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文集》凝聚了已故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公木先生的毕生心血，共360多万字，内容包括诗歌散文、古典文学及中国文字学研究、新诗理论、文艺学研究及毛泽东诗词鉴赏。《公木文集》的出版发行对于繁荣我国的文化科学事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木文集》是公木一生创作和学术研究的结晶，主要收录了公木1927年－1998年单独公开发表和出版的诗文作品和论著，也收录了一些未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手稿。全书共六卷。第一卷为诗歌散文；第二、三、四卷为古典文学及中国文字学研究；第五、六卷为新诗理论、文艺学研究及毛泽东诗词鉴赏。

中国诗歌史论

上编 中国古典诗歌史的鸟瞰

 一、前言

 二、先秦诗歌

 三、秦汉诗歌

 四、魏晋南北朝诗歌

 五、隋唐五代诗歌

 六、两宋辽金诗歌

 七、元明清诗歌

 八、近代诗歌

 九、结语

中编 中国古典诗歌散论

 一、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民主精华与封建糟粕

——关于作为主流的人民诗歌

 二、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兼论诗的本质

 三、史诗与剧诗

 ——兼论所谓市民诗歌

四、歌诗与诵诗

——兼论诗歌与音乐的关系

 五、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与格律问题

 ——兼论民族形式

下编 泛论民族传统与新诗歌的发展道路

一、泛论民族传统

 ——古典诗歌纵横观

二、“五四”新诗歌

 ——现代诗歌的产生和发展

 三、新诗歌的发展道路

 ——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多样化

先秦审议概论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代

 第一节 井田制度的废除农村公社的瓦解

 第二节 工商业的发展大都市的兴起

 第三节 阶级斗争的激化阶级关系的改组

 第四节 士阶层的出现思想界的活跃

第二章  比喻的高级形态

 第一节 赋诗

 第二节 设譬

 第三节 谐隐

第三章 来源与特点

 第一节 继承远古神话的浪漫主义传统

 第二节 对历史传说故事的加工改造

《汉书·艺文志》著录：“《战国策》三十三篇。乃汉刘向所校定。”刘向《叙录》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类)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由是可知：刘向于《战国策》，只是校除重复，得若干篇，命定书名。后世遂辗转传为“刘向撰”，更谓“实向一家之学”。这是误会。自清儒牟默人及近人罗根泽、朱自清等又考订其书成于秦汉间蒯通之手。但即使蒯通亦不过编纂增补而已，其所根据的都是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策论说词。据《汉志》载，苏秦有书三十一篇，张仪也有书十篇，其他的游说之士，也大都各有著述。这些书当然都是当时整理校定《战国策》的重要资料来源。特别是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更证明了这一点。帛书二十七章中有十章见于《战国策》，八章见于《史记》，除去两书重复，只有十一章著录过，其余十六章都是佚书；同时其中还保存了关于苏秦的书信和谈话十四章，只有两章著录过。这说明刘向编辑《战国策》之前，确有许多记录战国游说辞的小册子。所以说，《战国策》虽成书较晚，却不能不视之为先秦的作品。

《战国策》三十三篇，包括东周、西周、中山各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赵、魏各四篇，韩、燕各三篇，宋、卫合为一篇。其文章，既然实际上大都出于战国时期游说之士之手，则它的风格趋于敷张扬厉，并崇尚巧譬善喻，是很自然的。这不只是他们抵掌揣摩，鼓舌腾说之所需要；而且也由于他们东奔西跑，见多识广，吸取了各地的丰富知识，掌握了各地的生动语言，才更有可能。因此，《战国策》中引用的寓言特别多。作为一种特殊文学形式的寓言，到战国后期已经完全成熟了。所以《战国策》中的寓言，大都生动活泼，文字简炼，含义深刻，饶有风趣，且富于智慧。是应该加以重视的。

《战国策》中的寓言，与其他子书中的寓言，如《孟子》、《庄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等寓言，有着明显的区别。诸子书中的寓言虽亦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大都是用来阐述诸家思想学说体系的工具，附印着各家学派鲜明的思想色彩，而《战国策》中的寓言，却往往是一些游说之士在政治和外交场合中顺口说出来的即兴之作。这可能与纵横家的思想特点有关。纵横家在当时是一个很少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学派。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政治上朝秦暮楚，随机应变，没有什么坚定的立场和原则，更不拘于为一国的君主尽忠，也谈不上有自己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因而其寓言在思想内容上，也就较之其诸子远远缺乏系统性和彼此的内在联系。这些寓言的被引用和编造，则完全是为了加强其游说之词的生动性、趣味性、新奇性，以便巧譬善喻，打动君主。所以这类寓言具有很强的形象性和说服力。比如：……

