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丰子恺是一位难得的全才性艺术家。他的情致与哲理相交融的散文，风格独异的"子恺漫画"，为他赢得了"中国最象艺术家的艺术家"的称誉。本书将美好的一瞬都留在了这文字里。

人在世上，因爱好相近而结缘，那是天下最快乐的事。余连祥之于我，像一面镜子，照着江南小景，也照着北方的乡愁。他复原了一个活的丰子恺，也复原了爱的生活。而后者，才是他结有的果实。

序/孙郁1

导论/1

第一章 丰子恺的美学思想/1

第一节 丰子恺美学思想综述/1

第二节 超越功利的“绝缘说”/5

第三节 抗争人生的“苦闷说”/17

第四节 诗意栖息的“情趣说”/30

第五节 东西合璧的“写意说”/38

第二章 播种“艺术心”的审美教育/48

第一节 独具匠心的审美教育/48

第二节 音乐知识的普及工作/63

第三节 美术知识的普及工作/75

第四节 其他艺术知识的普及工作/86

第三章 缘缘堂随笔的审美价值/95

第一节 缘缘堂随笔的风情美/95

第二节 缘缘堂随笔的佛理美/126

第三节 缘缘堂随笔的情趣美/147

第四章 子恺漫画的审美情趣/176

第一节 中国“感想漫画”的开拓者/176

第二节 丰富多彩的“子恺漫画”/192

第三节 “有意味的形式”/232

第五章 在其他艺术领域的审美实践/251

第一节 书法艺术/251

第二节 书籍装帧艺术/263

第三节 “缘缘堂”——诗意栖息的建筑艺术/277

第六章 丰子恺审美个性的成因/288

第一节 民间艺术的熏陶/288

第二节 传统文化的师承/301

第三节 外来文化的影响/316

参考书目/324

后记/329

丰子恺是一位具有独特美学思想的文化名人，但目前学术界对其美学思想的研究很不充分。在几本流行的现代美学史著作中，只有陈伟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列专节论述丰子恺的美学思想，其他只是偶尔提到他的艺术主张，没有系统阐述他的美学思想。也许是漫画家、文学家、翻译家和艺术教育家的名声太大，遮蔽了作为美学家的丰子恺，故作为美学家的丰子恺一直不为美学界所重视。其实，作为翻译家，丰子恺最早出版的译著是1925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文艺论著《苦闷的象征》。“五四”新文学作品主要抒写的是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众多苦闷：性的苦闷、生的苦闷、梦醒后无路可走的苦闷以及在异国他乡作为弱国子民遭受歧视的苦闷等等。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似乎就是对中国“五四”“苦闷文学”的艺术理论总结。因此，鲁迅、丰子恺等人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都一版再版，拥有众多的读者。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影响力，超越了其他任何一本美学译著。然而，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在中国的“华盖运”主要属于“五四”文学时期，其余波也只延续到“左联”时期。随后似乎就“过时”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只能看到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而丰译本则被遮蔽了。由此可见，初登文坛的丰子恺，与鲁迅一样，进入了主流美学界。然而，当中国的文艺运动由“五四”的文学革命进入到“左联”的革命文学时，鲁迅继续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属于“左联”时期主流美学界的译著，而丰子恺则由“主流”而“边缘化”了。

作为艺术教育家，丰子恺编译了大量外国的艺术理论普及读物，介绍艺术教育知识，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美学知识启蒙工作。早在1919年，丰子恺就与姜丹书、张拱璧、周湘、欧阳予倩、吴梦非、刘质平等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和爱国女校的教职员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华美育学”。该会于次年出版了会刊《美育》杂志，主张“‘美’是人生的一种究竟的目的，‘美育’是新时代必须做的一件事”。丰子恺在《美育》上发表了《画家之生命》、《忠实之写生》和《艺术教育的原理》等介绍美术知识、美育知识的文章和一幅习作木炭画。

