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究竟是怎样的？虽然我们不必以他人的模式来改造自己，却也通过他人来审视自己、改进自己。这是一部100多年前，由旅居中国20多年的美国人所撰写书，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表现出对它越来越强烈的兴趣，为什么？一方面说明了“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国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教训，逐步觉出了认识自己的极端重要性，渐渐地肯于研究自己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书里面所批评的中国人的种种毛病并没有得到根治，有些甚至愈加严重了。究竟作者是怎么说的，我们身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毛病，就请在书中一窥究竟吧！

　　这是一位在华居住二十二年的美国传教士所著、描述中国人德行的惊动世界之作。鲁迅先生在临终前十四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说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译者遵照鲁迅先生的嘱托，历尽艰难终于翻出全书，并作了详尽、中肯的译后评析，于一九九五年以《中国人气质》为题正式出版。十年之后，由新世界出版社更名为《中国人德行》再版。

序 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绪论

面子

节俭

勤劳

礼节

缺乏时间观念

忽视精确

误解的才能

欺瞒的才能

柔顺的顽固性

智力混沌

麻木不仁

轻视外国人

缺乏公共精神

守旧

不讲究舒适和方便

生命力

忍耐与坚韧

知足长乐

孝心

仁慈

缺乏同情心

社会台风

连坐受法 互相牵连

互相猜疑

缺乏信

多神论 泛神论 无神论

现实环境和目前需要

附录1 译后评析

附录2 史密斯为中国所做的一件大事

再版后记

“事前说明白，过后无争议。”是中国人明智的格言。然而，当人们在预先协定中耗尽才智之后，误解仍会发生。无论你注意力集中在哪一点上，在中国，钱都是最引外国人烦恼的突出原因。不管与你打交道的中国人，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苦力，在这一点上区别很小。所有的中国人都天生具有从误解中取利的本能。他们感到自己就像一月的北风刮进门缝儿，像水流渗入船洞儿，及时而毫不费力地利用误解。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奇异地适应了中国人这一天赋的发展过程。就像古代波斯人被教会了拉长弓与说实话两种技能那样，中国人很快察觉，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对敌人和朋友都同样真诚、公正的天性。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就像台塔斯统治下的罗马人对犹太人的感受一样，惊讶不已。犹太人有这样的习惯，无论战事多么紧张，都要每隔七天停止一天军事行动。这种怪癖有利于罗马人的进攻，同样，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那些品质也有利于中国人。

1860年之前一个世纪的中国外交，是中国人误解才能的漫长例证。以后的年代里，中国人的这种才能也没有耗尽。中国的外交史，就是一部执意误解又力图解释的历史，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认为外国人会履行诺言的最初印象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目中，尽管也有个别不强行遵守规则的例外现象，对外国人的这种观念还是生长繁盛起来了。他们非常相信外国人做事的公正性，纵然一些个人和许多国家也有相反的例子，这种信念还是同样坚定。有了这样两个既定的观点，中国人也就有了支撑点，希望动摇最顽固的外国人。“你这样说，这样。”“不，我不这样说。”“但是我认为你是这样说的。我们都这样理解。请原谅我们的愚蠢，请给钱，你说过你要给的。”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成千上万次争论的实质，一百次争论中有九十七次是外国人付了钱，正如中国人所了解的那样，外国人为了表示自己诚实与公正也会付钱的。在其余三次中，他们会通过其它手段设法达到目的，三次中有两次是成功的。

日常生活中误解的例子比比皆是，有经验的观察者可以发现很多，其数目可以构成一个军团。你吩咐一个苦力把院里的荒草拔掉，而将开始露芽的珍贵草皮留下，透过这些草皮你看到了久已向往的草地的影像。但是，这位漫不经心的笨牛拿着一把锄头，铲锄了他遇到的所有绿色植物，弄成了一片荒地，还称之为安宁之处。他不“明白”你的意思。打发厨子到远处仅有的一个菜市场上买一条鲤鱼和一只小鸡。他没买回鱼，却买了三只壮鹅，他以为这就是你的旨意。他不“明白’’你的意思。派信差在邮局关门之前把一包重要信件送到法国领事馆，他回来后却报告说对方不收信。原来他把信送到比利时领事馆去了，这时邮局已经关门。他不“明白”你的意思。

