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神道是理论神道(学派神道)之一派,它产生于日本近世国学内部,以荷田春满(1669-173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和平田笃胤(1776-1843)为代表,排斥用儒、佛等外来思想解释神道,主张通过日本的古典,尤其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来阐明和恢复日本的古道、日本精神。本书运用实证研究和理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复古神道哲学思想进行全面、深入具体的研究。全书资料翔实可靠，不乏创新之处。

序/1

绪论/1

第一章 复古神道兴起的历史背景/23

 第一节 复古神道兴起的社会背景/23

 第二节 复古神道兴起的思想文化背景/28

第二章 复古神道之确立/38

 第一节 荷田春满/38

 第二节 贺茂真渊/49

第三章 复古神道之大成(上)/6l

 第一节 本居宣长的生平与著述/61

 第二节 本居宣长的神灵观/65

 第三节 本居宣长的“神自然”/72

第四章 复古神道之大成(下)/80

 第一节 本居宣长的显幽观/80

 第二节 本居宣长的善恶观/85

 第三节 本居宣长的国体观/89

第五章 复古神道之发展/103

 第一节 平田笃胤的生平与著述/103

 第二节 平田笃胤的神灵观及天地生成论/108

 第三节 平田笃胤的幽冥观/119

 第四节 平田笃胤的国体观/129

第六章 复古神道对日本思想文化的影响/139

 第一节复古神道对教派神道的影响/140

 第二节复古神道对国家神道的影响/156

结论/172

参考文献/204

后记/214

二灵魂的归宿

在天地泉相分的世界观的基础上，平田笃胤以对《日本书纪》有关大国主神“出让国土”的解释为中轴，对“幽冥”概念进行了新的解释。他认为，那种认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死后其灵魂都要去夜见国的说法是非常错误的，可以说，平田笃胤的解释是在批判这种将“夜见国”作为人的灵魂的归宿的过程中展开的。他指出，这种错误，首先在于用“黄泉”来解释“夜见”。原来，“黄泉”是中国书籍中所记载的事情和出现的词汇，他指出，《春秋左氏传》郑庄公“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伤寒杂病论·序》“厥身已毙，……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的“重泉”、“黄泉”，其意都是指“人死后其灵魂和尸骸都要去黄泉”，就像杜预为《春秋左氏传》所作的注“地中之泉，故曰黄泉”，与《孟子》的“夫蚓上食墒壤，下饮黄泉”的“黄泉”意思一样，都是将尸体埋在地下的一种委婉的说法，用这样的“黄泉”来解释“夜见国”，是非常错误的。平田笃胤所理解的“夜见国”，是指在人所居住的“重浊的国土之底下所形成之国，所以，是由特别重浊之物凝固而成的”，是产生一切祸事、恶事之国。因此，他认为，中国书籍中的“黄泉”，是有违于“夜见国”之古传的，完全与日本的“古意”不同，这是属于“用外国之说混淆真实的古传”之类的错误。就连老师宣长也没有深入考虑这一点，还错误地认为“神也好人也好，不论善恶，死后皆往黄泉国”，贺茂真渊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其次，他认为神代的诸神之中，没有一例其魂到黄泉国去的。再次，所有人的灵魂均不去“夜见国”之理，不仅根据神代的事实可以得知，而且考察人出生的经过和死后的事实也可以明白。这就是，人是父母所生，但其本则是奇妙的神之产灵，是神的产灵将风、火、水、土四种物质结合为一物，赋予其灵魂造出了人，人死后，尸骸变成水和土留在世上，神魂则与风和火一起离去。风和火是灵魂之体，灵魂是产灵神所赐之物，所以要归于天，但尚未见到人的灵魂都要归天这样确凿的事实和古传，因此，应该说，“灵魂是存在于此国土上，又往来于天上的”“灵异之物”。总之，人死而分为灵魂和尸骸两部分，尸骸是无比污秽之物，所以归于“夜见国”；“神魂”(即灵魂)则与尸骸相分离，化为清洁之物。第四，社会上有不少死后多日又复生的人，他们当中有见到所谓地狱、极乐世界者，却不曾有一人说去过“夜见国”。第五，所有的人都是忌恶秽恶的，因为这是伊邪那岐命“忌恶秽恶之国的御灵”所赋予人们的一种本性，所以，人在活着的时候，也许有不知火之秽恶者，但死后的灵魂马上就能知道此秽恶，这是超越人智的、奇异的、灵妙的。因此，如此忌恶“不净”的灵魂，怎么会去那产生秽恶的夜见国呢！因此，“那种认为人死后魂魄消散而无知觉的观点是荒诞的，骨肉腐朽化为土，但其灵魂是永存的，从幽冥关注着世人之所为。”在《古史传》中，平田笃胤也强调道：“人死形体归土，其灵魂不灭，归于幽冥，接受大国主神的统治，听从其命令，在空中护佑着其子孙及亲属。这才是人的幽事。”