美育，即审美教育，也称“艺术教育”。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李叔同等人都是我国现代审美教育的积极倡导者。“蔡元培既是把西方美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先驱者之一，又是一位融合中西文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中外驰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对我国现代美学的主要贡献，是在积极倡导美育方面。”①蔡元培把审美教育当作其进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启蒙的“津梁”。他不过是要运用康德对美和美感的“普遍性”与“超功利性”的理论，来净化这个鄙俗之利欲所熏陶的社会。“浑身都是个艺术家”的丰子恺，正是在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李叔同等中国现代美学先驱的影响下从事审美教育的。然而，丰子恺在进行审美教育时，并没有蔡元培的政治抱负，他始终信奉中华美育会的主张——“‘美’是人生的一种究竟的目的”。丰子恺的着眼点不是思想启蒙，而是审美知识的启蒙，要让美走出艺术的“深宫”，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使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

丰子恺不是革命家，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是宗教性的。他在解释乃师李叔同谜一样的人生时提出了著名的“三层楼”说。即丰子恺把人生比喻为“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艺术生活，第三层是宗教生活。丰子恺作为艺术家，其通过审美的“津梁”既要达到宗教生活的彼岸又有影响物质生活的慈悲心。丰子恺作为在俗的“居士”，主要居住在人生的第二层楼，偶尔也到第三层楼去探望。他的《护生画集》是要把读者导引向宗教生活的彼岸，但其主要的艺术作品及其审美教育工作是要影响居住在第一层楼的俗众，以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

学术界称丰子恺是“居士”和“斗士”。缘缘堂时期的丰子恺过的是典型的“居士”生活，而抗战期间的丰子恺则成了“斗士”。其实，丰子恺仍是一位艺术化了的“斗士”。1938年夏，丰子恺应邀到桂林为广西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假训练班讲授艺术。在日后整理成文的《桂林艺术讲话之一》中指出：“艺术家必须以艺术为生活。换言之，必须把艺术活用于生活中。这就是用处理艺术的态度来处理人生，用写生画的看法来观看世间。因此艺术的同情心特别丰富，艺术家的博爱心特别广大，即艺术家必为仁者，故艺术家必惜物护生。”(4·15)由此可见，即使国难当头，丰子恺仍念念不忘以艺术为本位。

在白马潮作家群中!丰子恺与朱光潜是两位注重对青年朋友进行美学知识启蒙的作家。朱光潜的《谈美》写于1932年，同年11月，作为继作者第一本著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之后的“第十三封信”，由开明书店出版。朱自清在《(谈美)序》中指出：“孟实先生还写了一部大书，《文艺心理学》。但这本小册子并非节略；它自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有些处是这部大书所不详的，有些是那里面没有的。”①朱光潜的《谈美》是美学知识启蒙读物，是写给青年朋友看的；他的《文艺心理学》则是专著，是写给美学专家看的。朱光潜的《诗论》、《变态心理学》、《克罗齐哲学述评》和《西方美学史》等都是写给美学专家看的专著。正是这些专著，奠定了朱光潜这位美学家在中国现当代美学史上的地位。反观丰子恺，他只写那些艺术知识和美学知识普及性读物，并没有写出体系性的美学专著。长期以来，美学专家大都不屑阅读这类写给青年朋友看的深入浅出的读物。其实，这类普及性读物对于全民审美情趣的提高极为有用。也许是丰子恺没有写出给美学专家看的美学专著吧，丰子恺的美学思想一直不为美学界所重视，自然也就没有像朱光潜那样获得“美学家”的称号。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一文中指出： 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下才会让俗人所“赏”，雅人也能“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②

丰子恺那些关于艺术知识和美学知识的普及性读物是“雅俗共赏”的典范。“俗不伤雅”，才能“雅化”俗人，进而提高全民的审美情趣。当下的中国大众，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遍要求美化生活，但由于审美情趣低俗，结果花钱买不到雅俗共赏的美。社会呼唤丰子恺式的美学家，能写出雅俗共赏的美育读物。

