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今天文明已发展到极点，然而文明进步的加速也伴随着不自由的加剧，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核武器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人对人最有效的统治和摧残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高度发达到仿佛能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可见、高度文明的昂贵代价是人的不自由和对生命本能、对自我升华了的性欲一爱欲的压抑。所以，反抗现代西方文明首先必须消除对人的本性的压抑,解放爱欲。

把当代哲学中的某个哲学派别与马克思，特别是早期马克思的思想相融合，试图为治疗今日发达工业社会的弊病提供茎方，并为未来社会设计宏伟蓝图，可以说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要倾向。在这方面，本书作者，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赫伯特·马尔库塞就是一个突出人物。

马尔库塞生于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资产阶级家庭。1917年曾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后因对该党叛变革命、实施暴力的行径不满而于1919年退出。随后便到弗赖堡大学，先后受教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创始人海德格尔，并在海德格尔指导下，于1922年写成了博士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获弗赖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以后，他又从事6年的书籍出版、发行工作。1929年，他重返弗赖堡，进行哲学研究，3年后又因与其老师海德格尔在政治观点上发生分歧而离开了这个城市。这时，他结识了正在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网罗人才的新任所长马克斯·霍克海默尔，并成为该研究所的正式成员。当1933年希特勒执政时，他便亡命瑞士日内瓦，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预先设在该地的办事处供职。次年他移居美国，并于1940年起在美国定居。那时他在法兰克福迁往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研究所主持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任职，战后任东欧组组长。以后他又重返教坛，先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51年)、哈佛大学(1954年)、勃兰第斯大学(1954．一196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1967年起)。在此期间，他并未自囚于书斋，而是积极干预现实，特别是对60年代末在西欧、北美出现的那场既不满意资本主义社会，又反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学生造反运动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他被公认为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青年造反之父”、“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被与马克思、毛泽东相提并论，与这二者并称为“三M”。1979年7月29日，他在应马克斯一普朗克研究所之邀赴西德访问和讲学途中，逝世于施塔贝恩克，终年81岁。

马尔库塞毕生致力于把某些哲学思潮与马克思的学说相结合，这种说法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然而，他同任何一位大思想家一样，在其一生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如果不说其理论观点，至少其研究重心也发生过一系列的转折。他先后发表的大量著作就留下了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在《历史唯物主义现象概要》(1928年)、《论具体的哲学》(1929年)中，他提出了一种被称为海德格尔一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解释成为能实现完整的人而解放必然的新现实的激进行动的理论。这可以说是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最早尝试。他发表于柏林《社会》杂志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材料》(1932年)，表达了他对当时刚问世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独特看法，最早提出了有两个马克思，并要求回到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去的观点。他在进入法兰克福学派以后所著的《哲学与批判理论》(1937年)和《享乐主义》(1938年)中主要认为，哲学的重要功能是对存在的批判。这一论点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他在《理性与革命》(1941年)中，从黑格尔的哲学立场出发，进一步阐发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否定性，即对现实持批判态度是黑格尔哲学区别于实证哲学的基本精神，并试图把这种精神贯彻到马克思的思想中去，或者说试图揭示马克思理论中的黑格尔思想根源，从而提出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50年代以后，以《爱欲与文明》为开端所发表的一系列后来被称为青年造反运动教科书的著作则表明，马尔库塞的思想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用弗洛伊德理论补充马克思思想，并以此为武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未来文明的蓝图。属于这方面的著作还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1958年)，批判苏联的理论和实践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来设想；《单面人》(1964年)，主要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要的双面的人变成完全受物质欲望支配的单面的人，使具有批判功能的哲学成为与统治阶级利益协调一致的单面的思想；《论解放》(1968年)，要求由积极的少数人去教育和拯救必然是被动的多数人，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反革命和起义》(1972年)，则是对60年代末青年的造反运动的总结。

毫无疑问，《爱欲与文明》一书是标志马尔库塞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里程碑。这部著作原是作者在1950至1951年间在华盛顿精神病学院的讲稿。该书出版时所用的副标题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哲学探讨”，它表明，与一些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往往乐意自我标榜的做法不同，马尔库塞在此既不想大言不惭地对弗洛伊德理论作某种修改和补充，也不想战战兢兢地为这种理论提供某种更精确、更详尽的解释，用他本人的话说，他只是想对包含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批判的政治理论和哲学理论作一些引申和阐发，并与马克思的学说相结合，提出一种批判的文明理论。诚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哲学上，弗洛伊德理论本质上都是保守的，而不是批判的。但一方面，由于他的理论在实践过程中随着新的证据的发现而不断地得到重建；另一方面，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由于他只是一个科学家和医生，而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思辨哲学家，因而没有建立一个逻辑上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这样，在其理论中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包含某些相反的、对社会持批判态度的因素。而这正是马尔库塞惟一关心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把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熔于一炉。下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具体考察一下，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马尔库塞究竟是怎样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说结合起来的。

