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本套书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本套书是以强掳到日本本土55个公司、135个作业场的4万劳工为对象选录的。第一卷《雪没北海道》是掳往北海道煤矿24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二卷《血洒九州岛》是掳往九州岛煤矿18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三卷《矿山血泪史》是掳往日本本州金属矿业28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四卷《冤魂遍东瀛》是掳往日本各地土木建筑36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五卷《港湾当牛马》是掳往日本各地港湾装卸及造船29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
全套书资料真实可信,不仅可以为人们了解二战提供一部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的信史;也可以为民间索赔提供一部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的证言。
受尽虐待的那些日子
——李瑞信访谈录被俘初受辱
我叫李瑞信,在日本当劳工时曾用名李瑞青,现年78岁,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叉河镇锣卜坨村人。
1943年我参加地方武装。1944年农历八月十二日,我在丰润县南吉寨村被捕,被抓到河头(即丰南)的日本守备队。当天晚上对我进行过堂,把我吊起来用鞭子、棍子乱打。第三天又过堂,灌辣椒水,灌得我鼻子现在都不好使,没有嗅觉。当时我们村被抓的只有我一人,因为我是地方武装的通信员,从区里到县里来回跑。过堂时问我区里都有谁,我什么也没说。在区里,我年纪最小,而且区队当时也没有固定的地方,随时都会转移。如果我说了,区里的同志会受损失的,而丰南当时的日本据点也非常多。
我在河头呆了八天,被关在一个小屋里,里面有五六个人。吃的是像猪食一样的高梁米饭,一天两顿,一顿给一碗。吃不饱,也没有给水喝,渴了也没办法。后来,他们又将我们押送到唐山的丰滦中学住了3天,其间过了一次堂。最后用一个大木棒子在我脑袋上打了一下,把我打昏了。在那里吃的也是高粱米。3天后,我们被押上火车送往塘沽。去塘沽时有日本人押着,上车前把我们两个人一起背靠背绑着,上车后才把我们解开,并让我们都坐到一块。
在塘沽同样也是吃不饱,一天给两个小窝头。我们住的是木板房,里面是木板铺,都是大通铺,一共有两排,中间有过道。每间房子里面住的人都很多。跑也跑不了,晚上睡觉时都得把衣服脱光交上去,捆成一捆放到门口,并有人看守。睡觉时每人发给一条被子。吃饭时每人发给一个碗,给点水喝,用完还得把碗交上去,如果不小心把碗摔碎了,也要把摔碎的碗片交上去。因为听说以前有人用碗砸看守人员,趁机跑出去了,后来饭碗也不给了。
看守我们的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白天也不让我们出去,整天的在屋里关着。解手也在屋里,墙角处有两个大缸。解手时还要先举手报告,如不报告就要挨打。我当时年纪小,也不敢动,所以也没有挨过打。在塘沽死的人很多,有些人还没有断气就被抬上马车拉出去扔进海里了。大多数都是病死的,生病没人管。
离开塘沽之前,还给我们编了队。我被编入熊谷组。我们大队有200多人,到日本后又分了中队和小队。大队长是天津人,叫沈玉峰;有一个中队长是丰润人,叫王雨生;我们小队长叫陈布,是唐山郊区果园镇卫庄人。异国洒血泪
轮船的船舱里装有煤,我们就躺在煤堆上。轮船走了5天,却只给了我们四顿饭,每顿饭就是一小半碗米粥。在船上死了一个人,被扔到海里了,是病死的。
5天5夜后,我们到达日本的长崎县。下船后先给我们洗澡、消毒,还有日本妇女给我们发药,让我们抹到身上。我们穿的衣服也被蒸了。最后,我们去了福岛县。
我们到福岛县时,下了一场雪,雪下得非常大,只一夜的工夫,就把房子下层的窗户封上了。而当时我们只穿着一身单衣服,后来我们就把水泥袋子套在身上。
刚到日本时,日本人还教我们学说日语,主要是学一些常用工具的叫法。比如铁锹、铁镐之类的东西。每个劳工都有编号,我记得我的编号是243(或234)号,后来分走53个人。又给我们剩下的人重新编号,我是7l号,那部分人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工作就是搬石头、和水泥。据说要修一条水沟。每天天不亮就去干,干活时有日本人监督。如果劳工不好好干活,监工的日本人就打劳工。我也挨过三四次打。当时劳工当中流行这么一句话:“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不长眼的。”就是说看见日本人过来,你就快点干,不挨打;如果平时干的不错,日本人过来时偏偏看见你在休息,肯定会挨打。我挨打是因为日本人嫌我干得慢,给了我一棍子。到那里以后,我们一直没有休息过。
住的是木板房,房子里面的床是上下两层。吃的稻糠和橡子面,一天三顿饭,没有菜,只有用水煮的萝卜叶。
在福岛干活时经常把手、脚碰伤,也有被打伤的,我现在腿上还有伤,其中有一处是在唐山被烙铁烙伤的。我没有生过病,别人有生病的,生了病也没有人管。日本人拿中国人不当人看,我们当中就死了十几个人。在福岛县有逃跑的,但是都没有跑了,第一天跑,第二天就被抓回来了。
没到过年时,我们搬到了大野。在大野过的春节,那天没有让我们去干活,而且让我们吃的饺子。在那里,我们的工作是搬小铁轨,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出去,到天黑时才能回来。住的也是木板房,天气比福岛县暖和点。平时也不让休息,干活回来后也不让洗澡,吃的还是稻糠。干活时,日本监工看见谁休息就打谁。没有翻译官,大队长会说日语,大队长对我们比日本人要好一些,毕竟在日本我们都是中国人。大队长让我们休息时,还帮我们盯着有没有日本人来。
