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将人类对死亡的体察融入传奇的探险小说，一则糅合捕鲸人口口相传的鲸鱼故事与海上传说的冒险轶闻。偏僻神秘的原始部落；你死我活的捕鲸场景；惊心动魄的海上观察……将撩拨起你的好奇与臆想!聪明凶狠的白色巨鲸摩比·迪克是否真的存在?《白鲸记》里扣人心弦的情节与惊悚刺激的捕鲸场景是虚是实?

提姆·谢韦仑——一个罕见、杰出的探险家，凭着过人的胆识与坚忍不拔的毅力，踏上了验证不朽巨作《白鲸记》的探险之路：

偏僻神秘的原始部落；

你死我活的捕鲸场景；

惊心动魄的海上观察……

聪明凶狠的白色巨鲸摩比·迪克是否真的存在?

《白鲸记》里扣人心弦的情节与惊悚刺激的捕鲸场景是虚是实?

随着作者细致严谨的考证，本书将演绎壮丽的探险史诗!

序言 行万里天涯路念天地之悠悠

  ——《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序（葛剑雄）

致谢

前言 艏柱分水处

第一部 努库希瓦

第二部 帕米拉坎

第三部 东加

第四部 拉马勒拉

后记 船尾附着物

事实上，食人族令人反感的可怕家园，离台欧赫的直线距离不过才五英里，而穿越草丛的距离，恐怕也只有上述距离的三倍而已。可是梅尔维尔却故意营造一种印象，让人相信提比族的部落极为偏远，以致他逃跑的机会非常渺茫。实际的情况则是：从海边步行至此不会超过五六个钟头。当时，法国人在海边造了一座临时堡垒(一位法国军官在海滩上训练马匹。台欧赫酋长对那匹马情有独钟，他不曾见过马，很想骑骑看。他兴致勃勃的模样不但令法国人印象深刻，更开启了一股新风潮：现代马克萨斯人骑艺精湛，而且不常安装马鞍)，亚库斯尼特号的比斯船长也在这儿买了些蔬果。

我抵达另一边的泰彼瓦伊时，就想把梅尔维尔的叙述和山谷中的景象作一比较。这个地方真迷人，山谷两侧陡峭、中间狭窄，一条清澈的小河穿入谷底。从台欧赫走来的路上有座小村庄，村里有座跨河的现代小桥。下游满潮时，小型补给船可以进入村舍半英里处。村中的房子都是小别墅，别墅中的香草花园使空气中飘满香气。山谷上游都是成熟树林，还有小河奔流过岩石浅滩。不过，这儿没有梅尔维尔宣称可以游泳、和可爱的法雅薇一同泛舟的湖泊，这儿有的只是更多的农舍、一些椰子树林和一间小锯木厂。整座山谷小巧怡人，仅存的特色是令人过目不忘的石制品“巴依巴依”(paepae)，看来这就是梅尔维尔创作《提比族》的素材了。那是一个巨石凿成的居所。两片名为美亚斯(meaes)的矩形石台，搭在山谷陡坡中央的小土墩上。它们的守护者是年老的神祗雕像提基(tiki)，这是以深红色的火山岩雕成，躯干矮壮，手足俱短，光头大而浑圆的雕像。虽然有几尊是女性的，但大半是男性的，其中一两尊还长着蛇头呢。它们受尽风吹雨打的脸都挂着一副怅然若失的神情，不禁令人望而生畏。据说，人若搬走任何一尊雕像，就会引来灾祸，一旦物归原位，灾祸又自动消失。美亚斯较高的地方有两个方形小洞，有一种残忍的说法，说它是食人大餐后收藏牺牲者骨头的地方。

那位骑着登山自行车的市长大人卢奇恩·柯米狄德(ImcienKemitite)不认为这里有所谓的食人宴。柯米狄德市长是复兴马克萨斯语言文化的推动者之一，他熟悉马克萨斯的口述历史。我向他打听方形小洞之事，他说那更像是简单的储物箱。他还提供了几则提基之祸的例子：一位法国旅客将一尊较小的雕像带回巴黎，这名小偷返家后便病人膏肓，连医生也找不出病因。最后他去找灵医看病，灵医告诉他，祸源就是他从国外带回的东西。于是他将雕像打包后寄给市长大人，待市长大人将雕像摆回“巴依巴依”后，远在巴黎的病人也不药而愈了。

鲸牙的价值

我向市长大人请教大鲸(尤其是抹香鲸)在马克萨斯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他说，马克萨斯人一向鲸豚不分。他也告诉我一对兄妹的传说：这对兄妹曾经统治努库希瓦北岸的哈地修人(Hatiheu)。有一天，两人起了激烈的争执，妹妹决定远走他乡，便召来自己的拥护者，带着一队独木舟离开小岛，哥哥尾随而来要求她返家。她不想跟他再有瓜葛，执意出海。哥哥的独木舟追上来时，妹妹的独木舟在追逐中一一翻覆，舟上的人全化为鲸鱼或海豚。

P34-35

       行万里天涯路念天地之悠悠

          ——《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序

                  葛剑雄

好奇是人类的天性，求生是人类的本能。原始时代的人类生产能力极其有限，生存能力低下，只能经常性地、无目的地迁徙。在此过程中，应该有大量自觉与不自觉的探险经历。可惜年代久远，当时又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即使是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或拥有辉煌古代文明的民族，也没有留下早期的探险记录。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称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黄帝的踪迹东至山东半岛，西至今甘肃，北至今内蒙古，南至湘江流域。如果将此记载看成一个以黄帝或其部落为首领的部落联盟的活动的话，其中应该有不少探险事迹，只是当事人未必有自觉的意识，或者虽有而未留下记载。

不过从《山海经》的内容可以看出，古人并非没有探险，也不是完全没有记录。学者对《山海经》的成书年代的看法分歧很大，但最迟不会晚于西汉，其中包含的原始资料则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山海经》所记述的地理空间基本不超过今国界，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阔．自然包括了不少境外的奇闻趣事，其中总该有得于记录者直接的经历。从这一意义上说，《山海经》是中国早期探险记录的汇编。如果认为《山海经》的内容过于荒渺，那么在内地，甚至沿海发现的和田玉则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人将产于昆仑山的玉石运到数千公里之外，其中肯定有不少探险故事。

《穆天子传》尽管未必是周穆王的经历或当时的记载，但至少反映了先秦时代中原人对西方的向往。而其中记录的内容，也或多或少显示了当时人的地理知识和丰富想像。昆仑山、西王母被神化，固然与人们的愿望有关．但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的基础，说明当时的人还习惯于向外界寻求精神和物质财富。生活在战国后期的屈原，尽管游踪有限，但从他的作品中却不难看出他的探险精神。

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一统大业的秦始皇，虽然正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皇帝体制，却是皇帝中为数不多的旅游和探险爱好者，对自己统治范围以外的地方也有浓厚的兴趣。在灭六国后，他几乎没有停止过全国性的巡游，最终死在途中。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一批方士扬帆远航，虽然他们始终没有为秦始皇找到不死药和神仙，却由徐福完成了一次至少有数千入的大规模移民。

