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京海派研究”为专业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吴福辉先生，多年以来对这两地的城市文化一直保持着极大的研究与探索的热情。本书是他谈“京”论“海”的文化散文集，睿智、独到。内容涉及到广告宣传、书籍期刊、封面女郎、上海小报等文化传媒领域，还有更加广泛的领域，如北京上海在各自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设施等。

我不能不研究京海派。因这个研究题目是从我的生命中生发出来的。它是我从幼时起，对中国南北文化不平衡性的一种反刍；是我对养育我的南北文化的一种回报、一种回应；是我对京沪这两个城市永不衰竭的观察和探索的兴味。

序  陈思和

都市双面影

近观细读“双城记”

京海两难

王府井．霞飞路·京都花见小路

沈从文的上海观

谁之北京乎 

封面女郎和学院脸孔

海上升“开明” 

书刊广告琐谈

发黄的数字

台北的“上海热”

文化消费在生活中之比重

海派：文化流动性与社会、与人

海上观风月

《孽海花》所记之近代上海

救火、消防水龙及其他

文化转机：上海的马路(一) 

面临现代：上海的马路(二)

良友画报也曾革新

小报视界中的日常上海

张爱玲的宽度

苏青的上海女人属性

张爱玲曾引苏青为同调

鬼才穆时英

予且是谁

先行者的潇洒背影，忆施蛰存

蓟门排云录

精英文化和平民品格

用农民感情活在都市中

周作人与《骆驼草》

胡适的自传

西滢的“闲话”和“后话”

粱遇春：领略人生的深味

难读耐读的诗人

杨绛的讽谕风度

记住萧乾：九十而生命鲜活

刘云若言情小说自成经典

往日平面设计，并非为美术家专有

 附：京派文学结束流放

私人记忆簿

兔子的感觉

童年上海印象

我的小学，我的白杨树

还堪回首的青春岁月

请“赎买”已逝将逝的文明

话说信件

坐香港图书馆得趣

在花东纵谷看风景

寻访延陵吴

镇海老屋

好梦醒来已黄昏

 附：为京派文学定位 为海派文学正名

后记

近观细读“双城记"吴福辉

我这里所说的“双城记”，并非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名作。记得1994年在香港的一个文化场所，偶然看到过一则预告，是关于沪港电影史的研讨会的，标题上醒目地用了“双城”的字样，当时就很受触动。因为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三四十年代京海两地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我在翻读的正是一部几乎尘封的中国“双城记”。

20世纪的中国文人中，同时关注北京、上海的作家不在少数，而同时喜欢上海、北京的却真是凤毛麟角。喜欢上北京的，就大张旗鼓、堂堂正正地声讨起商业文化和洋场恶少来；而喜欢上海的大半只是在心里爱着而已，很少有人会形诸笔墨。再有，假使批评北京，那就如同批评“咱”的中国，急不择句中都会带着一份亲切；可鄙视上海者，就像这个城市是洋人带来的，与己无关，又像是随了二婚的太太进门的“拖油瓶”，怎么瞧着怎么不是自个儿的孩子。这种情景是意味深长的。沪港的关系则不同，喜欢甲者就喜欢乙，反之亦然。鲁迅不喜欢殖民地的香港。他在《略谈香港》、《再谈香港》里讽刺那里的各类怪事，到写上海的时候(他写过许多解剖上海的文章如《上海的少女》、《阿金》，甚至《“京派”和“海派”》、《“京派’’与“海派”》)，他在《“抄靶子”》一文里说，“这在香港，叫做‘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竞谓之‘抄靶子”’，把两个城市归在了一处。张爱玲就不然，对沪港都充满不可言说的温情。她讲述起发生在两城旧式大家庭内的男女传奇故事，如数家珍。比如写香港她说“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到底是上海人》)。如此公开表态爱上海的，无过于她了。过去的上海、香港是同一类城市，站在南京路上，与在皇后大道逡巡的感觉相差无几。京与海，沪与港，这种双城的观察研究，应是了解中国文学、文化的绝好题目。

我热心于京海，本缘于我对中国南北方隔膜之深的一种文化记忆。少时跟父亲离沪赴东北，1950年的旧历年(严格讲是庚寅年春节)是在沈阳度过。去前听上海的亲戚讲，那里是一片荒原，冬天冻掉耳朵，撒尿结成冰棍。去后一看，雪是下得真大，屋子里却温暖如春，且工厂高楼林立。不久上学，就糟了，同学管我叫“南蛮子”!这可能是从古代山东人那里延续下来的称呼，当年我无论如何搞不明白自己比同学究竟“蛮”在何处。年节与小伙伴“辩论”谁家的吃食好，我经常让只相信“好吃不如饺子”的同学包围住。当了教师后，我的学生毕业凡第一次去过上海的，一般分成两类：大部分人因各种理由骂尽上海，……P3-5