总之，死后的灵魂(“亡灵”)去“黄泉国”(夜见国)的古说，是不能成立的。“那么，要说此国土的人们死后之灵魂的去向的话，那就是永久地留在此国土上。这是从古传和今天看到的事实中可以考知的。”并且，不只是限于日本，而是“这大地上的大岛、小岛上的所有人”的灵魂，都不去“夜见国”。他还具体指出了“亡灵”的归宿，那就是“坟墓的旁边”，就像诸神被永久地祭奉在社、祠里一样，其灵魂也永久地被祭奉在这样的场所。这样，平田笃胤最终就为人们死后的灵魂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P121-P124

日本神道教(简称神道)，是在日本民族固有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行为的传承，是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吸收了儒、佛、道、阴阳五行、基督教等外来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神道的理论。神道反映了日本民族意识的重要侧面，是日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对日本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国民生活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影响。

神道大体上经历了原始神道——神社神道——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与独立神社并存的几个历史阶段。

根据考古的发现，在绳文时代(距今约一万年前)，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先民，囿于自然力的束缚，对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崇拜，即为神道信仰的端倪。弥生时代(公元前2世纪。公元3世纪)，日本开始种植水稻，为了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水稻丰收，以及丰收后感谢神的恩惠，在农耕社会共同体的祭场上逐渐形成了原始神道的祭祀礼仪，并且逐渐由对自然力、自然现象(自然神)的崇拜，扩展为对祖先、氏族首领(祖先神)、职业集团及地域开拓者(社会神)的崇敬。天神、地祗、人灵的神灵逐渐系列化。为了祈求恩惠、预测未来，占卜(太占)、探汤等神事活动的出现，更增加了原始神道的神秘性和宗教性，祭祀礼仪逐渐复杂化。公元3世纪开始出现以临时性的建筑物(神社)安置神器(依代)，逐渐取代了原来的祭场(神篱、磐境)。

神社神道约形成于公元3～8世纪。大和国统一日本后，原本皇室的氏神(天照大神)变成了日本的国神，神道也形成了以皇家氏神为核心的神祗系列及祭仪。神器原本供奉于宫中，与天皇“同床共殿”，5世纪中，瘟疫流行、部民暴乱，天下不太平，便假托说是天神不愿与人神(天皇)共居宫中之故，于是，在第十代崇神天皇时，将神体迁出皇宫，几经转移，于第十一代垂仁天皇时安置于三重县五十铃川上，创建了伊势神宫。以后，伊势神宫一直是神社神道的中心。飞鸟时代(539-710)，佛教传人日本，受佛寺建筑的影响，神道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社殿建设。《大宝令》(701)规定设立神祗伯，掌管祝部、神社名簿、祭仪、占卜。神道逐渐制度化、系统化，标志着神社神道的完成。

平安时代(794-1185)，《延喜式》(927)对神道的祭祀、斋宫制度、神社等级等作了进一步的规定。至此，神道还仅有祭祀礼仪，尚无系统的理论。从平安时代后期开始，神道吸收了儒、佛、道及阴阳五行等外来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形成了神佛结合、神儒结合的各派理论神道。