汉武帝时代的开疆拓土一度激活华夏诸族的外向意识，被誉为中国第一探险家的张骞，正是奉武帝的政治使命，尝试联络已迁至中亚的月氏夹击匈奴，才意外取得“凿空”——通西域的伟大成果，将中原人的足迹远推到大宛、乌孙、大月氏、大夏、康居、安息、身毒等地(今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所了解的地理知识范围更大。而武帝本人也步秦始皇后尘，在国内广泛巡游，并且特别钟情于边境和海滨，显示了他对外界的强烈向往。

但秦始皇、汉武帝式的帝王从此成为千古绝响，随着中央帝国的巩固和疆域的扩展，由皇帝到臣民，对境外的兴趣越来越淡薄。从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因素考察，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从汉朝至清朝中期，中国都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强大、疆域最辽阔的国家。特别是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朝鲜、越南等政权都是中国的藩属，日本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直到明治维新时还无法望中国的项背。太平洋、青藏高原、横断山脉、欧亚大草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直到16世纪西方的远洋船接近中国之前，还没有外来势力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北方的牧业民族虽然曾不止一次成为军事上的征服睹而入主中原，但最终无不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虽然中国的人口在12世纪突破1亿，17世纪突破2亿，19世纪突破4亿，但完全可由本国出产的粮食供养。除少数奢侈品外，中国的物产中心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对外贸没有依赖。所以当英国向乾隆皇帝提出在北京设立常驻贸易代表时，理所当然地被断然拒绝，除了体制上从无先例外，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仰赖外人”。儒家的“夷夏之辨”和“五服”学说，更加深了这样一种观念：天下再也没有比中国更文明富裕的地方，除了华夏诸族和中原王朝的疆域之外，其他都是蛮夷之邦和要荒之地。

长期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国人自然失去了向外寻求财富和文明的动力，更不会想到要到境外去旅游或探险。就是在汉唐盛世，号称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也只是敞开大门让境外的人进来，而不是同时允许甚至鼓励自己的臣民走出去。在外贸发达的唐宋时代，外贸商人也主要来自外国。当西方商人已经敲响中国的大门时，明朝的反应是“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以致福建沿海的商人只能采取武装走私的手段而成为“海盗”，甚至雇佣日本武士形成“倭寇”。尽管600年前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远达西亚、东非，却连完整的档案都没有保存下来，更没有像哥伦布那样导致新大陆的“发现”。

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国力、众多的人口、发达的文化极不相称的一个现象，是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以前，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现存的有关境外的记录都是非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的副产品。例如，张骞、《中天竺国行记》作者王玄策、《真腊风土记》作者周达观、《西域行程记》作者陈诚，《异域录》作者图理琛是外交官，《佛国记》《《法显传》作者法显、宋云，《大唐西域记》作者玄奘是往西域取经的虔诚佛教徒，《经行记》的作者杜环是怛罗斯之战的俘虏，《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作者李志常是奉召谒见成吉思汗的道士丘处机的随员。他们的记载往往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或惟一的，如《大唐西域记》中有关今阿富汗境内巴米扬大佛的描述，不仅证实了大佛建造于公元7世纪，而且还给今人提供了附近另有一尊卧佛的重要信息。要是没有《真腊风土记》对吴哥城的记载，这座古城也许会继续掩埋在热带丛林中。这些记载的产生和保存也有偶然性，如玄奘返国后就要翻译佛经，要不是唐太宗专门下令，就不会撰写《大唐西域记》。《岛夷志略》作者汪大渊或许是例外，他是因“好游”才多次出国的，不过他有幸搭乘外国商船，否则就只能梦游或卧游了。

真正的异数是徐霞客，他是惟一称得上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的人物，并且留下了具有非常高地理学成就的著作《徐霞客游记》。但他的成就得益于一系列特殊因素：科场失意使他不得不绝意功名，富裕的家境使他能有充足的旅费，能干的母亲使他无家累之忧，对知识分子的优待使他能在旅途享受不少公费或私人接待，友人中的名流使他的著作能在身后流传，现代地学家丁文江的发现和表彰使他的地理学成就得到肯定和发扬。只要缺少一点，或许就没有今天大家了解的徐霞客了。不过徐霞客的足迹没有超出当时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范围，连西藏也没有到，更不可能出国探险，这也是历史的局限所致。

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不具备实施探险的能力。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忽必烈想查清黄河的源头，在那里建一座供吐蕃商人与内地贸易的城市，并设立转动站，下令都实与阔阔出两人率队考察。他们于当年4月从河州(今甘肃临夏市东北)启程，四个月后到达河源，冬天返回。此后潘昂霄根据阔阔出的口述写成《河源记》，将黄河的正源确定在星宿海西南百余里处，对黄河最上游的水文、地形、地貌和入文景观的记录已相当具体准确。乾隆四十七年(1781)，阿弥达受命探寻河源，以便就地祭祀河神。这次的探险将黄河正源定在星宿海西南的阿勒坦郭勒，即卡日曲，与1978年青海省政府组织的考察结果完全一致。这证明中国长期缺乏探险传统、中国人不能去境外探险的根本原因，还是缺乏现实的需要。

反观世界上一些航海、探险发达的国家，探险的范围广、产生探险家多的民族，无不有其深远的传统和迫切的需要。例如，古代地中海沿岸国家无不以对外贸易为致富手段，以对外殖民和扩张为立国之本，其前提是这些国家的本土一般幅员不广、资源匮乏、耕地有限，甚至连水源都不足。而穿越地中海的航行并不困难，海外的土地、资源和人口自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以后，阿拉伯、西欧、北欧一些国家致力于航海和外贸，大批航海家、探险家不顾艰险寻找环球航路，发现新大陆，也无一不是出于国内的生存压力和扩张需求，无不以夺取土地、奴隶、黄金、木材、矿产、市场、要塞、殖民地为目的。连早期的南极考察也是如此，甚至是为了猎杀企鹅获取制皂的油脂，出售海豹的皮肉牟利。但是正是这样卑鄙邪恶的目的，促成了新大陆和南极的真正“发现”，造就了不少杰出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也在一些国家和民族中形成了探险的传统。在这样的条件下，职业探险家，包括一些纯粹出于入文和科学目的的真正的探险家应运而生，有的不惜为之献身，成为人类的骄傲，他们的记录和著作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拥有优势或长处，也不可能始终先进，所以都必须向其他国家或民族学习。应该承认，直到今天，中国的探险事业还比较落后，中国人在世界范围的探险还很有限。2000年我参加中国第十七次南极考察队去长城站期间，就受到很大的震动。当然，中国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世界，在地球的两极、全球所有的高峰、五大洲、七大洋都已留下了当代中国人的足迹，在中国出现世界一流的探险家指日可待。但历史无法重复，了解人类以往的探险经历和经验不可或缺。而且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变迁，以往探险家记录的现象有的已永久消失，只能从他们的书中领略了。

