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湖北京山人，少年从军，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二期，后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是周恩来的学生，曾与邓小平、伍修权、蒋经国、康泽同学；他曾与毛泽东彻夜谈诗论文，又曾为陈毅、张茜的婚姻牵线做媒；鲁迅逝世时，他是八名抬棺者之一。他不但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还是现代无产阶级左翼联盟运动的老战士、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诗人，曾以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本书收录了聂绀弩在1954年至1957年几次运动中的部分检查交代材料。该材料首次发表于武汉出版社《聂绀弩全集》第十卷。作者真实地叙述了自己的历史，反映了参加“肃反”、“反右”等运动的过程和心态，为研究中国现、当代历史（特别是文学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材料被称为“文坛奇才档案材料首度公开 ”，是难得的历史资料。

本书收录了聂绀弩在1954年至1957年几次运动中的部分检查交代材料。这些材料是作者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清理档案时发还的。原件由周健强女士收藏并提供，朱正整理成书。其中的《槛房杂记》已编入回忆文集《脚印》，其余首次见于本社出版的《聂绀弩全集》第十卷。为保持文献材料的真实性，尽量原文照录，错漏之处以[ ]更正或补全。作者删改之处照录，并以“编者注”简要说明。办案人员所加的横线保留，其他符号以“编者注”说明。

个人主义初步检查(1954年5月22日)

历史交代(1955年6月25日)

一、参加革命工作以前

二、在日本的时候

三、上海时期以及和康泽的来往的终始

四、和谷正纲、卓衡之的来往

五、和曾养甫的来往

六、见过一次张道藩

七、从重庆出来的路上

八、在香港的一件事

九、整个略历及在香港的几件事

历史补充(1955年6月26日)

历史材料重写(1955年)

一、胡风问题

二、康泽问题

三、谷正纲问题

四、张道藩问题

五、曾养甫问题

六、从重庆到香港的经过

七、姜斌问题

补充材料(1955年7月20日)

历史交代再补充(1955年7月25日)

一、从东京到上海

二、和康泽来往部分的补充

三、在桂林

四、重庆一事

五、从重庆到香港

六、又一次到香港

致陈克寒、戈矛的信(1955年9月10日)

我和反革命的关系及其危害性(1955年12月)

三十万字和猖狂发言(1955年)

和姜斌在香港

曹和江(1955年)

两个鬼影(1955年)

叫回来为什么不回来?

在香港时的“阔”和贪污

在香港和哪些人来往

在党内关系的不正常

王国和政策(1955年)

检讨(1955年12月)

追溯我和康、谷的关系(1955年12月29日)

愿意或能够做什么工作

致党支部的信(1956年2月)

对于反省的看法

对支部大会决定的意见(1956年5月24日)

关于黄若海(1955年6月26日)

关于彭燕郊(1955年6月26日)

关于周颖的发言

关于周颖的发言稿

关于冯雪峰(1957年8月17日)

关于到矿业学院去(1957年8月17日)

关于陈企霞(1957年8月18日)

关于和社内几人的来往(1957年8月18日)

关于和某些人的来往(1957年9月23日)

关于宗派主义(1957年)

检讨(1957年11月10日)

一、我和王任叔同志的关系问题

二、在二编室的工作问题

三、替周颖改文章问题

四、结论

五、附录

甲在反右中写的残稿三页

乙在检讨中写的废稿四页

最后全面检查材料(1957年11月28日)

一、言行

二、思想

三、改造

从改组派说到画册

什么时候开始有改组派，记不清楚了。

二九年下半年光景，我已经知道有改组派，但不知道是些什么人，只知道有一个名赵惠谟的在南京办过一个小刊物：《夹攻》，那个人是，但我不认识。我不是政治上的活动者，也不是热衷于钻官做的人，对于这件事没有怎么留意。一天，国民党中训部干事同学杨子福和我上班走在一路了，他当然是有意的，我不知道。他说我很能写文章，有见解，就是不“革命”。我说我愿意“革命”。他就提起叫我加入改组派。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是，他又说原来和我一同编《党基》的沈苑明也是。他和我一同见沈，沈约我在一个晚上去找赵惠谟。也见着了，谈了些什么话，记不得。并没有什么仪式，这样就算加入了。以后是沈和我保持联系。一直也未开会，也未讨论什么问题，只知道唐健飞(原编《党基》的)也是，再后来知道谷正纲弟兄也是。唐健飞曾经和我谈起过，但谷正纲未曾接触到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何汉文，也在《党基》上写过文章的，也是，也未直接谈过。我和谷、何两人没有什么来往。

这年快年底时，我请假回家，沈苑明对我说，如果唐生智拿下武汉，我可留在武汉办报，叫我和杨子福取得联系。杨不知什么时候，已到武汉去了。到了武汉，和杨子福取得了联系，并由杨[介绍]认识了一个名潘范五的(沈、唐、杨、潘都早死了)，后来又认识了一个名刘蔚如的，刘后来似乎当了汉奸，不知下落了。唐生智未拿下武汉。我在武汉玩了两个多月才回南京。这以后，什么事也没有。未开会，未出刊物，我也未写文章。后来王乐平在上海被蒋系刺死了。从此没有人谈改组派，连沈苑明也一次未谈过，我以为已经解散了，恐怕也真是解散了。不过和沈的私人关系还保持着，和未加入前一样。

这个时期我很苦闷，心理上矛盾很多，总的矛盾是对国民党及其内部派系都感失望，而不知如何是好。三O年开始吧，即从武汉回南京之后，在伪中央社的职务由副主任降为编辑了，但同时带编《新京日报》副刊，段梦晖是这时候认识的。因为编副刊而认识金满成，他那时编《新民报》副刊。因为编副刊，需要写点不三不四的小文章，搞来搞去，似乎就不能不谈文学了，于是写诗。政治不懂，文学也不懂，诗更不懂，只有一样算抓住了：分行写!写来写去好像还发生了一点莫名其妙的影响。于是和金满成一唱一和，组织了一“甚么诗社”，出版了一个《甚么诗刊》。参加的还有别的许多人，现在记得的几个人：赵迦德(金和他比较熟)、段诗园、屠凝冰(上两人已死)、巴人(不姓王，亦不知姓名，在什么报当校对)、张屈光(电车公司卖票员，后来混进康泽系统去了)，以及其他更无法记姓名的人。这些人连我自己在内有一个共同点，都不会写诗，而写得出的其实只有我一个。现在想，南京那地方真反动，我们懂得什么革命、文学?但我写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胡说八道，居然被目为“左倾”、“普罗”!本来是想逃避政治，结果逃避不了，在文学上又碰见政治了。这里有些无聊的和反对者的文字往还，不但记不起，记起也无意思，从略。P280-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