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之一，是一部有关文学的本质、功能、形式及内容的经典理论著作。美国《星期六文学评论》的署名文章说：“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论著蕴涵了海量的信息，繁杂的材料被更有效地组合，行文简洁兼之针对性极强的分析，与传统的此类著作迥然不同，此书值得每一个学术图书馆收藏。”本书更是教育部高教司指定全国中文专业大学生必读书。

这是一本有关文学的本质、功能、形式及内容的经典理论著作，作者以“文学的外部研究”和“文学的内部研究”构筑其理论体系，超越了多年以来文学理论架构的传统模式。本书是在文学研究方面最富条理、范围最广、最有针对性的尝试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出版以来，即作为最经典的文学理论教材受到全球范围内专家、教授以及广大学生的欢迎。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定全国中文专业大学生必读的100本著作之一，被全国许多高校指定为中文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必读参考书。

韦勒克与他的文学理论(代译序)／刘象愚

第一版序

第二版序

第三版序

第一部 定义和区分

第一章 文学和文学研究

第二章 文学的本质

第三章 文学的作用

第四章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

第五章 总体文学、比较文学和民族文学

第二部 初步工作

第六章 论据的编排与确定

第三部 文学的外部研究

引  言

第七章 文学和传记

第八章 文学和心理学

第九章 文学和社会

第十章 文学和思想

第十一章 文学和其他艺术

第四部 文学的内部研究

引  言

第十二章 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

第十三章 谐音、节奏和格律

第十四章 文体和文体学

第十五章 意象、隐喻、象征、神话

第十六章 叙述性小说的性质和模式

第十七章 文学的类型

第十八章 文学的评价

第十九章 文学史

参考书目

索  引

修订版后记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显然是文学研究的内容与范围。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什么是文学的本质?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可是难得有明晰的解答。

有人认为凡是印刷品都可称为文学。那么，我们很可以去研究“14世纪的医学”、“中世纪早期的行星运行说”或者“新、老英格兰的巫术”。正如格林罗(E．Greenlaw)所主张的：“与文明的历史有关的一切，都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我们“在想法理解一个时代或一种文明时，不局限于‘纯文学’(belles—lettres)，甚至也不局限于付印或未付印的手稿”，“应该从对文化史的可能贡献的角度出发，看待我们的研究工作”。①根据格林罗的理论和许多学者的实践，文学研究不仅与文明史的研究密切相关，而且实际和它就是一回事。在他们看来，只要研究的内容是印刷或手抄的材料，是大部分历史主要依据的材料，那么，这种研究就是文学研究。当然坚持这一观点的人可以说：历史学家之所以忽略文学研究方面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过于关注外交史、军事史和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因此，文学研究者理所当然地需要侵入和占领毗邻的知识领域。毫无疑问，人们不应该禁止任何人进入他所喜欢的知识领域；同时，还可以举出许多理由说明广义地研究文明的历史如何有利。但是，这种研究无论如何都不是文学研究。反对我们这种看法的人如果说这里只是在名词术语上做文章，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事实上，一切与文明的历史有关的研究，都排挤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于是，这两种研究之间的差别完全消失了；文学中引进了一些无关的准则；结果，文学的价值便只能根据与它毗邻的这一学科或那一学科的研究所提供的材料来判定。将文学与文明的历史混同，等于否定文学研究具有其特定的领域和特定的方法。

还有一种给文学下定义的方法是将文学局限于“名著”的范围之内，只注意其“出色的文字表达形式”，不问其题材如何。这里要么以美学价值为标准，要么以美学价值和一般学术名声相结合为标准。根据美学价值，在抒情诗、戏剧和小说中选择出最伟大的作品；其他著作的选定则根据其声誉或卓越的学术地位，并结合某种比较狭隘意义上的美学价值——往往只是文体风格、篇章结构或一般的表现力等某一特点——加以考虑。这是人们区别或讨论文学问题时习以为常的方法。在说到“这不是文学”时，我们表达的就是这一种价值判断；在将一本历史的、哲学的或科学的书归属于“文学”时，我们做的也正是同一种价值判断。