今年九月底的天气似乎特别的热，据说是几十年来未遇的。在酷热中老吴风尘仆仆从沈阳来到上海，一头扎进上海图书馆故纸堆里，翻阅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小报。我知道他指导研究生李楠研究上海小报，发现了张爱玲的佚文《郁金香》，海内外名声大噪，他还要乘胜进军，继续寻找好目标，所以就连十月长假也顾不上休息，挥戈南下了。其儒将本色在这里可见一斑。

老吴是南人北相，身材魁梧，声如洪钟，气贯长虹，然而寻其祖籍，却是道道地地的南方人士。原籍镇海，生于上海，从小在上海名牌小学读书。虽然后来长期在东北成长、北京居住，身上却保留了南方人的细腻和妩媚。在我所交往的北京学者同行中间，似乎真正的北方人士并不多，大多是南人北上，但在老吴身上自有一份特别的亲切，因此相交在学问以外的机会也就更多，也感到特别的轻松自在。

现在细究起来，这份亲切应该归功于老吴对海派文化的情有独钟。从近代以来的风俗史来看，南方人与上海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上海人与“居住在上海的人”的差别也是很大的。上海人未必认同海派文化，热爱上海的人也未必热爱海派文化。长期以来，“海派”的意义早已经超出了地域的局限，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像我这样的人，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年过半百也没有离开上海一年以上的经历，应该说是很地道的上海人，但是我对于传统里的所谓“海派”，感情上没有什么认同感。每当我要讨论上海文化或者海派文化时，总是要先做一番定义上的解释，如关于“海派文化的两种传统”就是我对海派的修正案，反过来也说明我对于所谓“老底子”的传统海派始终是心存芥蒂。但老吴却不一样，我觉得他是喜欢原汁原味的老海派的，而且很早就从文化意味上认同了海派的概念。近二十年以前海派文化还无人问津的时候，老吴就开始关注研究起这个文化现象，这几乎是一种发自心底的热爱。我记得有次与他聊天，不知道怎么说起张爱玲与海派文化的关系，我对此心存疑问，他却认为海派并不局限于上海地区的文化，海派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指的是传统中国向现代都市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十里洋场风格，是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相杂交的复杂的文化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在他看来，不仅仅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化，连香港文化、台北文化也有海派的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的小说才是典型的海派代表。我觉得我与他的不同，在于我一直拘泥于把海派理解为“上海的文化”，而他的理解则要宽得多。二十年一晃而过，上海、香港、台北三城的文化走向越来越相近，相互间的渗透和影响也是不言而喻，而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则贯通三城坐稳了头把的交椅。这，才是海派，才是当初老吴定义的海派呢。

老吴是长期居住京城的学者，他研究海派带出了对京派的关注。其实所谓京派也是文学史上被人派定的名词，当年的京海派之争，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就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京派里恰恰全是南方人。当然也有北方人，譬如李健吾、师陀和萧乾，但在研究文学史的人眼里，似乎他们不怎么像京派文人。所谓京海派之争，关键所在是两个城市的文化风格的异同，与争论者本人的地域习性没有什么关系。老吴做海派研究出于心底的喜欢，做京派研究似乎是环境的影响，研究海派的文章细腻入微有情有义，研究京派的文章偏于学理有板有眼，再读他的那些趣味盎然的回忆文章，真正精彩的仍然是对于上海童年岁月的一往情深，京派研究倒是成了海派研究的陪衬。这么说，决无贬低老吴对京派研究的贡献，只是想说明老吴的研究立场。一般来说，以京派自居的人多半是看不大起海派，研究京派的人说起海派来总也不无微词，而老吴的文章里对照京派海派的异同，所取的总是不偏不倚客观描述的态度，而在客观的叙述里，为海派辩护的成分居多，暗暗的一份同情仍然是倾向了海派。