重庆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其着眼点显然正在于此。该文库融探险、考古、文学、文化人类学于一体，既勾勒探险家们多姿多彩的极限生涯，也凸现积极向上的个人英雄主义，更重绘人类文明不为人所知的曲折发展图景。该文丛预计推出三辑，首辑推出的十本新书中，有20世纪最为激动人心的探险经典海尔达尔的《孤筏重洋》、《(太阳号草船远征记》、《(复活节岛的秘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坦贝克冷战时期的涉险名作《俄罗斯纪行》，有勘探成吉思汗古老帝国秘密的冒险旅行《寻找成吉思汗——骑马横越蒙古大草原》，有复原名著《白鲸记》惊险氛围的《寻找白鲸记》，有追溯著名探险家维迪亚生平足迹的《维迪亚爵士的影子》等等。稍后即将推出的二、三辑，预计会在继续关注名家名著的基础上，更注重地域性、民族性以及探险方式的独特性，在提炼个人探险经验的前提下，将世界各地文化的丰富多彩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多种多样，更真切全面地描绘出来。

这些探险作品涉及范围之广泛，记载内容之丰富，情节之生动惊险，描述之细致传神，只有读过的人才有体会。无论是为了科学研究，积累知识，还是为了陶冶性情，欣赏休闲，都会开卷有益。与一般读者相比，我的游踪或许较广，但我自知对这套书中涉及的地方，大多是这辈子都到不了的。2001年从南极返回途经智利时曾想去复活节岛，因多种原因未去成，不知今后是否再有机会?好在第一辑中就有《复活节岛的秘密》一书，多少能够弥补我的遗憾。

                   2005年6月5日

为了寻找白鲸，我从起点努库希瓦走了六千英里的路程。抵达拉马勒拉时，我位于一个梅尔维尔不可能知道的地方。拉马勒拉之名不见于美国、英国和澳洲捕鲸船的航海日志中，在梅尔维尔撰写《白鲸记》之前的年代里，这些船已航行过帝汶岛北方的翁背湾。梅尔维尔最偏好的资料是外科医生贝那特的书，他在1836年乘着“托斯坎号”造访帝汶岛。贝那特曾提到，他看得见拉马勒拉的近邻班达岛，它就在海湾的那一边，而且帝汶人必须向访客购买鲸牙。拉马勒拉村民在欧洲人抵达以前就追捕着鲸鱼和其它大型海洋动物，所以徘徊在这一港湾寻找抹香鲸的外国船只，必定会瞥见拉马勒拉“特纳”挂着黄色斑点的帆在地平线上狩猎着同样的猎物，可是奇怪的是，贝那特或任何外国捕鲸业的同行都不曾提及拉马勒拉。当我站在本老师屋旁的崖顶观看“特纳”船队巡航归来时，我发现，当第一位欧洲人在海里捕鲸——亦即巴斯克人。在世界另一端的伊比利亚(Iberia)北岸外海冒险时，同样的景象早已在拉马勒拉出现过。数百年来，“特纳”船队在捕鲸季期间，每逢下午3点左右都会以同样的方式返家，直到每一艘船都成为村人集体意识的一部分为止。一旦船只航行到可以望见长方帆的地方，每一位站在我身边嘹望的村民，都能辨认出那是哪一艘船，而且——往往——可以告诉我这艘船当天是否携回渔获。有时答案简单明了——若是携回大量渔获，有几艘“特纳”就会挂上黑旗。更常见的是，观察者还能告诉我某艘船发生了什么事，那是因为站在陆上的人成天都盯着船只看。上方村子家中的妻子能看到海湾的上方；爬上椰子树的儿童占着有利的位置收集椰子酒“杜瓦克”；海岸线上以盐锅制盐的妇女虽然不太看得见地平线，却拥有一片一览无遗的景色。所有的人莫不警戒地盯着“特纳”，散播着船只一举一动的消息：这艘船追逐海鳐无功而返；另一艘船抓到一只鲨鱼；还有，最动人心弦的是，船只归来时，船帆后方的水面上有一片较暗的阴影，而且席制的帆也还淌着水。

有风微微吹拂时，“特纳”便快快冲回家。它们曳着风，航向渐落的夕阳，夕阳的余晖照着船帆，使船帆呈现一种新鲜麦杆的色泽。船帆迎风鼓起，随风飘扬，也在船只曳风而行时垂下来，松垮垮地悬着，再转入山的背风处。男士们从船凳上立起，降下船帆并卷起来，安置在船上，再旋起那支双足的桅杆。然后，他们回到座位，拿起桨，船尾朝前地划船上岸。

毛伊的赴宴牲礼

梅尔维尔从未描绘过如此荒僻的景象。拉马勒拉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捕捉抹香鲸：他们的仪器特殊，捕鲸的观念也很特殊。结实的手扎“特纳”和长竹竿的鲸鱼叉仅见于此。伴随追逐而来的振奋并非源于个人的技艺、运气或坚持。这儿没有亚哈柏、桂奎革或费达拉，他们是凭借个人的热忱展开猎杀；但在拉马勒拉，伙伴和船才是最主要的元素，而且永远都是如此。即使船沉了，取而代之的船只依然沿用其名；倘若是艘新船，也丝毫改变不了船的精神。此外，鱼叉手更换船只时往往会留下所有的工具。瘦削的鱼叉头制作者兼前鱼又手——儒费努斯离开“特纳·安纳号”，转到“葛巴古·布卡号”接替退休的父亲时，曾描述那一天的生活：他抵达置放“特纳·安纳号”的棚子，．抬出鱼叉头、特殊的绳索和竹竿，谨慎地放在沙地上，然后和新来的鱼叉手在这些东西上念经、洒圣水。新任鱼叉手收起用具，放回船上；它们暂时返家了，现在换他来保管它们。

可是，拉马勒拉海上猎人对白鲸的观念和梅尔维尔想像世界中所虚构的摩比·迪克，怎会如此相像呢?纵使他们浸淫在不同的捕鲸传统中，可是他们的白鲸竞能游入梅尔维尔的书册间，并和摩比·迪克并驾齐驱。这两种动物有许多相似之处：拉马勒拉的鲸鱼也是雄性抹香鲸，而且硕大无比；它不但是抹香鲸群的首领，也是抹香鲸逢凶遇难时的保护者；它是一只孤单的鲸鱼，尽管有同伴相随在远方，但它依然独自游来游去；在过去的年月中，它周而复始地出现在同一个聚集地；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具有知觉。拉马勒拉的白鲸会思考，它了解捕鲸的正规模式，像是如何建造“特纳”、船员的举止该如何，以及传统该如何运作。假使这些传统不受重视，白鲸就会介入。它性情粗暴，可能很像“噶拉克”(galak，一个惹人厌或是邪恶的家伙)，因此，人们必须尊重它。它也令那些遇见它的人们敬畏它；当它发动攻击时，船只下沉，人命也被危及。

