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文集》凝聚了已故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公木先生的毕生心血，共360多万字，内容包括诗歌散文、古典文学及中国文字学研究、新诗理论、文艺学研究及毛泽东诗词鉴赏。《公木文集》的出版发行对于繁荣我国的文化科学事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木文集》是公木一生创作和学术研究的结晶，主要收录了公木1927年－1998年单独公开发表和出版的诗文作品和论著，也收录了一些未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手稿。全书共六卷。第一卷为诗歌散文；第二、三、四卷为古典文学及中国文字学研究；第五、六卷为新诗理论、文艺学研究及毛泽东诗词鉴赏。

老子说解

自序

引言

上篇 道经

一 章

二 章

三 章

四 章

五 章

六 章

七 章

八 章

九 章

十 章

十一章

十二章

十三章

十四章

十五章

十六章

十七章

十八章

十九章

二十章

二十一章

二十二章

二十三章

二十四章

二十五章

二十六章

二十七章

二十八章

二十九章

三十章

三十一章

三十二章

三十三章

三十四章

三十五章

三十六章

三十七章

下篇 德经

三十八章

三十九章

四十章

四十一章

四十二章

四十三章

四十四章

四十五章

四十六章

四十七章

四十八章

四十九章

五十章

五十一章

五十二章

五十三章

五十四章

五十五章

五十六章

五十七章

五十八章

五十九章

六十章

六十一章

六十二章

六十三章

六十四章

六十五章

六十六章

六十七章

六十八章

六十九章

七十章

七十一章

七十二章

七十三章

七十四章

七十五章

七十六章

七十七章

七十八章

七十九章

八十章

八十一章

附录

一、引用书目

二、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

老子甲本释文

老子乙本释文

后记

跋语

跋二

新版缀语

老庄杞记

说“蝴蝶梦”

读老札记

——《老子》首章悬解

读老札记

——《老子》二章讲读

简论有无及无有

——《老子》十一章章句章旨

说有身与无身

——《老子》十三章悬解

说“得一”

——《老子》三十九章悬解

道家的艺术哲学

老庄：“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

——张松如(公木)访问记言(一)

文化：批判、沟通、重建

——张松如(公木)访问记言(二)

中国古代文学漫论

夸张与简练

——“论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技巧

与表现手法”的两节

简论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问题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5周年

