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中国新文学？本书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新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精神转折点所具备的内在价值和思想力量。其内容包括讲述“五四”话语的形成、写实主义、个人主义、京派文学、海派文学、新世民文学等，并附坊间不多见的插图。这比单纯的文学史观的宣扬更为切实而有意义。

前言………………………………………………………… l

第一章 “五四”话语的形成………………………………l

第一节 进化论与近代文学……………………………2

第二节“五四”话语………………………………… 10

第三节 人的文学………………………………………2l

第四节 文体的解放……………………………………29

第二章 新文学巨匠——鲁迅………………………………37

第一节 绝望的反抗者…………………………………38

第二节 参与历史的实验………………………………47

第三节 “独语”与“闲谈”…………………………59

第四节 批判的灵魂……………………………………66

第三章 人生写实的旗帜……………………………………77

第一节 文学研究会……………………………………78

第二节 泛滥的“问题”之流…………………………85

第三节 丰饶的乡土小说………………………………96

第四节 “自己的”文学………………………………108

第四章 自我表现的异军……………………………………119

第一节 创造社…………………………………………120

第二节 开一代诗风……………………………………127

第三节 自我抒情小说…………………………………134

第四节 现代主义的春燕………………………………148

第五章 个人主义的绅士风情………………………………161

第一节 新人文主义……………………………………162

第二节 轻灵平静的诗华………………………………171

第三节 “射他耳”及其他……………………………179

第六章 个人主义的放逐……………………………………193

第一节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94

第二节 “五四”的重估………………………………204

第三节 革命的浪漫谛克………………………………212

第七章 左翼文学的记录……………………………………227

第一节 历史的创造……………………………………228

第二节 社会剖析小说…………………………………236

第三节 新人的气象……………………………………245

第四节 东北流亡者……………………………………255

第五节 属于时代的文学………………………………265

第八章 长篇叙事大家………………………………………277

第一节 大型作品的收获………………………………278

第二节 老舍……………………………………………285

第三节 巴金……………………………………………294

第四节 李劼人…………………………………………305

第五节 曹禺……………………………………………313

第九章 京派文学……………………………………………325

第一节 “文学者的态度”……………………………326

第二节 “京派”的小说世界…………………………334

第三节 沈从文…………………………………………342

第四节 美与爱的“画梦者”…………………………352

第十章 海派文学……………………………………………363

第一节 海派文学的现代性……………………………364

第二节 都市生活景观…………………………………372

第三节 《现代》周围…………………………………381

第四节 《论语》天地…………………………………395

第十一章 新的人民文学……………………………………403

第一节 “五四”的改写………………………………404

第二节 赵树理…………………………………………411

第三节 民主革命战争的画卷…………………………420

第四节 “守在我的战斗岗位”………………………426

第十二章 献给现实的蟠桃…………………………………437

第一节 历史与讽刺……………………………………438

第二节 旧时代的丧钟…………………………………445

第三节 艾青及其他……………………………………454

第四节 报告与讽咏……………………………………462

第十三章 新市民文学………………………………………473

第一节 文学：生命的自存自荣………………………474

第二节 沪上浮世绘……………………………………482

第三节 张爱玲及其他…………………………………489

第四节 现代主义的通俗化……………………………501

第十四章 回望“五四”……………………………………511

第一节 “七月”的战叫………………………………512

第二节 “文艺复兴”的理想…………………………525

第三节 “九叶”星辰…………………………………533

进化论与近代文学

民族生存危机、封建政治危机和传统文化危机的空前交并，演示了近代中国的国运，也形成了近代知识者的情绪中心。“西学东渐”，并非是一种心平气和的文化交流，而以列强坚船利炮为底色。西方白文艺复兴至二十世纪初的各色学说，大举涌入国门，半为学理，半为憧憬，近代知识者便以此寻求自强新生之路。

严复(1854-1921)翻译并出版《天演论》，也许是最有历史意味的事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影响至大，仅次于马克思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人物，几乎都为《天演论》的受惠者。鲁迅称赞严复是“感觉敏锐的人”，在《朝花夕拾》中，他以生动的艺术语言记述了当年阅读《天演论》的真切感受。胡适在1906年上海澄衷学堂求学时接触《天演论》，为风气所及，竞择取“适”字作了自己的表字(“适之”)和笔名①。

中国人因《天演论》而接近了一种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危机情感因此也获得了空前的理性支持。“优胜劣汰”观念，新颖特立，血气贲张，以叛逆的姿态对立于中国传统奴性哲学，自强、自立、自主等新的人格内容渐次浮出地表。它连同严复“黜伪存真”的呼吁和从英国带回来的关于“自由”的猜想，共同从根基上突破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进化论参与了近代文学革新，促进了中西文化剧烈的撞击和融合，推出了中国文学亘古未有的新景观。