大部分的文学史著作确实讨论了哲学家、历史学家、神学家、道德家、政治家甚至一些科学家的事迹和著作。例如，很难设想一本18世纪的英国文学史不用另外一些篇幅去讨论贝克莱和休谟(D．Hume)、巴特勒(J．Butler)主教和吉本(E．Gibbon)、伯克(E．Burlke)以至亚当·斯密(Adam Smith)。文学史在讨论这样一些著作家时，虽然通常较之讨论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远为简单，却很少讨论这些著作家在纯美学上的贡献。事实上，我们都是粗略地、不很内行地考察这些著作家本身专业的成就。不错，除非把休谟当作哲学家、吉本当作历史学家、巴特勒主教当作基督教的辩护师兼道德家、亚当·斯密当作道德家兼经济学家，否则我们是无法评价他们的。但是，在大部分文学史里，对这些思想家的论述都是支离破碎的，没有提供他们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对于哲学史、伦理学说、文学理论、经济理论等缺乏真正的理解。在这里，文学史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这些学科的合格的行家，而只能成为一个简单的编纂者或一个自以为是的侵入者。

P9-10

刘象愚

这套丛书以“经典”作为标题，而“经典”问题在西方近数十年中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有鉴于此，我想不妨对“经典”问题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有关“经典”问题的论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当时西方社会正处于十分激进和动荡不安的状态中，1968年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美国的学生运动也是如火如荼，反对“越战”的呼声极度高涨，整个社会弥漫着浓重的怀疑一切和反抗传统的气氛。理论界各种后现代思潮盛行，在解构主义大潮裹挟下躁动不安的年轻一代开始用怀疑和叛逆的眼光看待一切传统的东西，“经典”作为传统的一个有机部分，自然首当其冲。

1971年，希拉·狄兰妮(Sheila Delany)为大学一年级学生编选了一本题为“反传统”(Counter-Tradition)的文集，她的目的是要以完全另类风格的文字与文体来对抗乃至取代以“官方经典”为代表的“官方文化”；翌年，路易·坎普(Louis Kampf)和保罗·洛特(Paul Lauter)合作，编选了《文学的政治》(Politics of Literature)一书，对传统的文学研究与教学以及男性白人作家大张挞伐。这两本书的问世，对当时美国大学英文系中暗暗涌动的那股反传统潮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股潮流到20世纪70年代末终于达到高峰，1979年，一些学者聚集在哈佛研讨“经典”问题，两年后，著名学者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和休斯顿·贝克尔(HoustonBaker)将会议论文编辑成书，题名“打开经典”(Opening Up theCanon)，此后关于经典问题的论争就正式进入了美国和西方学术界的主潮，论争相当激烈甚至火药味十足，而且规模不断扩大以至变成了一种“学术事业”(academic industry)，并乘了“全球化”的劲风，很快播撒到东方和中国。应该说，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

这场论战的关节是对传统认定的“经典”本身的怀疑和反思。许多激进的经典论者提出，传统的“经典”绝大多数出自那些已经过世的、欧洲的、男性的、白人(Dead white European Man，常常缩写为DwEM)作家之手，而许多非欧洲的、非白人的、女性的作家却常常被排除在这个名单之外。他们说经典的形成离不开选择，而这样一个选择显然含有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不难看出，这种激进的经典观大多是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的，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意味相当强烈。