李斯刻石铭文解说

应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

李贺诗很值得一读

《唐诗三百首译析》序

中国古代没有民族史诗吗

《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化》序言

《中国古代诗歌辞典》序言

《中国文学的对句艺术》序

《唐代美学思潮》序

《唐宋词三百首译析》序

张钧编注《顾太清诗词叙录》

警句就是诗魂

——《全唐诗佳句类典》序

《楚辞(九歌)整体系解及考证》序

(中国诗歌美学史》序言

《中国诗歌史论》丛书总序

说《禅宗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

我与古典诗词

《清代第一才子纪晓岚全传》序

新颖·丰富·广博

——《先秦大文学史》读后印象

《辽金诗史》序

《屈原新论》序

语言·格律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研究·史之史

 ——致赵敏俐、杨树增

遵守·改革·创新

中国古典文学元件史论初探

——喜读《中国文学主题学》

《宋代美学思潮》序

《两汉大文学史》读后断想

中国古典艺术的自我理解(代序)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斯恶已；

天下皆知善之为善，

 斯不善已。

故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形，

 高下相盈，

 音声相和，

 前后相随：

 恒也。

是以圣人

 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而弗始，

 生而弗有，

 为而弗恃，

 功成而弗居。

 夫唯弗居，

 是以不去。

普天下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

 这就丑啦；

普天下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

 这就恶啦。

所以有和无互相发生，

 难和易互相完成，

 长和短互相形容，

 高和下互相充盈，

 音和声互相和谐，

 前和后互相随从：

 这是永恒不变的呀。

因此圣人

 用无为来处事，

 用不言来行教；

 任凭万物兴起而不倡导，

 生养而不强要，

 施为而不图报，

 事业完成了而不夸耀。

 正因为不夸耀，

 所以永远丢失不了。

【校释】

(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其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此依劳健《古本考》写定。宋叶梦得《老子解》、刘骥《老子通论》、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下“皆”上都有“天下”二字，《淮南子·道应训》下旬引作“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是《淮南》本亦重“天下”，王、傅与诸唐本俱无此二字。帛书甲本作：“天下皆知美为美，恶已；皆知善，訾不善矣。”乙本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馀悉同甲本。诸本有的上“已”作“矣”，有的下“已”作“矣”，有的两“已”并作“矣”，也有的作“也”。如按：“也”、“矣”古通，见《经传释词》，“矣”、“已”亦音义相同，故“已”、“矣”、“也”三字并可通用。又，“美”与“丑”为对言， “善”与“恶”为对言，故此处“恶”语译作“丑”， “不善”语译作“恶”。

(二)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今本皆如此。景福、广明及傅、苏、范等六“相”字上皆有“之”字。《经传释词》：“之，犹则也。”“形”字，王弼作“较”。毕沅《考异》曰：“古无‘较’字，本文以‘形’与‘倾’为韵，不应作‘较’。”“盈”依帛书，河上公、王弼、傅奕等俱作“倾”，当是避汉孝惠帝刘盈讳而改，盈义长。帛书无“故”字，亦有六“之”字，“前后”作“先后”，前五句末都有“也”字，甲本“音声”作“意声”，乙本“有无之相”四字损掩。《礼·乐记》：“宫商角徵羽，杂比日音，单出日声。”

(三)恒也。

今本俱无此二字，据帛书甲乙本补。

(四)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傅、范诸本皆如此。帛书“处”作“居”，甲本“圣”假作“声”，损掩“不言之教”四字。据马叙伦、蒋锡昌考订，王弼本“处”亦作“居”。《唐人写本残卷》及龙兴碑等“圣人”下有“治”字，唐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句末有“也”字。

(五)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众“弗”字，依帛书，今本俱作“不”。帛书乙本作“万物昔而弗始”。“弗始”，傅、范及《唐人写本残卷》、龙兴碑均作“不为始”。河上公、王弼、林希逸、苏辙等并作“万物作焉而不辞”。陆希声、开元及《太平御览》七六引皆无“焉”字。陶绍学日：“十七章王弼注日：‘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可证今王本作辞者，后人妄改也。‘不为始’义较优，且与下旬协韵。”易顺鼎亦云然。而俞樾《平议》则谓：“不辞当就圣人说，不易就万物说，方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一律。河上公注，谓不辞谢而逆上，非也。不辞犹不言，即上文所谓行不言之教者。唐傅奕本作‘万物作而不为始’，毕氏沅谓‘辞始同声，以此致异，奕义为长。’然三十四章云，‘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与此章文义相近，恐未可舍古本而从傅也。”马叙伦引石田羊一郎《老子说》：“‘不治’本作‘不为始’，‘为’字恐后人所增。‘始’与‘治’字形相近，传写者误作‘始’耳。”于思泊《新证》：“始与辞均■之借字，翮，司也。司训主乃通诂。”是“始”、“辞”、“治”、“司”均通。今取“始”字，用劳健说：“不为始者，谓因其自然而不先为之创也。”“弗居”，依帛书，王弼亦同此。范引傅奕云：“古本皆是‘处’字。”今傅本作“不处”，无“而”字。他唐本皆作“居”。

【说解】

正如同“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一样，“天下皆知美之为美”，则非恒美；“天下皆知善之为善”，则非恒善。非恒美，“斯恶已”；非恒善，“斯不善已”。在这里，“恶”者丑也，对美而言；“不善”者恶也，对善而言。知美斯丑，知善斯恶。