第一，他把弗洛伊德的爱欲本质论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论相结合，提出了一种爱欲解放论。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意识和无意识。在他看来，由于受快乐原则支配的无意识是先天形成的，因而更能体现人的本质。无意识中的主要本能是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由于人首先是一种存在，因而人的本质首先就是与存在原则相一致的生命本能。这种生命本能就是爱欲。在现代文明中，人受到压抑，就因为作为他的本质的爱欲受到压抑。因此，马尔库塞指出，当马克思说人的解放时，实际上也就是指爱欲的解放。

但马尔库塞明确指出，爱欲的解放决不能等同于性欲的放纵。虽然弗洛伊德没有明确区分爱欲与性欲，但二者还是有重大区别的。性欲仅仅是关于两性关系的欲望，而爱欲作为生命本能，则蕴含更多的内容，既包括性欲，也包括食欲、休息、消遣等其他生物欲望。性欲对个人来说只能获得局部的、短暂的快乐，而且还常伴之以痛苦和给社会带来混乱。可是，爱欲则会使个人获得一种全面、持久的快乐，并使社会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这是因为爱欲的器官遍及人体的各个部位，爱欲的活动囊括了人类的一切活动。因此，马尔库塞在给弗罗姆的一封信中断言，弗洛伊德没有把爱欲等同于性欲，而是将性欲看做爱欲向温柔和爱慕的自我升华，因此他并不认为人的解放就是人的性欲的毫无限制的满足。

马尔库塞认为，很明显，解放爱欲的关键就是要解放劳动，换言之，就是要使爱欲进入劳动领域，使人摆脱异化劳动的痛苦，在劳动中获得快乐。这是因为在人的一切活动中，劳动毕竟是最基本的。这一点，弗洛伊德也多少有点意识到了。例如，他认为，工作为力比多构成的各种冲动的释放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但他没有区分异化的工作与非异化的工作。马尔库塞认为，能满足爱欲的只是非异化的工作，是人的各种器官和机能的自由消遣。这种消遣，不像异化劳动那样，只是为了人的自我保存而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相反，它的本性就是满足爱欲，而且除了提供这样的满足，别无他骛。马尔库塞认为，这个思想不仅符合而且补充了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从而认为人的解放就是劳动的解放。然而只有把劳动与爱欲相联系，认识到劳动的解放就是爱欲的解放，才能说明人何以能在劳动中实现自己而获得快乐。

第二，他把弗洛伊德关于在现代文明中爱欲受压抑的观点与马克思关于劳动被异化的观点相结合，发起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总批判。人的本质要求解放，可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却受到压抑。对此，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晚期以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理论为武器所作的批判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相比之下，马克思在早期根据异化劳动理论所作的批判倒是击中要害的。因此他呼吁回到早期马克思的思想轨道上去，把批判的重点放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上，但他又认为，由于马克思没有进一步明确地、具体地规定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他的批判也就缺乏可靠的标准。因此，这里还必须用弗洛伊德的爱欲理论来补充，以便根据人的爱欲是否真正得到了满足，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劳动是否成了，或在多大程度上成了一种作为自在目的的爱欲活动，从而确定人的本性在现代文明中是否受到压抑，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压抑。

正是根据这一点，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压抑爱欲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尽管表面上性自由泛滥，但由于性关系越来越紧密地依附于社会关系，性自由被用来为统治利益服务，性活动越来越成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在这种性自由背后对爱欲的压抑更严重了。这种压抑主要表现为劳动的异化。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劳动分工的日益专门化，人们在劳动中从事越来越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操作，人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而且，马尔库塞还进一步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压抑着作为人的本质的爱欲，而且还把不属于人的本质的东西强加于人，把人的欲望和需要纳入整个资本主义秩序，使人们陷入深深的异化状态而麻木不仁。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是人类文明迄今达到的顶点，但是，同时也是爱欲受到压抑的顶点。

