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若想从事学术研究就应该依托于某学术机构,不仅衣食无虞,研究成果且有市场出处;一个人若想追求自由生活方式就应该在街头厮混,不仅标新立异,且能获得一种招安的可能。我多年来的麻烦在于,在街头厮混着从事学术研究,旁人如此或许能够左右逢源,而我却是两头不靠。
我现在才知道自己先设定了一个极难的生活方式,然后,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些奇怪的障碍,终于,十几年下来我完成了一副举步维艰的模式。
譬如说天下人皆知扬长避短之法,我却从来都是扬短避长。别人大多是学以致用,我基本上是学而不用。孔子日“述而不作”,也就是说说而已,我偏偏是当真的,真的仅仅写写读书笔记或是朋友间交流,至今尚未出书。
但一想到天天要去某地某建筑物里上班,我立马不寒而栗。实在不想去工作,因为这关乎于信念问题。我长久以来始终坚持着一个简单信念,即,宁可搞投机倒把、做一个眼皮子很浅、善于知足的小商贩,也不决然愿意去食体制内的周粟。虽然身在体制可以获得实惠,但我却宁可寒素,也不去什么鬼地方做垂首之想。
我总以为思想独立了,才能牢牢控制住身心,我恰巧又知道真正的自由是思想上的自由。可是,身体上的不自由在我也是不允许的,独立,我喜欢在大街上晃荡着,像一条丧家之犬浪荡着,或躲在一棵大树后随地撒尿,即使这样,我亦无意去一间豪华大厦的厕所掏出鸡巴,装模作样地上下抖动,然后在大镜子前洗手时用眼风瞄着自己日渐苍白的脸色,暗自得意自己不曾在大街上日晒雨淋地过日子。
我对于这样生活早就亲历过了,因为,当初我就是从那种地方仓皇逃窜而出的。
所谓逃窜,是指从长安街国际大厦里逃窜出来,为什么要说是仓皇,因为我的背后是大厦里的恶劣空气。除此之外,我对于那地方没留下其他印象,那里的空气,空调控制的空气,实在是太坏了,在这样的空气里我体会不到什么是自由。
我现在想来离开大楼之后,我几乎失去了一切,得到的就是这很抽象的,自由。
有一日,与人闲聊说起自由,意指辞职后的无业状态。我说回首多年,自由也好,无业也好,所有的体会综合起来,我依然要说:自由真好。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选择的依然是辞职。但我接着说,就我的体会而论,自由唯一遗憾在于失去了很多朋友。
我在随笔《胡杨》一文结尾说,多么希望找回所有的朋友、同伴、情人。我说这话是情真意切的。P1-2
我喜欢将自己的经历总结为麻将的一副花色,即:十三不搭。
玩麻将的终极目的就是“和”。“和”字发音念“糊”。糊了,就可以把好不容易才码起的方城一推了之,赢钱了。仅从字面意义看,“糊”与“和”,是截然相反的,一个很清明、一个很浑浊,但在麻将专用语词里,和与糊,融合一体了。中国习俗能够将截然相反的事物殊途同归而混为一谈,这大约属于东方型的一种特殊思辨方式。
会玩麻将的人皆知十三不搭是一副小花色,即小糊,稍有水准的麻将赌徒大多不屑于玩十三不搭,实在是十三不搭档次较低,计番也少,凑成一副十三不搭很容易,赢不了多少钱,据说,在大赌场合十三不搭是被禁止的。
虽然真正的赌徒蔑视十三不搭,我却甚是喜欢,一来我非真正赌徒,再者,实在以为十三不搭酷似于我人生的经历。简单总结我这大半生所学所为,委实庞杂,从美术、诗歌、文学、摄影、文物等等,几乎无不上手,却又始终不能像贞妇守节般对其中某一项从一而终,但我又不曾对任何一项专业始乱终弃,始终是一往情深地厮守着,用一句通俗话来形容这种状态,就叫做情深而不专一。迄至今日,依然如故,无论是做其中哪一项,虽然也心意阑珊,却有一种因了无奈之故不得已而为之。于是总结自己经历,喜欢用一个玩麻将的术语“小糊”来作比喻,糊了,毕竟是有了进账,虽然计番很小,他人不屑为之,在我也算得是一个小小的难得的胜利。
我常谓自己的人生是一个大失败,若能以小糊糊来补偿大失败,也是很划算的,精英赌徒不屑的小把戏,我已然很满足了。
