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作者循着历史留下的文化踪迹,走进了这个城市的深处,用手中的镜头同寻常巷陌进行最后的亲近。作者希望自己摁下的每一个瞬间,都能为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一份“永恒”;而曾经在小巷窄弄里居住过的人们,面对这些照片和文字,也许会真切地听到悠悠岁月低吟浅唱的回响,还有悄然远去的历史的足音……
本书力图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信息资料的同时,也为更多的普通市民提供了解杭州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本,起到向市民进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传承历史文化的宣传、教育作用,也可以为政府部门实施《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提供实物依据,有助于杭州市政府提出的“建经济强市,创文化名城”目标的实现。
翻开杭州的老地图,幽幽小巷密如蛛丝,网遍了城市的角角落落。如果把街路比作城市动脉的话,那么这些巷弄就犹如毛细血管,多少年来,一直为城市生机的延续进行着新陈代谢,而它们自身也在悠悠岁月里浸润、积淀着江南古城那浓郁的人文色彩和民俗韵味。
作为与市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物质形态,民居是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的源头和根基之一。保留具有特色的民居,就是在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正如作家冯骥才所认为的那样:“如果说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是在精英文化之中,那么中国民间文化就是中国老百姓情感的载体,它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半,永远是民族文化的源头与根基。”
杭州作为一座具有千年城建历史的古城,曾经集街、路、坊、巷、弄、里为一体,空间体系完整,建筑层次丰富,而坊巷、墙门、天井、水井等则是构成旧城风貌的基本元素,无数名流先贤在长巷短弄里留下足印,更为其增添了人文内涵。
翻开杭州的老地图,幽幽小巷密如蛛丝,网遍了城市的角角落落。如果把街路比作城市动脉的话,那么这些巷弄就犹如毛细血管,多少年来,一直为城市生机的延续进行着新陈代谢,而它们自身也在悠悠岁月里浸润、积淀着江南古城那浓郁的人文色彩和民俗韵味。
作为与市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物质形态,民居是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的源头和根基之一。保留具有特色的民居,就是在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正如作家冯骥才所认为的那样:“如果说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是在精英文化之中,那么中国民间文化就是中国老百姓情感的载体,它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半,永远是民族文化的源头与根基。”
杭州作为一座具有千年城建历史的古城,曾经集街、路、坊、巷、弄、里为一体,空间体系完整,建筑层次丰富,而坊巷、墙门、天井、水井等则是构成旧城风貌的基本元素,无数名流先贤在长巷短弄里留下足印,更为其增添了人文内涵。
坊巷,北方叫胡同,南方多称小巷或弄堂。杭州城内供人通行的狭窄走道,不少以“坊”、“巷”命名,探究其来由.便可以发现那隐伏于土墙石板后面的都市文化的发展脉络。
探究杭州的城建历史,可以追溯到2200多年前。公元前222年,统天下的秦始皇设置钱唐县,钱唐即今杭州。至隋开皇九年(589),灭陈统一中国的隋文帝改钱唐郡为杭州,当时的杭州城范围仅36里。
我国隋唐以前的城市建设向以“坊市分离”为规划原则,即将人居区域分成若干个坊,百姓分坊而住,各家门户不得通向大街。更不在沿街设摊买卖。经商鬻货的市易地而建,人们欲购物售货,互通有无,需按规定时间出坊入市。
