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鲨鱼与海鸥》是法国前外长、现任内政部长德维尔潘撰写的新书，德维尔潘在这本书中论述了奠定法国未来行动的思想和历史基础，并用相当的篇幅评述了伊拉克危机。德维尔潘借“鲨鱼”和“海鸥”做比喻，试图在对立的事物中寻找中庸之道。除了探讨实力与法律、民族特性与全球主义、人权与经济等话题，书中还用了70页的篇幅专门讨论伊拉克危机。德维尔潘认为，在一个众多国家（不仅仅是法国）拒绝超级大国——美国的高压政策的世界里，伊拉克危机反映了国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这本书中，德维尔潘以“鲨鱼”和“海鸥”为喻，阐述了美国式政治思维和法国式政治思维的不同。他认为，美国的思维是以达尔文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论为基础，倡导暴力和霸权逻辑，即“鲨鱼”精神；而法国则反其道而行之，提倡“世界精神”，主张世界稳定，这就是德维尔潘倡导的“海鸥”思维。这两种思维在现实世界中必将产生冲突，那种思维能够主导世界？在最后，作者宣称：“文艺复兴时期的第1次全球化以西班牙为主导；工业革命引发的第2次全球化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主导。我们难道不能打赌说：以认同、文化和象征为内容的第3次全球化将会使法国的雄心再度迸发？”显然，德维尔潘对法国（或欧洲）主导今后的世界潮流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并为法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指定了方向。

译者序

序言

第一章 幻想破灭

失去的机会

不幸的厄运

撕裂

第二章 错综复杂

走入迷宫

真空的呼唤

四分五裂

相互对抗

第三章 陷阱

伊拉克死结

选择的时刻

谈判

独断专行

第四章 世界精神

重新发现他人

文化的责任

新的团结

进步精神

第五章 责任

权利与暴力

自由与认同

幻影与现实

威胁

计谋与宽恕

第六章 世界民主

重奠基础

团结一致

我们的世界

第七章 欧洲的梦想

独特的道路

世界中的欧洲

欧洲大熔炉

法国的命运

结论

译名对照表

今天，我们常回忆起那些失去的机会，想到那些曾摆在面前但被错过的好运和良机。文艺复兴时期，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由此，书籍的诞生打破了手抄本的垄断地位。在此之前，文学财富一直珍藏在上公贵族的书房或寺院里。从那以后，所有人都能接触书籍了。人类惊喜地发现了古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以及当时智慧的杰作。那些完美的造型在经历千百年的沉寂后脱颖而出，令世人激动不已。画家们采取了把基督教传统与古代经典结合起来的做法，他们把宗教场面纳入由拱廊和列柱组成的背景，并开始毫无顾忌地表现出一种批判，乃至大不敬的态度。洛伦佐·洛托的《天神报喜图》令人惊讶：圣母背对着上帝和祈祷书；神思恍惚的天使出现后，一只狸猫惊恐地逃走。伊拉斯谟、蒙田、拉伯雷、莱奥纳尔、丢勒以他们的艺术和知识素养印证了比克·德·拉米朗多尔的说法：“只有人类最值得敬佩。”此外，克利斯朵夫·哥伦布、亚美利加·韦斯普奇、瓦斯科·达·伽马还发现了充满希望和机会的新世界。这个世界使西方人开始面对其他遥远的文明。

使新意识奇迹般诞生的所有条件都已具备。炼金术士们曾掌握着关于人类与宇宙、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之间复杂关系的秘密；人文主义者收集和继承了他们的传统；刚刚发现世界的人类模糊地预感到自己是个整体；最开明的哲学家已习惯于把自己视为“世界公民”。“世界主义”一词在人文主义者中问广泛流传，它把希腊的归属圈扩展到全球范围：古希腊城邦中曾有城内与城外、公民与侨民之分。自基督降生以来，世界主义第一次使人们产生了全人类最终实现和解的憧憬。