我喜欢十三不搭的另一原因,是我学麻将的最初经验,最先“糊”的一副牌就是十三不搭,可以说,十三不搭是我品尝到的人生第一个胜利,而此前,我是没有成败概念的。我们那一代人,乃是类于棋子,一切皆有安排,换一个说法,譬如是一张张麻将牌的摆放,自有命运机缘的安排,我们作为骨牌本身是无从左右与选择的,但是,既然被摆放了,辄须尽力去努力凑出一副像模像样的牌来,无论是清一色、还是推倒糊,皆可以黯然地去体会成败的滋味。
我学麻将的时间也早,1985年,当时盛夏,随中央讲师团去了南昌某师范教书。南昌的酷暑,超出了身体对于气温的承受力,大家相对无言,一个个像狗一般喘气,浑身臭汗乱流,苍蝇蚊子和我们,拥挤于一室无所事事。有人说起在南昌火车站看见有卖麻将的,大家于是轰然,一致决定派人去买,费用均摊。
当时,中国人生活内容里是没有麻将的,经过长久以来思想改造,麻将的全部作用似乎仅限于在电影里专门让地下党在白区工作时作为一种必需的掩护用具。我们在南昌城既然能拥有麻将,也就有了一种生动体验。当我们第一次把麻将搓得山响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垂下脑袋、压低嗓门说:“今晚两点钟动手。”不记得这是哪部革命影片里的对白,我就是用这种对白开始了麻将的学习。我的麻将老师,是我所教美术班的一位学生,记得他姓王,酷爱赌博,人极聪明,好像偷牌做老千很是老道。我作为老师没能在美术上教他什么,他却由学生而教我如何去玩麻将。可惜我生性也愚,玩麻将,便显露了我的生性。条饼万中发白,我是见之就头疼、摸牌就发昏。所以,我永远轻易不敢言老师大名,怕是在江湖上辱没了吾师的名头。我至今甚是念想麻将王老师,因为我玩麻将的初学阶段,便是我今生玩麻将的最高水平。以后我也玩过几回,大抵是一见麻将头脑就发昏,我见到美女往往会发昏,若是见到麻将,比之见到美女更为昏菜。
于是知道了自己赌命,一言以蔽之,叫做:逢赌必输。
举凡赌,则必输,我在赌博场上几乎不曾有过赢的记忆,那么,我能学会小小本事去凑成一副十三不搭,花色虽小,也就很知足了。
其实人生在世,知足最难,有很多人轻轻松松就做到了,我对此煞是羡慕。但是知足之心亦有麻烦,大凡知足了,便不敢去赌,缩头缩脑,实是怕输缘故,我由此知道自己在认识人生的心理上是有缺陷的,或谓心理素质不佳。我曾认识一位运动员朋友,其心理素质之佳,稀罕难得,有一句老套话:“无知者无畏”,使用在她身上可以得到最为出色的体现。她可能不具备很多方面的常识,但在她自己所不具备常识的领域里,愣是张口就来,敢说敢为,甚至是无所不为,她于是很成功。
我想,她是不屑于玩十三不搭的。之所以不屑,是因为压根就不知道十三不搭是什么东西,而且,她也不会苦心竭虑去经营出一副大牌,在她所知全部,惟有一个字,赢。
甭管什么牌,能赢就一定是好牌,既然是讲玩牌的道理,成者王、败者寇恰恰就是最实用的真理。
一个没有心理负担的人,往往可以去做大牌,我懂得这个道理太晚。但是天下的道理有哪一个不是让人很晚才知晓的呢?既然是真道理,一定要很晚才知道,才有可能是真道理。知道得早了,仅仅知道,未必就真正能够懂得。
我心底有无做大牌的企图呢?想来是有的,有一种严格意义的十三不搭,可以算是大牌,但是很难凑成一副。我的麻将经历有限,从不敢滋生做这样一副牌的妄想。同样是十三不搭,条饼万需要一应俱全,条子是一、四、七,饼则是二、五、八,万就是三、六、九,然后才是红中、绿发、白板和东南西北风。做成这副牌很难,或许,在老麻将客看来是小菜一碟,毛毛雨,但在我却是一副尽善尽美的至上境界。
我以为这副牌吻合了儒家文化的最终境界,即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没有做大牌的想法,都会得到一种简易而朴素的幸福,人生故事将因此变得简单了许多,所谓大道至简。世界上不想做大牌的人,大抵可分为两种,一是想法太大,懒得去做了;一是能力有限,想做也做不来。