P538-539

所谓中国诗歌，系概指“五四”以前的旧诗与“五四”以后的新诗，概指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无论“五四”以前与“五四”以后，又都包括大量民歌在内。所谓古典诗歌，乃特指“五四”以前的旧诗。旧诗对新诗而言，古典诗歌对现代诗歌而言。也有人笼统称之日“诗词歌赋”或“律绝词曲”。其实，狭义的诗词歌赋或律绝词曲，都概括不尽中国的古典诗歌。至于今人利用旧形式创作的新诗，自应算作新诗或现代诗歌，不得徒以形似而把它们视作旧诗或古典诗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诗的一封信》中说，“旧诗可以写一些”，系仅就诗的体裁说的；若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毛主席诗词”当然是新诗而不是旧诗，是现代诗歌而不是古典诗歌。所谓现代诗歌，即“五四”以来的新诗，在建国以前和以后又分为两个阶段：建国以前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国以后是社会主义的，二者是相通的，却又有质的变化。但对旧诗，即古典诗歌说来，它们则同为新诗，即现代诗歌。新诗即现代诗歌是怎样由旧诗即古典诗歌发展而来，今后又将要或应该怎样继续发展?这是我们试图回答的问题。为此，我们须要对旧诗，亦即古典诗歌的历史轨迹做一番探讨，即使是粗浅的初步的探讨吧。

中国古典诗歌是在怎样的社会基础与历史背景上产生和发展的呢?

“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人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基础上所耸立着的上层建筑，所开拓着的意识形态诸领域，所发展着的文化历史包括文学和诗歌的历史，当然也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历过原始社会阶段、奴隶社会阶段、封建社会阶段，以至如今。如今已经超越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了。

……

这便是我们古老中国的缩影。

纵观三千年，作为一个封建帝国，可以说是土地的广大，人口的众多，历史的悠久，在世界史中，实无与伦比；特别是扫于“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因此，“中国万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就构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页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地主阶级内部总不断地分化出部分革新派势力。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如前面所指陈过的，一般又可分作皇族地主、豪族地主、庶族地主三个阶层，当与农民阶级斗争激化到对抗，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在平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占有上，地主阶级内部三个阶层之间又往往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三种势力的消长，他们之间的分化与结合，便构成为封建社会不断演进的标志。正由于这种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间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以及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保守的斗争，波浪起伏，连绵不断，对于封建的经济、政治、文化起了迟缓的却是有力的推动作用。尽管愚昧迷信与等级专制与分裂割据是一切封建统治者的固有属性，而在中国中世纪，既没有出现宗教独裁，以致使一切文学与诗歌完全变成“神学的侍婢”，也没有由于无穷尽的征服篡弑倾轧残杀以致等级严森而陷于“永恒隔离状态”。因而与欧洲、近东以至印度不同，在中国历史上，由古代进入中世纪(实际上是由封建社会的早晨进入上午以至下午)没有脱节和中断。不仅如此，而且远在封建主义建立的早期，就出现了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那些构成“民族”的诸要素，如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等，就基本上具备了。从华夏族到汉族，经过上千年的融合，实际上已形成为具有巨大凝聚力的一个古老民族。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其同时期的世界各国的最高水平，而具有了鲜明的典型性。并且，“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这中间自然也包括着灿烂的古代诗歌。这就向我们提出了如下的任务：“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新民主主义论》)这自然也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古典诗歌的指针。

至于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正式诞生。在封建社会的腹胎内，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了庞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特别是文学与诗歌发生了强烈的促进作用；“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这资本主义因素没有得到正常发展，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遂迫使中国畸形化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社会。在这个社会基础上，展开了阶级间与民族间错综复杂、五光十色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中国的民族资本便是在这样怪石嶙峋、犬牙交错的缝隙中茁生出来的一株嫩草。而“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新民主主义论》)这里指出的可以概括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这个基础上所垦殖的文苑艺丛，所开放的诗的花朵，自然也沾染着、映射着这个时代的色彩。

以上所述，便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建国以前，以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中国社会历史的大致轮廓。这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特别是它的两头小中问大，即远古奴隶社会的“早熟”与“维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与落伍。从古代到中世纪延续三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又高度发展，实际上也便是奴隶制剥削方式长期残留在封建制社会中，并于其上升阶段还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及至近代以抵于现代，则又跨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历史特征，不能不给予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以深刻影响，使它在发展上遵循着特殊道路，在表现上形成为特殊形式，这些，在诗歌方面，必然也要有其具体反映，而且更加显著，更加突出。当然，这反映不会是直接的，而是要经过政治、道德、宗教、科学、哲学、艺术以及语言、文字许多中间环节，才最终显现出来。这便形成为中国诗歌的个别性与特殊性亦即民族性。

