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讲述13岁的法国少女和三十多岁的中国男人发生在越南的爱情故事。自从这个男人牵起她的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们之间的爱情悲剧……在离开她的中国情人54年后的一天，她的中国情人已去世了12年。

肌肤有一种五色缤纷的温馨。肉体。那身体是瘦瘦的，绵软无力，没有肌肉，或许他有病初愈，正在凋养中，他没有胡髭，缺乏男性的刚劲，只有生殖器是强有力的，人很柔弱，看来经受不起那种使人痛苦的折辱。她没有看他的脸，她没有看他。她不去看他。她触摩他。她抚弄那柔软的生殖器，抚摩那柔软的皮肤，摩挲那黄金一样的色彩，不曾认知的新奇。他呻吟着，他在哭泣。他沉浸在一种糟透了的爱情之中。

他一面哭，一面做着那件事。开始是痛苦的。痛苦过后，转入沉迷，她为之一变，渐渐被紧紧吸住，慢慢地被抓紧，被引向极乐之境，沉浸在快乐之中。

大海是无形的，无可比拟的，简单极了。

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在渡船上，那形象就已经先期进到现在的这一瞬间。

那个穿着打补丁袜子的女人的形象也曾在这房间里闪现。她终于也像一个少女那样显现出来。两个儿子早已知道此事。女儿还自懵然不知。这兄妹三人在一起从来没有谈过他们的母亲，也没有讲过他们对母亲的这种认识，正因为这种认识才使他们和她分隔开来，这决定性的，终极的认识，那就是关于母亲的童年的事。

母亲不知道世界上有这种快乐存在。

我不知道我在出血。他问我痛不痛，我说不痛，他说他很高兴。

他把血擦去，给我洗净。我看着他做这些事。他又回来，好像是无动于衷似的，他又显得很是诱人。我心想，我母亲给我规定的禁令，我怎么抵制得了。心是平静的，决心已经下定。我又怎么能做到把“这样的意念坚持到底”昵。

我们对看着。他抱着我的身体。他问我为什么要来。我说我应该来，我说这就好比是我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们第一次这样说话。我告诉他我有两个哥哥。我说我们没有钱。什么都没有。P47-48

玛格丽特·杜拉斯以小说《情人》获得一九八四年龚古尔文学奖。这一新作在去年秋季文学书籍出版季节出现之始，即引起广泛的热烈反响，各大报争相发表热情洋溢的评论，九月初发行量每日即达到一万册之多。这位女作家原属难懂的作家之列，这部作品出乎意料地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取得很大的成功，被认为是“历史性的”、是“杜拉斯现象”。待龚古尔奖揭晓后，此书大概已经有近百万册送到读者手中了。

这种所谓“杜拉斯现象”是值得注意的。《新观察家》杂志上发表了一位普通读者的来信，说“在一个月之前，玛·杜对我来说还意味着玛格丽特-杜拉斯祖瓦尔(Dura[z]oir，即杜拉斯写的那种东西之意)，一个专门写令人昏昏欲睡而且复杂得要命的书的作家，她还搞一些让人看不懂的电影”，可是读过(《情人》以后，这位读者终于“发现了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位五十六岁的心理学家说这部小说“由于这种完全独特的写法，在语法范围内的这种简练，对于形象的这种选择”，简直使他为之入迷。一位工程师发表感想说：把一些违反传统、不合常规的感情写得这样自然，“必是出于大作家之手”，“如果作家缺乏才气，那种感情看起来就未免太可怕了”。有一位三十四岁的母亲写信在报上发表，表示她一向认为杜拉斯是“枯燥的、知识分子式的女小说家”，读了她的新作之后，发现小说中有着如此丰富的情感、力量和激情，惊奇不已。这些不属于大学文学院或文学界的人士发表的意见，当然各有其思想背景，但可予注意的是像杜拉斯这样追求创新而不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的现代作家在法国已渐渐为广大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了。杜拉斯不是通俗作家，其作品竟“畅销”到这样的境地，恐怕不是什么商业性或迎合某种口味的问题。