当然，如果我们检视西方传统文学教学和阅读的实际情形，自然会发现，西方传统经典确实像激进经典论者讲的那样，主要是DwEM的天下。举两个人所共知的例子，譬如20世纪50年代初，由阿德勒(Mortimer Adler)和哈钦斯(Robert Hutchins)合作编选了一套题为“西方世界经典著作”(Great Books of Western World)的五十四卷本大书，此书包括西方文史哲甚至自然科学的许多大家，但却是清一色的男性，而且几乎都是已经作古的欧洲白人作家；这套书在西方影响甚大，美国许多高校都用作“西方经典”课程的教材，而且一直沿用至90年代。再如那本几乎家喻户晓的《诺顿英国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第一版也没有选一位18世纪中叶以前的女作家。由于激进经典论者的抨击，传统的经典编选者们对后来的各种选本做了一定的补充与修正，但所做的修正却很有限。例如，《西方世界经典著作》1990年经过修订的第二版只增加了四位女作家：英国的简·奥斯丁、乔治-爱略特、弗吉妮亚·伍尔夫和美国的威拉·凯瑟，将原来的54卷扩展为60卷，而主要增加的还是20世纪欧洲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男性作家。《诺顿英国文学选集》后来的版本虽然同样增加了一些女性作家，但数目也很小。

那么，激进与传统两派在经典问题上的观点究竟孰是孰非呢?我以为对这个问题很难做简单的回答。从总体上看，激进派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许多传统的西方人文学者除古希腊罗马之外，对东方各民族文化知之甚少，他们看重的是“西方经典”，对具有同样重大思想价值的东方特别是中国经典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白人优越感扭曲了他们睿智的头脑、遮蔽了他们聪慧的眼睛，使他们无意利用古老丰厚的东方文化资源。经典问题提出之前，除少数著名学府有规模不大的“东方研究”机构外，一般的西方人对东方并没有什么了解，更谈不上阅读什么“东方经典”。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对西方普遍存在的虚假、偏激的“东方观”的剖析与批评绝非空穴来风。由此看来，传统的西方经典观是妄自尊大的、目光短浅的，至少是十分保守的。而相对来说，东方特别是中国人从近代开始大量地吸纳西方丰富的思想资源，接受西方经典的态度却远为宽容、积极，这一点难道不值得我们的西方同道深长思之吗?诚然，我们把经典的范围扩大到东方，要求原本无意了解东方的西方学者重视东方经典，难免有些强人所难，那我们就回到西方，可是在西方范围内情形又如何呢?难道偌大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的西方就没有非白种的作家，或者说没有更多的女作家可以纳入他们那个经典系列中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即便在西方的范围内，传统经典论的性别歧视和种族偏见也是很难否定的。

可是另一方面，我对那种激进的经典观还是心存疑虑，总觉得激进经典论者的火药味似乎太浓了些，政治和意识形态性也太强了些。从意识形态深处说，西方人文学者和经典捍卫者中的一些人固然很难说没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以及性别歧视和种族偏见。但是，经典的形成却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倘若对西方经典的生成做一些具体分析，我们也许就会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譬如，为什么西方经典中尽是古人、亡人呢?经典的形成常常需要漫长时间的检验，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都是经过若干时代的阅读、阐释和淘洗之后才存留下来的，那些只经过少数人或者一两代人的认可的作家作品还很难成为经典。而“经典”概念的形成恰恰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英语中与汉语“经典”对应的classic和canon原本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意义。classic源自拉丁文的classicus，是古罗马税务官用来区别税收等级的一个术语。公元二世纪罗马作家奥·格列乌斯用它来区分作家的等级，后来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开始较多地采用它来说明作家，并引申为“出色的”、“杰出的”、“标准的”等义，成为“modle”(典范)、“standard”(标准)的同义词，再后来人们又把它与“古代”联系起来，出现了“Classical antiquity”(经典的古代)的说法，于是古希腊罗马作家们也就成了“Classical authors”(经典作家)。文艺复兴之后的“古典主义”(Classicism)正是以推崇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家而得名的。Canon从古希腊语的kanon(意为“棍子”或“芦苇”)逐渐变成度量的工具，引申出“规则”、“律条”等义，然后指圣经或与圣经相关的各种正统的、记录了神圣真理的文本，大约到18世纪之后才超越了圣经的经典(Biblical canon)的范围，扩大到文化各领域中，于是才有了文学的经典(1iteraty canon)。由此可见，classic和canon都经历了数千年的复杂演化，获得各自的现代意义都相当晚。显然，“经典”形成的这个漫长的时间段为后人从现代意义上仔细检视、阅读、鉴别、确定远古时代的经典作家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这里，时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换言之，仅仅是当代或很少几个时代是很难检验出真正的经典的。譬如说，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埃斯库勒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在古希腊时代以及贺拉斯、维吉尔在古罗马时代都很难说已经是经典作家，但到千余年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却完全能够从classic的现代意义上将他们判定为经典作家；同样，但丁和莎士比亚在他们的时代也很难说是经典作家，但到18世纪之后，西方学术界才可以以canon的现代标准将他们判定为经典作家。由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西方经典”中大多数是古人和亡人，而绝少当代的人物了。中国的情形又何尝不是如此?“经典”由表示“川在地下”之象的“至”与“系”结合，变成“织物的纵线”，并引申出“规范”、“标准”等义，最后与表示“册在架上”的“典”组合成现代意义上的“经典”，其间同样经历了数千年复杂的演化过程。由此，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诗》、《书》、《易》、《礼》、《春秋》这些最古老的儒家典籍要经过若干时代的漫长阅读、评注、筛选到汉代以后才被立为“五经”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屈原等人要到很久之后才被确认为中国经典作家的道理。