第三，他把弗洛伊德对爱欲受压抑的社会根源的分析与马克思对人类苦难的社会根源的分析相结合，论证了解放爱欲、建立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马尔库塞也承认，非压抑性文明的不可能性是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基石。因为弗洛伊德有一个基本假设，即认为文明与爱欲是对立的。人类的文明史，也就是人类的爱欲被压抑的历史。这就是说，爱欲之被压抑有其生物学上的必然性：它本身就具有反社会的性质。因此不是压抑爱欲，便是毁灭文明。非压抑性的文明是不可能建立的。但马尔库塞也注意到，弗洛伊德理论中还包含一些可能与这个基本假设正相对立的成分。例如，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爱欲受压抑也有其社会历史根源。在1908年的《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一文中，弗洛伊德就认为，维多利亚伦理规范使神经症和新的精神病有增无减，特定文明的要求限制了人类的爱欲活动。不仅如此，弗洛伊德在一定程度上还看到了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因为他认为，在人格最深层的无意识中，保存着以前本能欲望得到完整满足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将促使人们为重新争取这样的满足状态而斗争。

马尔库塞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首先，马尔库塞认为，爱欲有一种内在的约束力、凝聚力，但并不具有反社会性，因而也并不必然与文明相冲突。其次，为了明确区分弗洛伊德所未能明确区分的爱欲受压抑的生物根源与社会历史根源，以证明建立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真实可能性，马尔库塞在弗洛伊德的两个基本概念“压抑”与“现实原则”之外，又增加了两个相应的概念：“额外压抑”和“操作原则”。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爱欲受现实原则的压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马尔库塞认为，还必须区分作为一般文明要求的现实原则与作为特定文明形式要求的现实原则即操作原则，区分基本压抑与额外压抑。作为一般文明要求的现实原则的根据是缺乏这个基本的事实。由于经济上的贫困和克服这种贫困所需的劳动，要造就文化就必须对爱欲作一定限度的限制、克制或延迟。这是一种基本的压抑。它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是合理的。但另一方面，物质资料(不管仍是缺乏的，还是已经丰富了的)分配方式与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组织方式总是强加于人的。它们代表了特定文明阶段的统治利益，因而是操作原则。它们对人的爱欲所强行施加的压抑是在一般文明要求的基本压抑之外的、为维持特定统治形式所必需的额外压抑。

马尔库塞认为，在以往几个文明发展的阶段，由于爱欲受到这种双重的压抑，因此文明本身不遭受灭顶之灾，压抑就不能消除，爱欲就得不到解放。但在现阶段，文明不再与爱欲发生冲突，相反，文明的发展为消除压抑创造了条件：科技的发展可以把一切不悦的工作降到最低限度，甚至予以取消；物质资料的丰富可以消除匮乏的威胁。文明不必抑制人的本能，而应当允许这些本能履行自己的功能，使人尽可能获得最大的快乐和满足，这就是说，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冲突消除了，因而对爱欲的基本压抑也就没有理由存在了。然而人们面对的事实是，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里，人类的爱欲所受的压抑不仅没有消失和减轻，反而变本加厉地严重起来。很显然，这是这个社会的操作原则为维持这个特定社会的生存而对爱欲所作的额外限制。既然如此，消除这种压抑，彻底解放爱欲，就不会颠覆文明本身，而只会推翻现行社会的统治秩序。在此之后，一种没有压抑的文明就可能诞生出来。

上面的考察表明，对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阐述的爱欲解放论，不论人们作什么样的解释，都决不能与性欲放纵论混为一谈。如果像不少人所认为的那样把爱欲解放论看做60年代末开始在美国出现的性放纵思潮的理论根据，那更是一种误解。当然，爱欲的解放也包括性欲的解放，但性欲的解放决不是性欲的放纵。因为马尔库塞虽然反对借先天伦理规范之口对人的性行为严加限制，但他也反对把人类自由等同于泛滥成灾的性放纵。因为，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本质上是一个严肃的社会政治理论，是一个批判的文明发展理论。而且其意义可能还不限于此。马尔库塞指出，在弗洛伊德那里，主要本能，即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都属于有机体。而由于有机体一方面向下与无机物相联系，另一方面向上与精神现象相联系，本能理论就包含了对存在的一些基本看法，因而具有本体论意义。这样，它就汇入了西方哲学的主流之中。马尔库塞指出，以黑格尔为顶峰的传统哲学一直用一种理性的逻各斯规定存在，认为最高的存在乃是奴斯，是精神。但在现代哲学中，出现了由叔本华和尼采哲学为代表的一股逆流，它有自己的逻各斯即满足的逻各斯，并用意志和快乐来规定存在。马尔库塞指出，弗洛伊德思想的深刻意义也只有置于这股逆流之中，才能被认识清楚。弗洛伊德把爱欲规定为存在的原则，把死亡本能规定为非存在原则，因此在弗洛伊德元心理学中，这两种本能的结合与传统形而上学中存在与非存在概念的结合是极其类似的。从这种观点看，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其实也是一种寻求新的存在即本质上是快乐的存在的理论，因而不仅是一种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也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本体论。

本书根据美国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4年版译出，同时增译了1961年标准版的一个序言。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