由神佛结合的“本地垂迹说”，最终发展并形成为“山王神道”(亦称日吉神道、日枝神道、山王一实神道、天台神道)和“两部神道”(亦称真言神道)。山王神道以佛教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一心三观”、“三谛即一”的教义来解释神道，是佛教天台宗与神道结合的产物；两部神道以佛教真言宗(密宗)的金刚界、胎藏界两部教义来解释伊势神宫内宫(天照大神)和外宫(丰受大神)以及二柱大神，是佛教真言宗与神道结合的产物。山王神道和两部神道作为“佛本神从”的理论神道派别，具有较大的影响。

进入镰仓时代(1185—1333)，政权转移到武家手中，统治者鼓吹神国思想，有利于神道的发展。伊势神宫外宫弥宜度会行忠笔高举“反本地垂迹”的旗帜，创立“神本佛从”的“伊势神道”(亦称外宫神道、度会神道)。室町时代(1333-1573)，吉田兼俱继承“反席地垂迹”的传统，创立“吉田神道”(亦称唯一宗源神道、原本宗源利道)。虽然伊势神道和吉田神道标榜以神道为本，为唯一宗源，高扬神国思想，鼓吹天皇的神圣性，但是在理论和礼仪方面，依然保留了许多儒、佛、道的影响。

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7)，儒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朱子学成为德川幕府的官学。神道也出现了神儒结合的理论神道派别。具体包括：继承伊势神道传统，站在神主儒从立场上，主张排除佛教影响，吸收儒学和易学影响，由度会延佳创立的“度会神道”；以朱子学、武士道与吉田神道相结合，吸收儒学伦理，强调忠君之道，由吉川惟足创立的“理学神道”；集神儒结合大成，由山崎暗斋创立的“垂加神道”(亦称崎门神道、山崎神道)。其中，垂加神道最富理论性。它将儒学理论运用于神道，创立了“神理合一”、“天人惟一”的神道(宗教)哲理，并将儒学伦理引入神道，通过“土金之传”、“龙雷之传”，发展了神道的伦理性；又通过对神篱、磐境、三种神器的解释，形成了“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的政治哲理，从而成为江户时代最有影响的神儒结合的理论神道派别。

上述的各派理论神道都是神道与外来思想结合的产物。江户时代后期，出现了以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为代表的“复古神道”。复古神道标榜排除一切外来思想的影响，主张依据《古事记》、《日本书纪》，恢复真正的日本精神——古神道。但是，它实际上并未排除儒佛等外来思想的影响，并且还接受了基督教以及刚刚传人日本的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使得神道进一步理论化、体系化、宗教化、神秘化。复古神道的尊皇主义、复古主义，为王政复古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明治维新(1868)结束了神社神道的历史阶段，开始了国家神道的发展阶段。明治维新后，为了恢复王室的权力、统一国家，神道被定为国教。新政府宣布“祭政一致”，恢复神祗官制度，将神道国教化，直接置于政府控制下，国家在经济上支持神道，按照中央集权制的方式改定全国神社的等级。大体经过20年的努力，神社神道被改造成具有强制力的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的“敬神崇祖”、“灭私奉公”、“对天皇尽忠”，实际上成为国家神道的教义。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国家主义思潮高涨，祈求武运长久和战争胜利，以及表征国家神道军事性质的神社(靖国神社)成为国体教义的重要支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社会矛盾激化，国家神道又成为统制其他宗教、“善导”国民思想、镇压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的思想工具。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军国主义的扩张侵略，国家神道的军国主义性质进一步加强，成为对内加强控制国民，对外扩张侵略的工具。从侵占台湾(1895)、日俄战争(1905)以及并吞朝鲜(1910)起，国家神道作为侵略战争的尖兵，扩展到国外，起了从精神上控制慰抚日军士兵、奴化被占领地民众的作用。

