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有关我国经济变革的随笔集。内容涉及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农村和城市信用社改革、利率与汇率改革、宏观调控、GDP估计等。在研究这些经济问题时，作者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唯物辨证法的思维方式去研究，结合历史，以求科学。

自序

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

金融改革的突破口 3

银行准入政策的变化 9

国有产权改革不能减缓 73

产权无关论错在哪里?

——与郎咸平教授商榷 76

制度创新与修修补补

——和邱兆祥教授商榷 22

解决金融改革两难的途径

——答田国强、王一江29

靠谁来推动金融改革? 36

金融改革史由谁来写? 4l

把脉国债，慎防危机 45

金融改革，大潮初起

——答《财经界》记者问 77

中国召唤民间金融英雄

——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问 79

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与上市

外汇注资，剑走偏锋，背水一战 87

不良贷款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制约 94

注资、上市能不能让国有商业银行走出困境? 100

拆东墙补西壁

——一项错误的建议 109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条件 ll3

11万亿国有资产在哪里? ll8

把扭曲的方向校正过来

——剖析创建东北振兴银行的思路 l2l

政企分开是金融改革的要害 127

三、农村信用社改革

农信社改革新思路 133

引入民间资本与农信社改革 137

合作制还是股份制?

——农村金融改革的模式选择 141

制度创新与农村金融改革 l44

四、城市信用社改革

城市信用社向何处去? l57

城市信用社改革的动力 l6l

企业家、金融家与民营银行 l66

五、利率与汇率改革

加息与深化金融改革 l77

渣打银行的人民币压力表 l8l

汇率博弈谁怕谁? l84

何时再加息? l94

六、宏观调控、GDP估计及其他

经济过热与危机意识 l99

第二还是第六?

——中国经济规模的底线 2l7

对西班牙“烧鞋”事件的再思考 246

切莫买椟还珠

——就中国出口战略与仲大军先生商榷 249

附：当前中国的经济及发展战略问题／仲大军

一亿条裤子与一架波音飞机 257

驳人才外流 262

新闻监督与学术自由 266  

市场经济地位与反倾销 27l

以实业投资为本，创建海外工业园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策略选择 279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与反倾销对策 290

银行准入政策的变化

最近，金融行业两大巨头分别发表谈话。周小川于2004年10月28日接受《国际金融报》的独家采访，隔了10天之后，该报在11月8日发表了采访记录。刘明康于11月6日来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商业银行改革与公司治理结构发表演说。无论这两个报告有没有什么特殊背景，都值得我们给予关注。

周小川的讲话实际上是对前一时期金融改革的总结，其中有些话非常重要。例如：“200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后，一系列金融改革政策高频率出台，显示中国政府从根本上变革金融业、推动金融改革的鲜明态度，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试点就是金融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金融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经济改革的不同阶段，金融改革的中心任务都会有所差异，但是都体现了对于市场化改革道路的探索。”

这两段话说得很清楚，在2003年以后金融改革政策高频率出台，显示了高层推动金融改革的鲜明态度，改革的中心任务在不同阶段会有所差异。P9

周小川在报告中试图回答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剥离了不良贷款之后，如何防止在今后再出现大量不良贷款?他列出看好形势的四条理由：①放弃了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干预；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没有向国有企业贷款的义务；③大型国企上市，企业经营状况不断改善；④法制建设改善了市场环境。这四条够不够?周小川没有正面回答，他马上就把话题转移到了作为微观基础的金融机构改革。显然，如果金融机构内部改革不能取得重大突破，那么依然很难防止在今后再度出现大量银行不良贷款。

周小川强调了金融改革的关键在于现存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如果不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健全作为微观基础的金融机构，宏观的金融稳定恐怕就是一句空话。从金融市场的发展来看，如果金融市场活动中的主体自我约束不足够，金融市场也难以发展。”

如何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周小川认为银行改革也要走国企改革同样的道路。他很明确地说：“党的十六大文件明确肯定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的方向，要求通过改变公司治理结构，从而真正改变企业的运行机制，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就其本质而言，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也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或者说，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目标明确的股份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才有可能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些话说得太好了。为什么在江浙、广东国企改革进行得要比东北、西北好得多?关键就在于在江浙、广东的民营企业发展得很快，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处于这些地方的国有企业也变得好了。如果这些地方和东北、西北一样，依然保留着国企的主导地位，没有竞争哪里来的改革动力?改革国企还不是停留在口号上?