问题首先出在这两个“知”字上。由于知，才可道可名；既可道可名，便非恒道恒名，从而脱离了无名的世界，进入了有名的世界，“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所置代。这样正由于“智慧出”，而使得“大道废”了。

其次又出在这“美”与“善”两个名上。美是人的感情观照，善是人的道德标准。此二者，“人也，非天也。”是人为的，破坏自然的，所以都是“非恒名”，因而也是“非恒道”，对“道”说来，乃是“恶”、是“不善”，亦即是“丑”、是“恶”。

无名时期以前，本无一切名，故无所谓美与善，亦无所谓恶与不善，或丑与恶。迨有人类而后有名，有名则有对待。万事万物，无一不由相对的比较的关系而生，离开了相对的比较的关系，事物无由观察，无由说明，无由产生。事物总是一分为二，二又共处于一中，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这就决定了既有“美”与“善”之名，即有“恶”与“不善”或“丑”与“恶”之名。美丑、善恶，便是相互对待的两对矛盾，都是说明相对的比较的关系。美和恶(即丑)，善和不善(即恶)，都是相反的对立关系；但丑，由美而显，不知美，则丑不显；恶，因善而著，不知善，则恶不著。这就是说，在美与丑、善与恶之间，又有一种相生相成的道理。人类历史演进愈久，则相涉之事愈繁；相涉之事愈繁，则对待之名亦愈多，矛盾随之而愈复杂。自此以往，天下遂熙熙攘攘、纷纷扰扰，迄无宁日了。于是下文列举出六对矛盾：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并指出有无相反而相生，难易相反而相成，长短相反而相形，高下相反而相盈，音声相反而相和，前后相反而相随。这些无一不是相反的关系，也无一不显出相成的作用。这些相反相成的关系，都是显示正反相互影响的作用，都在发挥“彼出于是，是亦因彼”的道理。这道理教人们不仅看重正面，而且看重反面，要从反的关系里面观察正面的深刻涵义。在这一段文字中，就以这些相对的比较的关系，概括表述了自然与社会的现象和本质，并总述说：“恒也”，指明事物的矛盾和对立转化是永恒不变的规律。

不过，老子不只教人看重相对的比较的关系，而且教人更看重超脱相对关系的绝对的统一的关系。相对的关系不能离开名，即名言称谓；绝对的关系必须摆脱名，即名言称谓。于是他的理想中的圣人都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是怎么回事?这说明老子虽然非常重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而且这种重视对立物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见解，是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具体运用；但是老子并不曾由此得出积极的结论来，不曾由此而认为应该依照客观规律，揭露矛盾，解决矛盾，以促进自然的改造与社会的发展。由于作为隐士的老子所代表的社会基础，即或是不自觉地代表的吧，乃是破了产的公社农民，亦即个体小农阶层的局限性，他夸大了人的被动性而贬低人的创造性，只讲认识而脱离实践，强调退让而回避斗争。这种妥协性乃源于个体小农阶层所处的软弱无力地位。于是他幻想着有所谓“圣人”者，也就是“有道的人”，处事要顺其自然，不强作妄为；行教要潜移默化，不发号施令；此即所谓以“无为”处事，以“不言”行教。诚如钱锺书说的：“老子所谓‘圣’者，尽人之能事以效天地之行所无事耳。”(《管锥篇》第二册第421页)老子希望这样的“圣人”，能够实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改变“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从而实现“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八十一章)的理想，让人民过宁静的生活。于是他奉告那些主宰人民命运的“侯王”们说：“道恒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三十七章)要他们做个“道”的体现者，而能够“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这对于“有国者”的“万乘之主”说来，无异于与虎谋皮；最后却还天真地补充说：“夫唯弗居，是亦不去。”这实际上便成了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了。王夫之《老子衍》于此综合说：“圣人之‘抱一’也，方其一与一为二，而我徐处于中；故彼一与此一为垒，乃知其本无垒也，遂坐而收之。垒立者‘居’，而坐收者‘不去’，是之谓善争。”老子之言，客观上是出“不居”之谋，划“善争”之策，而达到“不去”的目的。无怪乎《汉书·艺文志》称其学为“君人南面之术”，当然是可以为统治者所接受的。由此，使我们看到了老子哲学思想和社会学说中消极的一面。当然，常人于此，亦可悟到平衡心态，安身立命，谐和处世之道，似亦不可完全给以负面评价也。