我是属于后一种。记得还在上中学时,即使毕业后去做一个工人的奢望也不敢有,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小学、中学老师时常用这一称谓来敲打我,所以我对于未来连做一副小小十三不搭的想法也是没有的。况且当时中学毕业后唯一出路似乎就是去农村插队。如是做了工人就可以戴手表、骑自行车,坦坦地去谈恋爱了。等到我中学毕业时,政策有变,我真的去做了工人,且骑着自行车、戴上了手表,但没能谈恋爱,因为我过分地迷上了画画,忘记了世界上还有更好的东西,那就是姑娘。
我是上中学时迷上画画的,之所以迷上画画,主要一个原因,实在是我不想站在街头傻站着像一根电线杆似的东张西望,然后,傻呆呆地挨到天黑才回家。我的中学同班同学里有很多人就是这样聚集在街头,身体杵在那儿,说来说去,能够一说就说到天黑。有时我也会奇怪,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话可以说啊,如果老是这么练下去,口才一定会很好。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们确实是在练习口才,也就是说,已经能够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人生一课了,这一课就是他们已经谈恋爱了,并且,很霸道地把班上漂亮女生做了分配。当然,这样分配也是出于小伙子们私下的一厢情愿,属于暗自分配,如果真的需要实践起来,还需要个人自己对于姑娘们的努力,更主要的还要倚赖于先天的姻缘。不过,作为开启小伙子的荷尔蒙的游戏,我后来想想也是很羡慕的。如果当时我的荷尔蒙被开启了,可能就不会去画画了。男女之间的游戏远比画画要有趣得多了。
事实上在当时,无论女生们漂亮不漂亮,皆与我无缘,我惟知默默地画着,进了工厂亦然,全然不知为何要画画,反正每天都是要画的,这就好像是把年轻而旺盛的荷尔蒙全给充填到画画的行为里去了。现在想想也蛮觉得亏待自己;那个时期画的作品大多扔了,那个时期的荷尔蒙也都浪费了。但是画画却给我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就是我考上了浙江美术学院,这是1 978年夏天的事情了。这样看来我最初的画画,很像是摸了一手屎牌,中发白东西南北风之类皆是杂七杂八的,但是,看看手上的屎牌多了,好像能够凑成一副十三不搭了。
大学临将毕业,记忆很模糊,惟有一个景象,很是鲜明地保持在我记忆的硬盘里。当时毕业的去向,同学们闹哄哄地争来抢去,演绎了一个个生机盎然的故事,我似乎还是摸了一手屎牌,故并无对未来的欢乐勾画,反倒气定神闲,作起壁上观来。一日,隔壁班级卢浪沙来串门,彼此随意搭讪,心不在焉,我无话找话地问了一句:“听说你治印不错。”卢也不谦虚。我就说:“那就为我刻一方闲章吧。”卢也随口问道:“刻什么?”我还是随口说:“刻四个字,一意孤行。”
记得卢浪沙眼睛发亮,精神一振,来劲了,转身就去自己屋里拿来一把刻刀、一块石头,趴在桌上,嘎吱嘎吱就刻了起来。俄顷,印成,找出印泥宣纸盖上一戳,好精彩。卢兄款款地来了一句:“我从来没有这么痛快为别人刻过印。”我接口道:“刻得痛快,身价不减,谢谢你还搭上一块石头。”他想了想,又回屋找出一方闲章,说这个也送给你。这是一方他自己用的闲章:“无”。我见之甚喜,至今依然。
现在回想,某些事物委实神秘,虽一方闲章,却一语成谶,我至今依旧孤身一人走自己的路,回首看看,我毕业这二十多年来始终就像是一头倔驴、或是一头犟牛,所谓始终是一意孤行着。
如此说来还有一个景象也是很清晰的,当时同学们兴奋地收拾行李,即将起锚。我的毕业分配单上写着江苏徐州地区新沂县陶瓷厂。以后我知道,浙江美院某人为了分配我而煞费了苦心,专门打电话给徐州地区人事局,说这是一个坏学生,让资产阶级给彻底腐化了,你们应该让他下基层、下到生产第一线去锻炼。我并无去新沂县陶瓷厂的打算,暗自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此前,我在北京时认识了一个爱好美术的小伙子,曾为自己埋下一个伏笔,要他想办法为我在北京找一个住处,若然,我就留在北京做盲流了。那是在1982年,想法有些超前。我在这样状态下等待着出发,无人知晓我的心思,也就此时,雕塑班王安江来到我的宿舍,坐在高低铺下层对我说:“朱叶青,你自己去奔吧,咱们做学生的谁也帮不了你。你就好自为之吧。”