搬铁轨时有一个人滚到山下摔死了,他是丰南区岳各庄人,叫刘树金。当时他们一共两个人在山坡上休息,起身走的时候他一个人抬起了铁轨,另一个人还没有站起来,结果他就和铁轨一起滚下山了。他年纪和我差不多。另外,死去的劳工还有李长江、刘庭功,他们都是病死的。劳工生了病,日本人也不管。
当时就是活一天算一天,也不知干了多久,我们被调到岐阜县。在岐阜县修飞机场,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半山坡上用轱辘马推土,也是从天亮开始干,到天黑才回去。干活时有日本人监督,很累。我在伙房烧火,没有挨过打,但是其他人有挨打的。光明到来返故乡
日本投降时,有日本人在听收音机,大队长也听到了,他就跟我们说“这回咱们有出头之日了”。以后,我们就不干活了,生活也得到了改善。有米有面了,也能吃饱了。日本人没有给我们发过钱,只是投降后给我们发了一身衣服,很粗糙的衣服,回国时穿的就是那身衣服。
1945年农历十月十二日,我们乘坐美国轮船回到祖国。回国时从长崎上船,到塘沽下船。下船后,我们被国民党抓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在北洋大学的院子里,国民党从我们这些人当中挑选岁数大的放走,大伙一看不好,就起哄,把门推倒往外跑。结果国民党出操的军队跑过来又把门口堵上了。最后,国民党挑出四五十人装到汽车上运走了。他们把我送到天津第三监狱,那里有国民党军队,也有站岗的。我在那里呆了不到十十个月,最后逃跑回家。
回到家里后我跟区队还有联系,1953年我从村里带了7个人一起参加了66军,1957年退伍。“文革”时期,我被说成是大叛徒,后经武装部长帮我解释,说我是被捕的,这才算没事。
我要讨回我历史的清白,恢复我的名誉,同时还要求日本政府在劳务方面赔偿我的损失。
(张山、毕立群、李爱军2004年11月11日走访,毕立群整理)
P123-P127
2002年5月,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与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民间研究网何天义研究室签订合作协定,对二战期间被日本强掳的中国劳工进行采访、录像、资料整理和光盘制作。2003年4月,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参加合作计划。由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资助经费,何天义研究室组织人力物力继续进行何天义先生所建立的这个项目。这套口述史书就是三方合作的成果。
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是美国华裔人士成立的民间团体,与何天义先生分处太平洋两岸,相隔万里,素不相识,能够这样进行合作的唯一共同基础就是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抗战史的关心和兴趣。何天义先生在他的序言和编辑说明中对实际工作的缘起和经过有详细的说明,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则想在这里说明一下我们参与和支持这一工作的动机和背景。
参加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的成员,多半是二战之后到美国求学然后就业、定居的华人,我们的童年或青少年生活深受日本侵略战争的影响,或者做过难民,或者成为流亡学生,或者逃避过日本人的轰炸炮击,或者家庭的房屋财产毁于战火,或者亲戚朋友遭到日本人杀害。年幼时的颠沛流离、挣扎奋斗深深铭刻在记忆之中,难以磨灭。因此,虽然我们多半已经取得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国籍,但对所来自的母国或出生地有一份无法割舍的感情,对近代和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更有一种不能自己的关注。
不过,由于我们身居海外,比较能够接触到不同观点的信息和报道,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往往希望能够超越党、摆脱政治或民族情绪,采取较为客观理性的立场。不幸的是,二次大战之后,在东西方冷战对立的世界局势下,国共两党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的状态。海峡两岸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抗战史的整理、撰写和保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使人们难以对这一段历史有一个客观、公正和全面的认识。
古人有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不仅使我们可以了解过去,也帮助我们认识现在,并决定未来的走向。多年以来,中日两国关系不时出现纠纷和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近代史的解释和认识有极大的差异。日本侵华战争的遗留问题,如日军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以活人做实验、慰安妇、奴役劳工等暴行,以及日本在战后不承认侵略暴行、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占领钓鱼岛和拒不赔偿等问题,都是最明显的例子。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政治保守势力固然是他们要淡化侵略战争和推卸战争罪行的基本原因,但中国方面也应该对抗日战争遗留的许多历史问题提出更为详细充实、令人信服的资料和数据,才能在交涉谈判之中,居于不败之地。