P29-34

《老子说解》是以《老子校读》为基础撰写的，初意本在修订，结果实同再造，既不啻补缺纠谬，更无殊推陈出新。此《校读》之所以生发为《说解》也。

《老子校读》原成于1979年5月，直到1981年5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印刷，印数比一万册少60本。发行不满3个月，就脱销了，在各地新华书店及吉林人民出版社，都再也寻不见它的踪影儿。尔后曾不断收到集体的与个人的、相识者与陌生者索购的来信，作为作者我只能复以歉意。给予我更多鼓舞的，是提出问题相与探讨的一些函件，有的赞誉，有的质疑，有的商榷，有的辩驳，……所有这些，都增我见闻，广我视野，扩大我的思维领域，使我感到学海无涯，小舟既已启碇，航程便无终期。“雾打湿了我的双翼，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

这种相与探讨的函件，到1983—1984年间，一天比一天更多起来。自然也便启迪出一些感想，引发起再来执笔续写的兴致。1984年3月，在北京一次集会上，偶遇齐鲁书社任笃行同志，闲谈间提起这一想法，非常得到他的支持，再三叮嘱成稿后交他们出版发行。洽谈甚欢，颇得我心，便欣然同意了。只说明文债须分缓急，四五月要完成《萧三评传》初稿，六七月要筹建全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八月间还将赴兰州出席当代文学学会的年会，志大才疏，心余力绌，老子续篇，尚需要再稍俟时日，才得排到日程上来。约定以后，也曾几度接到来信催促，而直到冬11月末才得腾出手来，专志进行这项工作。正好在这期间，得读到两部新书：一是詹剑峰先生的《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二是陈鼓应教授的《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5月)。我的撰写，从这两部书中，都汲取了不少新意，受到很多启发。特别是陈著，初版原是1970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印行，这次我读到的是增订重排本，序文中说于增订之际，曾参考了拙著《老子校读》，并且在方法上与不佞也持同样态度：“以帛书为权衡，而不泥古；以各家作参考，而不执一。”这引起我很大兴趣，既属同调，使我在执笔过程中，便每章都对照阅读了一遍。陈著注释往往摘用台湾治老学人的研究成果，如严灵峰氏《新编》、《达解》、《纠缪》诸书，不乏精义，时放异采，尽是我以往未曾得见者，斯编之作，凡属于这些方面的征引，实多转录于陈著。严灵峰氏《无求备斋老子集成》，仍无缘亲炙，弥合此憾，尚须期诸来日也。

全书结构，依旧由经文、语译、校释、说解四部分组成。虽日再造，仍属原型。因此，不言而喻，经文、语译，变动不会太大；顺理成章，校释、说解，增改势必较多。着意重点，不在彼前者而在此后者。