村民不可能输入梅尔维尔故事的成分来形容自己的白鲸。他们不知道摩比·迪克的故事，他们的世界太封闭。他们具备读写的能力，不过所拥有的书籍不多。梅尔维尔或许会说，当地的鲸鱼目击者影响了他们的观点，才使得那只动物在他们眼中显得既可怕又神奇。我在帕米拉坎发现，人们对白鲸鲨和白海鳐的感觉确实交融着尊敬和畏惧。不过，令人不解的是，白色确实令海洋动物看来显得神秘而奇特。白色是海景中常见的特征：许多海鸟是白色的，水也是白色的——不管它染上了什么其他的颜色。波浪的白色泡沫、雪白色的船迹、水下疾驶而过的鱼所激起的白色泡沫、强风中的白浪，还有巨浪翻腾下来的喧闹的白色，以及从巨浪顶端跌下时轰隆作响、翻滚着的泡沫。海的白色是浑然天成的，丝毫不足为奇。渔夫或船上的嘹望员，通常会以水的特征来了解状况。碎浪的白色有一定的节奏，巨风吹袭海面的那些白色条纹也是如此。然而吸引海员注意的是一片突兀的白色，那种突变的模式有如一道突如其来的白光，就像是鱼跃、鲱鸟钻入水中或是鲸鱼吻部呼出的白色喷雾等。

海上猎人认为鲸鱼如此特殊的根本原因是，鲸鱼是动物的始祖。鲸鱼呼吸空气，抚育幼儿。传统的海上猎人所认识的鲸鱼，是一种比其它鱼类还要接近哺乳动物——人类的动物。他们不需要借演化理论来解释鲸鱼如何适应海洋栖息地的过程，太平洋的原住民对于鲸鱼如何先到海上有着自己的一套看法，而拉马勒拉山上的巫师也令我想起抹香鲸是一种巨牛的画面——它走下山坡，游向海洋。在东加，一名民间传说的采集者腓力普·东加(Philippe T0nga)列举了一则称得上是伊索寓言的故事：半神半人的毛伊(Maui)受邀参加一场重要的宴会，因为苦于没有可带去赴宴的礼品或食物，毛伊便召来所有的动物，告诉那些围在他身旁的动物，他要宰杀其中一只并带去赴宴。当时，在场的有一只座头鲸、一只乌龟、一头猪、一条蚯蚓、一只公鸡和一条狗。毛伊马上盯上了鲸鱼，可是鲸鱼说自己体积庞大，无法摆入“乌亩”(umu，土锅)中，而且它的肉太多了，在东加炎热的太阳下会生蛆。毛伊仔细一想，觉得座头鲸说得有理，便又盯着蚯蚓；蚯蚓努力使自己变小，口中说道：“你不会想带我赴宴的，毛伊，我浑身上下都是砂土，而且我身上也没什么可吃的。”毛伊同意蚯蚓的说法，进而转向乌龟。静卧在太阳下的乌龟也指出剥它的壳是如何困难，而且它的皮肤有如皮革般强韧，肉也很成，于是毛伊决定不挑它。然后他朝狗儿看去，狗儿摇着尾巴说：“毛伊，若是杀了我，谁通知你有人来了，谁来保护你呢?”毛伊觉得这话有理，便决定不带它去赴宴。接着他考虑选择公鸡，公鸡指出，没有它在早晨叫醒毛伊将会是他的损失；毛伊认同早晨起床的重要，认为公鸡肯定会帮他这个忙。

最后他的视线落在猪的身上。“啊，就捉猪吧!杀了它吧!”其它的动物全都叫道。暴跳如雷的猪于是攻击它们：蚯蚓才钻入土里，猪就以口鼻猛追着它；时至今日，东加的猪仍是在地上掘土觅食，这正是它还在追赶蚯蚓的缘故。乌龟兀自躺在那儿，猪大声嚷嚷并诅咒它滚回它的海里时，它便将足和头缩回壳里。狗儿径自吠着，当猪朝它奔来时便露出牙齿。公鸡则飞上最近的树，卖力地喔喔啼。最后猪冲向座头鲸，将它赶向水边，叫它滚回大海，从此再也不要回到陆上。

毛伊终于杀了猪，然后将它裹在娜都布(ngatu，没有图画的塔帕土巾布)里，带着它赴宴。

“这就是你受邀参加东加重要的宴席时会被款待以烤猪，以及你必须携带塔帕土巾作为礼品的原因，”腓力普·东加总结道，“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东加的座头鲸虽然游在非常靠近珊瑚礁的边缘，能像陆上的哺乳动物般地呼吸空气，却总是待在东加周边的海域，而不出现在陆地上的原因。”

抹香鲸摄食之谜

倘若鲸鱼曾在陆上与人毗邻而居，那么它们理当还能和人类沟通。许多航海人都相信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直到19世纪末叶，冰岛人还称鲸鱼是“上帝的赠礼”，他们知道它是“驱鱼者”(fish driver)，冰岛的渔业法也禁止任何渔民骚扰鲸鱼，因为人们相信鲸鱼乐于将鳕鱼群和香鱼群赶入他们的网中；此外，鲸鱼一旦遭受伤害，它将赶走鱼群——假使多尼欧和他的帕米拉坎同事伤害白海鳐和白鲸鲨的话。这就是他们所害怕的即将会发生的事。冰岛人也相信友善的鲸鱼——几乎可以确定就是长须鲸会保护渔夫，使他们免于遭受其它有敌意的他种鲸鱼的攻击。而且，如同拉马勒拉的海上猎人一样，冰岛人也劝告置身海上的渔民要性情温和，勿与人争执，否则，“上帝的赠礼”就会赶走鱼群。

这种看法并非纯属虚构。澳洲东南方有个名为伊甸(Eden)的小镇，镇上展示着一只名为汤姆(Tom)的杀人鲸的遗骸。伊旬曾经是业余捕鲸人的海岸停靠站，那儿的主要猎物是座头鲸，它们往往在进行冬季之徙、沿着海岸游移时，被猎人中途拦截下来。只要鲸鱼一出现，小船立刻就由划桨手和鱼叉手指挥着出海，这种情况和拉马勒拉相仿。一群杀人鲸在数年间便了解到，自己该如何在这些追逐战中插上一脚；如同猎兔游戏般，逆戟鲸找到路过的座头鲸后便缠住它们。逆戟鲸将迁徙中的座头鲸滞留在港湾的人口处，并以鲸尾击浪宣告猎物的来临。据说当地的土著认为逆戟鲸是他们的祖先——如果是真的，这种说法和拉马勒拉的说法就有着奇妙的呼应。船员以少量的尸体犒赏逆戟鲸，还为个别的逆戟鲸命名——矮胖子、双桅渔船、杰克森、老本、陌生人。这些逆戟鲸的领袖，当然就是汤姆。它死于1930年9月，显然是寿终正寝；捕鲸人发现它的尸体漂浮在海上，便将它拖到鲸油的提炼炉前，在清洗它的骨骸后将它绑在一块，然后摆在乡镇博物馆中展示。

世人公认大鲸是聪明的，它令传统猎人引发遐想，令人摸不着头脑。东加的参孙·库克知道座头鲸有迁徙的习惯，但他不了解它们来自何方，离开东加海岸后又去向何处；他以为它们会前往北极或是欧洲，然后回来“诞下仔鲸”。在菲律宾的卡蜜桂茵，鱼叉手拉孟看见有一只孤身的、乌黑的大抹香鲸，几乎在每一年的同一季节游过他家，而在同一个夜晚，他的邻人——另一名鱼叉手也亲眼目睹到这幕景象。不论他们是否知道鲸鱼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只是眼前这只如此庞大、消失在未知之地中的生物，恐怕就是同一只动物了。此外，帕米拉坎使钩的跳跃手也看过这种大鲸鲨：大鱼在满月后的一周隐约浮出深海；过了一两天，大部分的鱼又离奇地潜入海底。在那长长的间隔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到了月底时，鲸鱼、鲸鲨或任何大型海洋生物都消失无踪叫吝是个谜团。这个谜团引来了人类的响应，他们试图以科学或盛装的传奇与神话作一番解释。

