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解密档案，所辑史料均来自全国政协内部史料刊物《纵横》，收录的史料自1956年的中共八大始，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止，汇集了中国特殊历史时期发生的很多显为人知的历史史实。内容真实可信，文笔流畅，语言朴实大方，相信读者阅读了《大往事》之后，会更加理解歌德的这句名言：“有些愚蠢应该看作是罪行，因为它招致了千百万人的苦难……”这样的愚蠢，无疑是让人难以原谅的，也是不允许让国人忘怀的。

本书所辑史料均来自全国政协内部史料刊物《纵横》，收录的史料自1956年的中共八大始，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止，汇集了中国特殊历史时期发生的很多显为人知的历史史实。看看这些篇目吧：《毛泽东与中共八大》、《周恩来与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及林彪》、《1965年罗瑞卿扶整内情》、《1966年江青插手军队文艺内情》、《出笼后的〈解放军报〉“文艺黑线专政”论》、《康生相面造冤案》、《张闻天的最后十年》、《抓捕“四人帮”高层决策纪实》……这些不仅仅是个人的回忆，更是民族的记忆，记忆中这样的大往事，怎么能允许遗忘！

本书所刊史料均为重大历史事件，经过认真甄别，考证翔实，挖掘深刻，是作者深入采访考察，并由历史亲历人口述整理而成，内容真实可信，文笔流畅，语言朴实大方，极具收藏与阅读价值。

毛泽东与中共八大  【李捷】

周恩来与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刘武生】

我陪少奇调研人民内部矛盾  【王光美】

“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及林彪  【支中】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件个案

——忆人大、北大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  【汪子嵩】

1965年罗瑞卿挨整内情  【黄瑶】

“文革”初期的叶剑英  【范硕】

1966年江青插手军队文艺内情  【园丁】

出笼后的《解放军报》“文艺黑线专政”论  【园丁】

康生相面造冤案  【赵健民】

张闻天的最后十年  【程中原】

周恩来离开西花厅之后  【杨明伟】

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的历史机缘  【程中原】

抓捕“四人帮”高层决策纪实  【尹韵公】

张春桥缘何在法庭上一言不发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整理】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 【何孚】 【许迈扬】 【李公天】

新华社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电讯稿发出前后  【徐庆全】

父亲李立三冤死之后  【李英男】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始末  【沈传宝】

“文革”中的陈云  【胡楠仁】

我从蒙冤到负责平反冤假错案  【图们】

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的55年  【齐心】

学术界正确评价陈独秀的艰难历程  【唐宝林】

邓子恢临终不忘“包产到户”  【许人俊】

索引

后记：历史这位先生  【叶匡政】

【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

1956年9月1 5日下午2时零5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落成不久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应当出席这次大会的1021名代表，只有5人请假。

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刻，继国民经济奇迹般地迅速恢复之后，空前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正在有计划地全面展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在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的情况下接近尾声，并且推动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正在跨入全面建设、快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共八大的召开，就显得意义尤为深远。

中共八大的召开，也为世界所瞩目。苏联、南斯拉夫、意大利等40余国的兄弟党派出各自的代表团专程与会，对这次大会表现出极大的关注。7个月以前，在莫斯科曾经召开过苏共二十大，因赫鲁晓夫在会议结束前夕作了反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中共中央通过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署名文章，表明了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严正态度，对平息事态起了积极作用。此刻，中共八大将制定出什么样的对内对外方针，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的开幕词，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整个会场，洋溢着热烈激动的气氛。人们普遍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已经拉开了帷幕。

毛泽东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全力支持下，为启动这辉煌而又艰难的一幕，付出了心血。

从1952年底开始，准备召开中共八大即提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当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考虑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曾经考虑过召开中共八大的问题，并决定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然而，这项决定被意外事件推迟了。

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东北王”高岗，把筹备召开全国人大和中共八大，视为谋取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极好时机，和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要职的饶漱石相勾结，四处串连，煽风点火，阴谋排挤刘少奇、周恩来，妄图取而代之。他们散布中央有所谓“圈圈”和“摊摊”，将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两部分，认为现在的党政大权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因此应当“改组”。

