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通论》是陈梦家先生40年代在西南联大的讲稿，分“通论”、“专论”和“讲义”三部分，60年代又增写“补述”，作为第四部分。此书是一部便于初学入门的通论性著作，既深入浅出，又富有创见。作者较多的利用出土铜器的长篇铭文和战国、汉代简册资料，从体例上探索《尚书》由若干个单篇形成一书的过程，并对每一篇进行断代，这是最重要的一件工作，这使《尚书》过去的“经学”研究转变为古代书籍学或古典史料学的研究方向，具有开创作用。

  尚書是我國古代最重要的一部經典，它記錄了距今二千三百年至三千年間王室的誥命、誓言和其它的大事，二千年來為學者所誦習，先秦士大夫箸書立說皆視為古典的訓誥而加以援引。自漠代立為官學以後，作為歷代帝王將相的政治課本，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時期中，它和孔子的學說同樣的受到統治階級的尊敬，作為治理國家的理論的工具。在經學史上，它成為今古文學爭論的開端。在“六經皆史”的意義上，它是存在下來的先秦史料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近代殷、周銅器銘文的研究，古代語文的探索，都不能離開尚書。

但此二十九篇尚書和三百篇詩，在經典中號稱難讀，而以尚書為尤甚。一則尚書本身的文字艱澀難以通讀；二則關於尚書在經學史上的糾紛及其書篇的流傳、結集的許多問題，歷來論述之書為數浩繁，而又瑣碎。為了便於初學入門，我曾於一九四二年秋在昆明鄉下開始寫此書的第一、三兩部分，數次試教於西南聯合大學。這兩部分，“通論”是企圖從明、清以來學者對於尚書一書諸多問題中，清理出來若干比較簡明的答案，使後來者不必再從故籍中多費氣力；“講義”則選取今文數篇，研究其書序、傳本，於文字上稍加詮釋而分别定其時代，俾得略窺尚書面目。至於尚書一些專門問題，如孔傳本形成的時代，堯典與秦制的關係，尚書中“王若曰”與金文命書的制度等，則另為專篇以考之，是為第二部。這三部分互相聯繫的關係及其中心問題，已詳本書第一部第六章中。

此三部分從一九四二年八月起，賡續寫作了二年，其後因出國遠行中輟。一九五。年曾用此講再授於北京清華大學，亦少有增益，而全書實未完成。一九五五年冬，因商務印書館將印行此稿，遂請张长寿先生於課餘將講稿部分整理謄錄，查對原書，並改正了一些錯誤(增訂本又承他鈔錄了一部分)。至於第二部分的三考，則已先後發表於图畫季刊(新四卷三、四合刊，一九四四年)、清华学报(十四卷一期，一九四七年)和说文月刊(四卷合刊本，一九四四年)，僅稍加修改。一九五六年十月，我以旬日的功夫，將此三部分編排清理，小有補充，遂於一九五七年七月出版。

初版本中存在了若干缺點與錯誤。有些是屬於排印錯誤未校正的，或標點的錯誤等。有些是屬於資料部分的，由於抗日戰爭期間西南地區藏書不多，未能較齊全的引用所有應該參考的書籍。當時後方，特别缺少舊雜誌和近人的著述，因此近人關於尚書的論述，在初版中很少提及。但是，更主要的是對於某些問題只作了初步的粗略的探討，没有作深入研究。一九六。年歸自洛陽十里鋪，故友王麩廬先生山塞來書，殷殷以此書的修訂相囑，而我亦深感初版頗多疏略之處，欲謀修改，稍事彌補。由於要保存原來版式，不作太多的更動，只小有改易，遂於已有的三部之外，另寫第四部，是為“尚書補述”。