关于“三界革命”，即“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或许还应该包括戏曲的改良和文明新戏的滥觞，都为进化观念的产物。近代小说由边缘向中心位移，首先是观念的进化，随之是种种技术的变革。时人有言：“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①近代小说多半遂以“新民”自重，激情往往淹没个性，价值上“觉世”也高过“传世”。林纾(1852—1924)的翻译小说风行海内，既满足了一代知识者的精神寄托，同时也培育了一种新的艺术趣味。林译小说“系情男女”和“英雄崇拜”的主题，把进化与人性的理论引人了文学领域。至于上海这类近代城市的崛起，文学的生产过程和体制也随之深刻地“被现代化”，职业化的作家文人阶层的出现，活跃的文化公共领域，尤其是印刷、出版、报纸、刊物和其他传播媒体的日趋发达，政权体制外的文化市场的扩展，以及市民读者群的形成，与近代小说的繁荣相互驱动，相互发扬。1903年孙玉声《海上繁华梦》之后以言情为主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大抵是民国初期最“新”的小说，既反对礼教又姑息礼教，却实现了一般精英小说难以达到的传播能量。它们所表现的市民情调，也包括它们所体现的商品属性，彰显着反叛“文以载道”的异端色彩。至于它们普遍关注情感，重视编织矛盾纠葛，追求情节的跌宕奇惊和千沟万壑，连同让读者享受休闲和放松，滋味特别，体现了不一样的审美品格。

近代精英未必直接言说“现代性”，梁启超(1873—1929)在“三界革命”中却处处以“欧西文思”作参照，气氛直逼“现代性”。他无疑是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对“个人”有所正面发微，然而又好言“群”的意义，用“国民”代替“臣民”，便是他的发明。他将“民族主义”与“个性主义”捆绑在一起，从而激活了许多攻击中国之旧的灵感。由他原创的“新民体”，更是震撼神州，泽被后代，虽还不是“崇白话废文言”，但已掀开了文言合流的景观。中国知识者醉心于西方，而西方世界本身当时却已日渐暴露出难以克服的弊端，这种历史误会，几乎体现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奇异特征。梁启超对“五四”启发最多，然而正当“五四”勃发之时，他的《欧游心影录节录》却表示了同“五四”相左的立场。他怀疑流行的中西、体用的老调，居然明确提出了“中西化合”的观点：“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文明去补助西洋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为一种新文明。”对西方学殖，他既有所摭拾，又反对束缚，奉行“为我所用”，差不多是二十世纪最早的“拿来主义”者了。在“五四”之前，梁启超已有诸多关于“民主”和“科学”的言论，但一旦《新青年》大事标榜“民主与科学”，他却甘心维护渐进的“民主”改革①，并且还质疑科学万能，对写实文学极尽嘲讽之能事②。这是他的复杂处，也是他杰出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他对当时流行的自然科学思维能够不加选择地运用于人类思想与行动的所有领域的观念持怀疑的态度。

近代另一位杰出文化人是王国维(1877一1927)，同为文化上的进化论者。叔本华让他放弃了关注外在世界的“主知论”而信奉关注人自身的“主意论”，并且确信“意志”是推动低等生物到下等动物，直到人生的“第一原质”。他的那些包含在《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和《人间词话》中的人本主义观点，却多半有着精湛的反现代性文化色彩。王国维在政治上俨然以清室遗臣自居，观念上却应和近代反封建的潮流，兴趣中心旨在以西方最新的文化视野来回望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执着于研探人生问题，则凝聚了中国知识者心灵深处的另一种渴望。作为“五四”的杰出对话者，他关于倡言学术独立，以及把学术的独立与人的独立相提并论的思路①，具有某种反封建的“现代”意味。

鲁迅(188l—1936)的文学活动发端于近代，《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著述，首先表达了对西方的理解和接受，张扬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伟大心愿，也彰显了某种“抉心自食”的精神姿态。《文化偏至论》称：“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然而，鲁迅并非一般性地复述“自然淘汰”和“弱肉强食”，他如炬的目光锁定在民族落后和倒退的事实上，更多思索着中国的将来。如果梁启超关于“个人”的思想，多半基于组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那么鲁迅抵御“群体”统摄“个人”，把自己的青春热情诉诸“立人”。自“五四”直至晚年，他一说到中国人“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①，情绪相当痛切。施蒂纳、基尔凯郭尔、尼采等之于鲁迅的意义，大抵在于他们在个人意识被遮蔽的大势中，当是“先决善斗之士”，激励他发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呐喊。