在我心怀鬼胎之时竟然还有人关心着我,几句平常之语,却是这语调,那无奈,既凄凉、且同情。我记得自己没说什么,也说不了什么,暗自被深深地感动了,以至于从未有过忘怀。
结果,我的毕业去向被重新分配,糊里糊涂到了北京,先是在出版单位混了没几年,后选择了一个是我至今依然从事的职业:自由。
我是以没有职业为职业的。在我十三不搭这副小花色里,我打出的最得意的一张牌,是我的辞职。十几年前,国家处于严格体制下,我在某一天突然发疯地想,如果一个人没有地方去领工资,天天饿着肚子想找饭吃,这样的状态,一定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时刻有一种知道自己还要活下去的感觉。再者,一个人如果不必上班,天天能在街上无所事事,肯定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我天真地打了一份辞职报告,而且,没等到单位领导的批准,直接就给自己放了一个好长好长的假期,一直放到今天,放这样一个长假,实际上就是放弃了每个月去财务处领工资和报销公费医疗的权利,但同时也放弃了空调办公室里污浊而不新鲜的空气。我记得自己在走出长安街中信大厦的时候,自由两个字,使我禁不住狂喜,从建国门来到南小街,约了几个朋友狂喝。从此,生活对我来说就是饥饿与尊严的窘迫,我当时虽然想到了这一点,一旦以后的时日里真正领受了,也就是真的体验了,那又是另外的一番滋味了。
回家了,每天醒来,可以看着天花板悠然地发傻,或者是等着姑娘们上门,或者想着去哪里找姑娘们,从此,我就属于一个专有名词所形容的叫做“社会闲杂人等”。
闲来无事,于是就找事,不是到社会上找钱吃饭,而是闭门读书,或是写字,读累了写累了,就对着家门口挂着的大沙袋使劲挥打,希望在大脑被书本弄得懦弱的同时四肢变得发达起来。另外一种休息方式就是拿着相机四下瞎转,拍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比如是人家家门口堆放的蜂窝煤、火炉、破沙发,或是垃圾、死鸭、假头套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拍这些东西。现在有人看了管这些东西叫作品,我自己觉得这些作品是够傻的,而且,越傻越拍,越读越累,结果越累人越傻,终日傻呆呆地,决然不想到社会上去做任何事。
我这十几年来最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竟然一直还活着,无所事事,不干任何工作,却越活越肥硕,不依靠任何人,自食其力。我的活着并非衣食无虞,恰恰相反,我的衣食皆无着落,完全是吃了上顿不知下顿,有了今朝一口而不知明朝饭在何处。但是,我喜欢在衣食无着落的状态下读书、写作,更喜欢在了无生计的状态下站在街头东张两望。依我之见,这似乎是一种决定思维习惯与思维角度的存在方式,如果不这样,我可能就会往所谓学者的方向去努力了。好在我并无做学者的奢望,仅仅满足于读一些无用的书,以打发时间,至今亦然。
一意孤行,其实,就是一副十三不搭。
我在北京东单某胡同住了八年,亲历了作为穷人的过程,而我,确实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穷人,所以,拥有一个平等审视生活的角度,也能够细微地了解穷人的心态。
我原本出身于穷人,生长于穷人,并且幸运地保留了穷人的思维方式,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最为难能可贵的。于是乎,我将终其一生视清贫为财富。但从另外的角度看,贫穷委实也是很痛苦的。