补述中比較着重的重論了孔传本、畫序、體例和逸文諸問題。關於孔传本出現的年代的問題，初版中在第一考内曾加敍述。該考上篇只消極的否定了皇戲霆、梅颐、王肃三人與孔傳本的關係，下篇擬議塞置孔安国可能是孔傅本的作者，没有能詳盡的討論兩置時代孔传本出現的過程，亦没有駁正酉置已有孔傳本說的錯誤。補述於此，作了進一步的分析，證明孔传本成於东置之世，而不必拘泥成於何人。關於晝序的問題，實質上也牵涉今古文問題；补述較詳盡的利用史記的資料，分辨晝序逐漸形成的四個階段，推斷它作成於公元前第二世紀内。初版第一章“先秦引書篇”已將先秦逸文標出，但缺漢代所引，今為補足。但秦、漢書中所引“逸文”實包含了逸周書和“逸十六篇”，對此兩事稍加以澄清。關於尚书體例問題，舊已有“王若曰考”作為“誥命”一類的說明，兹據舊稿將“誓”的部分稍加申述，並略述尚書編次形成的過程，以及二十九篇分為三類的時代推斷。敦煌寫本尚书释文，二十餘年前曾作校記，稿已失落，今追憶舊作，重作跋記，庶幾進一步澄清舜典的問題，並附帶涉及经典释文和唐初以來孔传本的改易問題。關於尧典存秦制和孟子洚水兩事，近人曾涉論及此，除申述我自己不同的意見以外，也附帶討論了考工記的成書時代和作者。

詩、魯春秋和尚書是我國結集最早的書籍，後來成為先秦經典的主要部分。它們都是較後的學者根據所見的資料編纂而成為一部書的。尚書中的周書部分，有不少是西周初期的原始史料，但全書中也有不少較晚的作品。我們若能較多的利用出土酉周長篇銅器銘文和戰國、漢代編簡成册的書籍、簿錄，或者可以從其體例中探索到尚書由若干單篇形成一書的過程。如此，或許更利於使過去的“經學”研究轉變為古代書籍學或古典史料學的研究。作者在這方面，僅作了初步的嘗試。總之，此次所作补述，一方面補述了前此所未備的部分，一方面也是將尚書作為古代最早的一本書籍，涉論及諸有關的問題。

補述七篇，分别寫於一九六。年春季和一九六三年秋季，離初作時忽已二十一年整。當時所擬作的綱目，雖已大致粗具規模，但並未完成，如尚書講義始終未補全，二十九篇今文斷代，實為重要的工作，也只能俟諸它日。我因改訂此書，利用晚間補成七篇，稍稍彌補了前作的缺陷，自己稍覺輕鬆了一些。然而由於此書前後隔了二十年，而补述也是今年、前年兩次寫的，此書初版又未便過事更改，因此前後行文不乏互相抵觸之處，盼讀者擇善而從。特别是书序篇，补述中重述了一次，故初版部分未作更動。王若日考近年已多所增益，將來在西周銅器断代一書中補訂，此處也保持原狀。

此書初稿作於垦塱東郊壟星箠棕皮營奎氏園中，距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所在的司塞營才半里，常常步往借書，得與研究所同事相析疑義於木樓之上。有感於此書的编作，多赖研究所同事的幫助，故於初版序中，曾以此書紀念已故的同事聞一多、朱自清、許維迪三先生。初版以後，逋型清、劉文典二先生又先後作了古人。初版序中曾提到杨树達先生，他在校時先我而任文字學和古代經典的講授，函牘往來，頗獲教益。一九五五年九月，先生北來，神交已久，而初會時先生已是七十老翁，白髮蒼蒼，猶能健談不倦。我因此稿即將付印，擬以清本請政，並請其為我作序。不意遽爾謝世，不得見此書的完成。

最後，我特别致謝途森王老先生，先生因年邁手顫，久已不執筆，乃承其遠道寄賜題字，十分可感。多年以來，看到我在學業上但有一點兒可取之處，先生總是曲加獎掖；覺到我有一些懈怠消沉的時候，先生總是熱情鼓勵。我在此敬致深切的感謝。

陳萝家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北京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