丰子恺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艺术大师，其审美视野十分开阔。与此同时，丰子恺主张“多样统一”。他能把东西方美学思想融为一体。他热心介绍西方美学知识，主要是为了把西方美学知识本土化，从而建构和发展中国现代美学。他善于用西方美学理论来激活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从而发掘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的当下意义。丰子恺用西方立普斯等人的“审美的移情说”来诠释中国古代画论中的“气韵生动”便是很好的一例。其实，丰子恺美学思想中的闪光点便是东西方美学观点的互证，在互证和阐述中实现西方美学思想的本土化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丰子恺不是以思辨见长的理论家，而是一位艺术家。他在进行互证和阐述时，常常以自己的审美体验为例。这种艺术家的灵光一闪，生动具体。歌德认为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让艺术家来阐述灰色的理论，往往能在灰色的底色上涂抹一些鲜活的生活之色。

本章着重论述丰子恺的几个美学观点。下一章对丰子恺艺术教育思想的探讨实际上是对其美学思想的进一步阐发。（P1-5）

丰子恺的文与画，在现代史上的特别性，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关于他的话题，有许多集中在佛学与美学的基点上。我读过他的一些书，曾生出一些感叹。那么清淳幽玄的文字，是参悟了天机后的偶得吧?友人余连祥在北京访学的时候，住在鲁迅故居旁，常常和我聊起丰子恺，每每眉飞色舞。我那时在他那里知道了丰子恺的许多佚事，了解了许多先前不明白的事情。后来读到余连详一些文章，柔美清峻，在什么地方受到了丰子恺的暗示，于是感到，他是有资格研究丰氏艺术的人，两人在什么地方是相通的。

不到一年的时间，余连祥真的写出了一本厚厚的书。关于丰子恺美学世界的奥妙，用了诸多的笔墨。看了他用心写下的书稿，觉得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也说出了别人未曾说过的话。精彩之处多多。谈丰子恺的人与文，大约得有几种准备。一是对音乐美术的敏感，二是有种宗教理念，三是文字的功底。丰子恺在这几方面，是有天赋的，他的童真的心态，悠雅的文体，以及静谧深切的语境，是很迷人的。我在他的画与随笔中常读出禅一般的诗趣。对宇宙的参悟，时间之流的诘问，都渗着神秘的气息。在这些神秘里，并无恐怖的因子，你能读出心底的沉静生出的美意。对人间山水，风物乡情，是挚诚的爱，故其作品如神异之曲，清幽之后是漫漫的情思，默默地流淌着。关于这一些，余连祥都有深切的阐释，心与心贴在一起，共鸣的地方是多的。日本学者谷崎润一郎曾有一篇文章叫《读<缘缘堂随笔>》，称赞丰子恺的风韵，多有赞词。文中引用了吉川幸次郎的话说：

“我觉得，著者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并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的缘故，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人品、气骨。如果在现代要想找寻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是他了吧。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之中，有鹤立鸡群之感。”有一段时间，批评界对丰氏的创作是沉默的，而民间却悄悄流行着他的画与文，喜欢他的人很多。为鲁迅作品做的插图，江南意蕴深含其问，有诸多灵动之处。而那些关于水乡小镇的文字，真真是空灵祥和，一洗尘世之杂色，流动着美妙的旋律。“文革”时的文坛，万马齐喑，没有什么好的作品遗存。我读过他那时暗自写下的文字，很是惊叹，几乎没有受到时风的暗示。在那样一个荒谬的时期，能有一块心灵的净土，葆有纯美的意绪，看得出境界之高。研究这样的人，虽不能如其一样生活，一样写作，但懂得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于世俗，则算不小的收获。艺术来自于凡世之悟，又超脱于凡世。丰子恺以典丽之笔，辟出了自己的天地。远不像旧式士大夫，近弗有狂士之风。儒士的境界到了他那里为之一变。浸于这样的世界，自然会收获快乐。

我在丰子恺的书里得两种相反之力的牵动。向后是一种佛教式的回归，有重返圣界的冲动。向前是生命之流的滑滚，有着顺生而去的神往。两种力是相反的，却在这里合为一个网，形成清幽深广的空间。对这样奇异的艺术现象进行解析，能够窥见中外文化交织中的新影。因为在这个艺术王国里，古老的诗趣和域外文学的情思都互为表里，结合得那么好。五四以后的大作家，多少都有一些吐故纳新，亦古亦今，非古非今气象，至今尚未有满意的论著说清其问的脉络。像丰子恺这样的人，神乎其技，渺乎其姿，有一点像得仙风道骨要义的智者，在文坛上电光般的闪过。他的身后，能写出类似文章的人不多，也给人以悠远的怀念。我有一年和友人造访石门镇，看到丰子恺的缘缘堂，遥想当年这里的故事，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浙江是出人才的地方，怎么就诞生了这样灵透的人物呢?一时无法说清。历史的谜团谁能解得?