唐末出现藩镇割据,中央皇室的集权统有有所松动,加之社主生产力的提高,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易日趋活跃,原有的“坊市分离”体制已不适应商贸活动的进行。后钱缪建立蘧越国,定都杭州。他先后三次大规模扩建杭城,降了在凤凰山下兴建子城,又在鼓楼北面建立罗城,以盐桥河及与之并行的街路为主轴线,拓展城域,营建民居,逐步形成了沿现在的中河、中山路密集分布的传统民居群落和商户集聚街区,小巷里弄也随之更多地出现并延伸开去,杭州城范围扩展至70多里。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钱缪对沿袭已久的“坊市分离”的城建模式进行大胆变整。在扩展城市范围的同时,沿河建路,沿路设市。放开市场,自由贸易。这种开放的城建理念不仅改变了原来的城市格局,也有效地促进了商业活动的繁荣,为杭州成为我国东南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南宋定都杭州后,基本沿袭原有城市格局,在凤凰山麓子城基础上营建皇宫的同时,在城内建有一条专供皇帝通行的御街(今中山路),从城南的皇宫和宁门(今凤山门附近)直至城北中正桥(今天水桥一带),贯通杭州南北.长大三四千米,铺以三万五千多块石板,街道与东西通道连接处建有许多坊,诸如清河坊、保信坊、积善坊、寿安坊等,集聚了更多的人气。随着都市文化和经济的日益繁荣,人口的不断增加,杭州的城市化建设获得了长足发展。据《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等典籍记载,南宋时杭州的工商业有四百十四行,各种手工业作坊有二十二类,生产小商品一百七十多种,尤以丝织业最为兴盛。人口在高峰时超过百万。与之相适应的是,杭州的城市格局进一步从封闭走向开放,街坊里巷与商铺互相融合,民居作坊与官府专观毗邻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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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座城市,其生命的延续,都需要一定的背景。因为有了这个背景,便有了生育的温床,有了生存的根基,也有了生长的土壤。
一座城市的街巷景观、民居风貌,为我们认识这个城市提供了最生动、最丰富的背景。作为既是一种物质产品,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产品的城市建筑,它所“凝固”的是人类丰富多彩的文明成果,它所传承的是不同时代的政治、人文、民族、地域的发展文脉。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它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在我们义无反顾地接受现代化的同时,是否也能给城市的历史留存一个空间?这种历史不仪应该显现于文字、图片里,还应该是可以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亲手触摸、亲身体味的各种实物。
无声的建筑,便为我们进行这种触摸和体味提供了可能。
一座城市的建立,总归会有它的孕育期、诞生期、成熟期(自然有的城市还会有衰亡期)。对于有着千年建城史的杭州来说,其文化渊源无疑是悠久而丰富的。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曾说:“文化是生存方式的积淀。”的确如此,城市的建筑承载着太多的市民情感,太多的文化信息。而杭州的魅力不仅在于西湖名胜和文化占迹,还在于她醇厚的民俗文化氛围和浓郁的江南生活气息。
在城市发展的同时,妥善地保护它的历史文化遗存,实际上是在延续并丰富它的文化内涵,从而增强城市居民对所处环境的自嚎感、认同感和归属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同意作家冯骥才的观点:“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由它的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组成的,两者都是民族精神的载体。由于历史的原因,民间文化从未得到过与精英文化同等的地位,始终停留在口传心授、自生自灭的阶段。因此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我们曾经拥有什么,现在还有什么。”
