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姗·斯特兰奇被誉为20世纪“一位伟大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她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到40年的短暂历史上，她成为最杰出的三位西方学者之一。她始终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作理解世界的一种方法，在本书中，她指出，除了关系性权力，权力还存在于结构之中；而结构性权力是在特定领域形成游戏规则的能力，确定游戏规则的人也就是决定过程和结果的人。

作者苏珊·斯特兰奇在本书中深入浅出地评介了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理论基础以及主要流派的观点，特别是指出了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区别，用四个基本结构（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以及四个从属结构（运输、贸易、能源和福利）这种新的模式综合探讨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剖析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努力从概念、方法和问题上使国际政治经济学形成独立的体质。本书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深受西方学术界的好评，并已成为全世界许多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首选教材。

译者的话

致谢

开场白：荒岛的故事

第一部分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第一章 价值观念和理论的冲突

第二章 世界经济中的权力

第二部分 世界经济中的权力结构

第三章 安全结构

第四章 生产结构

第五章 金融结构

第六章 知识结构

第三部分 次级权力结构

第七章 运输体系：海运和空运

第八章 贸易

第九章 能源

第十章 福利

第四部分 按自己的观点寻求解答

第十一章 问题与答案

参考文献

因此，不管我们是人类学家，研究在所有方面都与大家熟悉的事物十分遥远的社会；也不管我们是比较政治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市场国家进行比较，还是我们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研究一种世界体系，它既是单一的全球社会经济体系，又是与其同时共存的一系列民族社会，无论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可以应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问，这些安排把哪种价值观念放在第一位?把哪种价值观念放在最末位?其次还有政治分析时总要提出的几个老问题：“谁从中得到什么?”“谁受益，谁受损?…‘谁承担风险，谁不用承担风险?”“谁得到机会，谁得不到机会——不管是得到商品和劳务，还是从根本上说分享所有的价值观念，不仅是财富，而且还有安全，为自己选择的自由，以及与社会其余人相对而言的某种程度公正?”

因此，我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所下的定义是，这门学科是研究影响到全球生产、交换和分配体系，以及这些体系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组合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安排。这些安排不是天赐的，也不是偶然机会带来的。它们是人类在自己确立的体系和一套套自己确定的规则和惯例中作出选择决策的结果。

于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能回避对因果关系的密切关注。对国家、公司或个人来说，今天的结果是昨天的原因所导致。如果不作出一些努力去追根溯源，仔细观看昔日帷幕背后已经发生的情况，你就不可能理解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当然也就没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解释。任何历史学家都不会是一个不偏不倚、完全中立的观察家，无论在证据的选择，还是对历史的阐述，他总归会有倾向性。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忽视历史。我们也不应目光非常狭隘地看待历史。欧洲人和北美洲人从印度、中国或日本的政治经济史中可以学到的东西，也许正好与他们从欧洲和北美洲的政治经济史中学到的东西同样多。当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或经济思想史——与以事件为经纬的政治史和经济史分离开来时，经常忘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对历史的看法总是会对现存问题和将来解决方案的看法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我觉得，幸而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范畴的清醒认识已经在美国学者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其坚定程度和欧洲学者一样。由于欧洲人生活的地点环境处处令人回想过去——不只是追溯几百年，如同美国最悠久的白人定居区那样，而是可以追溯几千年一一欧洲人很容易关注这门学科的历史范畴。现在这一代美国政治经济学家也具有了欧洲学者的那种历史感。

第三，除了现有的安排和历史的原因之外，国际政治经济学必须关注未来的可能性。我认为，未来无法加以预测，但也不能加以忽略。政治经济学家应当提问，国家、企业或个人将来会面临什么样的选择?世界能变得富裕一些吗?世界能变得比较安全、稳定和有秩序吗?会不会比以前好一点?这些都是重要的和合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这门学科的许多学者的兴趣。其中有些人在他们认为找出答案之前不甘罢休。其余人信心不大足，仅满足于澄清问题和选择，他们知道自己关于最理想的解决方案的意见不一定会获胜，但又感到不管怎样他们在精神上负有责任，应当在阅读资料、倾听意见和思考问题的基础上作出冷静明智的分析。尽管在现实世界中最后的决定是根据价值偏好和权力关系作出的，但思想观念也可发挥一些作用，至少可以影响对不同选择的成本和风险作出合理的阐述，在我看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各人的兴趣、经验和训练等等方面有所不同而已，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管理事情的方法，即如何用特定的方法使事情井然有序，在现实中这为未来留下了什么样的选择，政治经济学的这三方面或三个问题已经包含在“经济学”这个词的语义起源中了。这个词源自希腊字Oikonomia，意指农户，这是古代世界很典型的社会基本单位，它不是指小家庭，而是指一个由家长管辖，包括大家庭及其奴隶在内的居民户，他们依靠在周围田地上种植庄稼和豢养牲畜生活。因此，对农户的管理包括了种植和饲养方面的抉择、防御袭击和抢劫的安全措施、男女老少之问的惯常关系、对儿童的教育以及对有争议事情的公正仲裁。换句话说，农户管理主要是政治学，而不是经济学。