周小川批评了那些主张自上而下，通过抓内部管理来推动金融改革的说法。他指出：“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先抓内部管理，然后再考Pl0虑进行股份制改造。回顾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我们不难发现类似争议也曾发生过，即问题是出在管理还是出在机制上，是用人问题还是体制问题。如果企业领导人不行，通过更换管理层的方式，使经营得到根本好转，在此基础上，通过一定时间的效益积累，再进行公司化和股份制改造，是否可行?”“多年的经验表明，国有企业改革从这种思路出发效果并不乐观。究其根源，国有企业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科学管理不够，而是有着更为本质的机制问题。”“如果比较一下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不难发现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如果说国有企业像政府机关，国有商业银行则更像是一个政府部门。国有商业银行在人事、薪酬、职工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内部激励机制上，都沿用了国家机关体制，且存在明显的行政级别导向和严重的官本位色彩。国有商业银行负责人的经营决策权也受到很多行政机关管理体制的限制和约束，缺乏市场化经营的自主权。内部激励的不足，加上外部压力的不足，如仅仅依靠加强管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恐怕时间会拖得很长。”

“我们对于前瞻性的考虑，一个是2006年有关银行业全面开放的WT0承诺，现在已经逐步表现出来，比如准入政策发生变化。面对这样一个新的竞争环境，我们就要作出适当的前瞻性考虑。”

周小川所说的“准入政策发生变化”标志着金融改革的重大转折。我们早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在实现对外开放金融之前，必须有步骤地实现对内开放。在高层决策机构中，几乎所有的人在口头上都承认我们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在某些人眼睛里，对内开放金融要比对外开放还要可怕。民营银行试点迟迟没有纳入金融当局的议事日程。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金融改革的中心任务必将转移到对内开放。  

在2004年，对内开放金融的试点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浙商银行已经问世。还有一批民营银行正在组建。江浙一带有不少较好的基层金融机构，民间金融活动非常活跃，民间金融人才较多。因此，在P11江浙地区出现一批民营银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广东历来是金融行业的重灾区，尽管郑德呈、李江涛等人花费了不少力气，但是依然进展缓慢。其他地区的试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处于观望、等待状态。我不知道，这些试点是否做好了“准入政策发生变化”的准备?无论何时何地，机会永远属于那些提前做好准备的人。

刘明康在北大讲演的题目是商业银行改革与公司治理机制，但是，他主要谈的是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他分析了中小企业在获得信贷、金融支持方面的特殊性，列举了中小企业的“症候”：①治理机制不健全；②负债率过高；③小企业没有或大部分偏离了自己的核心主业，盲目跟风。他强调民间筹资必须遵循的红线，并且介绍了银行改革“抓两头带中间”的部署。刘明康在中国银行和银监会干了这么多年，若讲起信贷文化；风险管理来，他肯定是专家。他说的这些都对，遗憾的是，惟独没有提到金融改革前瞻性考虑。也许，刘主席对此有所考虑，问题在于我们这些听众没有提问而已。据报道，陈平对刘主席演讲内容深为赞同。不知道陈平有没有问问，应当如何改善中国金融领域的竞争环境?“准入政策”是否发生变化?民营银行对于金融制度创新有什么意义?

从周小川和刘明康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今后金融改革的走向。还是那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无论如何，金融改革正在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如果最近不出现大规模金融领导班子调整的话，距离开放民营银行的时间应当不会太远了。Pl2

  2005年的春节过得特别红火。撇开颇有争议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说，人们可以从一些硬指标上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超过了一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6000亿美元。中国在钢、煤、粮、棉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上雄居世界第一。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也许拿钢产量为例更容易说明问题。中国的钢产量在2003年达到2．2亿吨，超过了美国、日本、英国三家总和。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竭尽全国之力只不过炼了1070万吨钢，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废品。如今，中国几乎是不声不响地就把世界上主要工业国抛在身后。有些政府官员认为钢铁行业过热，于是在2004年采取宏观调控，压缩钢产量。结果，钢产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突破了2．5亿吨。事实证明了我们当初的预测，推动钢铁产量继续攀升的主要因素是市场需求。只要经济高速增长，钢材需求就一定旺盛，就必然会有人努力生产钢材。行政命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在当前的经济转型时期就不一定管用。今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政府应当自觉地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不该政府管的地方就尽量不要插手。中国不仅生产了这么多的钢材，还进口了5000多万吨，这些钢材并没有积压在仓库里，而是转化成了高楼大厦、铁路桥梁、高速公路、机场码头和各种机械、车辆等等。这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明证。世界上有些人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繁荣昌蛊，但是无论他们的偏见有多深，也彳艮难否认这些事实。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处于自汉唐、康乾以来前所未有的盛世。

可是，居安思危。日子越好过，越要有危机意识。

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强调要近距离观察，尽可能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在微观层次上我们需要关注钢铁、粮食、各种产品的供求关系。在宏观层次上关注货币供给、通货膨胀、消费投资、国际贸易等均衡关系。然而，正如苏东坡的诗中所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我们置身于各种经济现象之中，反而有可能看不清全局变化。在观察一个经济体的运行规律的时候非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可。在时间坐标上要跳出当前的数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趋势。在空间坐标上要跳出中国，跳出亚洲。要摆脱切身的利害关系。在思维逻辑上多讲点辩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