P33-34

         序：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唐 锼

继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后，威廉·莱德勒和尤金·伯迪克合写的《丑陋的美国人》(中文译名《困惑的外交官》)、高桥敷写的《丑陋的日本人》，也先后译成中文出版了。后两本书曾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被提及，可以说是这类问题的比较全面的介绍，也是柏杨用以自辩的客观的凭证。听说问题还有争论，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可惜我没有读到有关文章。当然，以偏概全是不对的，不应当将个别缺点看成是全民族的缺点；但由于作者都是本国人，池鱼故渊，知之深而望之切，我禁不住想起鲁迅说过的话，鲁迅说：“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这是问题的关键，他说得多好啊!

鲁迅翻译过厨川白村的书，对于厨川对“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的批评，“禁不住称快”；并且认为同是立国亚东，情形十分相似，因此厨川所狙击的要害，“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看来这也是鲁迅之所以介绍《苦闷的象征》的原因之一吧，不过，倘有人以为鲁迅苛责自己，怀有民族自卑感，那就大错特错了。凡是别人加在我们民族身上的荒谬狂悖的言词，鲁迅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以反驳和狙击。在《马上支日记》里，在为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所写的序言里，对于自命为“支那通”的日本人进行了嘲笑：“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至于安冈秀夫扬言江浙人大吃竹笋，是“因为它‘挺然翘然’像男根”，属于色情心理乃至生殖器崇拜的一种表现，鲁迅对这些胡说八道的“支那通”更是嗤之以鼻，引为笑谈。但对于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不管谈话的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他总是认真对待的。例如在中国居住了二十余年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1845－1932)所著的这本《中国人德行》(ChineseCharacteristics)，他就以赞赏的口气一再提到它。

鲁迅认为史密斯的《中国人德行》“虽然错误亦多”，但“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直到逝世前十四天，他在《“立此存照”(三)》里谈到辱华影片《上海快车》的时候，重申前请，希望有人将这本《中国人德行》译出来，以结束“安于自欺、并以欺人”的局面。他劝人们把史密斯的书当作一面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呢?

鲁迅在留学时期研究过国民性问题。根据许寿裳的回忆，他探索了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些都和中国人的气质有关。以后他写小说《狂人日记》，写《阿Q正传》，写《药》，写《孔乙己》、《高老夫子》、《肥皂》、《白光》，写《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弟兄》，以及将近二百万字的短小的杂文，几乎每一篇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在写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他描绘了怎样的是中国人，另一方面，又暗示了中国人应当是怎样的。他开掘着，开掘着，直至掘到了中国人的灵魂。而我以为，鲁迅作品之所以深刻，就深刻在这方面：写出了人——或者说中国人的一些内在的东西。