当余连祥的书面世的时候，他已离开北京，回到浙江故里了。我很怀念我们在北京小院里谈天的日子，关于鲁迅，关于周作人，关于丰子恺，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这些都是我们感兴趣的。好在他在北京写出了这本书，将美好的一瞬都留在了这文字里。人在世上，因爱好相近而结缘，那是天下最快乐的事。余连祥之于我，像一面镜子，照着江南小景，也照着北方的乡愁。他复原了一个活的丰子恺，也复原了爱的生活。而后者，才是他结有的果实。

孙郁

2005．4．19于北京

最早听说丰子恺的大名是在1975年暮春时节。这是丰子恺最后一次回故乡，轰动了石门镇及其周边地区。当年我还是一个生活在离石门镇约5公里的乡下少年，对于这位乡贤的认识都来自乡镇茶店的传言。日后读本科和研究生，从事浙籍现代作家研究，但一直没有研究丰子恺。尽管喜欢丰子恺的随笔和漫画，但丰子恺研究成了我多年的乡愁。

直到2001年，我才正式开始研究丰子恺，并于次年设计课题《丰子恺的审美世界》，2003年先后得到省教育厅和省规划办的立项。正是在有关专家和领导的鼓励下，我才下决心去北京高访，集中精力撰写专著。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欣然接受我的高访申请，还给我安排了鲁迅故居旁的一间平房，使我有幸成为鲁迅的“街坊”。孙老师带我参加学术活动，介绍我认识众多学者，大大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正是在孙老师的耐心指导下，我才顺利写成了本书。在书稿即将付印之际，孙老师又写来了序。读着孙老师的序，我仿佛又闻到了此时正弥漫在鲁迅故居的丁香花的芳香。离开鲁博将近一年了，孙老师及其鲁博的黄乔生、周楠本、刘思源、张杰、王世家等先生精心营造的浓郁的学术氛围令人神往，他们对我的亦师亦友的亲切态度让我心生感激。

丰子恺幼女丰一吟女士和次子丰元草先生多次接受我的拜访，耐心解答我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还向我提供有关研究资料。丰一吟女士代表丰子恺子女慨允我选用丰子恺书画作品作本书的插图，使本书增色不少。

面对当下的学术浮躁，我力求用“古典化”和“平常心”来研究丰子恺。为此，我努力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国家图书馆，乃至鲁迅藏书中尽可能多地阅读丰子恺著作的初版本，获益匪浅。学生陈伟宏现任桐乡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带我到君匋艺术院浏览了丰子恺漫画和书法原作，让我深入领会了丰子恺的笔墨功力。

丰子恺是艺术通才，研究丰子恺常有力不从心之感。正是在众多音乐、美术朋友的“启蒙”下，我才勉力完成了本书有关章节的撰写工作。中央美院的张斌，正在撰写研究丰子恺的博士论文，数次探讨给了我诸多启发。颜翔林、王绯、刘方等师友阅读了部分书稿，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撰写本书，参考了不少丰子恺研究的成果。本人不敢掠美，大多已随文注明，且又附了参考书目。

我高访期间，人事处、师资办的同事承担了我的行政事务，岳父、岳母和太太则承担了照料女儿等家务。正是他们的辛勤付出，才让我安心在北京撰写本书。

学林出版社的认真和高效令我感动，尤其是责任编辑曹坚平先生，为本书的面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对于众多熟识的和神交的师友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今年是丰子恺逝世30周年，谨以本书表达我对“乡贤”的纪念。

2005年4月21日于湖州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