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从分析不同世纪的族谱资 料入手,探讨朝鲜族谱演变,将朝鲜族谱研究更加细致化,力求把握不 同世纪朝鲜族谱编纂的特点,进而勾画出其发展轨迹。研究的重点则放 在中国以族谱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与朝鲜族谱学的关系,族谱文献学方 面,主要探讨族谱的功能,族谱的编纂,族谱的内容与书例,宗族与编 修族谱的关系等问题。

本书从思想文化、文献学的角度对朝鲜族谱进行研究，从分析不同世纪的族谱入手探讨朝鲜族谱演变，力求把握不同世纪朝鲜族谱编纂的特点，进而勾画出其发展轨迹。重点探讨族谱的功能、族谱的编纂、族谱的内容与书例、宗族与编修族谱的关系等问题，补充和深化以往朝鲜族谱研究的薄弱环节。对于亚洲族谱学、儒学对东亚的影响等研究课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司马迁说：“余读牒记，自黄帝以来，皆有年数。”这番话足证中国谱牒资料存在的极早。《周礼·春官》记“小史奠系世，序昭穆”，更说明了到周代已有专官为王室记录父子、亲疏、长幼、远近的关系，作为王位与贵族继承的依据了。秦汉以后，由于历代世变影响的不同，中国族谱学与谱书的内容也随之精进发展，特别到了宋明时代，新儒学的建立与考试制度的严格实行，中国族谱有了新的内容与体例，而且也渐次传入韩、日、琉、越等中国文化圈的国家。朝鲜与中国在明清两代有着五百年频繁的封贡关系以及中国儒学广被三韩诸因，中国族谱学在朝鲜的发展因此比其他国家更为有广度与深度。

20世纪80年代，我因协助台湾联合报系创建国学文献馆，收集美、韩、日本各地的中国族谱资料，有机会接触到了古朝鲜的族谱，后来也发表过几篇有关的论文，如《中韩族谱研究》、《中国族谱学对韩日琉越族谱的影响》、《中国族谱学东传朝鲜略考》、《简介两部古朝鲜族谱》等。我当时的看法略有：(一)古朝鲜族谱学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萌芽时期约在中国宋末以后，明代始有讲求欧苏谱学义例的谱书出现。(二)古朝鲜的族谱，无论是书名、体例，或是世系、书法，都是脱胎于中国族谱，书中文字亦用汉字。(三)古朝鲜的族谱制作，也如中国人的宗旨一样，有尊祖敬宗、和睦家族、美风俗、淑世教等的目的。(四)古朝鲜族谱唯一与中国明清族谱不同的是他们“重外裔”，即有关妇女的记事很多，特别是所娶妻室的家人与所嫁女儿的婆家，凡有任官与出仕都被记入。这一现象确与明清中国族谱不同。不过朝鲜时代有两班、门阀的政坛特殊阶级，婚姻关系是集合政治力量的一种工具，妇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必然重要。正如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族谱，记录妇女之事颇多，也是与当时选官制度等有关的。

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事了。近几年中，我读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常建华教授撰写的多篇朝鲜族谱论著，大为欣赏，且有“后生可畏”之感。常教授是位好学深思、勤奋著述的学者，他的作品很多，专书、论文不下百种，都是文章内容宏富、主题立论新颖、研究视野开阔、思维活跃的专著，颇得国内外学界的赞誉。最近他的新著《朝鲜族谱研究》一书即将问世了，他是从分析不同时代的族谱资料，探讨朝鲜族谱的演变，进而钩考朝鲜古族谱的发展实况的。书中对朝鲜古谱书的功能、族谱的编纂、族谱的内容与书例等问题，作出更细致化的研究。特别是对朝鲜古族谱中“八高祖图”及世系男女并书、兼记女婿、改嫁妇女直书前后夫之名而不讳等事，写出了他自己的看法。至于朝鲜族谱的制作历史，常教授也认为：朝鲜人因为接受了中国儒家学说，受到宋儒谱学主张而开始修谱的。15世纪先用苏洵的主张修谱，16世纪则从张载的宗法理论中获得了修谱的新认识，17世纪更比较全面有系统地吸收宋儒的族谱学理，18世纪更深一层地消化宋儒思想，融会贯通地透现于若干上乘的谱书之中了。常教授还有不少前人未发之语，这里不拟赘举。总之，他的这部新作是可以纠正前人沿误旧说，提出创新见地，有着补充与发明功能的。

对中国文化整体而言，族谱的论著也许只是微观研究的部分成果；但是就文化专题而言，族谱之学却是宏观的学术大事。常教授的这部大作，我个人以为不仅是中国族谱学界的出版大事，也是中韩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他建立了一块新的里程碑，实在值得庆幸。今年夏初，常教授向我索序，我欣然允诺，并感到荣幸，爰书片语，以为推毂。

              陈捷先谨识

          二零零四年七月于加拿大温哥华

2002年8月从韩国回国整整两年了，时间过得飞快。在韩期间的研究成果《朝鲜族谱研究》，得以有所修改并将其中的一些部分发表。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成立后，本书有幸列入“中心”第一批出书计划，遂使本书整体出版。“中心”是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下成立并运作的，因此本项目从研究到出版始终得到了“财团”的帮助，我对“财团”的感激之情也溢于言表。重新整理本书稿，情不自禁地想起在韩国一年的生活与研究工作，想起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汉城大学东洋史学科吴金成先生是我的协助教授，给我的帮助是多方面的，我也得到了当时东洋史学科的先后负责人李成珪教授、朴汉济教授的关心，博士生曹永宪先生是汉城大学我所接触最多的人，得到的帮助自然也多。高丽大学的朴元熵教授、成均馆大学的朴基水教授给予我多方面的关心与帮助，成为美好的记忆。在韩期间我患了眼疾，牵动和麻烦过不少的韩国朋友，其中庆熙大学吴一焕博士最为着急，多次陪我看病，友情难忘。此外，祥明大学的金鍾博教授与夫人曹福礼夫妇、国民大学金秀英教授、延世大学金裕哲教授、庆北大学任大熙教授、江原大学元廷植教授、仁荷大学李俊甲教授、高丽大学洪性鸠博士、诚信女大郑爱兰博士、南开大学韩国留学生金成修博士等等，给予的热情帮助我也时常想起。中国学者中，南开大学的郑克晟教授、陈生玺教授、杨栋梁教授、杨龙教授、孙卫国教授，清华大学的李伯重教授，天津师范大学的靳润成教授，都促成了本项研究，这是不能忘记的。

特别需要感谢的是台湾大学名誉教授陈捷先老师，他不仅强有力地倡导中国族谱研究，还是华人中率先也是最重要的朝鲜族谱研究者，推动了亚洲族谱的研究。自己研究朝鲜族谱，首先是从陈教授主持的“亚洲族谱研讨会会议记录”七册论文集了解到学者特别是韩国人对于传统族谱研究的。陈教授是学术前辈，更是我多年来仰慕和钦佩的族谱学家，本书出版前，我向陈老师请序，陈老师在百忙中赐予序文，并对我鼓励有加，令我十分感动。陈老师的序文也是优美的书法作品，我将珍藏纪念。

我研究族谱学是受业师冯尔康教授的影响，二十多年的研究生涯证明老师学术方向的指引确有先见之明。冯老师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族谱学研究的倡导者与推动者，自己庆幸得遇恩师，能在新时代有所作为。

我深知自己对于朝鲜族谱的研究还是初步的，需要深化的问题一定不少，因此期待着读者的批评。

                      常建华

                   2004年9月10日草成

                     11月30日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