大约我是上海人的缘故，虽然也不怎么喜欢所谓的海派，但对于老吴研究海派的文章却总是关心并且认真阅读的，而且读起来自有一份亲切感。尤其是我的黑水斋所在地，曾经是老吴童年时代流连忘返的虹口地区，这一带的建筑都是1920年代的产物，目前也是拆迁的目标，老吴童年时代印象深刻的屠宰场早已经没有了，黑色的苏州河支流也开始慢慢变得干净起来，水泥森林耸立起来，但童年的梦却仍然可以萦绕其间。那就是文字，那就是由这些文字编排起来的书。

老吴的《游走双城》将要出版，他嘱我为之写几句作序。这使我有机会又一次阅读他的这些长短文字。当这四十几篇随笔散文汇集在一起阅读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惊讶于老吴的兴趣所涉领域之广。京派海派都不是简单的文学流派，除了作家作品的研讨以外，老吴关注的兴趣涉及到广告宣传、书籍期刊、封面女郎、上海小报等文化传媒领域，还有更加广泛的领域，如北京上海在各自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设施：马路、建筑、消防、图书馆等等，都有独特的心得。虽然这是一本篇幅不厚的学术随笔集，但所包含的文化含量却丰富而有趣。透过这些文字，我仿佛看到十多年来奔波于京沪港台之间的老吴，观察各地文化之间的变异信息，虽然是举重若轻，仍然不免辛苦的风霜。现在，他又开始有了新的目标，直奔上海而来，我想应该是预祝他，在新的学术开拓中，将会有新的收获。是为序。

陈思和

2005年10月2日于黑水斋

我写散文始终得到学术界朋友的鼓励。周围就有几位古道热肠者，十数年如一日对我抱有信心，认为前景尚可期待。甚至帮我出主意，比如说可以写某某题目或什么什么题材之类。但我很愧对这些朋友，由于自己的疏懒和庸碌，几年晃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长进。可一个人能有几个“几年”呢?这其中就有黄育海兄。现在，他又一次慷慨地向我伸出手来，说不妨把一段时间内谈“京”论“海”的短文统统收拢，出个新的本子。这样，我把近十年来所写的搜罗起来，删除长文，加上旧有中还看得过去的，便有了这个增订本。

至于为何能够持久地保持研究京海派的兴趣，我本人已经在许多文章里谈过了。包括在一些正襟危坐式的学术论文和短短的序跋文字里，都说过不止一次。简括言之，几乎就是我不能不研究京海派。因这个研究题目是从我的生命中生发出来的。它是我从幼时起，对中国南北文化不平衡性的一种反刍；是我对养育我的南北文化的一种回报、一种回应；是我对京沪这两个城市永不衰竭的观察和探索的兴味；也是对我的专业的恢弘知识体系的不期然的感悟。因而，我这些年来虽然也有其他的热门题目可以关心，但写京海文章的这条线索始终没有断过。特别是在研究现代文学与中国城乡的关联，研究期刊出版或报纸传播这样的题目的时候，写出晚清小说和上海、现代各流派文学与京海、上海小报与北平(京)小报及市民社会中的京海两城这样一批文章，似都说明了我的热情仍然不减。可能我是全国唯一招“京海派研究”的博士生导师。我的学生多半是从北方中原一带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但其中居然也有将上海这个城市奇迹一般地喜欢起来了，并深入钻研下去了的，连我都不能不感动。我把我的研究的感知、情绪和灵性，延伸到了我的学生之中。

关注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在中国应是相当深远。《诗经》的十五“国风”，《离骚》《九歌》内含的楚地歌谣气息，都是再明显不过的实例。与文化的不平衡性对经济的发展可能构成某种障碍不一样，对于文学来说，这种不平衡性可能正是它多姿多彩的活的源泉。现代的中国文学如果没有鲁迅的未庄、鲁镇，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师陀的果园城，赵树理的晋东南，孙犁的白洋淀，老舍的北京，茅盾、新感觉派、张爱玲的上海，便无法相信我们的文学地图会如何拼成。地域文化造成我们民族国家文化的绚烂多样，就像有了苏州、桂林、大理、丽江、周庄、乌镇、平遥、西递，我们才有了对中国城镇的丰富多色调的印象。如果再像今天这样无知地把城市建造得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后人将怎样来辨识它们是甲地还是乙地还是丙地呢?

