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出色而富启发性的论文集。黄慧英博士巧妙地将儒家伦理和当代英美道德哲学结合在一起，使二者得以相互发明。她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论证，儒家传统中有着与道德伦理这概念相关联的特征，而反理论者针对伦理学理论的批判，对儒家传统并不容易奏效。同时，她富有启发性地运用当代道德心理学的概念来阐明儒家文本的意义。适合对儒家思想和当代道德哲学，尤其是对这两种思想传统的相互影响有兴趣的读者。

劳序/ 劳思光先生

信序/ 信广来先生

彳亍独行的儒者（代序）/

鸣谢/

道德理论·儒家伦理·德性伦理

1．道德理论的考察——对反理论者之回应

2．道德原则之建构与意义——以生命伦理之方法论为例

3．儒家伦理与道德“理论”

4．儒家伦理与德性伦理

5．儒家德性中之人我关系  

6．儒家对道德两难的根本立场

7．再论儒家对道德冲突的消解之道

 ——藉《公羊传》中“权”的观念阐明

8．儒家形上学型态的再思——境界形上学?实有形上学?

人禽之辨

9．孔孟学说之偏重——从“人禽之辨”出发

10．价值与欲望——孟子“大体”与“小体”的现代诠释

11．理性的欲望——儒家关于内在转化的睿智在道德上的意义

践仁尽性

12．儒家伦理各层面的实践

13．牟宗三先生关于道德践履之议论

14．道德创造之意义——牟宗三先生对儒学的阐释

15．陈白沙之工夫论

承体起用

16．儒家伦理学与德育的重点

17．普遍道德戒律与德育——对一个后现代观点的批评

18．企业伦理的预设——从亚里士多德进路到儒家伦理

人文化成

19．道德理性与人文关怀——牟宗三先生论人文主义

20．哲学与文化发展——劳思光先生对文化路向的检讨

21．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劳思光先生关于历史的哲学省思

22．“儒家文化圈”学习现象之反思

附录

道德理性(Alan Gewirth著，黄慧英 中译)

另一意义的“普遍地有效”，并非着眼于原则应用的经验范围上，要求此有效性保证的是道德判断的一贯性，因而属于应用上的逻辑可能性，但对一贯性的坚持不独是逻辑方面的要求，却是源自对“无私”的期望。换另一种说法，假若我们同意，“无私”是道德之为道德的一构成要素，则我们必定要求同一道德判断必须应用于在相干方面相似的境况，这些境况不必在实际上出现，故若要实现此种普遍性，便得承认道德判断的规范力量延伸至想象中的可能世界。这种普遍的判断由于不是追求能够广泛地应用，所以不必是高度一般的，若情况很特殊，甚至可以是度身定造般特定。在这里，特定并不与普遍矛盾，因此可逃避上述反理论者对于普遍原则的存在之可能性及可欲性的诘难。①

由上可见，假若道德理论中所包含的普遍道德原则，其中的普遍性是第二种意义的普遍性，则起码在反理论者给出的理由下，毋须予以反对。

反理论者也许会争论，根本上，“无私”并不是道德的基本性质，因为无私蕴涵道德判断从特殊的人物与特殊的关系中抽离出来，因而忽略了主体与处境的特殊性，而这后者正是反理论者十分重视的。然而，虽然“从非个人观点出发”是无私的道德判断的要求，但不必背离特殊性。因为“从非个人观点出发”可以理解为与“单从个人观点出发”对立，②从这种对立的关系中，我们可以见到，前者只是将自己置身于各个受影响的个体与处境中，我们称此为角色互换，因此我们无论身处哪一角色与处境，都可就需要而顾及若干程度的处境的特殊性。由此看来，与“普遍性”一样，无私并非必定须与“特定性”相排斥，因而亦同样不是反理论者所需反对的。

至于上面提到的普遍一特殊之争，即我们需要的是普遍——取第一种意义，即“一般”——的道德原则，还是特殊的?这本来与正在处理的课题没有直接关系，故不拟在此详细讨论；我们已指出，普遍(第二义)的道德原则或判断可照顾到处境的特殊性，这便已足够了。况且，我们并不必在普遍原则与特殊原则之间，作出非此则彼的选择。