何天义先生和他的同事在调查研究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方面做出了最具体的贡献,我们深感荣幸能够参与推动这项工作。
唐德刚教授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努力开拓口述史的园地,誉满海内外。他在20世纪50年代便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口述史计划,先后访问了李宗仁、顾维钧、胡适等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
唐教授撰写的口述史著,不但文采飞扬,而且勤查史料,甚至置疑口述者的主观说法,力求符合史实。在跟张学良商讨做口述史的时候,张学良说,“我说你写就行”。唐先生说,“那不是口述史”。口述史是历史学者的研究项目,必须对历史和对读者负责,绝不是抄写口述者的自传。
唐教授在80年代邀集好友和学生在纽约组成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从事关于抗战时期的口述史工作。以普通老百姓和一般官兵为访问对象,以求保存那个大时代的普通大众的第一手史料。
被掳去日本奴役的劳工,大多数是华北平民,他们在敌人的枪刺棍棒下,在暗无天日的矿场中泪洒扶桑。这许多惨痛的真实故事,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无情控诉,也正是唐教授要记录而保留的抗战血泪史的范畴。因此,我们敬以此书作为他八十五华诞的献礼。 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纽约)
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纽约)编辑委员会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这部《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总算问世了。这部书从1995年重新开始史料征集,走过了10年漫长的艰难历程,也得到社会多方的关注和重视。1996年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998年被列入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2002年又作为旅美华侨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和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民间研究网何天义研究室的合作项目。正是这些立项与合作,才促使这一调查不断扩大和深入。
在史料征集和调研中,先后得到了国内各地的党史研究室、政协文史委员会、政府地方志、档案馆、社科院等有关单位和有关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中国二战劳工网、九一八战争网、中国九一八爱国网都协助进行了史料调查,并提供了一批珍贵资料。
同时,也得到了(日)中国人强制连行思考会、(日)亚洲太平洋地区殉难者刻骨铭心会、(日)长崎市中国劳工调查会、(日)日本普明会教团、(日)宇都宫市日中友好协会、(日)大阪强掳中国人挖掘会、(日)广岛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交流会、(日)花冈事件记录会、(日)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律师团、(日)日中友好协会、(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日)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旅美华人日本侵华研究会、美洲华人对日索赔专刊编委会、世界抗战史实维护会等团体的关心和支持。
在史料抢救策化中,曾得到日本友人老田裕美、高实康稔、平野伸人、倭文唯三郎和旅美华侨孔强生、汪文慧等人的关心和支持;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山东省出版总社的大力支持,张丽生副社长、钟永诚副总编辑和齐鲁书社宫晓卫社长进行了组织协调具体指导,旅美华侨陈宪中、沈炳辉先生及山东人民印刷厂李明春厂长给予了无私援助。
此书在编辑附表时,参考并引用了田中宏教授、陈景彦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和具体图表。
对于以上所得到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还要说明的是,本书收录的访谈录,除了我们组织采访的外.有一批稿件是各地劳工联谊会和劳工网站选送推荐的,由于稿件几经转交,有的没有注明采访人,有的没有联系方法。尽管在出版前我们多次进行电话联系,还有一些采访者没有找到,在这里我们深表歉意。有关作者若看到此书,请主动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赠送有关的书卷。联系地址:石家庄市青园小区市委宿舍3号楼4单元103号,范媛媛收。邮编:0500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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