1945年，日本战败，国家神道随战争体制的崩溃而瓦解。盟军总部发出《关于取消政府保障、援助、保护、监督、宣传国家神道、神社神道的文书》(1945年12月，简称“神道指令”)，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停止了国家从政治、经济上对神道的支持，废除了公立的神道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废除了公立学校的神道课程，删除了教科书中的神道教义，撤消了公共场所的“神棚”，禁止公务员以官煮身份参拜神社和参加神道仪式。战后宪法的颁布(1946年11月)，又从法律上确立了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神道被允许在清算了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因素之后，作为与国家无关的一般民间宗教而存在。一些团体发起、成立了作为民间宗教团体的“神社本厅”(1946年，宗教法人)，由全国七万八千余所神社参加。还有三万余所不参加，或为独立宗教法人，或结成地区性的小规模的联盟。从幕府末期、明治初年起产生的新兴宗教中，属于神道系的新兴教团，在战前被规制为“教派神道十三派”。战后，在信仰自由的氛围中，打破了原有的规制，各教团纷纷独立。所以，从战后至今为神社神道(神社本厅)与独立神社并存的阶段。在今天的日本国民生活中，神道依然具有重大影响。

研究神道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首先，在以往的日本哲学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古代是移植中国哲学，近现代是移植西方哲学，日本没有自己的哲学。这种认识几乎成为定说。所以在许多日本哲学思想史的著作中，除了佛教、儒学、西方哲学思想及其在日本的影响之外，没有日本固有的传统思想的影子。其实，在外国影响进入日本之前，日本就具有自己固有的民族传统信仰——神道。虽然当时日本尚无文字记载，但后来在日本最早的文献《古事记》(712)和《日本书纪》(720)中记录了这一段传说。尽管作为历史，这些资料不是可靠的史料，但作为神话传说，却可看作日本民族固有信仰、传统思想的思想材料，日本人传统思维的萌芽。在后来佛教占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古代和中世，并存有本地垂迹说、天台神道、两部神道、伊势神道、吉田神道的思想。在儒学占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近世，也并存有度会神道、理学神道、垂加神道、复古神道的思想。并且神道思想对于藤原惺窝、林罗山、贝原益轩、山鹿素行、中江藤树、熊泽蕃山等著名儒学家也具有很大的影响。神道的神皇神统思想对王政复古(明治维新)起过重要的作用。进入近代以后，国家神道及其教义，实际上成为天皇制、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核心。所以在从古到今的日本哲学思想史中，神道思想始终贯穿其中，成为日本哲学思想史的一部分。研究解明神道哲学思想在日本哲学思想史上的地位，研究解明神道在日本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是研究日本哲学思想史的重要任务。这是我们研究神道的第一个目的和意义。

其次，中日两国的交流源远流长。在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对日本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是不争之事实。迄今为止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大都以佛教、儒学以及其他为媒介人手。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巨大，著作及论文汗牛充栋。但是以神道为媒介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的尚付阙如，著作及论文尚为鲜见。从神道的文献资料、各学派神道的理论，到神道的神祗、神社建筑、祭祀礼仪，无不可以看到中日两国思想文化交流的痕迹。例如，从今天在日本各地大量存在的庚申塔(碑、塔婆)、庚申堂等古迹，可以看到从属于中国道教的民间信仰“守庚申”，如何随着阴阳五行思想、道教传人日本后，在平安时代成为流行于宫中的“庚申待”，室町时代波及民间，并与佛教相结合，形成了佛教的庚申信仰(青面金刚)，江户时代与神道相结合，形成了神道的庚申信仰(猿田彦大神)；如何从最初(在中国)时的单纯祈求长生，传到日本后，逐渐扩展为行善积德、祈求丰收，并且形成了“庚申讲”那样的团体。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外来文化传人日本以后，是如何与日本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变形，并得到独特展开的。所以，以神道为媒介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将扩大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领域，更有利于了解日本文化的特点。这是我们研究神道的第二个目的和意义。

第三，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即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举国上下掀起了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热潮。在过个过程中，自然不会拒绝学习外国的成功经验。在东亚率先实功现代化的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家注目的对象。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现代化为什么能够获循成功”成为中国日本学研究的热门题目，企图从中获取某些借鉴。其中，不乏从思想文化方面的探究，并且提出了“儒学资本主义”“家族主义”、“集团主义”、“拿来主义”、“论语加算盘”等观点。这些议论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和思维方式．有利于我们对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和思考。但是，这些议论似乎只触及了其表层(或浅层)原因，尚未探及其深层的原因。所谓的家族主义、集团主义均可从其固有的民族信仰——神道中寻找到深层的原因。并且，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以及中日两国国情的差异，这些原因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有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行的，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不一定可行。有些对于其国内说来可称为“善”(积极)的，而对于他国人民说来则是“恶”(消极)的。只有深入地研究其深层原因，并结合两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从中真正吸取经验和教训。这是我们研究神道的第三个目的和意义。