又譬如，为什么西方经典中女性作家少之又少呢?对这个问题也要具体分析。西方文化传统中，男性优越、女性低劣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亚里士多德认定，女性天生是缺乏某些品质的，圣’托马斯则明确地把女性界定为“不完满的人”(imperfect man)，此后数千年来，女性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家庭生活中都始终处于从属与次要的边缘地位，而男性则为中心，处于控制和主导的地位。可见，女性只不过是“第二性”，其生活条件和教育状况是无法与男性相提并论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不鼓励而且还限制女性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像伍尔夫这样出自名门的杰出女性都曾在家庭生活和教育方面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更遑论一般人。因为整个社会要培养的精英是男性而不是女性，所以，18世纪之前的西方，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出类拔萃的女性的确是凤毛麟角。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女性作家进入西方的传统经典名单中了。这是事实，选家们不是不选，而是没有人可选。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乃是西方传统中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这当是无可辩驳的。性别歧视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话题。自然可以进行深入的讨论，但就“经典”问题而言，经典中女性之所以少的原因首先是杰出的女性本来就少的事实。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几个蔡文姬、几个李清照呢?回答是都只有一个。所以，中国经典中也就只有一个蔡文姬和一个李清照了。至于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譬如有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念，那当是另一个问题了。

上面讨论的无非都是经典形成的外在原因，但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有没有它自身内在的更为本质性的根据呢?我以为尽管有种种复杂的外在因素参与了经典的形成，但一定有某种更为重要的本质性特征决定了经典的存在，我们也许可以把经典这种本质性的特征称之为“经典性”(canonicity)。

首先，经典应该具有内涵的丰富性。所谓丰富性，是指经典应该包含涉及人类社会、文化、人生、自然和宇宙的一些重大的思想和观念，这些思想与观念的对话和论争能够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完善，参与人类文化传统的形成与积累，并极大地丰富和有益于人类生活。经典的这种内涵越是丰富，其经典性就越强。

其次，经典应该具有实质的创造性。所谓创造性，是指经典不仅要包容尽可能多的思想和观念，更重要的是，它在讨论这些思想和观念时必须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而不仅仅是重复前人或他人已经说明的东西。经典的发明和创新越多，其经典性就越强。

再次，经典应该具有时空的跨越性。所谓跨越时空性，是说经典应该总是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过去任何时代的经典，其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在它总是现在时，总是与当代息息相通。因此，经典的这种跨越性，也可以称之为当代性。经典与当代的关联越密切，经典性就越强。