所幸，谜团也为科学家留下了抹香鲸的一些特色。海洋生物学家企图解开抹香鲸谜般的行为，他们的各种解释，就跟舟中人数世纪以来的古老观念一样地五花八门，这真是个令人兴奋的转向。其中一个引人议论的问题是，抹香鲸如何能抓到它的食物?抹香鲸的主要食物是枪乌贼，难以计数的枪乌贼，它们在数英尺至数百寻深的海底捕抓枪乌贼。可是在较深的海底，日光根本透不进来，大抹香鲸如何在这一片漆黑中游移，捕捉颠来倒去、从身上泵出水来地突然前进、敏捷无比的枪乌贼呢?更何况，饥饿的鲸鱼甚至看不见身旁的餐点。此外，就算鲸鱼顺利赶上逃亡中的枪乌贼，还有另一道待解的难题：抹香鲸的嘴巴如何抓取东西?它令人生畏的牙齿只长在下颚，它上颚的牙齿显然小得多，而且牙龈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几颗牙。其实抹香鲸并不是真的咬着东西。19世纪的捕鲸人有一套理论，他们认为抹香鲸并不追逐猎物，它只是沉下海中的“枪乌贼层” (squid level)，停在这里，安安静静、一动也不动地张着大口。在黑暗深海中的枪乌贼受到怪异、淡粉红色的大窟窿的吸引，便游了进去，于是鲸鱼合上双颚，将枪乌贼吞下去。

在想像的突进中，两名前苏联鲸鱼专家提出，抹香鲸就像是活生生的“眩晕枪”。在他们俩的水中电影脚本中，抹香鲸挨近毫无警觉的枪乌贼，发出一声轰然巨响——水传导声音的速率比空气快，震得那不幸的枪乌贼近乎瘫痪，那只鲸鱼便趁机吸入那动弹不得的猎物。另一套理论则指出，抹香鲸之所以能捉到迅速移动的枪乌贼，是因为深海的这个捕猎场所非常缺氧。抹香鲸将枪乌贼追得筋疲力尽之际，它还有备用的大槽——它的血液中贮藏了大量的氧气。  可是，不论是张颚的想法、眩晕枪的概念，抑或备用氧气的理论，都不能解释上了年纪的抹香鲸为什么牙齿磨损得这么严重。因为就理论上看来，它们从来都不咀嚼食物。

有一位世界级的抹香鲸权威马尔科姆·克拉克(Malcolm Clarke)估计，一只雄性抹香鲸每天所需的食物是十五吨，至于体积较小的雌性抹香鲸只需要五吨的食物。这么一来，世界上的抹香鲸如何能觅得足够的枪乌贼或是其他食物，来支撑它庞大的身体呢?克拉克猜测，抹香鲸的总数是一百二十五万只(1973年时)，因此一年预计要消费掉一亿吨的枪乌贼。这是个庞大的数量，没有人能想像哪里能得到那么多的枪乌贼，也没有任何人见过那些被叉中的抹香鲸吐出大枪乌贼的大触手，在大海上漂浮。纳尔逊·哈礼(Nelson Haley)是“查尔斯·摩根号”《Charles w．Morgan)捕鲸船上的鱼叉手，在非常年少的十七岁就当上鱼叉手的他说，有些肉块“几乎跟捕鲸船的大小不相上下”。完整的枪乌贼想来至少有五十英尺吧!如此巨大的头足纲动物，可能是水手看见抹香鲸和大枪乌贼搏斗的故事来源，那时鲸鱼鞭打着海面，它的大头被对手枷锁般的触手缠绕着——这是他们对克拉肯9和大鲸这两种半传奇性动物的认知。

抹香鲸渔场的怪诞传说

因此，当抹香鲸介入人们的生存斗争时，事实与虚构、神话与真理的纠葛是理所当然存在的，我在追寻白鲸的过程中，至少就已经证实了几则“南方抹香鲸渔场的怪诞传说”。诚如梅尔维尔所说的，我亲眼看到“齐亚”鲸如何贸然地赶来解救遭受攻击的同伴。那些捕鲸船中可靠的记录者——贝尔和贝那特曾说，抹香鲸会游来解救同伴，甚至企图切断鱼叉索放走遇难者。拉马勒拉的捕鲸人也提过同样的事：他不只一次地见过“齐亚”口咬着鱼叉索，企图将它咬断。此外，贝尔和贝那特也曾记下母鲸的强烈母性直觉；东加人、菲律宾人和印尼人也表示，对付母鲸和仔鲸要特别留神。因为了解母鲸会忠心耿耿地随行在侧，所以东加人会故意刺座头鲸的仔鲸，这样就能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不过，众人莫不同意，以这种伎俩对付抹香鲸显然过于鲁莽；怒不可遏的母鲸可能会不顾自身的安危，对船只展开攻击，这时捕鲸人只好切断鱼叉索，赶紧逃命。参孙·库克特别叮嘱：一旦叉中的是公仔鲸，其它鲸鱼就会游开；若是母仔鲸，母鲸——也可能是一整群鲸鱼——一定会展开攻击。

拉马勒拉的鲸鱼猎人带我回到了19世纪。我看到一只鲸鱼拖走恶名昭彰的“南塔克特雪橇”和一艘拉马勒拉的“特纳”；贝那特说，这只鲸鱼“第一次被鱼叉刺中时，以超过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将攻击的船只”拖走。我看过一只抹香鲸从一艘“特纳”的下方冲上来，将它抛入空中——在那些流行作家的作品中，比较平淡的说法则是，空中的捕鲸船，弹下鲸背，船上的人员都落入大海。我置身在自己的黄色小艇中，当一只抹香鲸黑亮的吻部伸出海面时，我们之间的距离不过才数码远而已。当它滑过捕鲸船的木壳板，我听到一声尖锐的嘎吱嘎吱声；我不禁猜测，那到底是鲸鱼皮滑过木料的声音呢，还是濒死的鲸鱼不顾一切呼唤“齐亚”的声音?不久，那只鲸鱼缓缓摇了过来，头部依然擦着船，它那怪异、锐利的颚张得极大，下方的牙龈上布满牙齿。一名捕鲸人俯身向前想用刀子刺死它，我担心他一旦滑跤，就要跌入那鲸的胃里去了。这是致命的一跤，我知道曾经有过这种情形：一位笨手笨脚的人直接落入鲸鱼口中，它的双颚微微合上，他的胃部就会出现一道伤痕。不过，鲸鱼后来放了他，那人还苟活了十五个年头。他可说是一个准约拿o。