我们学习中国文学与诗歌，必须首先遵循一般性与共同性的规律，同时还要掌握其个别性和特殊性的发展道路和表现形式，也就是必须掌握其具体的民族性特征，这后者无宁说是更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借鉴的目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利于社会主义新文学新诗歌的创造与发展。

中国古典诗歌的个别性与特殊性，亦即民族性，有哪些主要的具体的内容呢?于此，在正式进行探讨以前，先就中国古典诗歌历史的发展作一简单回顾，亦即史的鸟瞰，是有必要的。

我接触先秦寓言这一课题，始于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时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任教，准备讲授中国文学史；旋以计划改变，文学史没有正式开课，却编印了一部《先秦文学史讲义》，并附带搞了一本《先秦寓言选释》，后者是同当时一道工作的朱靖华同志合作写成的。《选释》书稿杀青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出版时，朱靖华同志已调转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我也调离文学讲习所，并以特殊原因，没有在书上署名，只把我写的“前言”抽下要了回来。

风驰电掣，日居月诸。一九六二年春，我来到吉林大学中文系做教员，这才正式讲授中国文学史，还把“先秦寓言”作为专题开设了一门选修课。现在这部《概论》，底稿便是当年的讲义，于一九六二年暑假编写，主要是把《选释》的“前言”加以扩充而完成的。

“先秦寓言”作为一门选修课，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讲过两遍。以后便开始了教育改革、四清运动，以至文化大革命。逐渐到达了非常不平静的“史无前例”的时期。不过，进入七十年代之后，我辈专吃粉笔面子的人，已无多少油水可挤。趁勒令“靠边站”之机，倒偏得了一个“闭户读书”的“黄金时代”，重新翻阅了一遍周秦诸子。大环境还是处在震耳欲聋的“批儒评法”的雷声隆隆之中，虽然说是“闭户”，也并不得“安心”。但收获还总是有一些：对于老庄思想仿佛有些新的发现，对于孟、苟、商、韩，认识也若有加深。一九七五年开始写《老子校读》，一九七六年编写了一本《韩非寓言>，另外，还摘抄了一些有关史籍的札记。在这期间，经常联想到《先秦寓言概论》这部讲稿，觉得不少地方过于疏简，且对古人有所误裁妄断，每一念及，辄感不安’亟思加以修订增补，却又未及动手。说实在的，在那年月，确也不容翻腾这些破烂儿，此亦户闭不紧，心安不稳之征也。说是“黄金时代”，自然是加括弧儿的。

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四人帮粉碎了，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生活与工作都回归到正常轨道上。先是再度与朱靖华同志合作，把《先秦寓言选释》重新修整了一遍；继而于一九八。至一九八一年又给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班开设“先秦寓言”一课，讲义即以《概论》为基础，加以改写，一周一章。原拟三个月改完，实只进行了四周，心病猝发，力有未逮，便供不应求了。后八章干脆把原稿交给同学们自读，仅说明一下意图和主旨，修改计划暂时放置了起来。虽然放置了起来，却总算开了个头。不是说万事开头难吗!

断肢再植，断线再理，是在一年半以后，直到一九八二年冬，得到研究生毕业同学李军同志的协助，才一鼓作气，把十二章重写了一遍。这之中增补较多，变动较大的，是第六章庄列寓言，第八章商韩寓言。它不仅反映了前几年“闭户读书”的点滴心得体会，同时也汲取了研究班同学们钻研讨论的集体智慧。尽管如此，当然也只是同原稿比较来说，或略充实些，或更确切些；从整体看，事实上仍然超不出“概论”的水平，是无庸讳言的。即使这样，也还多赖李军同志的辛勤校阅，挥汗誊抄，才算把这份作业完成了。现在这部稿子得以“书”的形式呈献读者面前，李军同志为它付出的脑力和体力，是不应湮没的。寓言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实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它在世界各个民族中都普遍存在，并曾各自放出奇葩异彩；在中国它诞生于先秦，也被继承下来，并得到发展。我们现在对这种文学样式应该怎样进行整理、研究、翻译、介绍、创作、评论，这是一个专门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有待国内同好共同研讨。在这本《概论》里，我们提出了一些粗浅的意见，容有不当，祈望得到方家指正。

上面略述编写成书的经过，以备鉴察，用志不忘。是为记。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三日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