1953年12月，毛泽东准备到杭州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依照惯例，委托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还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担任中央副主席等要职，还要改换总理人选。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l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会后，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又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并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正是在这次全国代表会议和同年11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召开中共八大正式提上了中共中央的主要议事日程。

按照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集一次。然而中共八大与七大间隔了整整11年。

对此，毛泽东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过一段解释。他说：“党的代表大会，十年没有开了。当然头五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五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提出来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P1-3

历史这位先生

叶匡政

30岁前，文学是我的先生。那时相信“风月无古今，情怀自深浅”，认为文学更能悟得人世之道。所读之书大多是“假洋鬼子”的文学，所谓假洋鬼子，指的是翻译的外国文学，很多拙劣的译笔，倒被我们看成了新奇。虽然从中呼吸了一些理性的气息，但也从此把我笔下的白话文变成了翻译腔。

 后来到北京编书，走的也是文学这一路，工作使得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通读之后，觉得若是把当代和现代作家相比，很多当代作家的话都还未说好，“学”好像是比过去细腻，但看不到“文”，大多数作家的语言中根本摸不着自己的骨头。陈丹青总结得好，“绝大部分作者一开口，一下笔，全是1 949年以后的白话文，1 9 79年以后的文艺腔”。再就是不真。真，有两个含义，首先是对人性至真至诚的关怀。文学的真，不是指写清了身边鸡毛蒜皮的流水帐，就可当真了。那样的真，我们过过日子、看看八卦新闻，没准领受的比读文学还丰富。真，同时也是指历史感。中国人的真本就难写，因为源头太远，没有至深的历史体悟，你几乎无从把握这个民族，不是说“生在此山中”，就一定识得真面目的。

检索自己编过的书，几部认为好的小说，都是与历史不隔的，所以能显出一种澡雪精神的劲道。比如残雪《五香街》其实写的是意识形态的变革史，“性”不过是她打出的幌子；徐庄《废黄河》写的是中国乡村的肉体史；刘索拉《女贞汤》是一部寓言体的革命家族史；康赫《斯巴达》写出了中国城镇的精神退化史，而《梁小斌如是说》则是一部典型的中国求真者的思想搏斗史。原来好的文学，是可以当作历史来读的。文学本就在非文学处。如果细察今天作家们对历史的故意疏远，当代文学的贫薄也就变得不难理解了。

50岁后，历史这位先生终于真切地走到了我的面前。现在想来，大概是中学的历史课弄坏了我对史学的胃口，死记硬背的考题，教条化的授课法，硬是给活生生的历史加上许多无趣、无味的条条框框。那些年，史学在我的脑中，就是为观念服务的工具。直到1 998年，我读到了黄仁宇先生写的《万历十五年》，才诧异地发现，原来历史还能这么写，遥远的历史读来竟可以如此亲切。同时，我也感到，自己对于中国历史是这样的无知。那一年，史学界出现了像“把历史真正变成国民的精神财富”、“历史学，请走出史学界”等一些观点，着实激起了我对历史的兴趣。

自此，读史、学史成了我读书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是西塞罗说过：“不知道你出生之前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所以，我读史，倒不是想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而是想弄清人在过去的所作所为，以此来判定自己应该的作为。历史记下的无非是过去的人与事，知道了哪些人做过哪些事，就会明白自己该成为哪种人、该做哪些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我认知。

历史，看起来记下的是行动，但其内核却是思想。行动起起落落，只有人的思想真正贯穿始终。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读史，应多问历史何以如此，不要只想历史应当怎样。思想是人的思想，只有知人才能懂史，所以二十四史多以人物为主。有的事成，有的事败，今人多关心成事之人，不免失之偏颇。我们细数历代的一些人物，像孔子、屈原、诸葛亮、关羽、岳飞、文天祥等，所主之事均不圆满，正因其不圆满，才显出其人格的不朽。钱穆先生认为这是“中国的史心”、“中国文化精义所在”，是让人称服的。但他未说另一层意思，大人格、真性情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往往难以善终，这也是中国历史的诡谲处。