马林拿述说着白鲸大尾的一击如何击碎鱼叉，以及木屑飞回来刺伤“斗舻·特纳号”鱼叉手的父亲的故事时，我想起了法兰克·布兰。这位一个世纪前在“抹香鲸号”上追逐冒险的人，眼看着一名捕鲸人被一只飞行的船铲所杀。这种用来切割脂肪的工具，偶尔也用来割断鲸鱼尾巴附近的肌腱，让它瘫痪。鲸鱼拍打着尾巴，撞走鱼又手手中的船铲，船铲飞上天，落下时便劈开了划桨人的头。与捕鲸作家贝尔、贝那特齐名，写过《鲸鱼及捕鲸人》 (The Whaleand his Captors)一书的亨利·齐维尔神父(Reverend：Henry Cheever)——他也是梅尔维尔的另一个资料提供者——在一篇祈祷文中阐述了以下的不幸事故：捕鲸船倾覆，人们被拖入水中或被抹香鲸的尾鳍打得支离破碎。这些都是可以查证的事故。我看过抹香鲸的尾巴为了防身而大力出击。我也看过立在一艘下沉的“特纳”上的船员，它们的下半身淹没在海里；这群正在等待救援的人以美国捕鲸船上的男船员惯用的姿势坐着，手上的桨荡个不停，用以维持船身不沉，直到救援赶来为止。我还亲眼目睹一些书本外的事情——抹香鲸被叉中时，转身看着折磨它的人。

然而，我的见闻并非全然符合古老的捕鲸传说。当拉马勒拉的猎人追赶着在水面上颠簸而行的抹香鲸时，他们一边大声地吟唱一边在船侧荡桨，这情形委实令我吃惊不已。我所读的资料显示，19世纪捕鲸人在晴天挨近鲸鱼时，势必得谨慎小心，保持安静。他们悄悄靠近鲸鱼，就如俾格米人。在森林中潜近大象身旁一样。他们把桨搁在桨架上以降低声量，并且禁止船上的人员发出声音，接近目标时，他们通常都会停止划桨，然后拿起泡在水中的无声的桨。假使他们看见拉马勒拉的鲸鱼对猎人所制造的喧闹声置若罔闻，恐怕会大惑不解——而且会对一项近来在亚速尔群岛(Azores)执行的实验结果感到十分的惊讶。直到1980年代，那儿的岛民还以美国的方式在敞船上捕捉抹香鲸。现代亚速尔人想保护抹香鲸，以免它们被航行于岛与岛间的渡轮撞到，于是有人建议以阵阵水底的声响，将鲸鱼赶离渡轮的航线。他们尝试过几种声音，运用各种不同的强度与频率，但鲸鱼完全充耳不闻；这就好像鸟类对农民置于田中的摩卡·迪克——或是一只酷似它的暴鲸——在雷诺斯声明这只怪物已化成百桶鲸油之后，依然继续出现了至少二十年。1840年7月5日，《底特律自由时报》(Detroit Free PreSS)报道指出，鲸鱼摩卡·迪克撞毁英国捕鲸船“德斯蒙德号”(I)esmond)的两艘捕鲸小艇。“德斯蒙德号”的船员在法耳巴拉索(Valparaiso)西方约两百一十五英里外放下小艇，尽管这儿就是摩卡·迪克的家乡，他们却浑然不知所抓的是何方神圣。摩卡·迪克毫不饶恕攻击者，它采取攻势，游向他们，它用头撞毁第一艘小艇，继而下潜，埋伏了十五分钟之久，再冲上来撞向第二艘小艇的龙骨，将它抛向空中。“它以不可一世的悠闲嚼着小艇的木板，”霍华德·文生(Howard Vincent)写道，他是研究梅尔维尔的一流学者，“摩卡·迪克最后朝北方离去，留下两名回天乏术的捕鲸人。船上的人说，这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大的鲸鱼，它的头上有一条八英尺长的疤痕，极易辨认。”

文生特别提到，这则故事在“德斯蒙德号”遇袭的半世纪后付梓，显然，摩卡·迪克不需要和摩比·迪克携手合作，就已创下个人的传奇性地位。摩卡·迪克和“德斯蒙德号”搏斗八周之后，苏联船只“萨雷达号”(Sarepta)的两艘捕鲸小艇杀了一只鲸鱼，不过正当小艇拖着尸体准备回到母船时，摩卡·迪克在附近浮了上来，突然攻击他们。其中一艘捕鲸小艇寻找蔽护，躲在死鲸后面，于是摩卡·迪克的双颚逮到了第二艘小艇，咬碎了它。那艘幸免于难的小艇毫发无伤地潜回“萨雷达号”，这艘苏联船只在那个区域停留了三个小时，希望能捡回那只死鲸，可是，摩卡·迪克在那儿站岗，“萨雷达号”只好被迫放弃捕到的猎物。两天之后，一艘被眷顾的南塔克特船发现那只死鲸漂浮在水面，依照捕鲸的惯例，他们便成了这只鲸鱼的主人。这时，摩卡·迪克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摩卡·迪克接着出现在福克兰群岛(Falklands)岸边。当时，一只大抹香鲸非常接近英国捕鲸船“约翰时代号”(John Day)，正肆无忌惮地跃身击浪，它所激起的逆浪造成“约翰时代号”“如临强风般地”左右摇摆。捕鲸人放下三艘小艇去对付这只狂妄的来客，其中一艘小艇刺中了摩卡·迪克，据说它的宽度有二十八英尺。小艇被拖了三英里远，随后“斗鲸”转而直朝小艇冲去，仿佛它是一只适于远洋航行的庞然大物，而且它只在以大尾鳍重击船只残骸时才稍作停息。这次的攻击遗下两名死者。接着，鲸鱼沉人海底，静待另一艘小艇的出现。这艘小艇不明智地企图拉回依然拖着摩卡·迪克身侧的鱼叉，不料摩卡·迪克迅速从海底蹿出，撞翻船只，重重拍打着它，又杀了另外两个人。“约翰时代号”只好明智地选择远离冲突。

摩卡·迪克最后最粗暴的挑战是在一次国际场合上。它至少击败过三艘捕鲸船——苏格兰的“克利夫号”(Crieff)、英格兰的“杜德礼号”(Dudley)和美国的“杨基号”(Yankee)。倘若报道属实，这些船只是在日本岸外邂逅白鲸——当时摩卡·迪克正不停地击打着一艘走了霉运的货船，货船上运载着木材。仿佛出自纯然的敌意，鲸鱼朝货船加速，撞掉船尾，令它停留在水中，甲板随波荡漾。这三艘捕鲸船的船长决定彻底结束摩卡·迪克对捕鲸船的威胁，他们同意了一项联合行动。于是每艘船献出两艘捕鲸小艇，一艘负责攻击鲸鱼，一艘当作救难船；然后船员再抽签决定谁该出面刺杀鲸鱼，结果“杨基号”的一艘小艇抽中了签。小艇谨慎地朝摩卡·迪克最后出没的位置行进，全面戒备地等着它的出现。二十分钟后，摩卡·迪克浮在船只的攻击范围内，“杨基号”的船员顺利地植入他的鱼叉。接下来的五分钟，大鲸一动也不动，不知道是丧失了斗志或还是身受重伤。但是，下一刻它却一个转身，迅速游开，先撞倒一艘苏格兰捕鲸船，再口含一艘英格兰小艇，将它咬得片甲不留，还碾死了两个人。那些摔入水中的人一边在海里逃生，一边还要避开它的巨尾，它则故意在他们的附近拍打着海面。由于有两个人不能及时逃开，以致死亡人数增加到四人。这时摩卡·迪克才注意到进了水的运材货船，身后依然拖着“杨基号”的它便朝运材货船游去，轰然地撞上了它。这次的撞击力度极大，使船身完全倾覆。 “杨基号”的船员再也看不下去了，他们切断鱼索，要宣布它的大结局。它在水中朝划回母船。至于摩卡·迪克，它还“克利夫号”游去，突然以极大的弧度从船首的正下方蹿出，虽然只差数英寸就会击中船只，但它巨大的身躯却也带走了艏帆下桁和船首斜桅。接着，它扑通一声落回海里，并朝“杨基号”的捕鲸小艇急速前进。船员看了一眼，赶紧跳入海中逃生。他们眼看着摩卡·迪克含着那艘二十八英尺长的捕鲸小艇，镇定地“嚼着它，如同马儿嚼着燕麦一般”，这情景不禁令他们心惊胆战。