鲁迅没有全然同意史密斯的批评，并且说他“错误亦多”，但对有些意见却表示首肯，也许还有同感。比如史密斯说中国人爱顾全“面子”，只要“给了面子”，什么事情都好办。鲁迅对此发表过相似的见解。二十年代初在答复日文《北京周报》的访问时，他就谈到了《“面子”和“门钱”》，三十年代中期又写了《说“面子”》一文，指出：“要面子”也容易变成“不要脸”，两者有时很难分辨。使他担心的是：外国人注重实际，似乎“想专将‘面子’给我们”。涉及“面子”的话，还可以从鲁迅的文章里找出许多来。史密斯批评中国人因循保守。鲁迅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互相欺瞒。鲁迅说过：“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不求甚解。鲁迅最讨厌的是那种模模糊糊、随波逐流的人，他说“假使有一个人，在路上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史密斯批评中国人知足长乐。鲁迅最反对的是那种自我满足、安于现状的人，他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他反对知足长乐，认为“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为此以讽刺的笔调写了《安贫乐道法》。至于史密斯批评的中国人麻木不仁，更是使鲁迅痛心疾首的民族的病根，他就因为在幻灯片上看到许多中国人围着欣赏自己同胞被人杀头的情景，这才中止学医的，鲁迅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后来他在中篇《阿Q正传》和短篇《示众》里，都曾形象地描绘了欣赏杀头的麻木而无知的群众的场面。此外，比如史密斯批评中国人浪费时间、提倡忍受、猜忌连坐、繁文缛节……也都可以在鲁迅的文章里找到鞭挞的痕迹。史密斯同时讲了一些中国民族性的优点，如勤劳、节俭等等，显然，他批评的缺点有些也难以使人同意，鲁迅并没有全部接受它。

鲁迅曾称猛烈地攻击本国缺点的厨川白村为“霹雳手”，并认为他所狙击的实际上也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但他又说：“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廷中仍无太监，妇女也终于不缠足。”瑕中觅瑜，将两者对照一下，很可以看出他重视史密斯的《中国人德行》，从年轻时阅读它，到晚年仍希望有人将它译出的本意了。在我们眼前展示着一颗永远跳动着的伟大的心。

现在，史密斯的《中国人德行》已由张梦阳等同志译出，并即将由出版社出版了。不仅鲁迅的期待得到满足，而且经过分析、自省“明白那几点说的对”，正可以作为变革的参考。我赞成鲁迅的意见，不论有多大缺点，我们“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1988年4月12日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1980年开始研究《中国人德行》，在《鲁迅研究资料》等刊物上发表译介文章，至今已经有二十五年；1988年译出全书，作家出版社因故未能付印，也已有十七年；1995年该书终于由敦煌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则已有整整十年了。而在这些年里，人们对于《中国人德行》的兴趣不仅没有减退，反而与日俱增，刚从日本讲学归国，就接连有好几家出版社来找，纷纷要求再版，并都表示要比原版印得更好些。仅从这一点看，就足见这部书的价值了。

不光是中国，东邻日本学术界也一直十分关注这部书。日本佛教大学的李冬木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1999年9月在云南昆明召开“鲁迅研究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我听说他也是研究《中国人德行》的，并找到了最早的涩江保日译本，这次会上拟对此版本作研究发言。这使我感到意外的惊喜，因为史密斯的《中国人德行》英文原版于1894年由美国佛来明公司印出，两年之后，即1896年，日本的博文馆就出版了涩江保的日译本。鲁迅1903年在日本留学时所读到的正是这个版本，因此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与《中国人德行》日译本之间有着比英文原版更为直接的关系。我在从英文原版进行翻译时，是知道这个情况的，曾经千方百计寻找涩江保的日译本，并拜托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对鲁迅与日本关系研究有素的鲁迅研究专家王锡荣先生协助找寻，锡荣兄也是竭尽全力，四处寻觅，而最后是无功而返。现在听说有人找到了涩江保的日译本，还进行了详尽深入的学术研究，怎能不惊喜呢!我于是在中午吃饭时询问谁是李冬木。而李冬木也在询问谁是张梦阳，因为他早就注意并且读过了我关于《中国人德行》的译介文章和全书的翻译。这时，一位鲁研界的老朋友指着我俩笑着说，你们不就坐在一起吗?原来天公做美，我们恰好同桌并紧靠在一起坐着。于是，立即站起，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块儿。从这一时刻开始，《中国人德行》和鲁迅先生就把我们俩人结为亲密无间的学术伙伴了。下午的会也恰好由我主持，会议规定每个发言者只能讲15分钟，而冬木兄发言时，我被他精彩的报告深深吸引住了，下面的与会者大多数也听得异常专注，竟然任凭他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也没有打断。后来有人批评我对国外学者过于宽容，我却始终不悔。因为我觉得倘若发言者讲的是空论废话，一分钟都不应该给；如果讲的特别有价值有内容，讲一小时也没关系。冬木兄的发言无疑属于后者。今年四月至七月，我应邀到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博士班任访问教授，赴日不几天就趁着樱花盛开的美好时光，前往京都佛教大学看望冬木兄，在他的研究室里我亲眼看到了他从旧书摊高价收购到的《中国人德行》涩江保日译本，也提前看到了他惨淡经营近十年、即将完成的研究专著和中文译本，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个看法。7月9日在日本立命馆大学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冬木兄又作了长篇发言，专门综述了二十余年来翻译与研究《中国人德行》的学术史，对这一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予以高度评价。