我长久以来没有工作,这种状态,固然自由,但对我个人而言也是有弊病的,心理上容易出问题,而且真的就出问题了。我有相当一段时间怯于与人交往,惯于一人静坐,哪怕无所事事,只要是一个人呆着,很是愉快。直到有一天我连电话也不愿意去接,甚至,很怕听到电话铃响,于是,知道自己患上了封闭症,已经很严重了。
我在那一段时间内抑郁狂躁,语言障碍,要么就是对于来日心存畏惧,但是,我又相信自己尚未到精神分裂的地步,不是从病理学角度来分析而是从纯粹感性角度来看,我虽然没有工作却始终在努力地做些什么,不敢懈怠,上苍总不会就此让我落入疯境吧。但我发现这状态很像是明明知道自己处于很深的水下,抬头,可以看见顶上一层雾状的东西,隔绝于我与天之间,我猜那就是所谓的水面吧。于是就对自己说:“浮上去、浮上去。”
我就这样勉励自己挣扎着浮上去,上面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应该浮上去,加上我的颈椎病也犯得很严重,就为这些原因我去了东单游泳馆。那是1998年的冬天,每天晚上在水里浸上一个多小时,慢慢地游,蛙泳动作使我伸展着身体,同时也看着自己的身影,映在水下瓷砖上悄然地滑动。我就在做这个动作时对自己说:“浮上去、浮上去,我要浮上去。”其实上面是什么,我始终不曾知道。
我想结束离群索居,挣扎也难,有一股子惯性拉着我朝向原先的地方,一个劲儿地坠落着,坠落。我似乎应该能够终止这状态,事实上,全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不能不相信了这样的话:使用了多少力量获得的,依旧还要使用多少力量去舍弃。
我近日读到杜尚晚年对自己的总结,相应地,我发现自己的生活也简单。杜尚说:“我有幸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人生不必拥有太多的东西,妻子,孩子,房子,车子,这些东西全让人操心不已,人生沉重不堪。”
杜尚之“四子”,在我也是一无所有,还有所谓职业、地位、财富、家庭,在我也同样是一无所有,但是,我并不以杜尚的生活准则为归旨,一切,我想肯定是有一个叫做命运的东西在左右着吧。而且我之一无所有,并非是杜尚式的艺术行为,委实是无意中落入了一个带有强烈宿命意味的境地,落到了这境地,再看待很多事情就会知道什么是人生的无奈了。
我曾结过婚,时髦征婚广告语管这叫做有过短暂婚史,但是我在心理上始终不以为自己是结过婚的。后来我和一个女孩子同居,未领任何证件,相处了很久,终于分手,而在和她分手之后,我却始终以为她是我的前妻。结了一次婚,不以为自己结过婚;没有结了婚的,却老是以为自己结婚了。我无意中打出了一副十三不搭之麻将婚姻牌。
我现在没有老婆和孩子,原因简单,总以为自己尚且年轻,所以不急于张罗这些人生必需的程序。但是有一日,突然问,我却意外发现自己老了,老迈的来临,大抵都是让人全然没有思想准备的。所以我现在常说自己的人生有两个不知道,一是不知道人会老,一是不知道人会病。老来犯病,于是知道自己在生活上又抓了一手的屎牌,看来不玩十三不搭也不行了。
说起老婆孩子,其实我没有杜尚式的牛逼,若是早知孩子如此着人疼爱,实在应该给自己弄出一个,或两个三个才是,哪怕是私生子也行。
我觉得私生子比较符合十三不搭的出牌原理,的确,私生子象征了一种自由的意义。它几乎就是对世俗常规的蔑视。婚姻之律法,仪式之烦琐,偷情之刺激,孩子来到世间便成为一个最具纪念意义的产物,即自由地出生。若是为了获得自由,难堪总是难免,既然自由给世俗生活以难堪,世俗成见相应反抗,当然要给自由者以难堪,彼此难堪,也算是一种很符合世间原则的公平吧。
我没有私生子,也未享受什么,想靠又没能靠上,于是又一次找到了证明自己玩了一把十三不搭的理由。
从东单胡同搬迁而出,我在京郊一个小区住了近十年,既无亲人亦无朋友,邻里间也不来往,甚至不认识什么人。偶尔我也会想,我一人呆在这里干什么呢?