快到18世纪末，“政治经济学”逐渐比较严格和具体地意指与国家繁荣和国家“经济”事务有序运营——我们通常这么说——相关的部分政治管理时，这个在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中新出现的词才被普遍使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于1776年，他正是在这种比较限定的意义上(同现代民族国家有关系)来理解这个词的。其实在亚当·斯密之前，法国人对政治经济学已经显示出比英国人更加浓厚的兴趣。法国统治者和作家已经看到了国家的财富和国家的权力之间密切的关系。像美国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一样，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者认为，农业是国家财富的基础，农业管理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课题。相反，亚当·斯密认为贸易和工业是国家财富的基础，狭隘的重商主义是财富增长的主要障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应当是如何最妥当地实现财富增长，同时又保卫好领土和管理好货币。历史证明亚当·斯密是对的，而重农主义错了，所以19世纪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论战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展开，而不是在法国进行。

同时，也是英国人要对直到大约20世纪60年代之前听任“政治经济学”这个词废弃不用达一个半世纪以上之久承担主要责任。该学科变得十分复杂和神秘，以致1890年一本开始用人人能懂的日常简单词汇解释经济状况的著作问世时，它的作者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创造了一个新词，以便使该书与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他称这本书为《经济学原理》。直到20世纪60年代，政治经济学研究(除了激进的左派之外)才再一次合法流行。当时这主要因为人们对世界经济管理的关注超过了对某一国家经济管理的关注。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写的一本名叫《相互依存经济学》的创新开拓性著作于1968年出版。这本书提出了多边合作的论点，特别是赞成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自由民主国家进行多边合作。其理由是，如果未能协调各国政策，以找到管理世界经济的一种有效和一致同意的方法，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贸易与金融方面的相互依存的全部好处就会丧失。

P13-15

战后，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变得越来越密切。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和经济仍然彼此分离，各自孤立，难以充分阐明和解释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欧美有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对国际政治中的经济因素和世界经济中的政治因素给予越来越多的注意，并且努力把国际政治学和世界经济学结合起来，加强对国际关系的综合研究，于是一门新兴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脱颖而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得到引入注目的发展。

在这批开创先河的学者中，著名的英国国际关系专家苏珊·斯特兰奇教授(1923—1998)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在1944年至1957年间，她担任英国《经济学家》和《观察家报》记者；后来到伦敦大学学院教了数年“国际关系”；1965年至1976年她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当高级研究员，开始撰写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方面的专著；1978年起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系执教10年；1989年以来，她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研究生院、英国沃维克大学等担任客座教授，还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短期讲学或作讲座。20世纪70年代，她是英国国际问题学会两主席之一，在1995年至1996年间担任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联合会主席，此外还担任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顾问等职。

斯特兰奇教授于1970年在《国际事务》杂志上发表了《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一文，最早明确提出要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的角度来研究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强调要改革传统的国际政治学和世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吸收发展经济学、经济史等学科的新成果。此后她身体力行，除了为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及讨论班之外，还积极努力地从理论上深入探讨这门新学科，先后发表或出版了《英镑和英国政策：从政治角度对一种国际货币衰落进行的研究》、《生产过剩的国际政治问题：在世界萧条中竞争市场份额》(与图兹合编)、《对体系分析的批评》、《通向国际政治经济学之路》(主编)、《国际政治经济学回顾和展望》等文章和著作。《国家与市场》则是她在这门方兴未艾的学科从事多年教学和研究后的精心杰作。

在这本书中，斯特兰奇深入浅出地评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理论基础和主要流派的观点，特别是指出了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区别，用四个基本结构——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以及四个从属结构——运输、贸易、能源和福利这种新的模式综合分析国家与市场关系，剖析国际上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比罗伯特·吉尔平等人的代表作更具理论概括功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杂志称赞斯特兰奇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最有创意的学者”，《国家与市场》这本书“又一次展现了她细致的分析和新鲜深刻的见解”；《国际事务》杂志的书评也认为“读完此书令人视野豁然开朗，应当把这本书列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书单的首位”。因此，这本书目前成为西方许多大学经济系和政治系的首选教材。《国家与市场》一书在1988年出了第一版，重印过两次，在1994年出了第二版，重印过五次，足见该书受到重视和欢迎的程度。

虽然国际政治经济学至今只有二十多年历史，但在斯特兰奇等一批该学科带头人积极推动和组织下，不仅使西方许多大学纷纷开设这门课程，而且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从1985年起，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丹麦、瑞士、日本等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专家联合出版《国际政治经济学年鉴》，大批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和著作相继问世，使这门学科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斯特兰奇教授本人又发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结构变化的再思考：国家、公司和外交》、《有缺陷的国家》、《国家的销蚀》、《为什么国际组织决不会消亡》等论文以及《疯狂的金钱》、《国家的退却：世界经济中权力的分散》、《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世界市场份额的竞争》(与伦敦商学院约翰·斯托普福德教授合写)等专著，运用自己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方法对《国家与市场》中论及的若干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探讨，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刚刚起步。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我国学术界应当也能够有所作为。我们翻译出版本书(第二版)以及其他一些国际政治经济学代表作以飨读者，更希望为国内学术界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和讨论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和资料基础。

译文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杨字光

                 2006年2月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