不只看到了“个人”，还看到了个人的核心在“精神”，驱使鲁迅关于“个人”的言说，还表现出自觉推崇科学和理性的旨趣。这些正是鲁迅本人弃医从文的根源，风行于近代的“国民性”问题，也因此贯穿于他一生的思考中。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包括西方学者坚持欧洲中心主义的著述，无疑对他都有过启发。其中斯密司的《中国人气质》②，给予他的影响至大至久，直到逝世前两周，他还叨念：“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司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①当然，鲁迅早期的文学活动还无甚实际影响，然而，他对人的灵魂和精神的现代性勘察，代表了近代向现代过渡的思想要求，将参与新一轮的思想启蒙运动，并且作为内在和主要的价值取向，构成了“五四”新文化的性格。

 但是，近代知识者对于进化论的信仰，不只是一种新颖的学术选择，单纯的文化进化和文学进化非其所愿，根本兴趣还在现实批判和社会改革。严格地说，他们的进化论观念并非本真地来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甚至还偏离了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的精义，而将其描述的“宇宙过程”与“人类过程”混为一谈，差不多一切都是秉承严复的意译，包括其按语发生影响的，某种程度上比较接近社会达尔文主义。按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的说法，进化，既为机体适应一定的环境，又创生一定的环境，创生一定的环境并非意味着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改造周围的环境。笼罩近代中国的进化论思想，自有其革命的意义，推动了文化上普遍求救亡和求启蒙的发展，它严重地支配着当时所有最激进的文学实践，甚至还作为重要遗产，影响和规范了新文学的基本走向。当然，在频仍的社会变革夹击下，政治的、经济的，也许还得包括道德的观点永远居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至于文学“自身”及其禀性、气质，有关文学本体的观点，似乎显得特别奢侈。P2-10

  对于与古典文学相对应的新文学，从史的角度进行考察的冲动，大抵于新文学草创期即有萌发。而随后的80余年，此类著作问世之多，可谓是“令观场者如人山阴道中，人人应接不暇”。这其中动因，不一而足，这里且不遑论。本书的内容，既要比一般论述新文学历史的专著详尽，又要比它简略得多。说它简略，因为大量的历史细节，如作家生平梗概及创作经历、文学论争与运动、文体变迁与社团流派，由于业已有众多优秀的通史、专史作过筚路蓝缕的叙述，笔者并无新的考古发现，故无意再作重复；说它详尽，是因为本书的兴味在于，从新文学特有的深度出发，历史地阐述新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精神转折点所具备的内在价值和思想力量。若能使读者从中多少厘清一点传统、西方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那么在新文学研究由显学日益沦为边缘学科的当下，本书或许是有一定意义的。

何为中国新文学?历来的研究者们都曾用各种舶来的理论予以过阐释，但在新文学的开创者们看来，其实非常简单。用周作人的话来讲，这里的“新”，其实是“新发现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简而言之，那就是“活的文学”与“人的文学”。如果说“活的文学”是指通过白话文的提倡，使得中国文学从文字工具到世界观都拥有了一个全新的“符号”与鲜活的方式，那么“人的文学”内涵则要复杂得多。同样是周作人，对之作过最早也是最精当的论述。他指出中国四千余年来，关于“人”的真理一直被遮蔽着，当务之急是“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在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基础上，结合自身对中西文学的卓越认识，他拎出“人的文学”作为新文学应该努力的中心。所谓“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它的关键所在，其一，是一种自然人性。“人是一种动物”，又是“进化的动物”，因此，“人”具有“肉”与“灵”的两重性；“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其二，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即“人”具有“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

在随后的《新文学的要求》一文中，周作人从反方向再次谈论“人的文学”，“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在内忧外患交织、民族生存都面临危机的现代中国，对于新文学有勇气作出这样一个多重否定性的界定，这本身已决定它决非只是一个温和的理论概念，其中所显露的复杂性和内在张力，直逼眼下炙手可热的现代性问题。而事实上，所谓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若从“人的文学”角度去理解，恐怕会更为朴实和贴近历史原貌。中国的新文学，其实就是在对于种种“非‘人的文学”’的抗争中成长起来的。

因为文学“不是兽性的”，陈独秀及其《新青年》同道才会对于黑幕小说、色情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小说予以无情的抨击。而鲁迅对于种种“吃人”景象的发现，才可以激起如此深厚的共鸣。