有人说我是此舟不入江湖,其实我才是沦陷于江湖。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感动了多少人涕泣滂沱。我则发现人在江湖,最是自由。人在江湖焉能不自由,人在堂口才会不自由。堂口即帮派,身在堂口,不能自已。我入江湖玩的是十三不搭,自在于江湖,爱泛哪里就泛哪里,如何有身不由己乎。所以说,人在江湖,不入堂口;或是人在堂口,不入江湖。其实,自由不仅是用来享受的,也是需要忍受的,作为一个概念,或用以来体验,截然是不同的。
近年来,我回南方次数明显增多。人在北方而会想念南方,人在南方又会思念北方。两边皆让我牵挂,两边皆让我厌烦,我在南北方之间,无所适从。到了北方,我会回味南方的韵致;呆在南方,我会念叨北方的大度;如此进退两难之状,也是我人生际遇的一个真实反映,即:尴尬是也。
我父母家在南京,我一个人在北京。20年独自南来北往,熟悉了66次和65次列车,卧铺票价从当年的40多块提升到现在的400多块。时代演变就像人民币增加,我们获得了很多东西,实际上,常在火车上看着车窗飞驰的景象又觉得自己丢失了很多东西。
我原先出来闯荡的初衷是为了加法,闯荡了一圈,才发觉生活原是一个减法,当你想获取什么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停地丢失,于是不能不尴尬。
我另外一个最大尴尬,不知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故乡。我祖籍在浙江温州,出生在杭州,少年生长在南京,成年后一直生活于北京。我对温州人说我们是老乡,温州人说你不会说温州话,你不是温州人。我对杭州人说我是杭州人,杭州人反问你不是南京人吗。我对南京人说咱们是老乡,南京人说我们知道你是浙江人。我唯一可以坚决否认的,而且获得大家认同的,就是说我不是北京人,但我只能在北京呆着。
怎么在籍贯和故乡的概念上,也玩了一把十三不搭?