最后，经典应该具有可读的无限性。所谓无限可读性，是说一部经典应该经得起一读再读，经得起不是少数人而是众多人读，经得起不是一个时代而是若干时代阅读。从读者的体验讲，经典是那些能够启蒙益智，陶冶情操的书；能够使人在精神上变得成熟和深邃的书；能够使人或惊奇或震撼或愉悦的书；能够使人一旦读后便爱不释手或永生难忘的书；能够让人总想复读而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收获的书。可复读的次数与范围越大，经典性就越强。  上面几点无疑是关于经典性的一些基本原则，要想成为经典这几点似乎是不能少的。不过不同的领域各自对自己的经典又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譬如对于文学艺术来说，除上述原则外，审美性或者说艺术性的强弱，必然是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标准。美国当代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了一本题为“西方经典”(The Western Canon)的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书中特别强调了文学艺术中的审美创造性，将其称为西方文学经典之所以成立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反对时下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各派所做的道德批评、哲学和意识形态批评，大力倡导审美批评。我不能完全赞同他的论点，但却欣赏他对文学与文学批评审美特征的强调。我想，我们这套书既然是一套文学批评的经典，那么除了基本的经典性原则外，就应该考虑审美创造性的特殊要求，这一点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苏州大学的季进教授有感于美国现代文学批评中大量的优秀著作尚未引入，而阅读这些必将成为经典的文本对于澄清时下我们自己理论界的混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是他建议组织编选这套“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他的远见卓识得到了江苏教育出版社席云舒先生的热烈响应。他们在筹备的过程中诚邀我和李欧梵先生出任主编。欧梵先生是海内外知名学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读研究生期间，我就读过他的《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0f Modern Chinese Writers)，深为他在书中表述的某些独特见解所折服，后来我的一个硕士生成为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这次又得以共同为这套书尽力，我既感到荣幸，也觉得似乎是一种缘分。李先生已经写了一篇十分精彩的序言，他提出我好像也该写点什么，我刚好在做一篇关于“经典”的文章，以为经典问题与本丛书并非没有关系，于是便将其中的部分拿出来，聊算是一篇序罢。

从某种意义上说，书籍的修订大抵类似整容美容之类的事。从“整”的层面看，不外是纠偏矫枉，去冗补缺一类；从“美”的层面看，则多是增光添彩，整旧如新，变平凡为艳丽一类。当然，整容美容重在外表，而书籍的修订则以内涵为主。但即使修订内容，依然离不开“整”与“美”这两条路径。

本书的修订是以20年前三联书店出的第一版为基础的。修订工作既有“整”的一面也有“美”的一面。我们首先订正了原版本中的误植、误印、错译、漏译等处，可算纠偏矫枉；我们还进一步统一了译名、增加了译注、将索引的页码由原书页码改为译本页码、把书末的原注变为页脚注，同时还撰写了一篇较长的导读性文字代替已过时的原译序，并在封面设计、装帧版式等外观方面做了改进，这些应该算是增光添彩。现在修订工作已经完成了，然而，究竟“整”得如何，“美”得如何，那就得请读者大众来评判了。

本书的译者还是原来的四位。第一版分工的情况是：刘象愚负责序言、第十章至第十五章及其原注，邢培明负责第十六章至第十九章及其原注和索引，陈圣生负责第一章至第六章和第一章至第九章原注，李哲明负责第七章至第九章。由刘象愚统一校订并做译注。

这次修订由刘象愚承担。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席云舒先生和杨兆鑫女士为本书的修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此说明。

刘象愚

2005年7月

美国《星期六文学评论》的署名文章说：“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论著蕴涵了海量的信息，繁杂的材料被更有效地组合，行文简洁兼之针对性极强的分析，与传统的此类著作迥然不同，此书值得每一个学术图书馆收藏。”