要保存和保护这些记录着民间文化和民族精神载体,需要一种文化的自觉,还需要切实的作为。杭州在被“翻新”的过程中,理应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些“痕迹”,因为正是这“痕迹”,使得我们的达座城市有别于其他的现代化城市而独具魅力。这些“痕迹”不仅是那些名人的故居旧宅,还应包括许多看似普通实则浸润着江南古城丰厚民俗文化内蕴的各种实物。正如西北大学教授徐卫民所指出的那样:“有特色的城市名片往往不是博物馆里或地下有多少文物,而应该是城内有多少古代的代表性建筑。有内涵的人文旅者一般更关心占城的传统民居,他知道传统民居在钢筋水泥的冲击下会愈来愈少,他能够体验古人日常生活意蕴的机会也就随之越来越少。唐诗、宋词等艺术成就源于此,芸芸众生的生命也源于此!我们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日益稀缺的传统民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终于将传统民居纳入了保护范围。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总建筑师张在元认为:“城市的‘变’。首先应该以尊重城市历史文化的科学方法,确保城市文咏的连续性。在拥有集体记忆的旧城区寻求城市和谐发展的轨迹,才是能让我们的城市保持各自的文化特征的途径。”应该说,保护历史占迹已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对同样“拥有集体记忆”的传统民居的文化形态特征进行系统研究,并以尽可能完整的图文彤式保存其历史风貌,这项工作开展得并不普遍。杭州在经过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之后,从现存的情况来看,名人故居大部分得以完整的保护和及时的修缮,而随着一个个鲜红的“拆”字遍布杭城的老巷旧屋,大部分传统民居已不复存在,不少具有民俗文化意义的物证也随之消失于一片片废墟之中。杭州在上千年的历史沿革中积存了丰富、独特的民居文化资源,尽快挖掘和系统研究传统民居的文化内涵,使古都遗风自然地融入城市文脉之中,已是十分迫切的工作。再不及时收集、整理这些资源,将无法补救,并愧对后人。 保护历史文化遗存,传承历史文化是当代人必备的文明素养和基本责任,而不仪是有关专家和政府部门的事情。作为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普通人,我想做的是,充分挖掘并研究杭州传统民居的文化内涵,以尽可能完整的图片和文字记录下来,展示其具有的历史特征与地域文化特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杭州至今尚未有这样的专著,本书力图弥补这方面的空白,使之在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信息资料的同时,也为更多的普通市民提供了解杭州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本,起到向市民进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传承历史文化的宣传、教育作用,也可以为政府部门实施《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提供实物依据,有助于杭州市政府提出的“建经济强市,创文化名城”目标的实现。
有人说,老房子如同城市的历史皱纹,皱纹越深越多,城市的韵味就越浓。这是很形象的比喻。完好地保存这份韵味,不是我个人能力所及的,我只能努力记录下它曾经有过的韵味。这种韵味是如此的丰厚,如此的纯正,让我品之不尽,乐此不疲。
于是,循着历史留下的文化踪迹,我走进了这个城市的深处。我虔诚地举起相机,试图用手中的镜头同这些寻常巷陌作一次最后的亲近;我仔细地浏览古籍,试图在字里行间挖掘出有关这个城市所有的文化信息。而曾经在窄巷狭弄里居住过的人们,面对这些照片和文字,也许会真切地听到悠悠岁月低吟浅唱的回响,还有那悄然远去的历史的足音……
作者
2005年1月
我从小就居住在杭州小巷中有着水井的大墙门里。那曲曲弯弯的弄堂、七拐八弯的院落和冬暖夏凉的井水,给予了我丰富的人生回味。在50多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在杭州城内搬过四次家,无论迁居何处,都与小巷结下不解之缘——我先是在田家园一个深深的墙门里住了整整30年,无数次地穿行于附近的酱园弄、小营巷、头发巷、直大方伯等曲折巷弄,晚清学者丁丙先生及其祖辈曾在这里建有藏书楼,他还在此编撰了惠及后世的《武林坊巷志》后来我搬到东都司卫住了8年,那是明代浙江都指挥使府所在;再后来搬到大塔儿巷住了6年,那是现代著名诗人戴望舒年轻时居住过的地方,他的《雨巷》便诞生于这条小巷;现在住在元宝街,这里则是“红顶商人”胡雪岩故居所在和为南宋皇宫备办牛羊膳食的机构牛羊司的遗址。我与城市的历史文化同样颇有缘分的是,我的每一处居所都毗邻水井。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浸润,我才会对小巷和墙门、水井有着如此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