我写作习惯于大题小作,好大一个问题,恨不能三言两语点到为止,有人说这是厚积薄发,闻之有愧。
积累委实不厚,如果自以为厚,那一定是积厚了脸皮而不是学养。之所以要薄发,一是因为懒,一是因为颈椎有病。我的整一根脊梁都有毛病,好比东西用久了,到了需要保养维修的年纪。但我对于保养维修的理解,却颇有听天由命的意味,用非唯物主义态度,也就是到了该好的时候,一切病自然会好起来。
我现在不能久坐,坐久了,血流不畅,脑子像是进了水一般波澜起伏,但这波澜起伏却非文思泉涌,而是粘稠而厚重的糨糊。如果趴下四肢放平,人会舒服,也还会想,今生怎么找了这样一个贱骨头的行当。贱骨头之谓,是对自己脊梁骨毛病的形容,无意于去冒犯其他作家。我说自己骨头贱,形象而生动,因为人之肉囊需要一副骨架子来支撑,我的骨架子每每要躺倒,就像牌未“落听”,却一把推翻说糊了,玩麻将的人皆知这叫“诈糊”。我的骨头不让我写作,而我偏要写,看来骨头和我,双方都在诈糊。
每天写上一些,不在乎多少,像是吸食白粉的瘾君子,可以用写的方式忘却什么。忘却自己,也忘掉社会,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现在我喜欢在大玻璃窗临街的茶馆和咖啡馆里工作,于是,我有了一个观望社会的机会,隔着一层厚玻璃,一公分左右,这一距离使我能够安然地坐着,看街上行人来往,我有一种悄然身为观众之感。
我的写作毫无目的,完全是散漫为之的,这倒也吻合我的状态,散。既然散之,为文也就应该散漫,散而为文,可以渭之散文。但我习惯于胡说八道地乱写,乱而为文,干脆应该叫做乱文。
散,杂,在我都是无所谓的,我从来不知道为文的目的,的确,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写作。凌驾于这个问题之上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从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
我一直想弄明白一个道理,即我为什么要活着,思来想去实在没有理由。
等我三十八岁之后,不想这个问题了,之所以不去想,是因为脑袋想坏了,坏到难以思维的地步,天天抱着脑袋喊头疼。等到不想了,头就慢慢不疼了。我就有几分自得,想事能把脑子想坏,也不是坏事,举凡一件事坏到了底,也就是好的转折,以后就不必去想这些问题了。暂且稀里糊涂活着,也许四十岁之后,就会知道答案了,因为子日:四十而不惑。
我真的过了四十岁,却发现,不仅依旧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疑虑更甚,可谓是大惑而特惑了。原先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现在连为什么要死也懒得去知道了。结果是惘然于生,亦惘然于死。恰巧,悖逆了庄子所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于是我很想给自己写的东西命名为:大惑。
我现在快五张了。五张,北京新方言,以人民币十元钞票为一个计量单位,五张就是五十岁的意思,古代圣贤形容这个年纪,应该知道什么是天命了。
想想,我三十岁该立而未立,四十岁不惑而大惑,到了五十也未必能知晓什么,但我却异想天开地希望立马就能够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孔子规定活到七十岁的人应该如此,所谓要活得通达一点,凡事无须计较。我总是以为十三不搭虽是一副小花色,或许能帮助我做到这一点。
我放弃对大道理的求索,刻意地,去了解一些小道理,比如说我知道了活着不是为了写作,写作也不是为了活着,只不过,写作时我会感觉舒坦一些。再譬如说嘴巴吃东西咀嚼时,感觉就像是和女孩子在一起谈恋爱,心理刻意为之,人就会舒坦一些。再譬如偶尔看了一部好电影,身心的快感,大抵也就和做爱差不了多少。总之我的想法皆无甚大出息,仅仅是出于对疑惑的化解,但我并不想脱离疑惑,疑惑可以派生乐趣,我也就非常地喜欢疑惑了。
我最为珍视十三不搭的原因,实在是它的魅力,在于其不可重复性。麻将牌里除了十三不搭,其余花色最少也须有一副对子,否则是不能糊的。偏偏玩十三不搭绝对不能有对子,任何一张牌,必须是独一无二的,仅此唯一,别无其他。我从生计选择到写作与艺术,最安慰自己的,便是不曾重复自己。一个人固然本性难移,如果恰巧是做艺术的,那么外在表现形式却不应该是守旧如一的。
再一次重申,我之喜欢十三不搭的一个原因,是十三不搭具有的突破性,综观一切麻将游戏和人生游戏,所有游戏花色,惟独十三不搭突破了一切法则而成为最自由的组合。
为了得到一个在感觉上很模糊的东西,也许是自由,我所要放弃的,仅仅是一个“想法”,即做大牌的想法,如此划算的代价,何乐而不为啊。
懵懵懂懂地,我觉得世间很多事情皆是这样,举凡不靠了,也就自由了,但有时我也会用周星驰的发音说:我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