于经文的写定与语译的推敲，也并非一仍旧貌：如二十四，章“自见者不明”句，“见”疏作“视”，实缘粗读帛书“自是”讹作“自视”致误，当然要改正过来。又如八十章由河、王改依傅、范，增补“至治之极”句，并在“甘其食”句上冠以“民各”二字，这是有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引文而决定的，或较近真近是。类此等处，语译自当随之调整，实无庸言。另外，则是把过长的译句，适当加以压缩，这只是从视觉上着想，排印起来，尽可能使一句一行，保持诗的形式，比较整齐。但并不是说，这次重写，对经文与语译没有多费力气。诸如《道经>一章中，到底是以“无”字、“有”字为逗呢，还是以“无名”、“有名”为逗呢?到底是以“恒无”、“恒有”为句呢，还是以“恒无欲”、“恒有欲”为句呢?又如十一章中，三个“当其无有”，到底当以“无”字断句呢，还是当以“有”字断句呢?即使“无有”连读了，到底是平列二名呢，还是偏正结构呢?凡此种种，虽然有了帛书，注家仍各执一偏，异说纷纭；因此于经文写定，语译推敲，便不能不反复绞用脑汁，再作详细辩证。至于二十五章，李约《新注》“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句读，到底能否自成一格，受到的冲击就更大，似为多数读者所不容；但旧解辞胜而理悖，新注语拗而义长，故不忍割爱，意图两存。像这一些，都属于经文与语译范围，却不得不在校释与说解上浪添许多笔墨，多费一番唇舌。不特此也，初编用意，原在依据帛书，纵览百家，“检别疑缪，参比摩研”，写出一个于义为安的稿本，以便初学；不敢“暗逞私意，阴为笔削”，未能“洗铅华而对真质，涴脂粉以出素面”。语译，只当作通俗注解；校释，释义亦意在校文；说解，实属于臆度札记的性质。这样，依照宾实的原则，自以名做《老子校读》为宜。而这次重修，虽然框架未改，建构依旧，看来只是增砖添瓦，涂油加采；而着力处则在校释的辑舍与说解的裁断，如果说有所增殖与苴补，也大都在这两方面。对于老子道论，有哪些误解尚待澄清，有哪些诠释犹须商榷，有哪些意蕴还应发掘，老子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社会意识、政治理想，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有什么贡献，有什么局限，如何承前又如何启后，它的阶级属性与历史影响，到底应该怎样评价。当命笔之际，关注的主要是这些问题。那么，经文的写定，语译的推敲，以至校释的辑舍，便都要以说解的裁断为依归了。这样做，当然只不过是“六经责我开生面”，而不是要使“六经注我”，在历史长河哲学发展的漩流中，不做观潮人，而做淘金者，滤去沙石，提取真金。这就是说，在重修中以及重修后，虽然出发仍由经文，中经语译与校释，而归宿则在说解，一切以说解的裁断为凭依，也为了助成说解的裁断为目的。因此，这个新本自然就理当正名为《老子说解》了。

如此这般，就决定把这个以《老子校读》为基础而撰写的重订本改称做《老子说解》。此固取“名者，实之宾”之谊，实亦本诸“名可名，非恒名”之义也。

像前面说过的，这次改写，虽起意于1984年3月间，而实际着手则在半年后的11月末。马达一经开动，机器便旋转未停。12月底到1月初，赴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稿子也携带在身边，每天都抽空读读写写，补补修修，不曾中断过，在这期间，适北大客座教授陈鼓应先生偕夫人过访，畅谈起说解老子事，异常兴奋，并相约合作从事老庄研究，更给我在火上浇油，加了一把劲儿。甚至于往返途中，在火车上也手未停编，至少是脑未辍想。1月8日回到长春，又这样继续了几天。虽然时间被会议与访问的剪刀铰得粉碎，而浓厚的兴趣升华为巨大的凝聚力，把零星的“生命”粘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语云：“用志不纷，乃凝于神。”抽象与形象并举，灵感随理性齐来，不满两个月，于1月15日，撰写计划便粗略完成了。进展可谓相当顺利。老伴屡屡提出警告，打开红灯，走来跳跳塑料棋，益心苏合诸丸药也定时放好，没有忘记吃；说到症状嘛，心肌梗塞反正是陈旧性的了，自我感觉是良好的。老子云：

我愚人之心也哉!

众人昭昭，我独昏昏。

众人察察，我独闷闷。

惚兮其若海，恍兮其若无所止。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

我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1985年1月16日

                    长春东中华路33号公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