第四，中日两国的关系在历史上一直是友好的，只是在近代，即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东亚人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在战争结束，清算军国主义的罪恶之后，只要本着以史为鉴和向前看的态度，这个“历史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可是，日本的右翼势力却故意歪曲历史，否定侵略，美化战争。通过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教科书，鼓吹“南京大屠杀虚构论”、“慰安妇问题国家无责任论”、“解放东亚、建设满洲有功论”等等谬论，致使历史问题成为中日关系的敏感点之一。

国家神道曾经充当军国主义扩张侵略的尖兵。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张，将神社扩展到朝鲜、中国的台湾、东北、内蒙古、海南岛以及东南亚、太平洋诸岛，起着从精神上慰抚日军士兵及控制奴化被占领地人民的作用。作为国家神道重要组成部分的靖国神社，是军国主义的重要支柱，供奉着历次侵略战争中“为国战死”的“英灵”。1978年日本又偷偷将包括14名甲级战犯在内的一千多名所谓“昭和殉难者”合祀于其中。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历届政府首相(除村山富士)都公然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已成为右翼势力兴风作浪的舞台。所以，要准确对待历史，以史为鉴，前事之师，必须彻底批判军国主义和国家神道。研究与批判国家神道，分析其在战争中的作用，是我们研究神道的第四个目的和意义。

在我国的日本学研究中，对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还不长，成果尚不丰，对日本神道的研究也才刚刚开始，而对日本神道哲学思想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基于上述目的，自1998年至2003年，我连续三届将神道哲学思想研究列为我所指导的博士生的论文题目。它们分别是“日本古代神道哲学思想研究”、“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垂加神道哲学思想研究”。牛建科君的博士论文《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上个世纪60年代，恩师朱谦之先生的《日本哲学史》(1964，三联版)中《国学者的“日本精神”哲学》一章，从国学角度锲入，论述到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的哲学思想，是为我国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之肇端。拙著《日本哲学史教程》(1989，山大版)中，有《神道哲学思想》一章，从神道角度锲入，把复古神道作为神道史上理论神道(学派神道)的一个发展阶段，涉及复古神道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这些都是在对神道哲学思想的总体研究的过程中，对复古神道思想的涉猎，尚缺乏系统、具体、深人的研究。牛君的博士论文是迄今为止国内最为系统、全面、详尽的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专著。资料翔实、可靠，不乏创新之处。

在国外，对于复古神道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由于不同时代的要求，对其性质和作用的评价往往大相径庭。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国学”和“复古神道”的界定及其关系纠缠不清。在日本一般将它分为三期。第一期以契冲、下河边长流、户田茂睡等的《万叶集》研究，特别是契冲《万叶代匠记》的考证的文献研究方法，作为该学问的开端。第二期，荷田春满又在此方法中加入了神道的内容。贺茂真渊在对《万叶集》的研究中，以古语阐明古道，主张复归“清明正直”的古代精神。本居宣长在《古事记传》中，继承和发展了真渊的思想，明确指出古代精神就是“神之道”，并且以此排斥外来的儒佛思想。第三期是平田笃胤，具有鲜明的神道主义和国粹主义的性格，成为幕末尊皇攘夷和王政复古的思想支柱。日本学界把春满、真渊、宣长、笃胤称为“国学四大人”。此种界定与关系，确实令人莫衷一是。牛君在论文中，以复古神道思想家的思想为素材，从其建学立派的历史过程和思想理路人手，界定与区分国学与复古神道。论定“复古神道是产生于近世国学内部，以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为代表的，排斥用儒佛等外来思想解释神道，主张通过日本古典，尤其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来阐明和恢复日本古道、日本精神的学派神道(理论神道)。由荷田春满、贺茂真渊确立，本居宣长集其大成，平田笃胤则对复古神道加以发展”。这样的界定与区分在国内尚属首次