小巷留存着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的足迹,甚至就在杭州全面进行旧城改造的时候,它也一直默默地伴随着我步入中年,走向老年。
杭州百姓住在这样的小巷墙门里,一住就是十几年,几十年,很多人家都是世代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的心态可以说是知足与无奈相伴,期盼与留恋互生——对上几代人来说,他们是知足的,毕竟这样的房屋可以遮风挡雨。到了改革开放时代,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老房子年久失修,他们自然想改善住房条件,可真的要搬迁新居时,又往往对这些老墙门充满了留恋。人总归是有感情的,毕竟在住房紧张的年代里,是这些现在看来简陋破旧的老房子接纳并庇护了他们,这些小巷、墙门自然而然会留存在他们的记忆里。这实在是一种很人性的东西,很朴实很真切:这实在就是一种文化,很传统很深厚。
回忆就像流水,会慢慢地筛去漂浮在生活表层的各种尘埃,留存的是对沧桑岁月的深沉感悟和真切怀念……
一个城市是需要有值得回忆的东西的,这种东西在都市生活的喧嚣中逐渐积累起来,在无声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沉淀下来。这种积累和沉淀有时并非是自然形成的,还需要人们自觉地去发现,用心地去保存。
现代人都乐于把自己的童年留存在自己的相册里,因为人在生命成长和延续的历程中需要一种可以承载情思、寄托精神的物证。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为我们城市的生命成长和延续的历程保留一份物证呢?城市生命的这种成长和延续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类文化发展和延续的过程。
城市的建筑,便是我们可以采集和留存的一种最好的物证。正如著名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教授所说的:“城市建筑是一个城市个性最直观的表达,是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风格、时尚、技术条件在建筑上留下的烙印。”我想,要把即将消失的这种“烙印”尽可能以原貌的形式保存或复制下来,最好的方法也许就是摄影了。
杭州就像大部分中国城市一样,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变革中,小巷、墙门和水井也在不断消失。我不忍心它们就这样同这个千年古城永别,于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这正是杭州开始全面进行旧城改造的时候),我开始挎着相机走街穿巷,问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哪里有水井?”不知情的大妈还以为我是居委会派来放漂白粉的,也有警惕性极高的大伯见我老是喜欢拍破房子,差点把我当作“别有用心的阶级敌人”扭送到派出所去。而更多的居民则把我视为政府或房屋开发公司的人,围着我讲述久住老屋的苦处,急切地询问何时拆迁。渐渐地我发现,凡是曾经在小巷里生活过的人们,都对那浸润着丰厚民俗文化内蕴的弄堂、墙门和水井充满了一种浓浓的怀旧情绪。而我想用镜头记录的不仅是这样一种情绪,而且是一个城市曾经有过的岁月及一个时代不断变革的过程。
这些年来,我穿行于杭城的街巷里弄,宛如倘佯于历史长廊之中。在我的视角里,小巷就像是经脉,传承着代代相沿的城市生机;水井就像是珍珠,浸润着醇厚丰富的民俗韵味;墙门就像是镜框,展示着五彩纷呈的世态民情。我想把它们精心编织在一起,留给城市的未来。为此,我把杭州所有的小巷都梳理了一遍,踏破了几双皮鞋,骑破了一辆新车。我听到拱宸桥将全面改建,便多次骑车前往,把那里的老巷旧屋拍了个遍。尽管如此,仍感到自己的足迹赶不上杭城建设的步伐,有时因忙于工作或连日阴雨而未能及时拍下一些“景点”,过几日兴冲冲地赶去,那里已成了废墟或工地,这是我最感遗憾的事情。而当看到一口老井转眼已不复存在时,我又会为自己把它留在了底片里而庆幸不已。我觉得自己手捧相机摁下的每一个瞬间,其实都是为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了一份“永恒”,同时也更深切地体会到了作家冯骥才说的“应该把自身的创造变成自觉的财富”这句话的含义。
心血所至,终有积累。经过十多年的奔波,我自费对杭州传统民居(包括巷弄、墙门、水井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考证,足迹遍布杭州老城区的所有巷弄(包括拱宸桥旧区),拍摄照片近万张,其中部分照片和研究文章曾被《浙江日报》、《浙江画报》、《杭州日报》等多家报刊刊登;中央电视台、浙江卫视台、杭州电视台先后将我的这项工作制作成专题节目播放。