因为文学“不是神性的”，故而宗教般的对某种文学主义的单纯信仰，一直未曾也无法让众多新文学家们所服膺。更多时候，新文学体现的是一种独独属于“人”才有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以上这两点，于新文学草创期即成共识，基本没有问题。而最为复杂和存在问题最多的，是后面的一条。

因为“人的文学”“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换而言之，“人的文学”不是“群体”的，但身处种族、国家、乡土及家族等诸多“群体”危机中的新文学家们，其内心种种的惶惑不安和矛盾挣扎，却也因之而生。

如果说西方思想中“人”的解放，是挣脱中世纪神学束缚的解放；那么“五四”时期所谈论的“人”的解放，更多是指针对几千年“群体”束缚的解放。故而，西方文学中的现代性，多是生发于此岸与彼岸世界分离之后，陷入资本主义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现代人自身荒凉孤独的存在处境；而近观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在其对于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吸收之外，更有其自身独特要解决的问题，其外在表现，即是对于“人的文学”的思考。于荒凉之外，正如已有论者所指出的，更多的是一种“悲凉”情绪。《新青年》对于个性意识和个性解放的强力呐喊，可以说是“人的文学”理想最早的实践。随后蔚为大观的，无论是小说领域写实与自我的对垒、还是新诗写作中象征与格律的交替，一旦均放在“人的文学”概念下予以观照，它们呈现的，其实是一种相互促进与补充，一种同生共长式的繁茂与多姿。但随着新文学不可避免地融入政治社会生活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封建宗法制度、家族制度、专制制度等早期“群体”束缚随着封建皇权的崩溃而渐趋弱化；另一方面，有一种新的、以“大众”或“人民”为名义的“群体”束缚又在悄然滋长。左翼文学以及日后新的人民文学，都主动景从于这种新的束缚，从而完成其对于“人的文学”的重估与改写，而另一些新文学家们随之而来的种种或激烈或平和的反抗，也都是基于对“人的文学”原初意义的执拗认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直至晚年的鲁迅，仍会痛切地指陈中国人“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袁可嘉会在现实趋向日益明确的四十年代末，仍书生气十足地执意要区别“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

由此，新文学的历史亦可看作是“人的文学”的发展历史。而所谓“人的文学”，不过是“五四”传统在文学领域具体入微的体现。本书的《“五四”话语》f第一章第二小节)、《“五四”的重估》(第六章第二节)、《“五四”的改写》(第十一章第一节)以及《回望“五四”》(第十四章)，这四段可以权且视作串起新文学始末的一根红线。它想表明，一个最初仅仅作为一种笼统文化姿态出现的“五四”话语，其“人的文学”的灵魂思想，如何被一代代新文学家们的心灵所具体吸收与诠释。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亦可视为对另一位文学史家的致敬，他曾在一百多年前说过如此感人至深的话：“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

在中国，文学史中附入插图，赫赫有名的是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那本书的例言里他曾谈及附人插图的苦心：“一方面固在于把许多著名作家的面目，或把许多我们所爱读的书本的最原来的式样，或把各书里所写的动人心肺的人物或其行事显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当然是大足以增高读者的兴趣的。但他方面却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我们需要那些插图的，那便是，在那些可靠的来源的插图里，意外的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态。”这里所言第一方面的原因，恰迎合现今“悦读”时尚的需求，正可谓无论古今，心同理同。但郑氏心心念念的后一原因，却一直未曾得到应有的重视。

大凡治新文学者，亦应如治古文学，于众多原典史料的爬梳摸索中，于时间厚厚灰尘的拂拭清理中，当时的种种真实情态毕露于眼前心中，从而在后世各种变动不定的理论诠释面前镇定自若。学人至此，登堂入室可也。笔者在大学里带研究生多年，其第一学期必开一门史料重读课程，用心便在于此，但效果如何，亦只有天知地知。

本书既名为新文学史，它首先便是历史著作。若能通过精心选择的插图书影，勾起有心人去体味一些早被冷落的史料，笔者料想这要比单纯的文学史观的宣扬更为切实而有意义。

本书所附插图大多坊间并不经见，上海图书馆的丰富收藏以及冯金牛先生的辛勤摄录，是我首先要感谢的。复旦大学的陈麦青先生，及我的两位研究生邢悦和徐珏，为本书的最终完成也做了不，少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成稿业已一年有余，随后诸事缠身，也就暂且放下。如今病榻之上，抚阅旧稿清样，竞有恍若隔世之感。其中不当和草率之处自然是多的，然而正可谓“君当恕醉人，随意东篱下”，其余等等，也罢也罢。  许道明

2005年3月于病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