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中的知识分子》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这是一个以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反理论的人文学者在美国学界大获全胜为特征的时代。本书展示了一场旨在避免政治上垮台和思想上覆灭的斗争所带来的影响。对于真正致力于探索权力、话语、体制和真理问题的严谨的人文学者来说，里根时代是一个令人心灰意懒的时代。

  《权力中的知识分子》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这是一个以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反理论的人文学者在美国学界大获全胜为特征的时代。本书展示了一场旨在避免政治上垮台和思想上覆灭的斗争所带来的影响。对于真正致力于探索权力、话语、体制和真理问题的严谨的人文学者来说，里根时代是一个令人心灰意懒的时代。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在大选中获胜，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他在选举中采纳的“南方策略”——将早先南北战争时期叛乱的南部邦联的平民党种族主义情绪增补进新自由主义政治。自此以后，许多思想派别围绕文化和人文研究的发展方向爆发了激烈的论战。简而言之，1980年当选的里根政府，为全球化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为新自由主义和反中央集权制被确立为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基础创造了条件；而且，它还在精神上扶持了两个主要的人文知识分子联盟——既有先前充当冷战近卫军的“人文主义者”，如哈佛大学的沃尔特·杰克逊．巴特、波士顿大学的校长约翰·西尔伯(John Silber)，又包括年轻一代隶属于悠久的“美国人优先”传统、信奉新自由主义、主张反理论的学者，也就是那些坚决认为要优先考虑美国传统和价值观，并且不择手段地扫荡过理论、诋毁过批判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话语的知识分子。在此，我想到了沃尔特·本·迈克尔斯(Walter Benn Michaels)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这样的人。

20世纪80年代初，我似乎清楚地意识到，在美国，站在新自由主义立场攻击理论的思想基地往往要披上保守的外衣，因为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会欣然把握这个机会，打着传统和回归基本价值观的幌子展示其革命性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对抗和削弱这一策略，我特意在人们拿人文话语和解构主义带来的所谓“虚无主义’’后果比较、说它是一种更伟大的善和更崇高的价值的时候，撰写了《权力中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分析人文话语的界限，另一方面剖析其深刻的潜能。我们应该记得，在80年代早期，好几位曾以其皇皇巨著给文学理论带来一片繁荣的欧洲思想家给弄得名声扫地：学者们劲头十足地回忆着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勾结纳粹的历史；史学家们发掘出文献，证明保罗·德曼(Paul de Man)与比利时的法西斯报刊有合作关系；米歇尔·福柯死于艾滋病，而这在当时的美国是一种与“变态”的“同性恋”行为相提并论的可怕疾病，是一种被里根的统治联盟中的重要一员——右翼基督徒——称为上帝对罪人的公正处罚的疾病；还有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他在回顾纳粹分子崇拜尼采的情况时，以福柯的著作对理性的作用和价值提出了质疑为由，给福柯贴上了“信奉原始的法西斯主义的虚无主义者”的标签。

当然，正如爱德华·W．萨义德在1978年指出的，在美国，大量极具解构性的理论已经制度化，成为空泛的名利手段。和其他学术流派一样，后现代批评，尤其是笼罩在德里达(Jacques Derri da)和德曼的强大阴影之下、自称为解构主义的批评，成为商品化潮流的受害者，失去了它作为思想的价值。1978年，萨义德制造了一种说法；依据这种说法，“美国解构主义者”背弃了历史，背弃了自维(Giambattista Vico)以还的思想传统——依据这一传统，“人”只能了解自己制造的产物。实际上，萨义德把“解构”变成了一种现代版的笛卡儿式(Descarte’s)分析，一种与笛卡儿憎，恶人类文化中的语言学知识的情感相类似的对于文本的迷恋。换句话说，萨义德试图打着“历史”和“人类”的名义，从左派的角度对解构主义进行某种批判。这种做法的主要基础，体现在萨义德的鸿篇巨制《开端：意图和方法》对维柯的探讨上。