牛君用“主神”概念来论述本居宣长的神观念的发展，“日本传统的神道是多神信仰，所谓‘八百万神’，在荷田春满和贺茂真渊蘩里，还没有出现这种‘主神’的观念，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多神观念。在本居宣长这里，则萌发了‘主神’观念”。同时又将“本居宣长古道思想概括为‘神自然’”，指出这既是本居古道思想的鲜明特点，又是其作为宗教理论的特征。这种提法亦为首次。

复古神道的神灵观发展到平田笃胤，则发展为“主宰神”观念，这是学术界已经公认的观点，但是对于其成因，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平田的神灵观是接受了基督教的影响(村冈典嗣)。另一种则与此相反，认为在复古神道以前的神道家中，已经有把国之常立神(天御中主神)作为最高至上的创造神、主宰神的传统(田原嗣郎)。牛君则认为“平田笃胤主宰神的观点，在受基督教绝对唯一神思想影响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摆脱中国思想的影响。其理由是，第一，受了道教思想的影响。……第二，受了儒家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

牛君在文中，还将“强调神道的宗教实践性”和“彻底的反本地垂迹说倾向”作为复古神道思想特征加以阐述。类似的创新之点，在牛君的论文中颇多。该论文将复古神道放在日本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大背景下，置于神道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纵横地梳理了复古神道思想，阐明了复古神道的理论意义(“神性的提升与神灵观念的完善”)与实践意义(“蕴涵着反体制性因素”)及其与国家神道、教派神道的思想渊源关系，对于我们认识为什么在今天的中日关系中，日本右翼势力会如此猖獗以及对于认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兴宗教热”中，为什么“膜拜教团”(CULT，我国译为邪教)的活动会如此猖狂，不无现实意义。

欣闻牛君的博士论文在修改的基础上即将付梓，令人欣慰。盼望年轻一代能有更多的成果问世。谨志文字。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是在本人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尽管要以专著的形式奉献给大家，但我内心还是诚惶诚恐，因我对它还是不甚满意，无奈受资料的限制，加之在外攻读博士三年，所欠教学的“债”颇多，不得不抓紧时日备课“还债”。因此，本书基本上保持了博士论文的原貌，只是在结构和必要的环节上作了调整和补充。

当修改完最后一笔之时，既有挥之不去的长途跋涉者的疲惫，又有按捺不住的凯旋而归者的喜悦。遥想20年前，在母亲河黄河之滨，在位于美丽泉城的母校山东大学，初识恩师王守华先生，与日本哲学结缘，到16年后的世纪末之秋，又来到被誉为“人间天堂”的西子湖畔，在浙江大学师从王先生攻读日本哲学思想与文化方向的博士学位。在王先生的建议下，将“复古神道思想之研究”确定为博士论文题目，并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所幸的是，在读博期间，得到了去日本撰写论文的难得机会。在日本的一年间，在位于被称为日本人心灵的故乡——伊势的皇学馆大学，得到了该校文学部部长(现为该校校长)伴五十嗣郎教授的耐心指导，得到了该校神道研究所牟礼仁教授和加茂正典副教授的悉心关照，还惠受了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和立教大学教授铃木范久先生的颇多启发；同时，还通过书信的方式，及时得到了恩师王守华教授的谆谆教诲，从立意到方法，以及如何对待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等等，受益匪浅。在博士论文送审和答辩期间，还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心川先生、卞崇道先生，北京大学的魏常海先生，山东大学的傅有德先生和蔡德贵先生，浙江大学的陈村富先生、包利民先生和杨大椿先生的中肯指教，诸位先生为我的博士论文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这无疑为修改出版我的博士论文有着极大的帮助。借此机会，对王先生多年来的栽培之恩表示由衷的感谢！对以上诸位教授的教诲和鞭策也深表谢忱！

在拙著即将出版之时，王先生又在百忙中欣然为之作序，大恩不言谢，我只有以今后的不懈努力来报答恩师的栽培之恩于万一了。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齐鲁书社的大力支持，并得到山东大学出版基金委员会的部分资助，在此，本人表示由衷的感谢！

          牛建科

        2005年2月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