 过去我读《史记》《左传》，是把它们当文学来读的。今人大多把历史当作科学，这个观念也需审视。找寻历史背后思想的流变，需要史家用心的体验，史家的人文情怀与人生体验，便也决定了他对历史的认识、理解与表达的深浅，这一点有别于自然科学。过去的“文史不分家”，我认为自有它的理由。以此看今天的学人，像林贤治、吴思、谢泳等这样有着人文精神的史学写作，反而可能是未来史学的方向。他们像唤醒自己的过去那样，为我们唤醒了历史。

太史公说：“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值得史家反复揣摩。好的治史者，不仅要写出人事，更要道出天机，这里的天机就是我们说的自然。古人强调人与天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人与自然，只有参透自然才有对世变的预知。今人治史，大多只关心“有”，不知道“无”，其实“有”“无”相生才能成就历史的格局。在读《尚书》《史记》的一些篇章时，我们能真切地感知人对天行的是宾主之礼，读通人事的同时，也觉出了万物的安定与自然的生生不息。所以传统治史的一些大境界，是不应被忘记的。

从我学史开始，关注的一直中国的近现代史。在读了一些著述之后，才感到当代对这一领域研究得薄弱。从这点上，我认同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我觉得近一百年来中国没有历史，写得都是对事情不满意，满纸谩骂……”史学的价值，首先是因它真实，这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所以真实史料的收集与公布，是史学发展的第一步。除文献外，应该说所有复述与口述的历史，都隐含着叙述人的价值标准。如何做到客观，做到只解释事实并让事实说话，是史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所谓“独立史料”，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尽量弱化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保证史料的基本客观。要真正做到这点，并不简单。史家的任务，主要在对文献与史料的选择，这本身就体现了个人的价值追求。从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细节中，归纳出符合本民族真实品质的思想，抽绎出能独立观照千秋万世的精神向往，这是史家最神圣的使命。

我系统阅读的第一部文献是《孙中山全集》，读完后所受的震动是无法言传的。孙先生学问极深，却看似无学，学问与行动中毫无淤塞阻隔之处，这才是真的大学问。他是真正有历史感的政治家，所以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与西方现代政治合而为一。他的出发点虽是改革政治，但却期望给民众带来对自然与人生的新体验与新境界。读完《全集》，我按照自己的理解，’编了一本他的白话文集《孙中山在说》。成书后，我未敢在书中写下一字，对于这样的真学问家，我们除了用心感受，还能说什么呢?这本书现在读来，恍为今人所写，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倒是别有一番滋味。

如今，历史这位先生成了我书房里的常客，于是有了读者手中的这本《大往事》。这是《纵横》杂志史料的一个精选本。《纵横》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下属的一份刊物，史料来源是经过甄别的。编书前，我通读了《纵横》1 5年来的合订本，感触良多。弥尔顿有两句诗，很能表达我的体会：

心灵就是它自身的所在，在它自身中

它能使天堂成为地狱，也能使地狱成为天堂

惟有历史才是实在的，它永不会变化。但有时我们要看清这样的实在，反而很难。如果不愿常常看到令人震惊的事态，就更需要我们去真实地梳理历史。如今我们读历史书，很难体会到历史的当事人，在当时对未来是完全无知的。有时他们做出有悖历史的事，并非出自心中的恶意，而正是这种无知与愚蠢更让我们惋惜。他们忘了还有历史这位先生，它最后会站出来，检查每个人，检查每件事。歌德有句名言，“有些愚蠢应该看作是罪行，因为它招致了千百万人的苦难”，这样的愚蠢，无疑是不可原谅的。编完《大往事》，我想，多研究问题，少研究时代——这一史学训诫今天听来，依然是有意义的。

今天发生的事，在后人看来就是历史。我常常想，我们该如何做，才能让后人在面对历史这位先生时，说出一句这样的评价：“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感谢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同志及“纸生态书系”总策划杨政先生、黄永良先生，是他们的信任使这本书的诞生成为可能。

2006年1月1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