的确，经过二十多年海内外众多学者的努力，史密斯一百多年前所著的《中国人德行》以及鲁迅与这本书的关系，已经成为鲁迅研究和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一个饶有趣味的重点课题。通过这一课题的日益深入的研究，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来源以及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中国人对自我的认识也日益加深，改造自己民族性的自觉性也逐步提高。但是，从反面来看，又不幸应验了鲁迅在《热风·题记》中的一段名言：“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鲁迅又是不幸而言中。人们之所以日益对《中国人德行》这本外国人写于一百多年前的书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兴趣，一方面说明了“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国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教训，逐步觉出了认识自己的极端重要性，渐渐地肯于研究自己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人德行》里面所批评的中国人的种种毛病并没有得到根治，有些甚至于愈加严重了。我前年到澳洲、去年到加拿大，初步从海外观察自己的祖国，就产生过这样的感觉，今年赴日四个月，这种感觉就更为突出了，恍然明白了一个真理——鲁迅如果没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没有看过《中国人德行》的涩江保日译本，是不会形成“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中国也不会出现鲁迅这样的对本民族的精神进行深刻反思的伟大思想家。以别的民族作为“镜子”，往往会更为清晰地看出本民族所存在的问题。听一听别一国家对本民族的批评，如鲁迅临终前不久恳切希望有人译出《中国人德行》时所说的那样：“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却正是中华民族自强自励的最佳途径。回国后，我又重读了《中国人德行》，这种想法就愈加凸现了。这本书里所指摘过的问题，眼下竟触目皆是。恐怕这也正是多家出版社都有意再版这本书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不顾酷暑高温愿意重理此书的心愿所在。虽然我们这样的举作，或许是徒劳而已，但是精卫尚衔木石以填东海，何况是我们这些对自己的祖国始终抱以赤子之心的文化人呢!

                      张梦阳 

                      2005年8月20日

                      于劲松“孤静斋”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即《中国人德行》）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鲁迅《“立此存照”（三）》

鲁迅在留学时期研究过国民性问题。根据许寿裳的回忆，他探索了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些都和《中国人德行》有关。以后他写小说《狂人日记》，写《阿Q正传》，写《药》，写《孔乙己》、《高老夫子》、《肥皂》、《白光》，写《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弟兄》，以及将近二百万字的短小的杂文，几乎每一篇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在写中国人的德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唐弢

不管怎样，这部以直观性来论及中国人的书，的确是一部猛醒和震惊之作。我读到它的汉译本，心里长久地被刺激着，觉得被一种异样的利器，挑透了自己的隐痛。那是怎样刻骨难忘的感受!我仿佛忽然在习以为常的生命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窘态。

               ——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孙郁

非常快乐地读了你的大作《中国人德行》，迥非它书所能比拟。我觉得对于中国的了解加深了许多……今日德国大使曾对我说在他读过的所有关于中国的出版品中，尊著是最好的。

               ——1906年3月16日罗斯福总统致函亚瑟·史密斯

没有史密斯的《中国人德行》，就没有清华大学，史密斯为中国做了一件大事。

              ——见本书附录《史密斯为中国所做的一件大事——创建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