然而，这种美好预感刚刚显露便遭到了扼杀。欧洲人开始相互争夺，并沉醉于疯狂追求强盛的目标之中，对新世界的征服发展为掠夺和杀戮行为。在火刷判决的烈焰中，狂热的僧侣试I訇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文明记忆毁灭殆尽。屠杀、背叛和暗杀伴随着征服美洲的全过程：皮萨罗先是骗取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的信任，然后将其俘获并处死；当科尔特斯觐见阿兹特克帝国的皇帝蒙提祖玛时，后者以为这个大胡子白人便是传说中的羽蛇神降临人间。科尔特斯便利用这种信任出其不意地将蒙提祖玛抓获。只有拉斯·卡萨斯敢于挺身而出，谴责西班牙雇佣兵的敲诈勒索，代表被蹂躏和牺牲的人类发出呼声。多年后，巴勃罗·聂鲁达写道：“我不属于那些来自光明的人。”

当贪婪与狂热席卷新世界时，宗教分歧开始在旧世界出现。由路德和加尔文倡导的宗教改革深入人心。首先，在弗朗德勒地区，新思想随着商业贸易大潮而传播，并迅速扩展开来。这种新思想激励了反抗以多疑和虔信的菲利浦二世为代表的西班牙统治的起义。不久，宗教战争导致法国陷于分裂，黑暗降临在圣巴特罗米大屠杀之夜的巴黎。阿格里帕·多比涅写道：“天空中飘荡着血腥和鬼魂。”感到威胁的天主教会顽固地反对宗教改革：由教廷圣职部控制的宗教裁判所恢复运作；大量书籍被列为禁书；受教皇保罗三世支持的耶稣会大力施压，以严格执行特兰托主教会议确定的教条。1618年，在布拉格发生的将国王官员抛出窗外的事件引发了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使欧洲人死伤惨重，并导致神圣罗马帝国瓦解。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虽创立了欧洲大陆的均衡，但并未能保持长期和平。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长期敌对，以及路易十四对光荣的渴望最终导致和平破灭。P4-5

在当今世界上，有两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家，即美国和法国。美国独立后曾长期奉行孤立主义，它介入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由于自身利益受到了侵害。而法国自大革命以来便逐渐形成了普世主义的传统，并自喻为“人权的祖国”和“民主的象征”。在众多法国人眼中，法国不仅超凡脱俗，而且负有神圣使命。他们坚信自己肩负着启发、拯救和解放全人类的神圣使命。戴高乐将军对法兰西的神圣更是笃信不移：“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为法国。”

“大国梦”长期萦绕着法国人。既然是“梦”，就意味着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一百多年来，特别是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后，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强大，使法国的强国地位受到挑战。因此，保持大国地位便成为法国外交的重点。从拿破仑三世到戴高乐，法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旨在恢复大国的光荣。戴高乐毕生追求实现法兰西的伟大与独立。他执政后的所有政策都以此为最高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却又谈何容易。冷战期间，身为“中等强国”的法国曾成功地利用美苏矛盾，联合欧洲来加强自身地位，达到了“用二等车票乘一等车厢”的目的。戴高乐有一套完整的全球战略：打破美苏两极格局，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民族独立，力争大国地位；发展独立的核力量，坚持独立防务；对美既联合又独立，对苏既对抗又对话，既联合美国抗衡苏联，又借助苏联制约美国；建立以法德为核心、排除英国、以法国为领导的“欧洲人的欧洲”；通过“缓和、谅解、合作”逐步实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最终走出“雅尔塔”体系；打着“独立”的旗号，以“合作”的名义，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势力和影响：保住非洲，插足中东，重返东南亚，打入拉美。参见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99—100页。

戴高乐外交的独特和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在充分调动法国实力的同时，善于运用法国的传统影响和文化、精神力量以及他个人的声望，用富有胆识的外交政策和巧妙的策略，弥补法国实力之不足。保罗·肯尼迪曾指出：“法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总是远远超过人们对这么一个仅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4%的国家可能寄予的期望，而且不仅在戴高乐总统任期内是如此。”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伦敦昂温·海曼出版社，1988年，第428页。

