放在“十八相送”或“化蝶”上。换句话说，即便谈及学堂，也都不把“学业”放在眼里。要不“功名”，要不“爱情”，正所谓“功夫在诗外”也。这就难怪，日后史家之描述千年书院，可供引述的，只有坚硬的学规、章程及若干“书院记”，而无鲜活的文学想象。

谈及“以诗证史”，历来颇多争议。可随着“叙事史学”(narrative history)的重新崛起，对史料的选择，以及对修辞功能的理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P51-52

将近年所撰关于大学的文章结集成书，总该有个理由。比如，跟本人已刊诸书相比，是否有所推进?相对于学界同仁的著述，又有哪些特点?即便没能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起码也得在学术思路或写作策略上显示自家面目。记得小时候过年，最常见的对联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可这不能成为爆竹声中编排新书的充足理由。还是略为回顾各文的写作经过，也算是给自家著述添加若干略带广告性质的注脚。

作家查建英采访时，曾追问我在2003年北大改革论争中的立场：“那场争论当中，人文学者是反对张维迎改革方案的主力，而社科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们，则是支持的主力。我觉得你的态度在人文学者里比较少见，你始终保持一个温和的调子来讨论问题，你赞成的似乎是一种‘保守疗法’，一种稳健的逐步的改革。”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确实如此，我谈北大改革四文，虽然也入各种集子，但不是这场论争的代表性论述。因为，针对性不强，基本上是自说自话；作为论辩文章读，不过瘾。

为什么?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

相对于论战诸君，我之立论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于，我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已经刊行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等，不敢说有多精彩，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较多的了解。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理解改革的代价，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因此，与其说我在参加论战，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正如德里达说的，“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要想承担起历史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政治、司法、经济等)(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其实是十分艰难的。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

在《大学三问》中，我特别强调：

  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

“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而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我又认定：

  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

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

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

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

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

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

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

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

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如此强调大学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情境，无法简单复制，故全书以《大学之道》起兴，而不以关于北大改革诸文开篇。在我看来，后者只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学改革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好戏——或者烂戏——还在后头呢。

“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我当然明白，今日中国的大学制度，主要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结果。因此，在思考及论述中，除了孔夫子以降的历史经验，更倚重西贤有关论述。比如，关注“大学的理想”，也探究“大学的功用”；思考“学术责任”；也努力“走出象牙塔”；进入“美国校园文化”，也面向“21世纪的大学’。教育学家的著述固然精彩，以下三段关于大学的评说，同样或者更让我感动：

  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

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

每一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清

晰。

  为了实现人的潜能，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于理解

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立无

援的理性。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

人们不是功利性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

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致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

倒，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使

对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

  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

实际上不完全)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

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

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布鲁姆(Allan Bloom，1930—1992)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这三位大学者，政治立场以及学术面貌迥异，或存在主义，或保守主义，或解构主义；但作为哲学家或政治学家，他们都聚焦大学在急遽变化着的当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将人文学作为大学的核心，关注其跌宕起伏的命运，这是我所感兴趣的。或许，正因为他们不是教育专家，不太考虑技术层面的教育组织、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等，而集中精力在文化、精神、价值层面上思考大学问题，这样一来，反而能在“教育名著”视野之外，开辟广阔的思考及论述空间。而这也正是我切入“大学”的角度——在我看来，中国的大学改革，需要教育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的共同参与。

谈论中国大学，可以是专业论文，也可以是专题演讲，还可以是随笔、短论、答问等。不完全是为本书之体例驳杂辩解，假如希望兼及历史与现实，确实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或长枪，或短棒，或匕首，或弹弓，只要有效，不妨十八般武艺一起上。我之不薄“演讲”，是因为特别看重公众对于“大学”这一社会组织及文化传统的自我反省能力。书中好些章节，是作者应邀在北大、清华、华师大、首都师大等为大学生、研究生所做的演讲稿。《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的前四节是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学精神、大学理念与校园文化”研讨会(成都)上的专题演讲，后两节则是在陕西电视台“开坛”节目中与各民办大学校长的对话。《大学之道——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以及《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虽是专业论文，却也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获广泛好评。至于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所做的专题演讲“中国大学百年”，因主要观点已见《中国大学十讲》中的同名论文，这次不再收录。

一般说来，“演讲”以及“答问”，远不如“论文”专深，好处是体现一时代的文化氛围。假如你的拟想读者不是教育专家，而是关注中国大学命运的读书人，那么，采用这种现场感很强的“对话”姿态(包括保留听众的提问)，未尝不是“讨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类型、一种论述策略、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独特文体，“对话，，是人类探索真理以及认识自我的有效途径。不满足于传递或接受专业知识，更希望学习思考，追求真理，参悟人生，那么，永无止境的“叩问”与“对话”，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这么说，类似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所自嘲的“戏台里喝彩”。其实，将论文与随感、演讲与答问、历史与现实、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等掺和在一起，造成一种明显的“对话”状态，在我，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歪打正着。本书之“未完善”，正好对应着中国大学改革的“进行时”——正因为中国大学仍“在路上”，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朽木不可雕，这才值得你我去追踪，去思考，去参与。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学术思路”比“著述文体”更值得重视，那就是：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丙戌正月初六，是日阳光普照，最低气温零下

十度，浓郁的水仙花香中，编定全书并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