进一步，在思考文学史的不同模式时，我想到了由单纯的作家线性叙述，到建立以平行作家社团的竞争辩难、同时代报刊的互文性以及典型的文学年份等为单位的空间叙述，其中，文学与城乡的关联，是否也是一种特别的文学空间呢?这是我目前正在写作的一本新文学史的思路。我觉得这与我的京海散文写作，显然有着不小的联系。在此意义上，我的学术论文和散文找到了它们共同的兴奋之点。

在新增的篇什中，需要略加说明的有《救火、消防水龙及其他》本是我《阴影下的学步》中的一节，它当初倒是发在《报告文学》这样的纯创作刊物上的；《用农民感情活在都市中》是我《多棱镜下有关现代上海的想像》中的一节。两篇题目都非常合于本书，但考虑它们实在太长了，如分节一一选入，全书的字数将大大撑破，也就只好割爱。不过为了读者核查方便，我如实采用了原文小节的标题。《小报视界中的日常上海》部分采用了我的'学生李楠的材料，这是需要说明的。她的关于上海小报的博士论文，已获通过，经过修改可以出书了。最近在我的参与指导下，正在做北京(平)小报的题目。能有五年的时间来阅读两城的小报，是青年学者的幸运，有时我真的暗暗生了对她的嫉妒。至于本书最末一栏的八篇文字，《童年上海印象》四篇是回忆我的幼年和中小学生活的，《镇海老屋》四篇是寻访追索自己的“根系”的，于我都是亲切得不能再亲切的内容。而且，这些文章都涉及上海(南方)和东北(北方)，用来作为这本小书的收束，也是歪打正着，合宜的。

而有一篇新添的文字虽偏重于议论，读起来不一定有趣，但我愿意单独提请注意。我始终在思考海派在污泥一般的文化环境里生长出来，到今日它的意义究竟何在的问题。于是，我选了去年到上海参加第三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发言，题为《海派：文化流动性与社会、与人》。此文在上海的报纸发表时，编者给另外起了个名字是：海派文化传统中的现代活力。“活力”两字提炼得到位，我从小所感受到的海派，正是有这么一股子劲儿。

也因此，为书籍配画的过程，成了我又一次“返乡”似的书房旅行。书房旅行的意思是受施蛰存先生的启发想起的，他有篇散文就叫《绕室旅行记》。我自己都未曾料到，这几年我不经意间收集了不少关于上海、北京的画册，这次找照片画片，足不出户，翻检这批书就够用了。还有就是与我本人有关的那些照片。其中包括访日．、访香港台湾、访我的上海与鞍山的小学、访我的老家老屋、在萧乾先生家里做客等等。当我在照片夹里发现了施蛰存先生和我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合影时，该是多么惊喜快活呵。这是张黑白照。在我的照片簿里，彩照是没完没了的多，而黑白照片真正是稀罕之物。摩挲着这些黑白的影像，觉得无数个“黑(天)”“白(日)”就从指间流逝过去了。感谢这本书的编辑，经过这一次的寻访照片，它们如吉光片羽流入了我的生命深处。

书的名字便来源于本书。本书第一篇文章就有“双城”字样，而且指的即北京上海。记得第一次去台湾，在台北敦化南路诚品书店接受《中国时报》的女记者陈文芬采访。本来谈的是如何看待大陆作家频频“批评”鲁迅的现象，不知怎么一来，话题转到对台北上海两地的观感上去。后来专访的文章发表，用了“游走文学双城”的题目。虽然说的不是上海北京，但我觉得移用过来也算天衣无缝。

多谢对我的文字抱有信心的朋友们。多谢九久读书人文化公司对我的接纳，多谢同姓的编辑吴文娟为此书付出的辛苦。当然，我要十分感谢思和兄，承他答应给这本小书作序。在上海的学术界、文学界，两者兼得，最适合为我写序的真莫过于他了。我们的相识总超过二十年以上。我在《深化中的变异》一书的《自序》里，提到“上海一位大学里的熟朋友”，惊讶于我同我的研究生同学刚讨论完毕业分配，就一下子谈起退休之后的事情来。这位熟朋友即思和。在北京的学术圈子里，前后访问过思和淮海中路、重庆南路、九龙路三处家址的，大概也就是我。特别是他刚搬到九龙路又命名了“黑水斋”的时候，来信说上海人都不知道他搬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告诉他，我知道九龙路。因我在上海读的最末一个小学后来就一度改名为九龙路小学。至于黑水就更晓得了，那是我上下学天天走过的河浜呀。此事我早写进了本书《我的小学，我的白杨树》一文。所以，我相信有了思和兄的这篇亲切序文，我经过京海而回到我的精神之乡的旅途，可以告一段落了。

虽然终点还没有到达，也许永远不会到达。

吴福辉

2005年3月6日写于京城小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