研究经济规律绝对不能脱离历史，更不能忘记辩证法。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从历史长程来看，任何事物发展必定遵循波浪式前进的规律。有高潮也必定有低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亚洲四小龙等都曾出现过经济起飞。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维持经济高速增长20年以上。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必定会有一些部门落后于其他部门，出现发展中的不均衡。这些部门很可能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瓶颈的出现制约了发展速度，导致波谷。而解决瓶颈制约之后才出现另一个发展的波峰。中国经济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我们也许没有足够的根据来预测中国经济还可以保持多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我们可以研究什么是制约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瓶颈，在哪个部门遭遇危机的概率最高。

经济改革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是一系列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环节。而且一定是旧体制出现了问题，按照原有的模式再也混不下去了，才会产生变革的诉求。物极必反。遭遇的挫折越大，改革越彻底。如果不是由于文革后期经济濒临崩溃，推动经济改革的阻力肯定要大得多。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人们对于文革后的困境已经逐渐淡忘了，改革的原动力在日渐衰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森在研究了世界各国经济改革史之后指出，只有遭遇极大的危机才能让一个国家真正推进改革。目前，中国经济表现出色，还有推进改革的动力吗?

破旧创新一定要有推进改革的中坚力量。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农村改革开始，逐步推进到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等等。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渐进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农村家庭责任承包制让农民回归到农业生产的自然状态，绝大多数农民在改革中受益，因此，农村改革进展得非常顺利。国企改革就比较复杂了。在各个集团之间的利益再分配中，除了下岗工人之外，国家利益经常受到损害，国有资产流失成了国有企业改革中一大忧患。在农村改革和国企改革中，由于大部分参与者都得到了好处，因此推进改革比较容易。如今，好改的都改了，就剩下金融改革这块硬骨头了。

金融改革明显地落后于其他部门的改革。毫无疑问，如果中国遭遇危机，必定是金融危机。

目前的金融体制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中继承下来的，拥有非常明显的计划经济特征。在国有商业银行至今还保留着官本位体制。改变当前体制会触动大部分人的切身利益。在各个产业部门中金融行业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必须保持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因此金融行业的惯性特别大。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依然保留着垄断地位，推动金融改革的难度非常大。银行作为金融服务的主体之一，不仅很容易受到行政干预也很容易得到政府的庇护。国有银行是个筐，各类坏账往里装。无论是国有企业、基本建设还是地方政府，只要财务上出了问题都可以把麻烦甩给国有商业银行。由于经济政策变动导致产业大起大落，所带来的成本也甩给了银行。在国有商业银行中沉积了各项改革的成本，严重地损害了银行的素质，但是这些问题都隐藏在桌子下面。在台面上是看不见的。国有商业银行各级官员和职工的利益并没有直接受到影响。因此，只要能够过得下去，就不会有人下决心来变革金融体制，何况目前，金融行业的日子不仅能够混得下去，而且还过得很不错。由于在改革中银行的员工们的切身利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金融改革的难度很大。离开了金融体系内部员工的参与和支持，在金融体系巨大的惯性作用下，任何修修补补都无济于事。

当前，用不着为大好形势唱颂歌，也用不着花费许多气力来论证领导决策的英明，最重要的是为可能出现的危机发出预警信号，唤起改革的动力，防范危机。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才会真正遭遇危机。

得益于北美大学的终身教授制度，近年来我能够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我每年在国内四个月，在加拿大八个月。在国内调查研究，在国外思考写作。在国内时虚心向同行、朋友们学习请教，在海外时注意观察了解外国学者专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评论。由于视角不同，在有些问题上我的看法可能和国内的朋友们并不完全一样。在我的大学不远就是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我经常陪同来访的朋友们去游览。每当我们听到大瀑布惊天动地的咆哮时，总是从内心感叹大自然不可抗拒的运行规律。但愿我在异国他乡所得到的一知半解能够对祖国的经济改革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北京“联智传播”的慕云五。是他首先提出来将我在最近几年关于金融改革的文章汇编成书，并且建议将书名叫做“金融之变：尼亚加拉的声音”。和慕云五这样优秀的编辑人员合作是许多作者的幸运和缘分。

尽管董辅扔教授比我年长了许多，但是多年来他一直把我当师弟相待。本书中有不少观点得益于他的教诲和帮助。在编辑本书的时候，董辅弄礽教授已经离开了我们。在此我对董老师再次表示深切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为我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衷心感谢校长RamonaLumpkin，院长Trish Fulton以及经济系同事们的支持和帮助。我的夫人关克勤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一如既往提供了全面的支持。正是由于有了她的帮助，我才得以集中时间和精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衷心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感谢刘国光、吴敬琏、刘吉等前辈的指教。感谢林毅夫、樊纲、易纲、谢平、汤敏、茅于轼、张曙光、曹远征、陈平、巴曙松等朋友的大力帮助。没有他们的无私帮助，我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些文章的。当然，书中如果有什么谬误都应当由我个人负责。

徐滇庆

2005年2日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