小说《情人》据说最初起于玛格丽特·杜拉斯之子让·马斯科洛(Jean Mascolo)编的一本有关杜拉斯的生活和她摄制的影片的摄影集，题目叫做《绝对的形象》；这个影集题首写明献给布鲁诺·努伊唐(Bruno Nuytten，法国当代著名的很有才华的电影摄影师)；影集所收图片自成一体，但其中有一幅居于中心地位的图片，即在渡船上过河一幅独独不见，但从影集整体看，缺少的这一幅又在所有的图片中处处依稀可见。影集的说明文字有八十页，杜拉斯的生活伴侣扬·安德烈亚(Yann Andrea)在打字机上打好之后，认为这些说明文字不免画蛇添足，是多余的，建议杜拉斯以之另写一本小说。杜拉斯也曾将影集连同说明文字送给出版家去看，反应冷淡。小说的起因便是如此。可知小说《情人》与作家个人生活密不可分，带有自传的因素，而且与作家的文学、电影(戏剧)创作活动也紧密相关。

玛格丽特·杜拉斯说：《情人》这本书“大部分是由过去已经说过的话组成的”。她说：“读者——忠实的读者，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读者对我这本书的人物都是认识的：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我的情人，还有我，地点都是我过去曾经写过的，从暹罗山到卡蒂纳大街许多地点过去都写过……所有这一切都是写过的，除开玛丽一克洛德·卡彭特和贝蒂·费尔南代斯这两个人物。为什么要写这两个女人?这是读者普遍表示有保留意见的。所以我担心这本书的已知的方面会使读者感到厌烦，对于不知的方面，人们又会因此而责备我。”可见，从小说《情人》可以寻索出这位作家文学思想的发展和各个时期发表的作品的若干线索，有助于对这位在艺术上始终进行试验的作家进一步了解。

一部小说带有自传色彩，与一部自传体作品不能等同视之。杜拉斯说：《情人》“是一本由不得自己写出而又合我而去的书(un livre qui m’echappe)，它离开我的双手被送出去，此后它就是它了。这是我写的许多书中与各书谐音最少的一本。其中只有一句话没有写进故事框架之内，即第十四页与十五页(译文见本书第九页)：‘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等等，关于写作一事对于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讲过这么一次：‘写作，什么也不是。’这本书全部都在这里了……”  小说当然不能等同于自叙传，同样也不应仅仅归之于一个故事，作品包含的内容大于情节。出版小说《情人》(子夜出版社)的出版家热罗姆·兰东(Jerome Lindon)指出：“有些人曾劝她删去某些段落，我曾鼓励她保留不动，特别是关于贝蒂·费尔南代斯的一节，这是这本书最有意趣的一段，因为这一部分表明这本书的主题决非一个法国少女与一个中国人的故事而已。在我看来，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和作为她全部作品的源泉的那种东西之间的爱的历史。情人代表着许许多多人物……”这样的意见可能是符合一部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的。

上面所说玛格丽特·杜拉斯关于写作的看法，在小说中其实提到不止一次，但语焉不详，下笔时显然避之惟恐不及而又不得不写。在其他场合，杜拉斯谈到文学问题的文字也不多见。这个问题在《情人》中毕竟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细心看去，似可探得一些消息。

有人问这位作家，在重读自己这本小说的时候，是不是有某些懊悔，有感到遗憾的地方。回答是：没有，只有小说的结尾是例外，即小说最后十行文字写打来的一个电话。“不过，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像其余的一切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上，又何必加以掩盖?何况这正好就是全书的结局。我写的书一向都是没有结尾的。但在这里，小说的开端就把全书关闭起来了。”这里又一次指明《情人》一书与作者的其他小说作品的不同之处。

小说处理的题目大体仍然是关于爱情、死、希望这些观念。如讲到没有爱的爱情，爱的对象便变成了“物”，等等。小说中对于现实生活中这样一些普遍现象既置之于具体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下加以描绘，又常常从绝对的角度按不同层次给以测度，由此引出极度的痛苦、深可悲戚的情景，而运笔又偏于枯冷，激情潜于其下，悲剧内容既十分沉重又弥漫全篇，很是低沉悲伤。读者对此要进行分析和鉴别。王道乾一九八五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