萨义德的批判，与20世纪80年代反对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立场别扭地纠缠在一起；而且，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它还变成了滋生批评理论中的各种滥用型思潮——如后殖民批评——的源泉，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萨义德开始了他后来的著述。在写作《权力中的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我想考察一下：在美国，要满足我所认为的、建立分享民主制必须达到的要求，萨义德所支持的这种反抗理论力量的批判性人文主义思想能走多远。在我看来，《权力中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意图迄今仍未得到严肃的解读。从尼克松到里根，美国政坛的右倾动向固然产生了深刻的全球性影响；而实际上，它更导致了美国政体的非民主化。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以美国为基地，努力颠覆1968年世界范围的学生运动带来的影响，试图压制为妇女及非欧洲裔人群争取民权的斗争(在此人们应该记得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之间的紧密联盟)；在此过程中，美国新自由主义不仅极度轻视人们向国家提出的种种要求，而且，它还把决策权交给跨国公司及其政府联盟这一类天生非民主的机构。

里根打着“把政府赶下人民的脊背”和“公款绝不拨给不道德的精英主义艺术”这样的口号，贯彻后尼克松时代的右翼平民主义思想；在这种平民主义思想的迷雾中，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注入了严谨的智力水准的分享民主制理想和某种悠久的美国传统及世界传统一道消失了。可悲的是，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站在反理论的立场上，把破绽百出、空泛浅薄的历史幻想和人性幻想当做赋予多元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研究——不管是反动的还是对抗性的研究——以合法性的观念，大力鼓吹，从而巩固了上述口号所代表的纲领。在美国，所谓的新历史主义便是这些历史观和人性观的盟友，并成为了它们的化身。  

《权力中的知识分子》力图编写一篇分析报告，一面展示严谨的人文批评所具有的巨大潜能，一面说明这些潜能的界限，藉此挽救分享民主制的理想。实际上，本书指出，在埃里希·奥尔巴赫、马歇尔·霍奇森和爱德华·萨义德这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手中，批判性人文主义实现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目标：一、它揭示了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并且，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它让知识分子向权力说出真相；二、更重要的是，它揭示出批判性人文主义思想如何最终走到极限，从而揭示出它自身的反民主基础源于国家，而知识分子则以特殊的方式扎根于权力之中。本书的书名常常招致不友善的批评家的误解，以为它指的是“拥有”权力的知识分子；其实，它是这本后福柯时代著作设定的一个前提，即权力不是放在合乎语法的所有格结构中就能弄明白的东西。知识分子位于权力“之中”，就是说，他们浸没在权力系统和话语系统的结点中，而且，他们自己就是这些结点；这些结点带来的影响往往不由他们的意识所控制，并且时常与他们所申明的目标相反。  

具体地说，《权力中的知识分子》一书，建立在对爱德华·萨义德和米歇尔·福柯之间的鲜明差异的分析上。本书认为，萨义德出于自己的目的，将福柯的权力理论误读为毫无作为的虚无主义；而且，本书还指出，福柯提出了一种清晰的理论，说明谱系重负限制了作为话语系统的批判性人文主义的欲望。如果把尼采和福柯铭记于心再解读批判性人文主义思想，我们可以发现，批判性人文主义与反民主势力结有共谋关系，而这些反民主势力决定着它们的残暴后果，却无法左右它们“收买”代言人的能力；而且，这一点显著地体现在马歇尔·霍奇森对历史知识的界限进行的政治方法论思考上。因此，本书是一篇分析报告，解析批判性人文主义在那些头脑严谨的学者的著作中的潜能；是一种关于已经制度化的话语的理论；是把尼采和福柯看做是研究知识、研究作为权力的效应而赋予知识生产活动的各种形式的理论家，对他们进行一种解读；最终，本书也是对某种值得追求的政治目标进行的纲要性阐述，而这个目标既建立在某种占主导地位却被轻视的理论(批判性人文主义)的某些复杂界限上，也建立在某种似乎是新兴的理论(话语理论)的潜能上。

当然，自那时起，甚至就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许多事情发生了。至少就目前而言，民主趋势受到新自由主义胜利的遏制，以建设严谨、博学、好学的学术为目标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着，而且它往往同时反对传统左派和传统右派的理论家。今天，我们有必要再写一本书，阐释眼下这本关注面有限但引人深思的著作所不曾论及的更为强大的力量、更为广阔的历史潮流。我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读者，期待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大踏步超越今天的界限，超越《权力中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为之担忧的界限。

保罗·A．博维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韦克斯福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