1999年,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市政协、杭州市城乡建委等部门举办了“杭州住宅建筑历史文化图片展”,我拍摄的照片有一百余幅参展,很多市民在这些照片前留连忘返。2004年,我的研究内容被列为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立项课题。社会的关注和政府的支持,更给了我完成这项工作的信心。
当拥有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以后,我萌发了一个愿望,就是想出版一本介绍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专著。我注意到,杭州一方山水,历代名人荟萃,有关名人故居的图书已出过多本,我想专门出一本相对比较完整的有关杭州传统民居的书,试图把传统民居的历史沿革与各种文化形态结合起来,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和品味杭州丰厚的民俗文化和城建历史,同时力求将史料性、原真性和可读性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为已有的杭州地方志提供一种形象的文本。
出版此书,我真想让那些老杭州人能在其中欣喜地找到自己原先居住的巷弄、墙门。遗憾的是,我不可能把杭州所有的传统民居都拍摄下来。而限于篇幅,也只能从自己拍摄的近万张照片中挑选出七百余幅小巷、水井和墙门的照片,配上相关文字,并穿插有案可查的有关历史掌故和民间传说,为的便是增加民俗文化色彩,从而起到“缩影”的作用。
同样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自己的这项工作还是开始得晚了。一些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街巷,我未能用镜头留存在底片上。有些巷弄如今已旧貌变新颜,或成为通衢大道,或成为住宅小区,本也可以收入书中作为对比,但既以“杭州老街巷地图”作为书名,就应名副其实,加之限于篇幅,也只得割舍。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拍摄杭州传统民居照片,到今天终于汇集出书,历时近15年。这15年的时间是我人生的中年时期,也是精力最充沛的时期,能够用自己的这番精力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完成这样一项“工程”,自觉是做了一件尚未有人做过的事情,甚感欣慰。而对于为此所受的苦累以及失去的许多物质享受,我无怨无悔。因为这个城市让我成为了一个“有文化”的人,因为有很多前辈为我做了很好的榜样。特别是家乡先贤丁丙先生,正是他和家人的“节衣缩食,朝蓄夕求”,才得以让后人看到如此完整的地方史料。同样让我钦佩的还有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钟毓龙先生,他虽已年逾古稀,却怀着对家乡的拳拳之心,于国难当头、漂泊异乡之际,夙兴夜寐,批阅十载,完成百万言的《说杭州》书稿。书稿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毁于一旦,令人扼腕叹息。其后钟老抱病补写该书,其精神更令我感动不已。
100多年前,丁丙先生在《八千卷楼自记》一文中告诫其后代:“吾祖、吾父之志,吾兄未竟之事,吾勉成之,小子识之。”作为后人,先贤的嘱托声声在耳,我当用心“识之”,勤勉为之。同样生长于杭州并从事教师职业的我,亦愿以钟老为榜样,为杭州的历史文化资料的留存尽自己的绵薄之力。钟先生认为自己所写有关坊巷的内容是“以丁丙《武林坊巷志》为依据,而间有考订”,我则是依靠丁丙先生和钟毓龙先生等前辈的著述以及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得以完成此书,同时也尽力把最新考证的一些结果予以展示。钟先生在《说杭州·自叙》中说:“余贪多务博,细大不捐,枝蔓芜杂,自知不免。然它日有辑杭志者,披览及之,谓沙砾之中尚有金焉,则余之幸矣。”我想,我的劳动如果能起到薪火相传的作用,也能为后人了解杭州、研究杭州留下一点沙砾中的金子的话,则同样是我莫大的幸运。碰巧的是,出版此书时,正值杭州市政府开始对背街小巷进行全面整修之际,但愿此书能对这一工程在“文化寻根”方面有所裨益。
本书对街路里巷位置和走向的确定,主要参照浙江省测绘局编制的《杭州市区图》(中华地图学社1992年出版),这样可以兼顾古今地域变化所造成的一些差异。书中难免有不尽完善乃至考证不确的地方,恳请各界专家和父老乡亲指正。
作者
2005年5月于杭州元宝街旧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