文生引用了摩卡·迪克的最后一篇报道。1859年8月，在远离太平洋的地方，有一艘瑞典捕鲸船在巴西岸外捉到一只大抹香鲸，据说它身长百英尺、颚长是二十六英尺。这只动物已经垂垂老矣，它筋疲力尽且无力应战。经验丰富的人只要仔细一瞧，就会发现它头部的伤痕很多，右眼也瞎了——这是身经无数战役的结果。在这样的证据面前，这只巨大的生物就被断定是摩卡·迪克了。

在传说中的摩卡·迪克称霸海洋的时代，梅尔维尔累积捕鲸经验的捕鲸船“亚库斯尼特号”早已消失在这座舞台上。在1851年展开的另一次捕鲸之旅中，正朝白令海峡入口处航去的“亚库斯尼特号”，竞于圣罗伦斯岛(St Lawrence Island)失事。一艘路过的双桅方帆型帆船“汪罗特号”(wyandoft)救起船长、船员和货物中的两百五十桶油，将他们带到檀香山。两个月后，梅尔维尔发表他的代表作，让“亚库斯尼特号”化身为“皮科德号”，并且名垂青史。他甚至可能不知道原来的船只究竟下落如何，不过，他查到自己九年前在努库希瓦弃船离去的那家船公司发生了什么事。一位以前的船员——亨利·休伯特(Henry Hubard)，在他创作《白鲸记》时来拜访他。休伯特走完“亚库斯尼特号”为期四年的旅程，回到家乡费哈芬(Fairhaven)的港口。梅尔维尔大略记下了休伯特记忆中的其他船员的事。这是一项可怕的点名，修伯特知道只有九名前桅的水手“返家”，其余六人则在不同的港口逃走——主要是在南美洲的岸上；其中一人在回到美国后自杀身亡，有四个人因为疾病被弃置于岸上，包括患“隐疾”的两个人——他们都在夏威夷登岸。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一名船员——二副约翰·霍尔(John Hall)——和华伦汀。比斯船长一同归来。大副与三副在旅途中双双被弃，大副在“和船长发生争执”之后离开，而三副似乎是支持他的人，因为两人都在秘鲁的巴特雅(Patya)离开“亚库斯尼特号”。他们的命运不详。至于比斯船长，梅尔维尔冷冷地说：“他回来后，住在文苑(vinyard)的收容所里。”

比斯船长执掌的显然是一艘不祥的船，他可能是梅尔维尔的半个模特儿，是那个半疯狂的、着了魔的亚哈柏，他的傲慢变成是亵渎上帝，终而导致毁灭的命运。梅尔维尔重视南塔克特教友会教徒。敬畏上帝的特质，而我也注意到基督信仰在我所见的捕鲸猎人中扮演的角色。帕米拉坎和拉马勒拉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社群，而这是有违常例的状况。“穆斯林”是印尼传统商船上的主要船员，而菲律宾的“海上居民”不是万物有灵论者，就是穆斯林。只有东加例外。在这个岛国中，人们很少有机会成为非基督徒，而参孙·库克也以成为东加教堂的神父来强调自己的虔诚。基督徒信仰似乎继续供养着捕鲸人，提供他们一块躲避工作风险的盾牌。我想起帕米拉坎渔民在去鲸鲨礁的路上，经常登岸来到圣伊西多罗的教堂，点燃蜡烛，祈求平安归来。在拉马勒拉，捕鲸季期间几乎没有任何动作或习俗和基督的荣耀无关——下水前在船只和船员身上洒圣水，帆升起后念颂主祷文，渔获不佳时加上另一项祈求，祈求主耶稣施恩以增加渔获。人类学家鲍伯·巴恩斯指出，许多这类的祭文都嫁接于早期的异教徒风俗中，然而这项移植的效果很惊人。拉马勒拉西北方二十五公里外的另一个海边渔村，它有个令人混淆不清的名字，叫做拉玛克拉(I~amakera)，这个小渔村里的人全都是穆斯林。近来，拉玛克拉的村民才开始捕鲸，拉马勒拉人鄙夷地说，拉玛克拉船只是他们船只的仿造品。穆斯林猎的是须鲸，不是抹香鲸。如今，他们已经放弃捕鲸，捕鲸只是猎海鳐的副产品。他们的收获不佳，拉马勒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是穆斯林，他们不但有口臭又常口出詈言。他们没有念完基督教的祷文后获得纯净心灵。拉马勒拉人认为，抹香鲸只把自己交托给基督教。

借鱼叉追踪鲸鱼的迁徙

有两支古董鱼叉可以作为拉马勒拉和梅尔维尔述说的世界间的联结。这两支鱼叉被当成族产，妥善收藏在葛那·布卡(Kena Puka)的家中。这位收藏家拿出他的收藏给我看，它们非常轻，不过才三四磅。每支鱼叉都有一支铁制的细长矛，还有一块双缘凸起的宽矛头。拉马勒拉人不曾制作或使用过这种鱼叉，想必是被外国船只带来的吧。梅尔维尔大概能马上认出它们。“亚库斯尼特号”驶离费哈芬时，船上一定有很多这种鱼叉，而船上的铁匠在鱼又不见时，必定也能造出新的替代品。每支鱼又通常都会盖上识别的标志，可是和加拿大之间的戴维斯海峡(Dayis strait)捕获的鲸鱼身上，曾发现石矛和骨制的鱼叉，梅尔维尔的另一个消息提供者——威廉·小史高斯比船长(Captain William Scoresby Jr．)猜测那是爱斯基摩人狩猎的武器，这些人居住在新世界岛(New World)的北侧边缘，从不曾遇见过西方人士，所以也无从从他们身上获得铁。小史高斯比还推测，游过北美海岸的鲸鱼，大概是来自太平洋，这意味着有一条西北的海道可以贯串这两片海洋。差不多两百年后，我们对抹香鲸的迁徙知识依然所知甚少——它们是如此爱好在海洋上漫游，所以难以追踪它们的分布和活动情形。虽然各种种群的抹香鲸分散在世界各大海洋，各自栖居在自己的区域，可是，令人好奇的是，这些种群是否会不时地互相混合，混合到某一种程度，也许有某些抹香鲸——特别是那孤独的“帝王”—会游过漫漫长路，从一处海洋游到另一处海洋。很久以前捕鲸人就知道母鲸和仔鲸所组成的“育婴群”，现在人们就把“育婴群”理解成一个基本的社会单位，它们由较年长的雌鲸领军带队，每一只母鲸教导各自的小孩，使用的是特殊的咂舌和咕哝的词汇。当一群鲸鱼分散而去，其中一部分就会游去寻找别的领域，有些科学家声称，在这各占一半的鲸鱼后代中，它们所使用的语言极为类似。