P8-9

(一)

从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今天，回顾十九世纪末以来的哲学思潮，我们会发现一种“盛衰平行”的奇异现象。一方面，我们看见继十八、十九世纪中“知识论的转向”后，哲学思维又转向语言哲学、意义论的层层发展；落到文化问题及价值问题上，百家新说也层出不穷。似乎真有鱼龙曼衍、风起云涌之势。另一方面，我们却又看见哲学思维本身一步步被哲学工作者自身质疑。以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哲学之终结”、“向哲学挥别”等等口号，形成另一种呼声，表现出哲学研究自身似乎陷入一种严重的“自我迷失”的情态。二十世纪哲学研究，成果甚丰，但也是在二十世纪中，我们看见哲学工作者在努力否定哲学并或根本否定理性。哲学之兴旺与衰微竞成为平行发展的潮流。

如果要解释这个奇异的现象，便要涉及许多不同层面的问题，自然不是这篇短短的小序所能容纳的。但就寻觅迷失中的出路来说，则我们也可以尝试作一种基本性的建议。

(二)

“基础主义”(Foundationism)也是二十世纪的解构理论及各种后现代理论所排拒的观念。但我现在的建议，正是要求哲学工作者回到几个大的问题领域的“基础问题”上找寻出路，踏实地离开哲学之迷失与衰微。

然则，什么是“基础问题”?严格地说，在不同领域中的“基础问题”又会有某些不同的涵义；不过总括地讲，所谓“基础问题”，所涉及的即是人的某种活动中所必有的认定。举例说，我们从事认知活动的时候，不论所陈述或展示的内容如何，不论所依循的方式如何，我们必定是在说明一种过程，叙述一种事实，甚或揭明一种真相；换言之，我们总是在建立一个论点。这样便显出我们的基本认定，那就是：我们必认定自己有建立论点的能力。于是，了解这种能力便是一个基础问题，因为这是认知活动的原始基础；离开它，便不能有认知活动了。

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对这种能力的反省知识有绝对性。一个论点原则上总是可修改的；在这一点上，哈伯玛斯(J．Habermas)有所谓“可批判性”的观念，蒯因(W．V．Quine)有所谓“可修改性”的观念；用意都在排去绝对主义的想法。事实上，大部分解构理论及后现代理论对于已有的哲学思想的批评或抨击，都只是先将对方的论说加上绝对主义的要求，然后再设法展示这种要求不能达成，于是就觉得打倒了某种理论；倘若将绝对主义的成分抽掉，那些理论未必真能被彻底否定。这虽也是一个涵义深长的论题，现在却不能详谈。我提及它，只因为它值得注意而已。

面对基础问题，方能穿过二十世纪以来哲学迷失的浓雾，而重定哲学研究的路向，消除哲学终结的疑虑。这是涉及哲学工作者的基本识度的大问题。大问题固不能不认真地指出来，但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自必另有其具体的工作范围。现在我便转到本书及其作者身上，另说几句。

(三)

本书是作者黄慧英教授的道德哲学论集之一。慧英自早年在中大新亚书院攻读哲学时起，便用心于儒家道德理论之探究。她所从事的工作，即以儒家道德哲学之重建为核心。慧英留英的时候，曾研习赫尔教授的学说，因此，对于当代道德理论了解甚详。在这本论集中，她处理某些重大理论问题，也常采用赫尔之说。但她的真实旨趣仍在于通过共同的道德哲学语言，阐释儒家的“成德之学”。这个取向，当多年前我指导她的学位论文的时候，我便已有大致的了解。近年，慧英治学功力渐深。我预期她的工作会有更进一步的成果。就哲学的视域而言，慧英应能见到我所说的“大问题”；就学力而论，道德哲学及儒学是她的所长，她正可以从这一面着手，对克服哲学危机这个沉重的工作献出力量。现在这本论集即是她在重建道德哲学的路程中一个里程碑。  思 光

二oo五年八月序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