从20世纪90年代起，法国对外战略目标与其实力之间的矛盾开始突出。1989年后，世界格局的变化给法国带来的挑战似乎更多。当今国际竞争重点在综合国力，法国在这方面已落在德、日之后；法国的政治地位也趋于下降，对其至关重要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殊地位也开始受到威胁。此外，军事手段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明显下降，使法国核力量的重要性已大为减弱，所以它不得不与北约达成妥协,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更加借助欧盟的力量。尽管如此，法国始终力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在当今西方大国中，法国与美国的摩擦和冲突最为频繁。实际上，两国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战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则方面也基本一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与法国结盟。在二战中，美国的参战对法国的解放起到了关键作用。二战后，东西方冷战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背景。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把整个西方世界置于自己的保护和控制之下，这自然会引起崇尚独立自主的法国人的不满：受美国人的保护使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从60年代起，戴高乐便着手实行独立防务政策，建立起自己的核威慑力量。1966年,法国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要求美国军队撤出法国领土。冷战后，美国的单边主义与法国的大国雄心产生了冲突。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欧盟主要国家，法国带头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它极力阻止北约控制欧洲防务，抵制美国文化在欧渗透，并认为NMD危及法国的核大国地位。“9·11”事件后，法国不想无条件地追随美国，尤其不愿卷入对阿拉伯世界的“圣战”。它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与美国唱反调的突出表现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人们还清楚地记得：2003年2月14日，在美军向伊拉克开战的前夜，作为浪漫的法国人的代表，德维尔潘在安理会向美国、向全世界用诗的语言谈论战争与和平：“在联合国，我们是理想的守护神，我们是良知的捍卫者，那属于我们的沉重责任和无限荣誉应该引导我们给和平地解除武装以优先权。”接着，他用目光扫视在场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缓缓地，一字一顿地说：“这就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我的法国，一个古老的大陆，我的欧洲，今天要向您说的话。”德维尔潘的此番讲话立即激起国际舆论的热烈反应，也在美国招致了一场声讨大战。

法国人的“反美情绪”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在许多法国人看来，美国不仅是霸权主义的代表，也是金钱资本主义的大本营。法国报刊上时常刊登揭露美国的阶级差异如何巨大，社会问题如何严重，对外政策如何霸道的文章。崇尚传统的民族主义者批评美国缺乏民族传统，说美国人标新立异、放荡不羁、狂妄自大、牛仔习气……法国人对美国的态度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没落贵族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嫉妒和不满。早在19世纪中叶，贵族出身的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表述了美国消费社会的特征。他并不喜欢这种“大众社会”，尽管他相信这是大势所趋。法国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与托克维尔有同感。1930年，著名作家杜阿梅尔（G. Duhamel）在访美后带着惋惜和无奈的口吻写道：音乐被压入唱片，戏剧受到电影排挤，快餐店取代了小餐馆，所有艺术和生活方式都旨在满足大众需要。没有封建等级传统的美国提供了不同于法国的新型社会文化模式。而在自认为高雅的法国人看来，大众文化就是“俗文化”，“反文化”或“没文化”。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变化给法国带来的更多是挑战。心有余而力不足成为法国的最大矛盾。法国人一贯以自己的高雅文化自豪，但无奈的是，阳春白雪，和者必寡。面对当今美国文化称霸天下，这种自豪便转变为一丝酸楚。目前，法国人尤其不愿接受“全球化＝美国化”的观点。以反美情绪强烈著称的法国前外长魏德林多次强调法国在全球化中的作用。他说：“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拥有特殊的使命。我们要避免野蛮的全球化，用另外的方式规划全球化。"参见魏德林1998年5月13日在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的报告。然而，随着国际地位和作用逐渐改变，法国也不得不调整它的外交战略。尽管法国政治家们难以放弃普世主义的理想和大国的光荣与梦想，但他们越来越感到，法国的目标和理想只能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内实现。

马胜利

我们正处在关键时刻，威权与宽容，天空与海洋，鲨鱼与海鸥，实现和解的可能性隐约可见。这种对立物的完美结合受到哲学家和诗人们的赞美。的确，新的博爱是可以实现的，一种意识是能够产生的，值得捍卫的价值标准是存在的。

本书的目的仅在于阐明我们共同的历程，以便更坚定地沿着明天的道路前进。——[法]多米尼克·德维尔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