因此，翁背湾的抹香鲸可以说是梅尔维尔时代的抹香鲸的后裔。“一只名为帝汶·杰克(‘FimoI’1ack)的大鲸，是许多怪事中的英雄，比方说，它曾摧毁每一艘派去攻击它的船只，”贝尔写道。梅尔维尔曾在贝尔的书中，在“帝汶·杰克”的底下画了一条线。梅尔维尔或许想以帝汶·杰克作为摩比·迪克的样板，或者他想选的是“新西兰·汤姆”(New Zealand‘Fom)——它在1804年某一天的“早餐前”撞毁九艘捕鲸船。新西兰的斗鲸向来以“白色驼峰”闻名于世。可是，梅尔维尔最终似乎比较偏好以摩卡·迪克作为他的主要灵感来源。帝葛那·布卡族的收藏却毫无标记，因此无从得知哪艘船曾载运过它们，以及它们制造于何时何地。收藏者只能告诉我，一位葛那·布卡的先人曾看见一只漂浮在海上的死鲸，船员在一旁拖尸体时，发现了两支嵌在鲸肉内的鱼叉，于是便将它们带回来。他无法告诉我这件事发生于何时，只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假使鱼叉果真来自一般的西方捕鲸船，那么这艘在海上寻找鲸鱼的船想必和《白鲸记》的创作时代相差无几。那支古典的、宽箭头式的鱼叉头，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很少见了。

人们会记得摩卡·迪克的。雷诺说，在它被捕后熬成油时，它的脂肪组织中夹带着二十支生锈的鱼叉。梅尔维尔借桂奎革的口，把摩比·迪克说成：“噢!它藏着许多好铁……全都弯弯曲曲地夹在肉里……”纹身的南太平洋岛民一面用手反复绕着圈圈，一面结结巴巴地说，“像是在拔瓶塞”，直到亚哈柏大叫，“瓶塞钻!……没错，桂奎革，鱼又在它身上转来转去的。”失去鱼又是家常事，梅尔维尔熟悉失去鱼叉、补充鱼叉的船上故事，尽管他是从自己最偏爱的捕鲸作家中找到相关的细节。亨利·齐维尔(Henry Cheever)说，新贝德福的邦克船长“几乎是个人人耳熟能详的人物”，他在“北纬三十度三十分、东经一百五十四度的地方”，朝一只鲸鱼抛出一支鱼叉。鲸鱼弄断鱼又索，鱼叉不见了。五年后，邦克船长来到同一纬度，可是却在偏西经十四度的地方，“快速追上一只大鲸”，在一番苦斗之后终于将它安置在船侧。瞧!一支鱼叉伤了它，生锈的鱼叉柄上牢牢地固定在老家伙的“水切”上。“哈哕!”邦克船长戏谑地说，“这是我之前遗失的旧铁。”事后经过证实，他所说的话句句属实，保存在鲸脂中的鱼又正是他五年前遗失的鱼又，鱼又上有船名以及它的私印。

谁也没料到，这些消失的鱼叉反倒成了追踪者的卷标，它们再度出现时，捕鲸人对抹香鲸的迁徙便开始有了一些概念。在格陵兰汶·杰克只能任凭现实中的捕鲸人对它施虐，他们决定除掉它：一个捕鲸人在第一支鱼又的绳索上狡猾地绑上一个浮木桶，用来分散帝汶·杰克的注意力；当鲸鱼看着木桶时，捕鲸小艇就挨近它的身旁，杀了它。

是什么动力驱使西方捕鲸人如此肆无忌惮地屠杀这些动物呢?他们为了图利，航过半个世界，带着角斗士。侵略的精神，抵达鲸鱼活动的天然舞台；他们要征服庞大的海兽，稍微小一点的都不行。或许这也是梅尔维尔要我们理解的某一个寓意吧。只要读者肯读他的书，他的故事就会有各种不同的诠释，可是，白鲸在掠食者——人类的虐待之下，屡屡被认为是脆弱的大自然的象征。在这场追逐战中，在最后致命的一天里，大副星巴克(starbuck)央求亚哈柏船长停止这场疯狂的追逐，要他别睬那只鲸鱼。“你看!”他大叫，“你找不到摩比·迪克的。都是你，都是你，你疯狂地追着它。”可是亚哈柏的坚持促成了自己的毁灭。这完全印证了帕米拉坎和拉马勒拉的海上猎人所警告的：伤害白色的海兽，灾害就会接踵而至。帕米拉坎使钩的跳跃手不攻击白海鳐，也不攻击白鲸鲨；东加的参孙也告诉我，库克家族从不冒这种险。拉马勒拉的鲸鱼猎人进一步指出：他们敬爱白鲸，几乎到了畏惧的地步。白鲸是他们的祖先，它们在海上生物中有得体的地位，不是他们的鱼叉所择定的目标。猎鲸是攸关生存却无关于征服之事。在梅尔维尔的故事流传了一百多年后，这则故事依然属于一名生还者——那名生还者，这可能是场悲剧，也可能是件公允的事——可能是人类，也可能不是人类。

在历经寻找白鲸之旅的所见所闻之后，我所得到的结论是，我理解了鲸鱼猎人的难处。在东加，参孙在国王的敕令下不再猎鲸。在我造访菲律宾之后不久，菲律宾总统为了保护这些遗下的族类，也下令禁止猎捕鲸鲨。而在现今的帕米拉坎，没有人知道这一个社群要如何维生。在拉马勒拉，“特纳”船员主要都是老人。历经代代相传之后——或者是捕鲸的禁令后，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技艺、一种不同的文化无可避免地就要在世上消失了。可堪安慰的是，这世上还存在着梅尔维尔《白鲸记》故事中的伟大成果——这位令人惊叹的生还者，依旧是白鲸。

提姆·谢韦仑再度证实他是如此罕见的复合体：最坚忍的探险家和出众的作家。这是一则在海上高度冒险的好故事，不但剖析了动物与人类的真情真实性，更将人类对死亡的体察融入充满传奇的文学创作素材。

——德里克·伦迪(Derek Lundy)，《恶海》(Goldforsaken Sea)作者

提姆·谢韦仑是最时髦的老派探险家……在一个经验已被安逸和自满缩小的时代里，他的事迹向我们证明了成就的纯粹。

                 ——《泰晤士报》(The Times)

我是提姆·谢韦仑作品的忠实读者……他集冒险家、历史家和文学家的才赋于一身，着实令人佩服。

                 ——珍·莫里斯(Jan Morris)

一个杰出的探险家。

                ——《独立报》(The Independ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